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涌动中的新德国

时至今日，回看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月27日的国会演讲，他的激动情绪仍然极具感染力。这位素来以不苟言笑甚至“机器人”闻名的德国新总理，力图在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之后的这场发言中宣布一个新的欧洲和新的德国在危机中诞生。

新总理在演讲中用上了大量短促而彰显决心的句子来批评俄罗斯。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意味着原本继承了默克尔对俄接触与温和姿态的朔尔茨开启了德国外交政策上的转向。

在这场演讲中，朔尔茨还承诺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支援，并宣布将大幅追加军费近一倍——以达到北约要求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

4个月过去，俄乌东线的战事已经陷入血腥的僵持和拉锯。而朔尔茨的雄辩，也在各种后续事件中显得黯淡了。

在西方社交网站上，许多乌克兰账号或波兰账号常常以质疑德国为乐。比如，近日德国智库基尔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发布了测算报告，衡量西方各国对乌克兰实际到位的军事援助和承诺援助的比例。其中显示：德国的这一比例是最低的之一。这一结果在社交网站上引发了一阵嘲讽。尤其是那些从欧洲难民风波开始就对德国不满的部分波兰网民，更是取笑德国。他们装作不明真相地询问：德国承诺的战车和自行火炮去了哪里？

展现出谨慎的外交手腕和冗繁的行政效率之余，德国作为人们心目中过去十多年的欧洲“领导者”，还要面对俄乌危机中欧洲内部的意见分歧。比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一直对制裁和能源问题不断表达不同意见。而要在欧洲层面“安抚”匈牙利，使欧盟成员国在应对危机时达成一致，德国就不得不给出更好的条件，包括经济利益，以及缓和对欧尔班“非自由的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抨击。

作为欧洲经济的核心力量，德国尽管已经取消了几乎落成的世纪工程——“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但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依旧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德国外交在俄乌危机中的角色，也格外模糊和游移。6月16日，法、德、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四国领导人到访基辅，以展示欧洲团结。其中德国总理朔尔茨穿着牛仔裤，在发布会上不知是否特意选择站在了最边角的位置，仿佛想尽力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人们不免质疑：在默克尔时代谢幕之后，德国能否在更大的风浪中承担先前扮演的欧洲领导者角色？但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人们也许忽略了在德国缓慢发生着的、不可逆的变化。

德国在此前数十年形成的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如今既遭到了来自欧洲内部的批评，也被外界视为柏林无法和莫斯科彻底撕破脸的理由。毕竟，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对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依赖度一度达到55%。天然气不仅是取暖和汽车燃料，也是德国工业和农业的重要化学原材料。廉价而供应充足的俄罗斯天然气对德国意义重大。

因此，当总理朔尔茨在4月份宣布德国将“很快”和俄罗斯能源脱钩时，社会舆论还是颇为惊讶的。朔尔茨的表态包括了今年年中将停用俄罗斯煤炭、年底将停用俄罗斯石油、在未来尽快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等等。

这一表态的背后，能看得到德国“红绿灯”内阁中绿党的积极身影。此前的3月份，兼任经济部长和气候部长的副总理、绿党领导人之一的哈贝克（Robert Habeck）就列出了一份长达两年、与俄罗斯能源脱钩的路线图。可以说，和俄罗斯能源脱钩的计划，很大程度落在了“红绿灯”内阁中的绿党手上。

外界对本届德国三党联合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共识程度一直抱有疑虑。朔尔茨的社民党更偏向传统左派；绿党更关注环境、性别等议题；自民党在乎的则是预算节制。但在这样的内阁中，绿党迅速将自己的议程和危机应对结合了起来。

相比前线的战事和经济制裁，德国政府应对能源问题的举动受到的关注不多。但细看以哈贝克为首的政府官员们的日程轨迹就知道，尽管德国对俄能源脱钩上步调缓慢，但主事者颇有“把事情做成”的意愿，更积极，更豁得出去。

