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筠的建议

研读清廷的公文，可见存在种种差异：即便是皇上谕旨，使用的措辞和语气、转发的衙门、限定到达的时间也会有不同，而各地督抚几乎个个是人精，能由此选择一种恰当的应对方式。如乾隆历次征书之旨，是礼部以咨文的形式下发的，咨为平行文书，督与抚们未能引起注意也与之相关。10个月后皇上再发催缴之谕，用的是军机处字寄，由首席军机大臣、内阁首辅刘统勋签发，各路封疆大吏便有些慌神，赶紧行动起来。

弘历要求访购书籍的两道谕旨，都是发给各省督抚，命他们会同学政办理。这就要说说省级衙门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山东、山西、河南，以及不设巡抚的直隶与几个将军、办事大臣辖区，其他省份皆在巡抚之上设置总督，通常管理两省军政大事，驻扎某地，因此一些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便权威大减，有些像个催拨儿；而提督学政为钦差之官，有独立衙署，任职三年，不论原衔多低，均与督抚平行，不受其辖制。按理说征书是学政的事，可乾隆深知此事的难度，还是交给各地的军政大员，要求会同学政办理。而实施起来，督抚一般是知会学政一声，具体则交给布政使去操办，皆因布政使掌管一省钱粮，各州府不敢不听。至于学政，整天忙着岁试科试，阅卷量很大，自也不愿多掺和，大多都是做出个积极配合的姿态，而已而已。

但凡事常会有例外，有不按牌理出牌的，安徽学政朱筠的做法就显得与众不同。

还是先说安徽巡抚裴宗锡吧。与豫抚何煟有几分相像，裴宗锡也非科举出身，也是花钱捐了个小官，也以通晓吏事、踏实勤勉获得上级认可，一步步走上高位；而不同的，是他属于“官二代”，其父在雍正间做过巡抚、左都御史，乾隆也较早就对他有了好感。接奉军机处字寄，裴宗锡回奏“跪诵之下，不胜惶悚”，然后就叙述自己是怎样布置与催促的，无奈属下八府五州多称“所属并无名人宿望著有成编，无从购送”，呈送到省的只有桐城叶酉《诗经拾遗》《春秋究遗》，绩溪宋代人汪晫纂辑《曾子子思全书》，婺源江永《礼经纲目》《周礼疑义》，合肥知县张佩芳所纂《翰苑集注》等。宗锡说以安徽人文之盛与书肆之多，访求数月，止此数种，显然是属下办理不善，遂亲自动手，查阅史料，将本省历史上的名臣、大儒、理学家等编成名册，注名所著何书，“钞发各府州”。至于本朝著述，则命各地详查方志，顺藤摸瓜，“无论抄本刻本，一并呈送”。安徽属两江总督管辖，宗锡实乃晓事之人，深谙官场规矩，奏称已将收到的图书送交总督衙门，由那里再汇总送往京师。

至于学政朱筠，就有点儿不太晓事了。

比巡抚裴宗锡提前一天，朱筠单独上奏，而且同时上了两道奏章。一为回应催办之谕，说自己在去冬抵任不久，即接到礼部转发的征书之旨，留心察访，在巡考时“一县一州随处咨询”，并要求教官和诸生提供信息，已经颇有收获——

其陆续赍到及访闻现有其书可采录者，若安庆则有方以智《通雅》、方中德《古事比》、方中履《古今释疑》，徽州则有江永《礼经纲目》《周礼疑义》、戴震《考工记图》《屈原赋注》，宁国则有梅鼎祚《算学全书》、施闰章《愚山集》、吴肃公《街南集》及《阐义》，太平则有徐文靖《竹书统笺》《山河两戒考》，凤阳则有曹楷《闵子年谱》，颍州则有《刘体仁集》，六安则有连斗山《周易辨画》，庐州则有合肥县知县张佩芳《陆贽奏议纂注》诸书，并皆潜心服古，说有依据，足成一家之言，可被甄择。

朱筠显然有些当仁不让，虽也说到“其如何办理章程，开局汇校，一面与抚臣札商，务期搜讨无遗，编次有法，足资广益，仰答勤求”，却完全是以我为主的口气。

回头再看裴宗锡的奏折，真是啪啪打脸啊！朱筠已奏报收获颇丰，并逐一列举作者和书名，老裴还在念叨什么收缴无几，正在想方设法啥啥的——让皇上怎么想呢？巡抚衙门在安庆，而朱筠的学署设在太平，两个人的协调出现了问题，应不在宗锡没有沟通，而在于相距较远，沟通不够，也在于朱筠得旨后自行其是，偏不把这些干货告知巡抚。学政享有单独密奏之权，朱筠人品端正，也不会有意出裴兄的洋相，但瞧不起捐纳出身的官员，认为征书乃学政的管辖范围，不愿意再往安庆绕远道，应是有的。

朱筠的第二折是一份建议书，表示受到皇上“念典勤求，访求遗书不惮再三”的鼓舞，贡献一点个人的想法，一共是四条。因其建议实在与纂修《四库全书》关系重大，文字也不艰涩，今原文照录：

一 旧刻、抄本，尤当急搜也。汉唐遗书存者稀矣，而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藏书之家尚多有之，顾现无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是宜首先购取，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用广前史艺文之阙，以备我朝储蓄之全，则著述有所本矣。

一 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宋臣郑樵以前代著录陋阙，特作“二略”以补其失。欧阳修、赵明诚则录金石，聂崇义、吕大临则录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请特命于收书之外，兼收图谱一门。而凡直省所在现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一并汇送，校录良便。

一 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臣伏思西清东阁所藏，无所不备，第汉臣刘向校书之例，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请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则藏弆日益广矣。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

一 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校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幾、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列代若《七略》 《集贤书目》《崇文书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候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

这样一道奏折，其所底蕴的渊博学识与独到见解，以及对典籍图册的熟稔、对校雠学的精通，大约没有几个巡抚或者学政能写得出，在复奏中属于独一份儿。乾隆一眼就看出其重大价值，朱笔批转枢阁大臣，命集议上奏。

朱筠也算个“生事之臣”。由征书一变而为编书，由扩大内府典藏，升格为编纂一部囊括古今的旷世大典，应该就在于不晓事的朱筠上了篇“生事”的奏折，当然也在于乾隆皇帝具有一双慧眼，并博采众议，形成了新的更完善的方案。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