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走过的路

2018年夏天，同事们在北京为周刊1000期纪念活动拍摄造型照的那一天，我由两位向导带着穿行在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山谷的峭壁中，仰望那两尊建成于公元6、7世纪之间的巨大佛像在海拔2500米高的崖体上留下的遗迹。佛像的主体部分已经在2001年春天被高射炮弹、地雷、火箭弹和炸药的爆炸所毁坏，所余的只有严重风化的山体以及过去1000多年里山民开凿出的大大小小的岩洞。土生土长的向导并不完全理解瞻仰一堆废墟的意义何在，尽管他亲眼目睹了2001年大佛毁灭的整个过程：在我陷入感伤和沉思时，他只是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机，四处张望。

在那次阿富汗之行发回的文章中，我悲观地预测加尼总统的政权正在不可遏止地走向崩溃。但它的最后时刻定格的那个瞬间，我在未来几十年可能都不会忘记——2021年8月15日凌晨，一位在过去几年和我保持着密切联络的秘书接听了语音电话，快速地向我描述着他的撤退计划。年轻秘书服务的那位大使来自1979年之后阿富汗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族，大使兄长的巨幅照片就屹立在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航站楼边。但在塔利班武装进入喀布尔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大使一家正准备逃离甚至在抗苏战争时期都不曾抛弃的故土，连带也放弃了2002年之后他们为这个国家创造的或好或坏的一切。而这一刻，我并不在场：作为一名从2018年起曾经三次进入阿富汗、在当地拥有许多朋友和无数独特记忆的职业记录者，我所熟悉和擅长的那种工作模式被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断了。我缺席了。

从2020年初春到2021年夏末，我不得不暂停每年飞行10万公里、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和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穿梭的经历，同时无助地听凭噩耗从或远或近的他方持续传来。在这段时间里，十多年前带我进入军事历史写作领域的前辈意外去世，一位曾为我的阿富汗之旅提供过许多无私帮助的年轻学者以近乎荒谬的方式在四川坠山。而当我在2021年秋天终于重返伊拉克和黎巴嫩，并寄希望于一切可以“恢复如常”时，卡尔巴拉抗议者点燃的轮胎以及2020年贝鲁特大爆炸留下的残垣断壁狠狠击中了我。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宣告：“灯光正在熄灭，它永远不会重新亮起。”

若是记录对现实的影响如此有限，它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媒介的多元化，又是否已经给传统新闻业判了死刑？

不同于文物收藏家，记者并不独占从采访经历获得的质料（hyle）。我对巴米扬大佛的种种细节的感性认识，或许永远不可能超过那位不知名向导以及他的祖辈。在我的报道领域里，也很少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独家”——从修昔底德和《春秋》的时代起，对军事冲突以及国际政治的探究已然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自中古以迄当下，无数人走过我曾经踏足的土地，无数人已经或者正在撰写相同的主题：重复“他人走过的路”，似乎是记者无法回避的宿命。

但我依然可以拥有自己专属的方法论、价值观和呈现技巧。由它们构成的形式（morphe），首先是一门艺术而非机械复制。它源自纯粹的智识兴趣（intellectual pleasure）——对国家和社会变化的内在机理、人之命运、必然与自由之间的张力的持久关注——并在这种基础上，客观而冷峻地呈现此时、此地、此事的独特性，继而期待其内涵可以部分地获得揭示与理解。它以严谨扎实的态度积累微观细节，但并不认为事实即是对一系列微观表象的简单拼凑，甚至也不指望可以便捷地抽取出某种“必然规律”。它承认个人和群体在面对命运之无常时的渺小无力，甚至也承认这种突变完全可能背离一般逻辑而发生，但并不因此就放弃对人之主体性及其伟大抗争的探索与描摹。

这种两面性，同样适用于记录者自身。2020年5月，在进入刚刚经历了那场可怕灾难的武汉之后，巨大的迷茫与情绪波动使我几乎无法写出一个字。在叙利亚、阿富汗和黎巴嫩的经历也使我知晓，个人有能力捕捉或记录的不过是大事件中的很小一个局部。但有一项特质使记者区别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那便是他的工作与“当下”直接和鲜活的连接——即使是最伟大的学者，往往也很难颠覆身临其境赋予的认知优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场是这项工作的起点。而同一条路上出现过的他人，不仅不会穷尽隐匿的宝藏，反而提供了更多借鉴、启示与鼓舞。

最终，我在贝鲁特的重建工地上劳动了三天。就像我曾经在北叙利亚的旷野中烤着篝火，在伊拉克的两河平原上眺望过夕阳。我也会重新去往阿富汗：我知道旅程尚未结束。

我清楚地记得，就在研究生入学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和两位好友从北京同车前往3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喀纳斯湖，中途露宿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一个名叫乌力吉的小镇上。在那个飞沙走石的夜晚，当地加油站的站长饱含感情地向我们回忆了过去100多年里他的家族在这里的奋斗和挫跌，回忆这座荒凉边境小镇曾经有过的兴衰起伏、喜怒哀乐。那个夏夜我所听到的故事，震撼程度丝毫不亚于《伊利亚特》。第二天，我们继续西行，驶过11世纪西夏王朝的军事要塞黑水城的废墟。这座极盛时期曾有数千名军卒进驻的大城，早在14世纪末就已被战火吞噬，如今只留下几座残破的佛塔和散落遍地的瓷器、金属碎片。和十多年后在巴米扬时一样，我也在那里沉默了许久。

作为一名曾经的国际政治系和历史系学生，悲观主义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我的价值观。我当然清楚，大如黑水城、小如乌力吉，在近乎无限的时间尺度面前都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由于我和它们的相遇，那些在这里真实地存在过、生长过，最后又归于沉寂的生命与文明瞬间被解除了封印：它们借由我的文字延续下去，并持续召唤起共通的生命知觉、思想火花以及同情心。只要人类精神还存在，这一切就永远不会消失。 三联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