比如，2月份，哈贝克就出访了波兰，讨论了借用波兰码头设施进口能源的项目；3月中旬，他再次出访北欧国家，游说挪威提高对德国的天然气出口，并联系挪威公司租用海上天然气浮动接收终端，以尽快从美国和中东以船运形式进口天然气弥补缺口。3月底，他又带团访问卡塔尔，商讨天然气增产和增加购买问题，顺道和阿联酋签订了氢能开发协定；6月初，他又出访以色列和约旦，协商通过在东地中海的气田和管道引入天然气供应。以上这些行动，只是公开报道的其中一部分。

哈贝克曾经在4月27日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占德国进口天然气的比例已下降至35%。并认为在未来的2024年和俄罗斯能源全面脱钩是可能的。除此之外，德国接下来还将在汉堡举行和非洲国家的合作会议。对欧洲来说，从西非海岸铺设管道，引入尼日利亚等地的能源，也已经是酝酿之中的方案。除此之外，跨越里海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到达欧洲的能源管道，也是未来设想之一。

“冷战”中德苏之间的油气合作，是从上世纪70年代社民党总理勃兰特的执政年代开始，“冷战”时代双方政治人物对和平的理解的遗产——合作越多，贸易越多，就越有机会维持和平。眼下，这样的和平设定，在异常激烈的冲突面前难以为继了。

耐人寻味的是，如今在德国一方，动手解除这项“冷战”时代和平机制的力量，正是当年挑战“冷战”格局的德国政治“新势力”——绿党。绿党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起义年代”（Umbruchzeit）。在那个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的时空中，西德民间发动着浩大的反核运动。反核示威者们卧倒在铁路上阻止核废料运输、占据森林，开创“自治区”、用各种艺术方式抗议……1980年，许多环保团体、支持武装斗争的左翼组织和女性主义组织等联合在了一起，创建了今天的绿党。诞生时的绿党深受国际主义和不断革命的理念影响。整个80年代里，他们还是西德政坛中和东德反对派民权运动组织联系最紧密的群体。

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绿党在投身议会政治多年后已经褪去了当年的革命色彩，变成了更中产阶级和环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仍然着重理念底色，要求改变现实的产业格局。

这种色彩鲜明体现在这届德国政府处理核能议题的手腕上。6月初，自民党籍的财政部长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曾经表示，考虑延缓最后几座核电站的运营年限，以缓和能源供给的紧张。但绿党籍副总理哈贝克立刻表示了坚决反对。可以想见，在绿党眼中，相比可以“暂时放过一马”的煤电，核电更关乎绿党的“本心”，就算遇到暂时的能源困难，也绝不能以重启核电这样背离自己路线的方式挽救局面。而以危机刺激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产业，正是对传统产业和资本模式持批判态度的绿党所乐见的。4月，在哈贝克的主导下，德国内阁通过了一揽子法案，旨在尽快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希望在2035年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全部电能。

同样以理念为主导的，还有绿党另一位领导人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主持的德国外交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贝尔伯克在俄乌议题上的取态要比总理朔尔茨更加强硬。5月初，她成为第一个在开战后访问基辅的德国内阁成员。不断呼吁“价值观外交”的贝尔伯克，在其他国际议题上的表态也更加频繁。甚至6月初，在巴基斯坦访问时，她还打破德国外交惯例，公开关注了克什米尔的人权问题，引发了印度朝野不满。

危机促成德国自身内部新力量和新思路的成熟和壮大。绿党和德国精英们如今的计划和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能源和外交。追求供应链安全也成为德国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寇蔻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供应链问题在德国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安全的层面。新推出的供应链法将在2023年开始实施，“其中对人权和环保的重视都增加了。德国还希望把供应链法所代表的理念推广到欧盟内部”。

寇蔻对本刊表示，欧盟内部越来越重视“经济主权”，疫情之后，全球供应链分布的脆弱性，让德国这样特别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家中增加供应链安全和自主性的声音变得更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越来越影响德国的政策取向。对和自身意识形态不太一样的地区的供应链关系，德国变得更加谨慎了。”

