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不差钱”但有“认知分歧”

当地时间7月28日，美多家媒体都报道了美参院拨款委员会拿出的“2023财年财政预算”中国防预算创了新高。如美“防务快讯”网站在报道时就用了非常直白的标题——《参议院拨款者寻求8500亿美元用于国防，这是4个关键委员会中最多的》。看了新闻内容后，我马上想到我刚在今年第31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题为《“不差钱”但有“认知分歧”》的专栏文章，于是就确定了这期专栏文章的标题。

先说“不差钱”。在美“防务快讯”的报道中，一开始就把美国会决定国防预算的4个委员会所提出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总数额按顺序列出了。众院拨款委员会：约7620亿美元；众院军事委员会：约8390亿美元（众院已以329票对101票通过）；参院军事委员会：约8470亿美元；参院拨款委员会：约8500亿美元。很显然，如果参照3月28日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总额约为8133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认为“不差钱”的应该是3比2，即3个“关键委员会”对1个“关键委员会”加上国防部。就是说，所谓“认知分歧”主要是在国会与国防部之间存在。那么“认知分歧”的“梗儿”又在哪里呢？

如果对比一下双方提交的预算案中的项目，就会发现这个“梗儿”主要就是被称为“遗留系统”（acquisition system）的现役武器装备。简单说，国防部试图将一些还在服役的现役武器装备——如舰艇、飞机裁减后腾挪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但是国会所属、拥有花多少钱决定权的3个委员会却找出各种理由加以阻止，如国防部要在2023财年请求削减9艘濒海战斗舰和33架F-22战斗机。其实这两款武器成本超支进而挤压了研发新概念武器的资金众所周知，如2018年7月美国会研究处报告显示，研发支出占总合同支出的比例从2000年的17%下降到2017财年的8%。对此，前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在2015年3月的讲话中把责任归罪于国防部的采办制度的官僚主义，并于“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批准成立专门推动国防部改革采办制度的小组。但直到麦凯恩去世此项改革也未见成果。

巧合的是，就在麦凯恩去世的2018年8月，曾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任负责人事和战备的副部长莱文（Peter Levine）发表了一篇标题非常直白的文章。鉴于作为管理专家曾于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担任过国防部副首席管理官，深度参与了国采办制度的改革，所以他的这篇题为《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国防创新就少花些钱在传统平台上》的文章，在美军转向“大国竞争”寻求创新的讨论中就具有了一定的说服力。此后，在国防部提交的年度国防预算中就多出了一些削减传统武器平台的要求，同时国会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也就多了一些“回怼”的修正案。而这正是美国会与国防部在武器装备发展上至今难以统一的“认知分歧”。

最后我想说的是，也有美民主党参议员认为，目前国会和国防部这种难以弥合的“认知分歧”的根源，是军火商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难以被取缔。如2018年至今政府的三位非代理的正式任命的防长马蒂斯、埃斯珀和奥斯汀均为军火商“出身”，而前两位退下后又回到军火商那里任职了。很显然，这位参议员的潜台词意思是：问题还是出在军方的“人”上。巧合的是，就在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进行了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学习开始时，中国军方最高领导人在谈到未来5年的工作重点时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全面加强我军人才工作。 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