陆锡熊：四库苦臣

这四个字，是我从韦力的《四库全书寻踪记》中看到的。其中一节为“四库功臣，四库苦臣”，写的就是陆锡熊，拟题甚切。兹一分为二，先以“功臣”谓纪昀，再以“苦臣”状锡熊。其实言功言苦都是相对的：老纪日日埋首于书卷文稿之间，仍不免挨骂，大冬天带着一帮人往避暑山庄文津阁修订错讹，一切费用自理，岂非苦臣？陆锡熊属于四库馆开馆元老，默默做了许多事情，当然也是大功臣，而最后病死于隆冬的盛京，文溯阁修订工作尚未完竣，怎一个“苦”字能尽？

若细加甄识，纪昀与陆锡熊都不能算是最早入馆的。第一批选派承担《永乐大典》辑佚的30名翰林，当在三十八年二月中旬已就位，其中应有上节写到的励守谦，其他如刘校之、刘跃云、陈昌图等应也是那时入选的。而差不多两个月后，刘统勋等上奏“排纂四库全书应行事宜”，才举荐纪昀、陆锡熊担任总办。两人刚上手就得到皇上的认可，五月初一有旨：

四库全书处总纂官翰林院编修纪昀、军机处郎中陆锡熊，着照懋勤殿翰林节赏年赏之例，各赏给一分。

请留意二人馆职的变化，原来叫总办，此时已称为总纂官。懋勤殿，取“懋学勤政”之意，为清帝在宫中的书斋，收藏历代书画秘本如《圣教序》《皇甫碑》《淳化阁帖》《兰亭八柱墨迹》等，殿内悬有弘历御笔“基命宥密”匾额，日常有翰林官员在此值班。至于懋勤殿翰林年节享受的赏赐标准，查了一番，没有找到。

乾隆喜欢赏人，却也都有些依据，对二总纂的奖赏，自与他们提交的文稿质量相关联。弘历采纳了朱筠的意见，要求所有采录的古籍（不管是各省汇缴来的珍稀图书，还是自《永乐大典》辑抄的古本），皆须提交一份提要，注明作者、成书年代、卷数，并对内容做出简述和评价。各书提要多由纂修和分校官拟写，总纂官的职责之一是核订统稿。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知道能选在四库馆担任纂修者皆一时俊彦，没有几个愿意他人动自个的稿子，改得不妥便可能叫板，且对前代著作、人物的看法，也很难统一。未见二人记述在馆审读润改的情形，也不知在“二总纂”“三总纂”并列的框架下如何分工，只知道他们合作得很不错，尤以纪与陆更可称关系亲切。

陆锡熊，字健男，号耳山，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进士，列于二甲最后一名，给了个“归班铨选”，即等待分配。这个时间往往很长，等个五年八年都不稀奇。锡熊有些幸运，次年春乾隆南巡召试，他考取一等，授为内阁中书，渐迁至刑部郎中。通常的说法，是刘统勋推荐的纪昀，于敏中因师生之谊推荐了陆锡熊。其实统勋才是该科正考官，时任户部侍郎的于敏中为副考官，应该对锡熊都有了解，共同举荐。至于将纪昀放在前面，很可能是刘的决定，更有可能提前已向皇上请示并得到允准。

刘统勋兼掌枢阁，又当金川用兵之际，军政大事无不操心，因而辑佚与编书之事，于敏中从开始就管得较多。感谢张升教授的研究和发现，考定国家图书馆所藏署名陆费墀的抄本《顾斋文集》，实为陆锡熊所著，进而厘清四库设馆前后的多份重要文件和章程，皆由锡熊遵于敏中之嘱拟稿。如乾隆在收到朱筠的四条建议后，命军机处商议，刘统勋等于三十八年二月初六呈上详细答复，逐条做出回应，肯定了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提议，并做出初步安排，此稿即出于陆锡熊之手，抄本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所收几乎文字全同。可证锡熊虽非翰林，其学识见解则得到枢阁大员的高度认可，不仅于敏中，也必须得到刘统勋的同意。紧接着陆锡熊又起草了“初拟校阅《永乐大典》条例”，附在刘统勋等关于在翰林院设馆的奏报后，于二月二十一日上呈。原附件未见流传，抄本仅存六条，着重点在开列《永乐大典》征引书目，依照经史子集分类设立辑选的标准，大多被采用。

六月十六日，乾隆于避暑山庄传谕内阁，命对朱彝尊所编《日下旧闻》逐条认真审核，纠正讹误，订补遗缺，编一部《日下旧闻考》，明确要于敏中做总编。随侍帝侧的于敏中次日即致函陆锡熊，请他帮着酌拟凡例，后者即草拟14条，多数被采纳。仅此数例，便可知陆锡熊很早就介入了四库馆的事务，不辞辛苦，也是一个操办大型官书项目的行家里手。当年八月，翰林院的辑佚成果不断呈上，乾隆亲自审读，开心时拈毫题评，特地对二总纂做出表彰：

办理四库全书处将《永乐大典》内检出各书陆续进呈，朕亲加披阅，间予题评。见其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甚属可嘉！纪昀曾任学士，陆锡熊现任郎中，着加恩均授为翰林院侍读，遇缺即补，以示奖励。

此时纪昀的职级尚在锡熊之下，但其曾任内阁学士，中进士又在前数科，排在了前面。而皇上夸奖二人学问优秀、校书勤勉，则并无区分。

刘统勋去世后，四库馆的实际操盘手换成于敏中，诸如修订体例、区别部类、决定去取等，多由他来把握，并随时向皇上奏报。于敏中对纪昀很客气，人前人后皆不失礼数，称“晓岚先生”，但显然更信任弟子锡熊。流传至今的《于文襄手札》，据陈垣先生及张升、徐庆丰等学者的考绎，乃于敏中在随扈乾隆木兰秋狝期间写给陆锡熊的信，计56封，内容几乎全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关。可知总裁官也不是甩手二大爷，尤其于敏中这个“主抓业务”的总裁，丝毫不敢怠慢，即便是跟随皇上在外地，仍要审读京师源源驰送的文稿，并不断发信提出具体的意见。他与纪昀也有书信联系吗？因无史料记述，不得而知，但从这批手札的文句间读出，即使有也不会多。而于敏中与锡熊书札密集，大约四五天就有一封，大至体例章程、应刊应抄的区分，具体到某书提要中的措辞，皆所涉及，套用今天的话是“做出指示”。

与之相关联，二总纂的排名有了些微妙变化，张升认为：“据档案及提要稿记载，大概从乾隆四十年开始，一直至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总纂官的排序已变为陆前纪后。”这一状况是可信的，也是不合理的，主要应不在于陆锡熊本人，而在于敏中理事用人的格局。锡熊做事认真，学问文字都不错，但与纪昀相比，一个是文星，一个是文吏，差距可不是一点点。舍彼而用此，应有纪昀爱自主、锡熊更听话的因素，也显出敏中喜欢弄权，包括编纂的主导权。孰知上面还有一个明察秋毫的皇上，于敏中以及陆锡熊的悲剧，或在此时已经伏下一脉。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