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辑佚第一人

透过高不骞《检书行》的描述，可见在皇史宬正殿最吸睛的，是中间石台上的金匮。“安置金匮二十六，签牌夭矫拿虬龙。造端大清实录字，中有二祖左太宗”，也可证明多数金匮此时是空的，留待后世贮藏之用。张能鳞所见居于C位的《永乐大典》被从金匮取出，放入周边的橱簏。即便如此，它的身份也显得有些与环境不类，毕竟这是皇家的典章库啊，可终康熙一朝似乎并未加以移动，而以兴修《明史》个别外借，则是有的。

《永乐大典》的移出皇史宬，可确定是在雍正年间，但具体时间不详。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三：“书原贮皇史宬，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予掌院事，因得寓目焉。”廷玉为康雍间名臣和能臣，“气度端凝，应对明晰”，又是胤禛的恩师张英之子，深受倚信，登基仅两天即令兼内阁学士，协管翰林院。时值众皇子拉帮结伙的特殊时期，谕旨每日数十下，皆出张廷玉之手，以拟稿“悉当圣意”，次月特授礼部尚书。元年八月，张廷玉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后来历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并一直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由于监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张廷玉与纂修诸臣也曾进入皇史宬检书，“得窥金匮石室之藏，恭纪圣德仁功之盛，荣幸已极”。而那时，《永乐大典》应不在宬内了。

张廷玉记述《永乐大典》在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没说原因，也没给出一个具体时间。综合各类记载分析，应在雍正元年七月调整明史馆之际。胤禛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徐元梦、张廷玉、朱轼、觉罗逢泰为总裁，并采取措施，意图加快《明史》的纂修进度。不知何人提议，存放于皇史宬的《永乐大典》被整体调出，以供编者参考。往事必然如烟，出借与整体迁出过程都有些复杂，也模糊不清。后来为纂修《四库全书》，乾隆曾传谕追查《永乐大典》的丢失问题，谕曰：

近因访求载籍，以翰林院所贮之《永乐大典》内多有人未经见之书，派员查核，约缺一千余本，较原书少什之一，不知何时散佚？闻此书当时在内阁收存时，即有遗失，似系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总裁官等取出查阅，未经缴回。（《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一）

因为《永乐大典》已有遗失，而乾隆君臣已搞不清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便只有捋着线头去找。而“在内阁收存时”的说法，也引发本人极大疑惑，一度以为此书出宬后先进了内阁书库，然后才转存翰林院。经过追索查考，搞清皇史宬隶属内阁的满本房管理，下设守尉三人，则知所谓的“内阁收存”，也就是原存于皇史宬的意思。至于所说“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总裁官等取出查阅”，可能指重开明史馆，也可能为纂修《佩文韵府》《康熙字典》或《大清一统志》，总之是陆续借出了一些。借书不还的例子古今都有，改藏、搬运也难免被窃，《永乐大典》的丢失并不意外。

此书贵重，清代前三朝不断有一些官场读书人谈起，赞扬其文献价值，而着手从中辑集遗书者，全祖望堪称第一人。全祖望是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史兼通，著述宏富，动意辑抄《永乐大典》是在雍正十三年，那时的他居住在理学家李绂的宣南之宅，读书紫藤轩。李绂任《八旗通志》《三礼》等馆纂修，将借阅的大典散册带回家中，全祖望翻阅后大为惊喜，即商定从中搜辑失传古籍之事。次年春全祖望得中进士，选入庶常馆深造，翻阅《永乐大典》更为方便，也随之着手抄录。而他的朋友（如小玲珑山馆的马曰琯）闻知此事，立即赶来，极力怂恿他雇佣写手，大加辑抄。这简直就是后来朝廷辑佚的一次预演了，项目主持人是全祖望，李绂很可能充当学术顾问，一部分经费则来源于江南盐商兼藏书家。怎么能够源源不断地借出大量书册呢？全祖望来了个公私兼顾，将自己的发现告知“三礼馆”诸位大佬，得到批准，“令抄大典所有经解”。乾隆元年十二月，李绂兼三礼馆副总裁，辑佚之事应该更方便了。即使如此，辑录进展也是充满艰辛，全祖望曾忆写此事：“夫求储藏于秘府，更番迭易，往复维艰。而吾辈力不能多蓄写官，自从事于是书，每日夜漏三下而寝，可尽二十卷。而以所签分令四人抄之，或至浃旬未毕，则欲卒业于此，非易事也。”更觉遗憾的是这套《永乐大典》有不少残缺，全祖望不知听谁讲皇宫中藏有正本，曾想奏明皇上允准借抄，以补足之。

庶吉士通常要在庶常馆读书三年，因弘历登基，次年增加一届恩科，全祖望等要为新选的庶吉士腾地儿，仅一年就结业了。而由于辑佚牵扯了太多精力，祖望在散馆考试中表现不佳，一向以学养自负、渴望留下的他竟然被排在最后一名，不仅要离开翰林院，还要回家等待分配。有人说他是吃了李绂与张廷玉不和的挂落，我倒觉得还在其一头栽进《永乐大典》，如入宝山，一门心思都在辑书上，结果把仕宦之路上至关重要的考试搞砸了。

作为一个襟怀坦荡的大学者，全祖望所作所为并不存自私的目的，留下一篇《抄永乐大典记》，公布其辑佚由来与选择标准：

前侍郎临川李公在书局，始借观之，于是予亦得寓目焉。……因与公定为课，取所流传于世者盖置之，即近世所无而不管大义者亦不录，但抄其所欲见而不得者。而别其例之大者为五：其一为经，诸解经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审权之《易》，卫湜、王与之之《二礼》，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为和齐而斟酌，则诸经皆可成也；其一为史，自唐以后六史篇目虽多，文献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记，皆足以资考索；其一为志乘，宋元图经旧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叶以后所编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今求之《大典》，厘然具在；其一为氏族，世家系表而后，莫若夹漈通略，然亦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书之赅备也；其一为艺文，东莱《文鉴》不及南渡，遗集之散亡，《大典》得十九焉。其余偏端细目，信手荟萃，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则信乎取其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

全祖望的学术眼光和格局，其对《永乐大典》的用力之勤和评价之高，对后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只可惜给他的时间太短了。乾隆二年九月，全祖望弃官返乡，自此不复出仕，这次由几位志同道合者实施的辑佚，也随之消歇。 全祖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