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儿爷涅槃》：“疯人”的真话

要写《狗儿爷涅槃》何以成为经典，结果，一个离题万里的问题先缠住了我：戏里说狗儿爷他爹和人打赌，活吃一条小狗儿，赢人家二亩地，搭上自己一条命。这“活吃”，是不是个夸张的说法？采访演员梁冠华的时候，他说：我相信这一定是真的，刘锦云很了解农村生活。

“刘锦云了解农民，他对农村太熟悉了。”这句话，在不同的采访对象那儿，我听到了好多次。所谓创作者的根基，它好像可以用来回答很多问题，远不止刘锦云为什么写“狗儿爷”，他为什么又怎么能把“狗儿爷”写成这样。

刘锦云出生在河北农村，从小在那儿长大。20岁的时候考入北大中文系，但假期仍是回农村度过。1963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到北京昌平区的一个公社做农村工作。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起过，童年印象通常对创作者有很深的影响，而农村的工作经历——当农村干部时，一方面，作为农民的亲属、乡亲，他和他们一同经历了挫折与贫困；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避免地执行过当时那些给农民带来灾难的错误政策——让他对于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和这期间的农民，是有着“双重体验”的。1979年调入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后，他就开始着力书写农民的生活和遭遇。

刘锦云熟悉的农村，对北京人艺的很多演员来说是相对陌生的，不光是现实生活离得远，剧院舞台上也少有乡村题材，多是表现市井市民的戏。《狗儿爷涅槃》剧组在1986年7月上旬建组，导演是刁光覃和林兆华，之后，主创们就集体下乡体验生活，在刘锦云当年工作生活的昌平西崔村住了小半个月。像这种体验生活是人艺的传统，话剧《红白喜事》排演之前，剧组也在河北乡下住了小一个月，赶上冬天没农活儿，演员们就跟着农民学做鞭炮。

观察和体验对表演自然是有帮助的，梁冠华说，有过这样的经历，就会知道农民走起路来一般是不会昂首阔步的，因为农村的土路说不准哪儿就会有个一坑一洼；也会知道行动坐卧要想有农民的样子，形体就得找到一种松弛的感觉，等等。这些都靠潜移默化。

能对农村和农民理解到什么程度？梁冠华向我讲起，除了和农民一起干干农活儿、聊聊天儿，演员们也会听农民们讲讲农村的生产形势之类。他当时22岁，听得朦朦胧胧，一知半解。用他的话说，比起那些同台的老先生们琢磨着如何对人物入手，他那时只能从字面上先把台词说出来。直到2002年《狗儿爷涅槃》复排，梁冠华的角色从狗儿爷的儿子变成了狗儿爷，他才更深地理解了农民对土地的那种依恋。

在人艺两版《狗儿爷涅槃》中都饰演李万江一角的演员李士龙也有类似的感觉。1986年出演这部话剧时他已经40岁，进入北京人艺之前，他在农村还有过一段七八个月的生活经历。他说，最初排这部戏的时候，对人物是有些理解的，比如，他当时就准确地找到了从军人变成村干部的李万江骨子里那种执着的正派劲儿，不管后来的生活是不是让他破衣烂衫，这个人物始终提着那股劲儿。但也是将近20年之后复排，翻过头去看，才更清晰地发现刘锦云笔下的那些人物都是那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存在，他书写的过人之处在于剧里对任何角色都没有简单的歌颂或批判。“狗儿爷”就不用说了，单看地主祁永年，也不是扁平的负面形象，他虽然是把狗儿爷吊在门楼上毒打的恶霸，却也有“一辈子没吃过一条直溜儿黄瓜”的可怜之处。

