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出差

对我来说，变化是从《达·芬奇地理》那期封面专题开始的。那年正好赶上达·芬奇逝世500周年，于是周刊决定，派记者去走访达·芬奇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同事薛芃去意大利的芬奇镇、佛罗伦萨和米兰，而我当时在周刊负责写收藏选题，又因为用了十几年法语，所以被安排去走访达·芬奇最后三年生活的法国卢瓦尔河谷，以及巴黎卢浮宫，那里藏了5件达·芬奇真迹。

那趟采访可谓惊险。为了采访到卢浮宫16世纪意大利绘画首席研究员，也就是每年唯一可以取下保护玻璃并仔细检查《蒙娜丽莎》的人，我先是找人递了话，然后从出发前一周就开始给卢浮宫发邮件，每天一封，直到我人已经到了巴黎，对方都从来没有回复过。当时我已经在想，周刊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让我出国出差，我就搞砸了。直到我到巴黎的第二天晚上，绝望中的我钻进电影院打算让自己放松一下，还在放预告片的时候，手机突然收到回复邮件，让我明天一早去卢浮宫采访。

至今我都觉得那是一期在中文世界来之不易的封面专题，三联可以为这样的选题花钱让记者去走访，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尤其达·芬奇本身在中西方认知上存在差异。在欧洲，他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代表着科学和艺术的启蒙，市面上有很多达·芬奇相关的少儿读物，孩子们在上小学前，就对达·芬奇本人非常了解了，但在中国，很多人尚未意识到他的价值。

此后我们几位记者除了负责日常各领域的稿件外，周刊开启了一系列“文化地理”的封面专题，都是三四名记者同时出差，分别前往不同的地点踏访。《诗意中国》是第一期这样操作的封面专题，记者们通过寻找《诗经》中记载的大山、大河与植物，来回溯3000多年前的精神世界。随后的一期《营造学社》，则是在营造学社成立90年之际，记者们分头走访了梁思成他们当年考察过且屹立至今的7处重要古建筑。按照副主编曾焱的话，虽然我们这些年轻记者单打独斗能力不足，但搞个“集体作战”，战斗力不一定差。

我印象最深的是《最美敦煌》那期封面专题，那是当时我们这拨年轻记者第一次一起出差。我们各自选一座石窟为核心，再采访专门研究这一石窟的学者，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解释敦煌的价值和美。也许很多人不知道，莫高窟风景区里面有一家小招待所，是敦煌研究院招待访问学者设置的，招待所虽然设施很朴素，但很干净，每天晚上6点景区清园，招待所的住客是唯一可以留在景区的外人。

那几天在莫高窟，白天我们几人各自奔赴不同石窟或研究室，对不同的专家进行采访，一天的采访结束，傍晚时分，大家再次团聚，会赶着黄昏去莫高窟对面的大戈壁上散步，看着夕阳在戈壁上一点点消失，感觉整个天地都属于我们。

“文化地理”系列也在顺应世事变化，2020年，三星堆开启再次发掘，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几年的考古热。我们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踏访考古封面专题。那几年世事难料，社会新闻频发，加之疫情，人们的情绪也在受到影响。一头扎进历史中，跋山涉水，去见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古物、美景，无论对读者还是记者，都是一种心灵的疗愈。我记得去写陕西汉中城固、洋县青铜器群时，摄影师张雷在县城的文物库房里拿起一件商代中晚期、距今3000多年前的铜牛觥拍照，仅仅几秒钟，他就开始双手颤抖，满头冒汗了，那种厚重的历史给人的冲击，确实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可以说，我们这几位记者算赶上了好时候，这些“文化地理”的踏访让我们成长，随着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每位记者的阅历也在不断积累。我印象最深的是《徐霞客地理》这期封面专题。因为它不像《营造学社》或其他封面专题，有大量的学者对该主题进行研究，学术文章也多，比如找到这座古建筑的研究学者，也就找到了最合理的踏访、感受角度。而中国没有多少研究徐霞客的学者，这就让记者们在踏访的时候，更考验每个人以前的积累和对世界的理解了。

我的同事薛芃去写徐霞客在贵州，她之前写过很多考古的稿子，经过联系，她正好遇到了在当地调查古道和沿途文物的调查小队，于是就跟着小队一起踏访。我去写徐霞客在黄山，因为我喜欢摄影，最先想到的就是找到一位常年在黄山拍照的摄影师，通过他的角度，去寻找徐霞客当年看到的美。我还喜欢跑马拉松和铁人三项，又想到黄山正好有铁人三项比赛，通过采访铁人三项组织方得知，他们的比赛路线中有一段与徐霞客当年走过的路正好重叠。最后我又想到以前采访过的研究山水画的中央美院老师，通过他的视角，来讲述徐霞客那个时代文人对山的向往。

《苏东坡地理》也是挑战。苏轼一生到处做官、被贬、蛰居，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该如何将这些地点联系在一起？我去写苏轼的家乡眉山，但实际上他在眉山的经历并不算长，他25岁离开这里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眉山的老城也没留下宋代古迹。我去眉山时，印象最深的是岷江沿岸舒缓的山水。后来我又去了他病逝的常州，以及埋葬他的郏县时，才猛然觉得古时候那种含蓄、隐隐的思乡之情，这时候再看苏轼的“夜来幽梦忽还乡”，才逐步体会到他的漂泊人生。

后来这类“文化地理”写得多了，也在思考，我们记者在写稿时需要面对的往往是一层文本或者学者的叙述、一层历史叙事、一层现实走访，如果能把稿子写得有趣丰富，与学术文章区别开来，大量的采访和现场走访必不可少。如今我在三联已经工作了7年多了，依然干得很开心，正是因为像这样的踏访方式，总觉得别人付着我钱，让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现在想来，这种现场踏访方法其实一直是周刊的传统，无论文化还是社会选题都是如此。当年我刚入职周刊的时候写过两年社会新闻，那时周刊还在使用小号字体，截稿压力大，几乎是每周一稿的节奏，周二选题会拿到一个选题后，通常采访对象还没着落，在焦虑、压力之下，我会先赶紧冷静地订上当晚的飞机或高铁动身去现场，那时副主编李菁总会说：“先去了现场再说吧，在现场总比在家写好。” 张星云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