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酒吧里的未成年气氛组

编辑·陈晓

2021年11月12日是个周五，对于一家酒吧来说，周末晚上是每周生意最好的时段。V-PARTY酒吧是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最大的一家酒吧，开在一栋三层楼的底层，占地1000多平方米。酒吧的招牌贯穿了三层楼面，每当夜幕降临，不断变换的彩色荧光衬着巨大的白色字母“v”，在黑糊糊的县城一角十分显眼。

作为城市的休闲产物，酒吧总是和自然运转规律相反的地方，具备“夜越深，越热闹”的特质，才能算一个“合格”的酒吧。这天晚上，V-PARTY酒吧邀请了一位略有名气的“网红”来烘托气氛。她将在夜晚11点左右到场，在酒吧内的舞台上唱歌，带热场子。酒吧的其他员工则需要站在入口处，排成两排迎接，制造“明星”亮相的效果。刘仲也站在迎接的行列中。他在V-PARTY酒吧做服务员已经一个多月了，一米八八的身高，站在一群服务员中间颇为显眼，让人想不到他才刚满16岁。

晚上11点左右，迎接团队等来的不是女嘉宾，而是一群穿着深色警服的警察。“忽然涌进几十个民警，拿着盾牌、电棒。我站得比较靠前，吓懵了。”刘仲对本刊记者回忆。电话中，他的声音还留着变声后的痕迹，是一种介于少年和青年，既有点稚嫩，又故作老成的嗓音，让人忍不住想象，年少的他怎么作为服务员，在荧光闪烁的酒吧内娴熟地给客人倒酒、陪着喝几杯，然后再收入上百元的小费，最多的一次收了600元。

不过，2021年11月12日这个晚上，是刘仲在V-PARTY工作的最后一个晚上。警察的突然到来，让整个酒吧真的瞬间“热闹”起来。人群四散，V-PARTY酒吧有四五个后门，不少人趁乱往后门跑去。但刘仲没来得及，“还不知道咋回事，就被拽出酒吧，在店门口的空地上蹲下来”。那些跑到后门的同事也没能真的逃脱，警察当天晚上提前堵住了后门。酒吧内所有人都被带上两辆大巴车、几辆警车，前往县城开发区的一处办案点接受询问，询问持续到早上5点左右。

“这是一场针对V-PARTY酒吧的突击检查。”涟水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胡慧慧告诉本刊记者，“由涟水县公安、人社部门开展，检察机关现场监督，目的是为查清该酒吧损害不特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胡慧慧所在的第四检察部专门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被侵害的案件，同时开展未成年人全面司法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她已经在第四检察部工作4年多，30多岁，扎着利落的马尾，温和中带着干练和专业。她是第一个发现该酒吧违法招用未成年员工的检察官。在此次突击检查的半年前，她在审查一起未成年人涉嫌聚众斗殴的案子时，发现4名未成年人长期混迹于该酒吧，其中一名未成年人还在酒吧工作。

“酒吧怎么可以招用、接纳未成年人？这名未成年人是违法招用的个例，还是众多未成年员工的一员？”带着这些疑问，胡慧慧所在的第四检察部对案件进行二次梳理，发现V-PARTY酒吧开业一年多来，在这家酒吧工作、消费过的未成年人共13名。11月12日突击检查后，最终查明酒吧先后招用60多名未成年员工，这些员工基本都是辍学的未成年人。此外，酒吧还无条件接纳未成年人进入饮酒、消费，甚至以提供免费酒水为诱饵，创建“福利群”，招揽一所学校30多名未成年在校生，到酒吧充当气氛组成员。

2022年1月11日，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淮安市检察院提起的V-PARTY酒吧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民事公益诉讼案，当庭宣判该酒吧立即停止招用、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其经营场所，并在省级媒体及酒吧社交经营账号向社会公众道歉，酒吧经营者当即认错，并自愿缴纳10万元公益损害赔偿金。这是全国首例酒吧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民事公益诉讼。胡慧慧说：“传统民事诉讼强调对私益的保护，一般民事侵权的案件都是由当事人自己向法院起诉，而此案被告人损害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未成年人，涉及社会公益，因此由淮安市检察院代表国家公权力，代为提起诉讼。”最好的酒吧