其实刘锦云对农村的认识也是经过时间的不断淘洗才沉淀如此。他把他的写作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在小说中写农民在错误政策下的遭遇，然后是写童年时代农村生活留给他的那些既辛酸又美好的记忆；到了写“狗儿爷”的时候，虽然剧中所写的每个人物还是都能在他的亲戚当中找到原型——比如狗儿爷，人物原型是他的姑父，因为失去土地变得疯疯癫癫，糊里糊涂地死在了“十年动乱”里，但刘锦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与生活拉开一些距离。这种距离，使他在农民们的淳朴善良，可爱、可怜之外，也看到了另一面。因此，我们才看到在如狗儿爷这样的农民身上，作者投注的除了同情、赞美，还有批判和嘲讽。

刘锦云曾经说，他写狗儿爷的时候，作为比照形象常常出现的，是《静静的顿河》中的葛里高利和鲁迅笔下的阿Q。

聊到当年排演《狗儿爷涅槃》的过程，梁冠华和李士龙对我说过同样一句话：不知道怎么排了。为什么呢？梁冠华说，因为当时谁也没想到导演给他们呈现的几乎是一个“光板台”。就像我们后来在演出中看到的，舞台上除了背景里的门楼，地上有几块“石头”，再没什么固定的装置了。桌椅板凳，演员自己搬上台，一场戏结束，再自己搬下去。甚至一些手持道具，都被处理为无实物。

梁冠华和演员王姬在开场后不久就有场对手戏，演的是狗儿爷的儿子儿媳小两口在屋里盘算着怎么跟狗儿爷把卖门楼的事儿对付过去。说是小屋，其实是天幕后面一束追光下的一个1米多高的台子。对观众来说，两个演员在上面对话，是与舞台前面林连昆演的狗儿爷形成一种时空交错的。而对于演员，梁冠华说，没有布景和道具，站在台上就没了可以依仗的支点，一上来，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搁。

李士龙也跟我说，一开始他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上场，传统的表演习惯和这部戏的要求显然不一样，但导演没说，剧本上也没写，第一次上台，他就翻着跟头打了一个虎跳上去，后来又觉得自己这么设计不太对，才变成我们最终看到的一路小跑上台。

顾威曾在一篇怀念林连昆的文章中写到，这部剧中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不靠景物显示，不靠音效提示，一切舞台表现手段降到最低。那么，相比其他演员，狗儿爷的扮演者还担负起以自己的表演体现时代变迁的责任，而这种体现还必须让观众能感觉到、认识到。

除了导演之一林兆华对剧本的理解和发挥，这种舞台的表现手法，或可再一次回到刘锦云的创作上。最初狗儿爷的故事在他笔下是个中篇小说。于是之看后鼓励他改成话剧。据说，有小说作为基础，剧本的初稿5天半就完成了。此后对剧本的调整，大都是结构和形式上的。

刘锦云对传统戏曲很熟，童年里最先接触的就是家乡的河北梆子戏，村里小科班经常唱的二三十出大戏小戏他几乎都能背下来。到北京之后又迷上了京剧和地方戏。我们在《狗儿爷涅槃》中看到的多场次、角色的进进出出，以及移步换形，都来自戏曲的影响。西方的现代派作品他也喜欢，评论普遍认为，狗儿爷与幻想中的地主祁永年的魂魄争论和纠缠，将人物心理时空外化，一定程度上就来自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的启发。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胡薇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狗儿爷涅槃》最终的呈现，拓展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表达空间。

刘锦云曾经提到过，他之所以虚化环境，将时代背景推到后面，主要是担心在这部戏如此大的时间跨度中，会因为演绎事件而把人物淹没。而不管是结构、语言还是其他“一些办法”，都是为了在舞台上“合情合理”地展示人物的“疯”，他说：“我认为唯其疯，才能更有力地揭示这个特定人物的内心世界，才便于更加浓缩地表现我要反映的现实生活和时代特征。”

这也像李士龙跟我说的，在上世纪80年代让演员感到新鲜、陌生，甚至一时有些难以接受的舞台形式，放在当下，因为演员所受的表演训练不同，接受和进入起来势必会快很多。所以，其实不管导演怎么排，灯光、舞台怎么变化，对演员来说，最终都得回到剧本，回到人物。

