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纪事之动议（8）：儒藏说

兴修《四库全书》，有一个长期流行、较难理清又无法绕过去的说法，那就是周永年《儒藏说》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自郭伯恭《四库全书之纂修研究》开始，直到当下的相关研究著作，几乎众口一词，声称乾隆的开馆修书，乃因受到明末名儒曹学佺尤其是当世学者周永年《儒藏说》的影响。郭伯恭说：

儒藏之说，渊源于明曹学佺，而邱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亦皆有儒藏之思想，俱未能尽其说。历城周永年见收藏家易散，乃援前说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三，并自筑贷书园，聚书其中，以招来学，复到处宣传，期由近以及远。当时士大夫颇有受其影响者，于是儒藏之说，由个人而及国家，由理想而成事实，故《四库全书》之成就，士林以倡导之功，归诸永年。此当时学术思潮之影响《四库全书》者也。

一段话由源及流，似乎言之凿凿，为后来的四库研究者所反复引用，应予梳理和澄清。

先说曹学佺，为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仕至陕西右布政，因得罪权臣罢归。居乡期间，学佺读书写作，感慨“佛家有佛藏，道家有道藏，儒家岂可独无”，遂发奋搜集儒学著作，以经史子集分类编纂。而神州板荡，清军入关，南明隆武帝在福州即位，曹学佺倾力辅佐，任礼部尚书，与大学士黄道周一起参决军政大事，后毅然殉节。这样一位仁人志士，政治失意时回归学术，提出编辑大型“儒藏”的规划，乃因处偏远之地，以一己之力，加上时局剧变，流产是必然的，当然也是令人钦敬的。

再说周永年，为山东历城的一个读书种子，乾隆三十六年二甲进士，后参加《四库全书》的编撰，出力甚多。永年的《儒藏说》体现了他的人生追求，节引如下：

书籍者，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明侯官曹氏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庶免二者之患矣。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然曹氏虽倡此议，采撷未就。今不揣谫劣，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凡有心目者，其必有感于斯言。丘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而以孔氏之子孙领其事，又必多置副本，藏于他处。其意皆欲为《儒藏》而未尽其说。惟分布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剎，又设为经久之法，即偶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斯为上策。……

天下都会，所聚簪缨之族，后生资禀，少出于众，闻见必不甚固陋，以犹有流传储藏之书故也。至于穷乡僻壤，寒门窭士，往往负超群之姿，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故虽矻矻穷年，而限于闻见，所学迄不能自广。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而功倍哉！欧阳公曰：“凡物非好之而有力，则不能聚。”《儒藏》既立，可以释此憾矣。

有人将周永年称为公共图书馆的创议者，是正确的。周永年提出收集儒家著作，在有条件的地方广为保存，供天下学子尤其是穷困者研习。这一思路有点儿像武训办义学，是可贵可敬的，也是困难重重、难以付诸实施的，与乾隆兴修《四库全书》之立意主旨却相去甚远。一个是民间行为，要多设收藏借阅之地，为学子提供方便；一个是国家行为，通过全国性的征集、整理、抄补、刊刻，编纂一部旷世大典。差别可不是一点点。

至于周永年在哪一年提出的“儒藏说”、在何时何地兴办的借书园，相关著作多语焉不详，质疑亦集中于此。有人提出在乾隆初年，当时永年还是一个小孩子，显然不可能。张银龙等《周永年“儒藏说”提出时间考兼论其对四库全书纂修之影响》一文反驳甚力，考证出周永年写给李文藻的信在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据此判定“《儒藏说》思想并未对《四库全书》的编纂产生什么影响”，并推演此说发生的原因，“起码在民国初，人们即将《儒藏说》思想与四库纂修联系了起来，认为思想提出在前，实践在后，则实践必然是在思想的影响指导之下。这种并无实证的假说，在逻辑上非常具有合理性，也正因此具有极强的欺骗性而畅行无阻”。一些研究者还喜欢强调周永年的庶吉士身份和翰林经历，确实是有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在中进士后，周永年一没有入庶常馆深造，二没有被分入各部院观政，而与邵晋涵都是“归班铨选”，也就是待分配。这个结果最令新科进士沮丧，等待过程往往一拖就是几年，无以为生，多数人只好去做幕友或馆师。由中进士到三十八年闰三月，几乎两年的时间内，周永年居于家乡济南。记载缺略，我们不清楚他回乡后做些什么，靠什么养活一家子人。却也大致可推测他在忙活借书园之事，《儒藏说》的主张，应在此时形成，并在信中向好友讲述。

再具体一点儿，应是在三十七年正月皇上发布征书谕旨、山东巡抚徐绩等遍行晓谕之后，周永年才生发出汇集儒家典籍的念头。结合其在当年初夏写给李文藻的信“有儒藏之说”，我倒认为很可能是受了乾隆征书的启发，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而细绎其《儒藏说》，怕也很难称得上“思想”，与《四库全书》也扯不上“思想提出在前，实践在后”的逻辑关系，反而更像一个小臣的学习心得与建议。这也正是周永年一入四库全书馆，就闭口不提此说，全神贯注投入辑佚编撰的原因。

研究清史的困难，若说以前多在于史料的匮乏，勾稽不易，如今随着大批档案文献的公布与整理出版，则在于史料的浩如烟海，阅读难周，而个人觉得，更在于人们囿于执念（学者和读者概莫能外），易生误解。不是有一句“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吗？自有其深刻精警之处，但也提醒我们，追求历史真相可能存在一个思维屏障。譬如当日至高无上的皇帝，如今似乎成了弱势群体，可以被戏说、假说，被嘲谑、批判，较少被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譬如说到编书，就认定只能是读书人的事儿，而皇上只有受到读书人的影响，才会想起去编纂一套大书。本专栏先以一组文章写“书生皇帝”，写弘历的读书与编书，写他对经筵体制的改造、对科举取士的重视，以及对翰詹大考的热衷，意在说明：乾隆帝开馆兴修《四库全书》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当然会吸纳臣子的意见，会在朝野大量选用读书人充任编纂，却也不必再得到《儒藏说》的啥子启示。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