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回答。

2016年夏天，作家阿摩司·奥兹来北京领文学奖，我得到了一个专访的机会。在周二的大会上报完选题，陈赛问我能不能一起去，奥兹是她特别喜欢的作家。我求之不得，有她在，我既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英语不够用，也不用担心问题不够好。再者，我很好奇面对同一个题目、同一个现场、同一个人，别人的感受与发现和我有多大的不同，他们会向对方抛出的问题是什么。之于同事，这种好奇更重。

采访那天，我和陈赛都到得很早，坐在酒店大堂里等。我手里捏着长长的采访提纲，一页还是两页记不清了，反正写得密密麻麻，没什么劲。我就问陈赛，她有没有什么要问奥兹的。她说了一个问题，我到现在还记得：奥兹曾经说，如果想知道他的写作风格，应该去看看耶路撒冷的石头。她想问，耶路撒冷的石头有什么特别的吗？我觉得自己永远问不出这么有意思的问题。就又问她：“你觉得什么问题是真正值得问的啊？”她说：“那些你自己真的感兴趣、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

从那以后，每一次采访我都会想起这句话。它总会让我在不知道该带着什么问题走向哪儿的时候，找到出口，使我一次次地感叹：得救了。

2012年我进入周刊，老主编朱伟让我做“书与人”的栏目，以新近出版的文学作品作为入口，去采访作者、译者或是研究者。我在栏目中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作家马原。停笔20年之后，马原写了长篇小说《牛鬼蛇神》。我做了一篇3000字的访谈，又给这本书写了500字的介绍。稿子交上去，意见返回来：导言改到三行之内。不敢反驳又不甘心，下一篇采访作家格非，聊他的小说《隐身衣》，我试探性地多写了几百字。没被删。紧接着对严歌苓的采访我一下就交了5000字。邮件一发送，瞬间就收到了回复：“你先把稿件精简到两页之内（3500字）再发给我。文章的导题在三行之内。如果你不能精炼，我就不读。”

这封信现在还躺在我的邮箱里，点开就一哆嗦。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啰唆了，默认“书与人”有一种既定的写作模式：以最简短的几句介绍加一篇一问一答的访谈，用编辑部的话说，就是做个Q&A。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为要不要或能不能在Q&A前多写半句而掂量再三。

Q&A看起来挺容易的，采访做完一整理就完事儿了。有一次，几个同事聊起各自写稿时的癖好：抽烟的、喝酒的、吃零食的、做家务的，乍一听也没什么特别，再一听，程度都惊人。具体，还是保密吧。忘了是谁感叹一句：要不可真写不出来！我在一边儿听得羡慕，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这种境界？都怪Q&A，只有那种通篇都靠写作者自己字斟句酌的稿子，才配得上码字时缠斗嗜好。

可是Q&A做起来，又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文章的架构中几乎只剩提问和回答。提问就格外显眼和重要。虽然任何一场采访中的提问都是关键，可但凡问题们没有被赤裸裸地晾晒，那些蠢一点儿的问题总还是有机会被稍作掩盖。文章背后的提问，也几乎只是为了寻求答案。而Q&A形式的稿子中，问题本身就形成文章的结构。这样一来，对“问什么”就要考虑得更多。

周刊给了我太多机会去对话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写作者，比如奥兹，比如马丁·瓦尔泽、彼得·汉德克、奥尔罕·帕慕克、伊恩·麦克尤恩，又比如埃莱娜·费兰特，再比如莫言、北岛、王安忆、迟子建、刘震云、阎连科……当他们坐在我的对面，或是在电话、邮件的那一端等待我的提问时，我总是恍惚，与他们的对话不是应该并且只能发生在对他们的阅读中吗？而后又总是兴奋，觉得提一万个问题都不够。再之后，却可能卡在第五个问题，采访提纲就写不下去了。

感到问不出问题时，我大概率是被困在“应该问什么”和“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个”之间。有时候脑子里有一个画面，自己挤在一个偌大的现场中，不知怎么话筒就传到了我手上。机会不能浪费，但提问的资格又好像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是不是必须去问那些同样在场的人都想问的问题？我的问题有意义吗？这个问题这么问，会显得很蠢吗？那个问题，他会回答吗？这种时刻，我总是忘了问：我想问什么。

我说陈赛的话使我得救，不是夸张。当我意识到提问者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才是最有意义的问题时。我也才明白提问有时是一种比叙述更直接的表达。当我的采访对象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表达的人时，与其再去修饰我的表达，不如直接发问吧。于是，没有所谓“应该问什么”“应该怎么问”，只有“想问的是什么”。我想以提问果腹，而不仅用来观赏。

在周刊10年，Q&A真是做了不少。前些天，同事赵翠帮我整理了一番，说，能出本书了。翻着目录，这才回头看。不敢相信竟然拥有过那么多那么珍贵的提问机会，不出意料大部分都被我的蠢笨浪费了。又感恩，又难过。而另一个发现是，虽然我每次都抓耳挠腮也没提出什么好问题，但如今重读那些回答，却依然让我有诸多收获，有些甚至解答了我在当下的困惑。于是感叹，我那么多百转千回的关于提问的反思和内心戏，大概还是都抵不过去找到一个好的回答者。找到，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两年，“书与人”栏目里的日常报道我做得松散，很多时间被用在和同事一起写各种领域的封面故事，写喜剧、戏剧、电视剧，讨论宠物、身体、爱情或者孤独，等等。这些文章都是我当年跃跃欲试的那种需要字字斟酌的叙述稿。有几篇，编辑们说不错，是在于“语言干净”和“有问题感”。我想，“干净”大概就来自旷日持久的“三行之内”的约束，“问题感”自然是经年累月的Q&A吧。

今年，周刊设立了“行读图书奖”，除了日常写稿，我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给奖项事无巨细的繁复流程打杂。原来只关心别人写的书，如今也得关心别人读的书。我始终想问并在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办一个图书奖？图书奖是为了提供答案吗？不太可能。我想，它应该同样是在发问吧。 三联孙若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