回到一部戏何以成为经典，必定也是因为对人物的塑造和思考。而狗儿爷这个人物给人们留下什么——典型性格，命运的悲剧，还是历史的思考？林兆华曾经说：“如果观众走出剧场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疯子’，我看这个戏才有可能接近成功。我没有过分渲染狗儿爷的疯癫，真有趣、真能叫人琢磨的，是一个疯人讲的句句都是真话……”能继承已经不容易了

采访梁冠华和李士龙，借的是前几日《茶馆》复排的间隙。

《狗儿爷涅槃》在1986年10月首演后，只有过2002年逢北京人艺50周年纪念时的一版复排。近20年，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没有这出戏再现。

2002年版的“狗儿爷”是由梁冠华饰演的。那两年，他接连出演了北京人艺几部大戏的主角：1999年版《茶馆》里的掌柜王利发，2001年版《蔡文姬》里的曹操。三部戏风格迥异，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虚实结合的。有人说《狗儿爷涅槃》一直没有再复排，其中一个因素是这部话剧几乎是“狗儿爷”的独角戏，对演员的体力消耗太大，不好排。可话说回来，梁冠华在其他几部戏中的角色，恐怕也都不轻松。就说《茶馆》，各色人物进进出出上场下场，掌柜王利发就几乎是自始至终在一旁支应着。

梁冠华说，相比之下，“狗儿爷”那种几乎没有对手戏的疯疯癫癫，倒让他演起来精神放松些——可以自由发挥，今天表演的尺度大点儿，明天尺度小点儿，问题都不大。这话我倒不全信，对于狗儿爷“疯”的尺度，林连昆处理得精巧，梁冠华同样。

顾威分析过狗儿爷的“疯”。他说，演一个疯子好演，内行人都清楚，不受制约，“洒狗血”即可唬人。但舞台上出现个真疯子，没有任何艺术意义。表演难度在于既疯又不真疯，时疯时不疯，难在选准起点收点，拿准过程和把握程度。

如《龙须沟》里的程疯子，沾黑旋风就疯，其他则不然，而狗儿爷是在生活琐事上疯疯癫癫胡言乱语，但在主要问题上，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上，他的思想逻辑并不混乱。这比程疯子更难，难在不疯的面大，疯的表现空间小而局促，回旋余地受限，疯与不疯转换快而密。

顾威评价林连昆演狗儿爷的“疯”：紧紧抓住土地没了这个根，深入挖掘这个“疯”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思想逻辑，用语气、眼神、形体、手势，丝清缕密，收放自如，令人可信地完成。

而梁冠华的“狗儿爷”被公认为对林连昆的表演完成了很好的继承。用李士龙的话说，“既有原来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东西”。关于表演上的继承，梁冠华说，有些好东西就是要直接“拿”的，比如有场戏一开幕是狗儿爷背着包行李，拿着锄头拎着水罐，嘴里喊着“风一阵儿，雨一阵儿……”的定场诗满台跑，就要全拿来。他说，戏里很多东西对林连昆这样的老一辈表演者来说，是有着切身感触和体会的，但对他这样没有经历过的演员来说，所能见到的可能只是历史留下的结论。能把老一辈演员斟酌出的表演精髓继承下来已经不易，对他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后再讲创新，演员与演员之间有不同，必定会形成自己演戏的轨迹。

我看到有报道说，1986年《狗儿爷涅槃》上演时，在人艺的观众问卷调查中获得了很高的满意度。其中的观众，20至30岁的占80%，30至50岁的占20%，文化程度多为大专以上。也就是说，当年去看《狗儿爷涅槃》的观众是年轻化的。那么，2002年呢？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但是采访中，两位主演说到了一个共同的感受，观众的现场反应与1986年时有些不同，一些该有反馈的地方，比当年淡。梁冠华说：“可能是我的演技不到位。”如今，如果《狗儿爷涅槃》再次重排呢？ 北京人艺狗儿爷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