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对依恋与自由的寻求

段义孚先生去世后，美国《地理学评论》杂志说：“他对地方（place）研究的贡献激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地理学学者。”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说：“他的著作对我们思考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于1951年赴美读博，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写过15本书。他的同时代人所做的是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他感兴趣的是人与环境的情绪关联，开创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他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分析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描述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自传《我是谁？》中，段义孚说经常有人问他为什么是地理学家，因为他不是身材高大的探险家，写的书也不像地理学著作：《道德和想象》《天下与坑头》《逃避主义》等。他有三种回答方法：在社交聚会上，人们随便问问时，他回答说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经常搬家，而旅行最能激发人对地理学的兴趣。第二种回答是，因为他特别怕迷路，而地理学家总是知道他们置身于何处。他们总是有地图，在背包里或者脑袋里。最严肃的回答是，因为他想知道生存的意义，想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想从人生获得什么。“大部分孩子到了青春期都会问这样的大问题，而它们一直没有离开我。但我不想从非常抽象的哲学和宗教寻找答案，而是脚踏实地，从人们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和环境中谋生开始研究。这是人文地理的核心。而且我也从不满足于研究经济和政治生存。生存的含义太狭窄，让人想起弱肉强食、不断地斗争，好像人类只能去适应环境。但寻找意义的需要迫使我反复追问，在适应和生存之外，在自然和生态的词汇之外还有什么。”

段义孚认为，从小父亲的影响和所受的教育让他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后来的经历更是强化了他的这一立场。7岁至10岁的三年间（1938～1941），他在重庆上学，阅读了中西方的故事，如囊萤夜读、岳母刺字，还有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接触了古今中外伟大的思想家和英雄：艾萨克·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詹姆斯·瓦特等。他说：“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个令人振奋的、不断扩大的广阔世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从容面对残酷现实——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自身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性。”

他长期居无定所。“38岁前，我从来没在一个地方住过五年以上。不停地在搬家，一个又一个城市被称为我的家：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巴黎、伯克利、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多伦多。在人际关系上，我也在漂泊，因为我是单身。”

他在自传中说：“对大部分人来说，人生是从私域转向公域，从家和家附近度过的童年到生活在日益广阔的公共区域的成年，从当地、地区到全国。我的人生却相反，是从公域到私域，从世界到自己。我总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公共的。它的舞台是中国和世界。父亲（段茂澜）出身于一个穷困的家庭，凭奖学金上的学，在美国读过研究生，回国后身兼多职，在大学教外语，担任电话局局长、军阀的秘书、外交部的官员，每天用汉语、英语、法语、德语四种语言工作。我参与到了他的世界主义的世界。（到美国后）我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行李是我的力量之源，让我感到自信、重要，哪怕美国社会把我当作少数民族。”

在地理学界，段义孚是一个异类，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或经济地理学不同，没有普遍共识之上的主题”。恋地情结（topophilia）是他杜撰出来的一个词，表示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也许人类对环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在现代生活中，身体与自然界的接触变得越来越间接，在生活节奏较慢的时代，人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融入自然界里。而在今天，这种状态只能体现在小孩子们的身上了。”

在1977年出版的《空间与地方》一书中，他拓展了“地方”的含义，提出把地方定义为意义（照料和养育）的中心，地方就不只是乡镇和城市、街区、家，也可以是壁炉、最喜欢的扶手椅，甚至是另一个人——比如母亲。地方也不需要是一个固定的地区，一艘越洋的巨轮也是一个地方，母亲也是一个会移动的地方。还有可随身携带的文化，如古典音乐，它像家，能提供情感支持。

在西方，空间一直被认为是消极的，暗含着敞开和危险。但空间也有流动、行动、自由、潜在、未来的含义。它意味着生命，活跃的感觉，它是知觉。“开放的空间不存在已经成型的、具有人类意义的固定模式，像一张可以任意书写的白纸。与空间相比，地方是一个使已经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人类的生活是在安稳与冒险、依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生命就是运动。婴儿摆动腿、爬行，稚童蹒跚学步。年幼的孩子爬树，在树枝上倒挂，抑或奔跑，他们的小腿像打蛋器一样忙碌。”

空间有内外之分。金字塔从外面看是一个惊人的存在，但里面是拥挤的通道。古希腊神庙也一样，外面很优雅、时髦，但里面黑暗、粗糙。“哥特式大教堂是欧洲人体验空间的新方式。外面是精巧的花窗，里面也很明亮，大教堂就像一个巨大的珠宝盒子。”

他强调，空间是一种心理需要，是一种社会特权，甚至是一种精神属性。为什么乡村的年轻人会离开他们小小的故乡，去往大都市的中心？一个原因在于故乡缺乏空间。因为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故乡在经济意义上是拥挤的；又因为对行为施加了太多社会约束，故乡在心理意义上也是拥挤的。来自富裕家庭的美国年轻人喜欢自然和野外生活，同时他们似乎喜欢人多的地方。户外摇滚音乐节抓住了年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它提供了户外的环境；另一方面，在音乐节现场挤满了人，且扩音器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

他的著作往往简要地勾勒漫长的人类历史，广泛引用各种文学作品。他说他是一位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把他的黄金时代放在过去，乐观主义者把他的黄金时代放在未来。我也许故意把我的童年经历埋了起来，以便自己不会忍不住停留在那里，以便我更能接受现在、更能面向充满希望的未来。”但他有时也忍不住哀叹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移动的速度越快，我们面前展现的空间越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机器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速度越来越快，空间和空间感开始减少了。乘客被固定在巨型飞机的舒适座位上，有着婴儿般的静止，他们的空间和空间感降至最低。宇航员并没有享受到空间的无限，感受最深的是飞船的有限空间。” 地理段义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