从油气脱钩到供应链调整。德国的缓慢变化有时会让人质疑：这些变化是否会逆转？但绿党所代表的新施政风格，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的总体变迁。

今年初，外交学院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研究中心的熊炜和姜昊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指出，新一届的德国政府趋向于年轻化：贝尔伯克只有41岁，林德纳42岁。这样的背景，反映出德国政治越来越代表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更少历史包袱、更试图捍卫自由主义原则和国际秩序的德国年轻一代。从而，“价值观”主导下的内政和外交将在德国变得更为主流——“政治新生代不仅反映了德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更反映了德国主流观念的变化。”

换句话说，并不是危机开启了德国从能源到外交的变局，只是加速了原有的趋势。在未来，绿党力主的从能源到产业的革新，必然会遇到多重阻力。但如若其得以实现，也会不断改变德国的传统产业结构。届时，依靠传统产业和供应链维系的外交关系，大概率会发生改变。

与绿党政治人物们低调推动的变局相比，身为默克尔“继承人”的总理朔尔茨，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2021年底，执政15年的默克尔即将离任德国总理时，德国乃至国际社会的主流情绪中透出一丝焦虑：这位实际上的欧洲掌舵人，长时间维持了稳健和可预期的内政外交方向。在她之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是否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俄乌冲突的爆发让这样的焦虑迅速成为过去承平年代的心理古董。如今人们在乎的，恐怕已经不是“如何守护默克尔的遗产”，而是如何和默克尔时代，乃至更长久的德国外交政策告别了。

在朔尔茨上台之前，大众媒体曾将这位社民党总理形容为默克尔的影子——他不仅在政策上将自己包装成默克尔时代的遗产守护者，连发言风格都和默克尔一样稳健得几乎有些无聊；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朔尔茨也习惯像默克尔一样在身前握住双手，或十指指尖轻触。一切都深深透露出复制默克尔的痕迹。这些要素无疑帮助了他得以胜选成为新一任的德国总理。

在基辅和其他领导人一起露面时，朔尔茨仍然习惯性地双手交握，但在这样的场合，默克尔式的肢体动作多了一丝尴尬意味。

曾经领导欧盟的姿态，一下子变得和时势抵牾。这种尴尬，或许也和人们对默克尔时代“德国引领欧洲”的形象过份高估了有关。“默克尔是一个出色的危机管理者，但实际上不是一个有非常远的战略眼光的引领者。”柏林雅克·德洛尔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张亚宁博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她的风格是在最后一刻做出最小的妥协，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只要去除欧盟体系最大的生存威胁就可以了。”

默克尔时代的欧盟内部危机——如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都没有对欧盟本身的架构形成根本的冲击。在她领导下的应对——从欧元区的财政樽节，到依靠东南欧国家应对难民潮，都属于保守而稳妥的策略，也引发了欧盟内部的许多不满。

如今的危机不同了。如何应对乌克兰的局势，成为真正测试德国在欧洲领导力的试金石。毕竟，德国在欧洲经济中的引领地位，不必然意味着在欧盟政治中的主导权。在他自己口中的“分水岭”时刻，朔尔茨面对骤变中的欧洲，需要证明的是自己能够引领它走向未来。

尽管相比默克尔，大选中并没有绝对优势的朔尔茨是一位更弱势的总理，但在危机之初，他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是一度让人们印象深刻。然而随着战事胶着，很多人怀疑他又退回了社民党传统上更和平主义的路线。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德国之声》编辑金卡尔茨（Sabine Kinkartz）就尖酸地讽刺称，朔尔茨更多是由时局推着，被动做出反应，像是用一圈大篷车把自己围困了起来。她指责总理的风格过于谨慎，缺乏主动性。

