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幸福感与奴性，我总在中间摇摆

诺奖官网在采访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时问她：对于那些刚刚知道你的人，从哪本书开始阅读最好？她回答说：“我的书彼此并不相似，不管是主题、内容，还是写作的角度都是如此，所以这有点儿困难。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我可能会有不同的建议。不过，最有可能使每个人在书中找到自我联结的可能是《悠悠岁月》（Les années）。”

我们不妨就从这本书说起吧，埃尔诺在书中以清单式的写作记录了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006年法国总统大选长达60年的回忆。“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书中的最后一句这样写道，这可能就是她想要做到的。

回忆基于对一张张照片的描述，又止于描述。通过文字，我们“见”到照片上的图像。通过14张“图像”，我们知道照片上的人在60年间经历过什么。“图像”上会堆积物件和细节，是非常直观的展示。但和直接观看真正的图像又不同，文字会告诉我们照片上的“她”在当时和当下思考过什么。这些经历和思考因为每张照片背后记录的拍摄时间而串联在一起，又因为每一张照片定格在相距4～7年的时间间隔里而并非紧密相连。

在埃尔诺笔下，不管是照片上的人，还是描述照片的人，都是“有人”（法语On）而不是“我”（法语Je）。因此，《悠悠岁月》被定义为“无人称自传”。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中法文化研究专家董强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也许当代艺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当代文学。”埃尔诺就像一个当代艺术家，把60年的照片放在一个房间里，在我们面前展示。看照片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摄影师的，就好像这个人并不存在，所以，这样的写作也必须是无人称的。否则，就会像是一个人向你展示的所有照片全部是自拍，你会很容易烦。埃尔诺的创作手法是“拍摄”她周边的环境和人，看起来没有过多自我的感情投入，而是让“图像”本身的力量能够传递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事实本身的力量。这样的写作本身看起来可能会很平淡，但是她在平淡背后又能够抓住根本性的东西。

之所以说是平淡的讲述，因为埃尔诺使用了简单的语言。苏州大学法文系副教授陆一琛——国内最早对埃尔诺的写作加以关注并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从本科到博士，她的毕业论文方向都没有离开过埃尔诺的作品。她告诉我，大三时就开始读安妮·埃尔诺的书，最初就是因为语言简单。虽然简单，但又极其精准，有评论形容这种精准如“手术刀一般”。陆一琛则形容它带有埃尔诺原生阶级的那种来自底层的爆发力，能直戳痛处。

而埃尔诺之所以使用简单的语言，陆一琛认为，作家一方面是追求客观和真实，另一方面，则是为一切读者免除阅读障碍——她拥有很多底层阶级的读者，资产阶级作家写作时使用的语言，对他们来说通常是无法理解的。与之呼应，书中叙述者的身份参数也是被抹掉的，在事件和物件的选取中，我们既可见到资产阶级推崇的文化和追求，也可见到底层人民的日常喜好。这样的书写使得这本书产生了一种文学价值之外的档案价值，它所充盈的历史感是底层民众在官方书写的历史中无法获取的。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拥有历史价值的资料通过埃尔诺的书写获得了一种文学性的存在。写作时的背叛与求助

“一种打破文学和社会固有等级的愿望”在埃尔诺的写作中俯拾即是，甚至可以说，这是她写作的原动力——不止于《悠悠岁月》，而是她的全部写作。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应该回到她生活的源头：一间卖咖啡杂货，又经营劈柴煤炭的小店。

这间杂货铺在诺曼底的小城伊沃托（Yvetot）的一个偏僻的街区——1945年，为了让身体虚弱、总是咳嗽的埃尔诺远离雾大潮湿的气候，父母带她从滨海塞纳省的小城利尔博纳，也就是她的出生地搬到了这里。那一年，埃尔诺5岁，随后她在这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Y城和杂货铺在她此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埃尔诺在叙述父亲生平的非虚构作品《位置》（La Place）中是这样描述的：那是一幢农民的房子，在房子的一端用红砖加砌了一层，房前还有一个院子，一个花园，卫生间及用来存货物的小屋。在底层食品店与咖啡屋之间有一间小屋，这里有通向楼上卧室和仓房的楼梯。尽管现在这间小屋已经改成了厨房，可顾客们依然习惯把它当成从杂货店到咖啡店的必经之路。

