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寻找落地的诗意

我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冲动。大学毕业不久在华为加班的一个晚上，我忽然想辞职报考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就这样，在主管那带着一丝不解与揶揄的眼神中，我毅然驻扎到了北大南门。复习期间，还和几个考友成立了一个诗社。两年后，我坐在诗人导师的入门酒桌上，看他举起酒杯，说出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中的那句“让我们把牢底坐穿”，我激动得完全忘记下句，某种朦胧的东西似乎正变得清晰。2013年，当我看着刚出生的儿子，写下一句“我不知道你还能新多久？”后，终于决定离开那家待了3年之久的央企下属媒体。稳定的收入似乎难以抵挡琐屑的消耗，当我度过一段锻炼身体、看NBA比赛、围观小区大爷下象棋的无业时光，还有在一家商业媒体做了一年多的互联网报道后，终于在2015年8月到了《三联生活周刊》。

那时的三联刚从朱伟时代进入李鸿谷时代，我有幸赶上了主编朱伟的告别晚宴。那一年已33岁的我，虽然已有近5年的媒体生涯，但缺乏市场化媒体的真正历练，在年轻人为主体的媒体世界，无疑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年龄。

三联记者普遍经历过社会突发事件报道的历练。入职后不到一周，一天晚上，我忽然接到李伟的电话，天津发生爆炸，想派我打前站。于是在没有名片与记者证的情况下，我匆匆到了现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重大新闻现场，到处是拦阻的警察，还有受伤的人群，爆炸现场旁的树林中四处散落着爆炸物。那次报道的稿子，最后只能算勉强过关，却让我克服了被警察盘问时的紧张、带着鲜花去采访无法接近的消防员官兵时的忐忑。我始终记得，李伟提醒我要注意现场的气味。也是那次，我才意识到李大人后来不断强调的现场，始终是记者最宝贵的立足点。

在社会部的将近一年里，我主要做了一些比较边缘的手艺人报道。挫败感如影随形，寻找选题的焦灼，突破采访对象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飘忽的性情，很容易把事情想得简单或者变得糟糕。我还记得，自己通过知乎寻找到数位知情人，信心满满地想揭示由王娜娜引发的周口高考替换身份现象的链条，可当我动用所有关系，把几位知情人甚至受害人请到一起吃饭后，才发现他们顾虑重重，不愿多谈。当李大人在电话里训诫：“要搞清楚记者的界限，你不是公安干警，照你的想法我就算再给你一个月也做不出来。”我仍然试图据理力争，我身上这种不切实际的特点，一段时间常被李大人批评为“骄娇二气”，当然我当时欣赏的只是他的直接，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一段时间，我屡次想到辞职。内心深处，那种对诗歌的热爱，完全成为一种职业写作无法深入开展时的隐秘补偿。我还记得，周口那次失败的采访回来时，我还在火车上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就是“承认失败，已变得相对容易”。直到曾焱把我收编到她负责的文化部，我才渐渐找到一些自己的方向。

周刊确乎给了每个记者很大的自由与包容。一方面，我在微信上开了一个“谈诗”的小栏目，可以就自己喜欢的诗人与诗歌，兴之所至地漫谈。另一方面，我开始访谈一系列当代诗人。从早期的朦胧诗人芒克、杨炼，到第三代诗人的中坚韩东、于坚，包括创作活力依然丰沛的西川、翟永明，以及牵动当下诗歌现场的“打工诗人”陈年喜、“脑瘫诗人”余秀华，包括像加里·斯奈德这样教材中的化石级“垮掉派诗人”。对我来说，一种由阅读与业余写作积累的隐秘兴趣，逐渐开掘成一种可以深入交流、探讨的生动现场。让我欣喜的是，工作似乎仍是学业的延续，在这里，你可以读喜欢的书，与喜欢的人交流，由此形成的认知，才真正属于自己。

我依然记得在北京宋庄的画室，那个写出“我全部的情感，都被太阳晒过”的67岁的芒克，结婚数次还有最小5岁的孩子，那种“反着活”的蓬勃的生命状态，对别人的调侃，他笑着说：“这是命运，你找老婆，人家要生孩子，得生，得养。”我还记得西川在他的工作室，他让我们感受一块南诏国砖头的重量，对他来说，那就是写作《杜甫》、写作《唐诗的读法》的现场。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现场既可以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可能来自断壁残垣的遗迹，坑坑洼洼的古道，还可以来自一件器物，一幅书画，一句让人玩味的话。只有具备这种现场感，你通过资料与采访建构的叙述，才会有一个结实的落点。在我参与写作的一系列封面报道，比如“最美长城”“宋瓷之美”“诗经地理”“苏东坡地理”中，这种感受逐渐清晰起来。

在河北省文化考古所，刚从遗址发掘现场回来的研究员黄信，在向我比较北宋和金代的定窑瓷器时说道：“每天在屋子里往出倒瓷片，如果你听见的是‘砰砰’音，就是北宋的瓷片；如果听见的是‘哗哗’声，就是金代瓷片。区别在于，一个是西瓜熟了，一个没熟。”声音、光泽、质感，成为一个考古学者眼中的瓷片现场。两天后，在河南省考古所，研究员郭木森让我们拿起瓷片，比较汝窑和张公巷窑这两类很容易混淆的天青色瓷片。只有在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汝窑那种低调而莹润的美。在渭北高原，我和摄影记者老于一起驱车寻找梓树，当我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发现整整一排开着淡黄色花瓣的梓树，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时你才会理解何为“桑梓之地”。同样，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我看到一只只精美的玉觞，还有关于三花马的介绍，才真切感受到“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时代现场。

功夫在诗外。这些生动的现场，这些只有这个职业才能给予的机会，不正通向自己内心那种对感受的追求吗？真正的诗意，来自对琐屑无趣、真实残酷世界的存在意义上的体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开始理解昆德拉对卡夫卡的激赏，“卡夫卡成功地完成了在他之前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将一种根本反诗性的材料，即极端官僚化的社会，转化为小说中伟大的诗性；将一个极其平凡的故事，即一个人无法得到被允诺的职位转化为神话，转化为史诗，转化为前所未见的美”。

用一句李大人素不感冒的矫揉造作的话说，我希望自己的写作，就像波德莱尔在打工人身上看到角斗士的命运那样，继续不断展开。 艾江涛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