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又一程

周刊一直呵护自由的创作氛围，鼓励记者探究他们关心的话题。也正因为如此，我的个人需求、成长和我的工作其实走在统一的轨道上。从初中开始，我就梦想做一名记者，期盼这份工作能够满足我的好奇心。进入周刊的头些年，我的好奇主要是针对广阔遥远的外部世界的。从年幼时站在家里的沙发上，翻看挂在墙上的《参考消息》开始，我就对地球仪上的诸多地名满怀幻想。在周刊，我写了七八年的国际政治。2014年、2015年，我参加周刊丝绸之路系列封面的制作，对我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工作经历也算是人生早年的念念不忘，有了回响。

作为人生的重大节点，成为母亲这件事，让我的好奇心开始偏向内观：在辽远的大千世界之外，你我身上，我们身边也有那么多亟待解决的困惑。于是，我在周刊工作所关注的领域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过去四年里，我写了很多关于教育、亲密关系、家庭的稿件。起初，我曾经有过一些疑惑：这些话题的讨论是不是太婆婆妈妈了？它们似乎不够“硬核”，不够高端，也不够深刻。但后来，我发现有这样的想法恰恰是因为我没有深入思考过它们。我们关心这些话题，因为它们关乎每个人幸福，也因为它们都不是关起门来的“私事”。它们都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它们又最容易固着于传统的观念与惯性。在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太多观念亟待厘清，有太多常识疏于更新。

在过去四年，可以说，每一篇稿件的采访和写作对我个人而言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篇又一篇的稿件其实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内里是不断深入的探索过程。

2020年，我们注意到“豆瓣”的“985废物小组”，开始关注大学生的现实困境。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渠敬东老师，他的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在心里：“真正的成长来自真实生活的痕迹。”后来，我采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刘云杉老师。如果没有刘老师的研究和她的热情支持，也就没有《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这篇激起了许多舆论反响的报道。

2020年，“内卷”变成了一个热词，它似乎能够用来解释现实生活里的许多现象。但我慢慢地开始意识到，在这个万能标签之下，我们很可能停留于表面现象，放弃对现实进一步追问的机会。

就在《绩点》一文刊出后不久，就有人说：“你该写写高校青年教师，他们更‘卷’。”后来，我开始着手写作《高校教师996：“青椒”们的绩效困境》一文。我感到，用“内卷”来解释高校教师群体焦虑是肤浅的，真正的问题是知识的创新和生产究竟需要何种制度保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的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我们的筛选机制有一个基本假设：我们的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特别厉害，我们只要把通过种种手段把天才选出来，然后把资源都投到他们身上，就能期待成果。但问题是，筛选造成的结果是科学研究参与者的数量变少。而在科学研究中，谁能出最后的突破性成果其实是无法预测的。”

过去四年，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一直在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作为一个新手母亲“假公济私”，趁机学习一些教育理念。但事实上，每次做完教育类的稿件，我更感到这是对自己的回望与梳理，既是认识的深化和提升，也是情感的抚慰与安定。

去年初冬的一天，当我走进了北京蒲公英中学。我原本以为，我将讲述的是一所特殊学校如何调动社会资源，让流动儿童实现命运逆转的故事。可当我进入这所学校的肌理，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打动我的教育日常中的点滴，它们并不特殊。

我第一次见到蒲公英中学校长郑洪的时候，她和我说起学校的孩子，随手拿起刚收上来的一份作业。郑洪从里面抽出了一份，整张作业纸被写得满满的，然而，这个孩子写下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认识。拿着这份作业，校长有点激动：“你看这个孩子多可爱啊，他一个字都不会写，可是他把作业纸都写满了！”再次和郑洪见面的时候，我又提到这件事，我很好奇，她不担忧学生到了初一年级还写不出一个正确的字吗？

“重要的不是字写得清不清楚、对不对，而是他写了这么多，让你知道他有表达的冲动。”郑洪说，“这远比写字本身更重要，字是可以练习的，而发现了这一点就是发现了希望。”

原来，开学这么久，这个孩子羞于表达，班里说话轮不到他。上课的时候，她让孩子们写点东西，他从不动笔。其他同学会说，“老师，他有毛病，他不会写的”。能怎么做，郑洪也不知道，她只能去试、去等。

“在你的课程里，他突然动了心。”这果然是一个真正令教育者雀跃的时刻。

我还记得，我请学校帮我联系了毕业生，这位毕业生是正在开网店的糕点师欧安乐。她和我讲述了记忆里很多动人的细节，但触动我的是最出乎我意料的讲述。欧安乐告诉我，她之所以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是因为她想要表达对学校的不满。在她开设的烘焙课上，老师没有按她的嘱托让孩子们尝到亲手做的点心，她认为，这使课程有始无终，背离了教育的意图。回学校参加志愿活动的经历则让她感到，学校没有管理好志愿者，真正愿意投身志愿服务的人，被辜负了。恰恰是这些批评，让我理解了欧安乐所接受的教育，它是如此可贵。

我很庆幸，在周刊这个平台上，我可以用3万余字的篇幅来描述我对一所学校的观察和体悟。多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我读到过普利策获奖作品《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长篇报道《生活一舞台》。记者用细腻的笔触记述了当地一所普通高中排练毕业音乐剧《西区故事》的过程。当年，读完文章，我心潮澎湃，但也充满疑惑：一所普通高中的故事值得这样书写吗？

我想多年后，我在周刊找到了部分答案。我相信，每个人都在源源不断地书写着自己的成长故事。对理想教育的渴望根植在我们的人性之中，这些故事的价值能让每一个人感动、共情与反思。 徐菁菁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