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弱的欧元与离开的高科技

6月16日，美联储大幅加息75个基点，英国和瑞士急忙加息，欧洲央行一如既往地没有跟进。欧元又迎来一波抛售，向着与美元平价又进了一步。一年前，1欧元还能换到1.20美元，现在只能换1.05美元了。今年主权货币里最弱的要算是日元，最多的时候跌了将近三成，第二衰的就要算欧元了。

欧洲的通货膨胀并没有比美国好多少。5月份，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8.6%，为30年来的高点；欧元区8.1%，刷新1999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纪录。欧洲央行为什么不跟进美国呢？就因为美国的通胀已经从能源、食品等商品式通胀转变为由工资推动的全面的物价上涨，可欧元区并没有如此好的经济基本面支撑。受俄乌冲突的影响，能源类的价格上涨是欧洲物价的主要推动力量，该大类价格5月同比上涨39.2%，食品价格上涨7.5%，相对而言，服务类产品涨幅是3.5%。

因为经济陷入停滞、失业率高、劳动力供给丰富，欧洲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缓增长甚至停顿状态。根据OpenPolis的研究报告，1990年至2020年30年间，考虑上通货膨胀和货币购买力后，西欧的大多数国家工资增长尚不足五成，欧盟的几个最大经济体，德国平均工资增长了33.7%，法国增长了31.1%，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收入，放在30年的尺度内是微乎其微的，肉眼不可见。西班牙的工资水平仅取得6.2%的正增长，就更微小不可辨别了。欧盟同期唯一工资负增长的成员国是意大利，人均工资实则下降了2.9%。反而是那些东欧国家，因为加入了欧盟实现了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收入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人均收入增长了近3倍，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超过了2倍。

再看工资绝对水平。2021年德国税前平均月薪是4432欧元，法国是3936欧元，意大利是3280欧元，西班牙是2592欧元。欧盟中当然也有高薪资的国家，如丹麦高达6128欧元，卢森堡为5904欧元，比利时为4992欧元，但高收入国家可谓凤毛麟角。如果把美国50个州和欧盟国家作对比，加州人均6400美元、得州5000美元，欧洲人的收入与美国差了一大截。

欧洲普遍实行的是高福利政策。众所周知，越是高福利，个税就越高。那么去掉个税，欧盟各国人民真正到手的净收入，就更没有竞争力了。欧洲收入最高的工薪阶层丹麦人，到手的收入就只有3100欧元了，相当于减半；德国人到手工资是2500欧元，也去了四成多，法国2350欧元，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只有1600余欧元了。欧洲的高福利从摇篮管到坟墓，为当地国民生活提供了高质量的保障，公民幸福感较高。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财富创造的动能来自于私有产权和对利益的永不餍足的追求，私有制及趋利性决定了社会资源不可能完全平均分配，富人高税收补贴穷人，结果就是富人去了税收更低的国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曾经说过，欧洲的高福利制度没有前途，只会让欧洲走向衰落。疲弱的欧元

欧洲遭遇的第二个矛盾是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协调。1999年欧元启动，统一的大市场、统一的货币、人员自由的流动以及强大的科技和工业基础，曾经给人以无限的憧憬——未来欧元应该成为比美元更强大的储备货币，也因为严格的货币条款不可能泛滥成灾，欧元的币值也会坚挺下去。可事实证明，欧元区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各国仅拥有财政政策的制定权。面临困难的政府只能发债弥补预算亏空，宏观的货币刺激政策却要全欧元区统一步调。于是，在老龄化、难民潮和福利开支日益高涨的多重打击下，欧洲爆发了债务危机，欧洲南部的所谓“欧猪五国”财政濒临破产，到了要靠欧盟救助的程度。从此以后，欧元再难提振了。

欧元现在的利率只有－0.5%，负利率已经维持了十余年。负利率的目的是让大家花钱，工资到手就花掉，以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在欧洲去银行存钱非但没有利息，还要缴纳一笔可观的账户管理费用并给银行倒贴利息，储蓄显然是一个不理性的选择，于是工薪族普遍“月光”，宁可借贷也不储蓄。