不无讽刺的是，在德国国会中，对朔尔茨最激烈的批评之一，来自默克尔所属的政党基民盟。他们从援乌不力数落到对俄立场不够坚定，不断对朔尔茨政府开火。6月初时朔尔茨的一个新决定，更助长了对他的怀疑：他提议通过希腊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由德国向希腊提供步兵战车，换取后者将自己武器库中的苏式武器赠送给乌克兰。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复杂“交换”主张背后，是朔尔茨谨小慎微、不愿意得罪俄罗斯。

这种风格也许难以回应德国民众对外交路线的普遍焦虑。张亚宁告诉本刊，作为“二战”沉重反思的一部分，德国民众一直有一种信念，即认为在外交上，一定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此之前，这种对“正确”的追求带来了战后德国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但如今，近在咫尺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几十年来不曾在欧洲出现血腥冲突，民众对什么是“历史正确”也有了更复杂和更迫切的追求——“德国民众要做出一个艰难选择，‘和平’还是‘历史道义’？”

“德国趋势”（ARD-Deutschlandtrend）在6月初的对乌政策民调显示，29%的德国受访者认为德国在援助乌克兰武器方面做得不够，41%认为德国在制裁俄罗斯和外交努力上做得不够。但与此同时，也有23%的受访者认为在武器援助上“做得太多了”。这既反映出和平主义仍然在德国占据重要地位，也表现出德国民众“追求正确”的心态随着某种对乌克兰的“负罪感”而不断增长。在同样一份民调中，对俄更强硬的绿党领袖——哈贝克和贝尔伯克在被访者中的好感度达到了破纪录的60%，远高于朔尔茨的43%。这多少说明了德国民众的外交取态。

居住在柏林的德国年轻人雅科布（Jacob）告诉我，在他的朋友中，关于和平主义的讨论仍然重要，但“心态上的改变已经发生了”。这位自认秉持左派和环保主义立场，对北约并不热衷的德国人认为，现在不是“领导欧洲的问题，而是如何捍卫欧洲的问题”。

以“正确”的历史价值引领外交，意味着在默克尔时代塑造了德国固执而温和的外交路线的力量，同样也可能在新的危机时代强化德国外交对价值观和立场的重视和坚持。可以预见的是，德国所承诺的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对乌克兰的支援，以及放弃曾经对柏林和莫斯科合作关系的美好构想，也势必成为进展缓慢但未来可以预期的结果。“德国的政策转型非常慢，但是转型之后，再改弦更张也很困难。可以说是一直‘落后于时代’，但又非常固执。”张亚宁说。

对德国来说，这里存在的危机和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区分“欧洲价值”和属于美国与北约的价值，又如何在西欧和东欧的价值观差异与安全利益区别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德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变化，在未来意味着更多依靠和美国、北约的合作，还是更强化欧洲自身的军事和防御能力；绿党推动着的德国外交的变化，会多大程度上拥有自主性。当前这一切都难以过早得出结论。对包括德国政坛在内的欧洲精英来说，这是乌克兰危机的深远一面——欧洲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和生存意义危机。

无论如何，在此过程中，默克尔时代由德国担任欧洲一体化动力引擎的模式，似乎显出疲态。无论是朔尔茨，还是绿党领袖们，抑或是已经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冯德莱恩，德国政治人物们如今都缺少默克尔那样足够的执政时长与随之带来的经验和威望。而默克尔的个人风格在今天是否页有用武之地？

在上周的基辅访问中，一种新的欧洲领导模式似乎正在浮出水面——连任成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拥有核武器的法国，在领导欧洲层面扮演了更吃重的角色。而从极化政治中稍微喘息，回到德拉吉领导的中间派大联合政府的意大利，也试图加入共同领导的圈层。一切是否会更像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冷战”高峰？在那时，法国、西德和意大利在欧共体的成型中共同担负起了推动作用。然而，相比那个时代，欧洲今天面临的内外问题，恐怕要更加复杂。

无论德国社会在未来会有什么变化，无论德国对欧洲的领导力是否继续维持，我们都可以确定的是，从2022年2月24日开始，德国和欧洲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感谢孙上了和汪伦宇对本文的帮助） 德国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