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道德哲学的女哲学家们

20世纪30年代，四位英国女学生爱丽丝·默多克、伊丽莎白·安斯康姆、玛丽·米奇利、菲利帕·福特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之后，她们凭借自己的才智、勤奋和信念挽救了哲学，英国学者克莱尔·麦克·卡海尔和蕾切尔·怀斯曼在《形而上学动物》一书中记录了她们相互启发、相互支持的经历。

20世纪的前30年内，英国哲学的中心是剑桥大学，那里有怀特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他们在逻辑学和数学哲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到1930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开始崛起。1936年，阿尔弗雷德·艾耶尔出版了《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艾耶尔曾加入过维也纳学派，这一学派提出要消除科学和哲学中所有超出经验观察和事实的论述，反对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哲学的工作就只剩下了净化语言、分析命题，消除我们在描述世界时的主观性痕迹。

从维也纳学成归来后，艾耶尔把他学到的理论跟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结合了起来。在他的朋友以赛亚·伯林的鼓励下，他把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一本书，结果引起了轰动。他在书的开头就攻击了之前所有的哲学：“哲学家们的那些传统争论，大部分是没有道理的，正如这些争论是没有成果的一样。”他认为只有能被观察证实或证伪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话，道德判断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在表达赞扬或指责，而不是在报道或预测。

艾耶尔写道：“说偷钱是错的，这句话没有任何事实性含义，没有表达任何对或者错的命题。”同理，也没有任何观察能证明一个人应该帮助他的邻居。说大屠杀是错的都变成没意义的了，这让很多哲学家无法接受。“在18世纪，休谟说从事实推不出应该，他还只是在批评教条主义者和虚伪的人，艾耶尔却无差别地攻击了道德哲学的根本理念。”以前观念论者和实在论者对现实的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不会怀疑道德判断是有意义的，不怀疑人类能够发现道德真理，他们同意不只存在可观察、可计算的现实。而艾耶尔宣称，关于对错、善恶、正义和美德的陈述无法被翻译成经验科学的语言，因而是无意义的，我们找不到什么更深层的、超验的、有价值的东西。48岁的牛津神父马丁·达西写了书评后就把它烧了，贝利奥尔学院哲学教授桑迪·林赛把它扔出了窗外。

区分事实与价值不是好事吗？我们也说要区分事实与意见，卡海尔和蕾切尔·怀斯曼指出，这两种区分是不同的。“对思想可信性等级的区分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区分了意见和知识），但事实与意见的区分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它出现于两次战争之间的美国，因为一场推广批判性思维的运动。批判性思维是为了抵御广告和宣传。1940年，《研究技能测试》中提出要学生分辨事实和意见，因为错把观点当作事实就等于受骗，把烟雾和影像当作现实。”但在美国的教学中，对事实与意见的区分往往只依据句子的用词，所有估价性的陈述都是意见，无论是否有依据，如“林肯能言善辩”“她的身材比我的好”“蓄意杀害无辜的人是错的”。

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区分事实和价值，他们的论证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它被浓缩成了一句口号：从“是”推不出“应该”。这是一个逻辑学上的分析：如果结论中得出的一个项没有出现在前提中，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推理。比如“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雅典人”。雅典人没有包含在两个前提中。所以休谟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做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接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

休谟的观点跟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是一致的，事实是用描述性语言来表达的，即各种是什么。价值是用评价性语言来表达的，即各种应该怎样。因此，说从“是”推不出“应该”，就等于说从事实推不出价值。比如“全球气温过去五十年上升了一度”，这是一个事实，从中推导不出应该如何应对。

安斯康姆首先承认了这一区分在逻辑学上的依据，从“是”推出“应该”不是一个严格的演绎推理。但不等于说这种推理是非理性的，除了演绎推理之外，还有其他理性推理。她说，如果只有演绎推理是理性的，那么很多理性的推理都会被排斥在外。比如从“是”推出“需要（need）”，假如土壤中没有足够的铁，蓝莓先是会患锈病，然后死掉，所以蓝莓需要含铁量充足的土壤。这个论证中，结论中的一个项（需要）也没有出现在前提中。

1950年，哲学家黑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做出了一些弱化，他在一篇论文中说，有一些概念是密集概念，既描述又评价，既有事实又有价值，比如“朋友”。福特说，描述性语言和评价性语言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说一种行为粗鲁，这就是在描述，也是在斥责。粗鲁的行为违反了群体规范，人们都会赞同某一行为粗鲁是事实，虽然它没有任何物质存在。如果粗鲁的判断可以是客观正确的，关于野蛮、同情或正义的判断是否也一样？

艾耶尔提出要拒斥形而上学，四位女学者则认为我们永远是形而上学动物，有追求超越性的一面，她们致力于把哲学“带回混乱的背景、与他人共处的日常现实，带回古代哲学家看到的人类生活、善与形式的深层联系，带回我们是活生生的动物这一事实。这四位女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平衡我们的动物性与我们也使用语言、提问、描绘图景这一事实。作为形而上学动物，我们的发明、符号和艺术作品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 女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