这样的资产结构下，遭逢突发疫情，欧洲人马上就失去了生存能力，政府不得不发钱。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60%，欧债危机后已经普遍逾线。疫情两年后，根据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2021年欧元区国家的平均负债率将接近100%，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希腊的负债率飙升至200%，而意大利的负债率也快接近180%了。俄乌冲突中，处于前线的欧洲更需要大笔的金钱来备战，就连一向谨慎的德国联邦债务比率，也超过了80%。

疫情曾经改变了欧洲人的储蓄习惯，疫情暴发人们一下子陷入恐慌，欧元区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2020年第三季度曾达到25.2%，为欧元区成立以来罕有。可随着疫情常态化，居民们又恢复了不存钱的习惯，储蓄率回落到13%的原有水平。储蓄的资金用在了2021年，再靠居民储蓄拉动2022年的消费已经不现实了。

全世界都在大举借债，疫情前美国的联邦债务比率还不足80%，去年底已飙高到129%。可惜，现代货币理论预言的靠印钞刺激经济，再靠经济发展带来税收以回收货币的理想货币循环并没有出现，政府印出的钞票都进入了消费者的菜篮子里。作为始作俑者的美联储开始了缩表和加息，而经济不尽如人意的日本和欧盟，就难以跟进大幅加息了。按欧洲央行宣布的加息节奏，计划在7月份将关键利率提高25个基点，并预计在9月再次加息，意味着两次加息后欧元才能实现零利率。

与美元保持着巨大的利差，欧元恐怕要疲弱很久了。

俄乌冲突的关键时刻正好赶上法国总统大选，现任总统马克龙与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展开对决，虽然领先优势比上一次竞选有所缩小，但马克龙仍然成为20年来首位获得连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连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经济成果，法国的失业率降低到7.8%，这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马克龙的经济政策偏向自由主义：减税、减少政府管制，鼓励创新；为了吸引企业回流，法国的企业所得税从33%降低到了25%；马克龙还非常注重推动数字技术和各种新兴科技，他执政期间推出的移动通信新政大大完善了4G网络在法国乡村地区及全境的覆盖。但他试图削减财政支出的计划还是受到了多方抵制，法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高达61.8%，在欧洲都是比较高的。

欧洲拥有先进的科技和教育资源，却因为人才的流失，近年来科技产业上乏善可陈。2020年8月美国银行曾有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当时美国科技股总市值达9.1万亿美元，而整个欧洲国家股市的市值为8.9万亿美元。2007年，欧股的总市值是美国科技股的4倍，十几年后苹果一只科技股市值就超过了2万亿美元，而当年欧洲科技业翘楚、管理软件公司SAP股价只涨了一点，勉强达到千亿欧元市值。欧洲的主流产品仍是汽车、飞机等工业制品，品质不可谓不精良，但在新兴科技企业的崛起下却处于守势。

欧洲不是不想拥抱新技术拥抱新能源，在新能源汽车的引进中曾一度领先，却因为保守的环保政策、苛刻的用工政策与科技创新失之交臂。特斯拉在汽车工业的腹地德国建厂，2019年11月宣布，2020年2月开工建设，今年才投产，建设速度远慢于上海的超级工厂。鉴于日本福岛核事故，德国决定放弃核能，能源使用上大力推广太阳能，转型途中却遭遇到俄罗斯天然气的断供。众所周知，废旧电池是一种污染性很强的垃圾，德国车企多年来一直购买外国锂电池，再由汽车生产商组装，最近，德国可能宣布锂电池为有害物质，凡此种种都制约着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早在2014年，《纽约时报》就观察到美国科技公司在欧洲越来越强势，彼时谷歌搜索引擎在欧洲五大经济体的市场份额已经从2009年的不到80%上升到85%，比美国本土的占有率还高。5年中，Facebook的欧洲用户数量翻了一倍多，实际已经超过1.5亿用户，甚至超过了美国用户总数。在这以后欧洲启动自卫程序，对美国科技巨头严厉监管，触发了多次巨额垄断罚款，可来自美国的巨无霸仍然横扫欧洲市场，原因就在于欧洲本土公司不给力。互联网因规模而享资源，以规模增效益，而欧洲几十个国家、几十种官方语言，新兴科技公司往往还未壮大就已经触碰到增长的天花板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国挤占了全世界最大市值的科技公司，那里的创业环境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宽松了，而欧洲正凭借优良的人文环境重拾竞争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发布的2022年全球竞争力排名显示，丹麦首次跃居首位，欧洲国家在前10位中占据6个席位。 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