除了自身的底层生活，埃尔诺通过顾客们（大多是工厂的工人）看尽了底层阶级的生活图景。更为重要的是，而后，她从这间杂货铺走了出去。父母将她送到了一所资产阶级的教会学校，全力支持她的学业，她继而考上大学，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教授文学。她将因此跻身小资产阶级的自己称为“阶级变节者”。在《位置》的扉页上，埃尔诺用了法国作家让·热内的一句话：“我冒险做一个解释：当人们背叛之后，写作便成为唯一可以求助的形式。”态度显而易见。用陆一琛的话说，因此，埃尔诺的作品中始终在处理一种羞耻感。

比如她写父亲：他特别爱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和游戏节目。他一有空，便带她去看马戏，看“动物”的电影或是看焰火。父亲从未涉足过博物馆。他常在美丽的公园门前驻足，站在鲜花盛开的大树下面，或是人群中欣赏着裸露的漂亮姑娘……听音乐、赏风景所得到的激动和感受，他并不能够用语言交流出来。紧接着，她写自己：当她后来与Y城的小布尔乔亚交往时，人家问她的爱好，是喜欢爵士乐还是古典音乐，是喜欢达迪还是勒内·克莱尔，她们的问题让她明白她属于这个社会的另一个层次的人。

这种矛盾暴露在生活和文化选择的方方面面，穿什么衣服、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埃尔诺曾写道：“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很为难，不知该为那些被认为是低级的生活方式鸣屈叫冤，还是该揭露人们与生俱来的那种思想上的奴性。因为那就是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幸福，但同时也是我们低劣的生存条件的表现。幸福感与奴性并存。总之我总是在两者之间摇摆。”

值得注意的是，埃尔诺面对的这些矛盾中也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标准法语还是方言。埃尔诺就曾在书中写道，在1952年，她可以写“标准法语”了，但有时说话还是会说错。有时，她也还是像父母那样爱用土语说话，让某人干什么时的习惯用词就像伸手抓东西的方式一样很难改变。

陆一琛提醒我们，也许应该用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待埃尔诺的阶级晋升——父母的经济支持虽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文化角度来看，大量的阅读使她完全掌握了资产阶级的语言，更是给了她极大的帮助，既为她增添了文化资本，同时也成为她为底层阶级正名的武器。初涉文坛时，埃尔诺就试图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继承者》《阶级再生产》等理论的指导下对底层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惯习”进行客观的再现和分析，刻画底层阶级所遭受的“象征性暴力”。通过书写自己的经历与感悟，埃尔诺给予了同为“阶级变节者”的知识分子群体莫大的慰藉和精神层面的解脱。

“因性别和出生卑微而被双重边缘化了”的作家，这曾是评论界对安妮·埃尔诺给出的一种描述。身为女性，埃尔诺在写作中对女性的独特经历持续的关注和书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2000年，埃尔诺回顾自己在23岁时非法堕胎经历的作品《正发生》（L’événement，又译《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她在书中非常直接地书写了自己因出身低微且被贴上“放纵”的标签，而在精神和身体上所遭受的双重痛苦。后来，这部作品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2021年获得了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据说，影片在电影节举行主竞赛媒体场放映时，因片中所拍摄的堕胎情节尺度过大还导致有影评人当场晕倒。

安妮·埃尔诺曾签署过《343宣言》（Le manifeste des 343）——由343名法国女性联名、以堕胎合法化为诉求的请愿书。陆一琛告诉我，《正发生》这部作品在政治上所带来的影响与《343宣言》几乎拥有了同等的效力。由此，我们不能忽略，埃尔诺是一位典型的“介入派”作家。和她在文学领域中秉持的为边缘化群体发声的信念相呼应的，是她活跃于媒介领域、不断为底层民众发声（如“黄马甲”事件）的政治层面的切实行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法国作家最多，安妮·埃尔诺已经是历史上第15位。但同时，她是这15位法国作家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她获奖后，有人认为，原本使她“双重边缘化”的因素，恰恰成了她在当下能够获得诺奖青睐而被更多人看见的理由之一。但凡有这种观点存在，因性别带来的边缘化其实就从未消失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作家也就并未被真的看见。但因为安妮·埃尔诺这样的作家，改变也许正在发生。 埃尔诺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