涟水县位于江苏省北部，有110多万人，算是个人口大县。V-PARTY酒吧开在县城中南部，距离市中心一两公里，往西15公里，就是淮安涟水国际机场。酒吧位于一片商业街的西南角，商业街入口处，一个灰色石牌坊有些突兀地立在马路边，牌坊正中间用红色油漆刻着“同乐坊”三个字。

在本地人眼中，同乐坊是县城最大的休闲产业聚集地，商业街内至少有二三十家KTV，一家挨着一家，外表大同小异：大多都在二三层楼的底层，间或插着台球厅、网咖、美容足浴店。每晚9点后，同乐坊的石牌坊下聚集起一排卖路边摊的小推车，推车旁还放着几个简易的小桌凳供人休息。马路边总是停着一些出租车和代驾的司机，等着休闲客人们酒足饭饱后的生意。2020年10月，V-PARTY酒吧开业，在同乐坊这片私营性质的小KTV中间十分显眼，也为路边摊、司机们带去更多生意。

V-PARTY酒吧不是涟水县第一家酒吧，但却代表着县城酒吧产业发展至今的最高水准。骆子宜是一位涟水县的酒吧从业者，对城里各类酒吧有长期观察。他告诉本刊记者，V-PARTY是夜店型酒吧，也称“嗨吧”。涟水最早的一家嗨吧，大约在2013年开张，与其说是嗨吧，更像是歌舞厅与酒吧的结合体。场地不大，气氛也不够热烈。但因为是县城第一家酒吧，人气还不错。后来因为管理混乱，出现过一则命案，被强制停业。

“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嗨吧是2020年7月开张，叫C+酒吧，可以说是吃螃蟹的第一人，但当时我去看了眼，就知道它注定会失败。”骆子宜语气笃定地说，“它的规模很小，只有一两百平方米，大约20个卡座，场子小，人就不会多，气氛根本带不起来。大家可能一开始图个新鲜去消费，一旦有新的酒吧开张，它立刻会被淘汰。”在这个行业混迹多年，骆子宜的经验是，气氛、规模是一家嗨吧成功与否的最基本因素，之后才是管理、资源等。

但涟水县在2020年迎来了嗨吧的开业高峰期。骆子宜观察到，2020年8月到11月，涟水县酒吧密集开业，加上清吧（音乐类酒吧）的数量，各类酒吧加起来有16家。“即使是在一个人口大县，也容不下这么多酒吧同时开业。”骆子宜记得，有一家嗨吧刚开了两个月，就因为生意太差倒闭了。

V-PARTY酒吧也在这段时间加入了竞争。2020年9月底，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V-PARTY酒吧开业。它离C+酒吧不到一公里，只是穿过一条马路，隔一个红绿灯的距离，但V-PARTY酒吧面积大，有50多个卡座，装修也比旁边的KTV精致，除此之外，V-PARTY酒吧的老板在江苏其他地区开过不少分店。“有更成熟的经验和舞台资源，再加上场子大，人多了氛围就好，定价也没比另外几家嗨吧贵，很快就成为城里生意最好的酒吧。”骆子宜说，“V-PARTY酒吧在宣传里说自己是涟水最大最好的酒吧，也是名副其实。”

但县城最好的酒吧，通常意味着有更大的人流量和更热闹甚至混乱的氛围。根据涟水县检察机关的记录，V-PARTY酒吧开业一年多，属地派出所记录了89条接警记录，包括打架斗殴、失窃、酒后滋事等。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员工从不会查验客人的身份证，酒吧也没有强制规定最低消费，即使不消费、订座位，客人也能进入酒吧内蹦迪。它就像一个敞开的“乐园”，吸引县城的各类人，当然也包括未成年人。甚至从营业开始，招聘有青春活力又缺乏社会经验，因此更好操控管理的未成年员工，就是酒吧的运营方式之一。

“进入酒吧，先闻到的是烟酒味儿。待久了，卡座上的客人一轮一轮换，你能闻到抹布擦沙发的味道、驱蚊剂的味道、墙上油漆的味道，还有酒精泼到地面又晾干的酒臭味儿，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一位在V-PARTY酒吧工作过三个多月的前员工向本刊记者回忆。2021年3月，当时他刚满18周岁，已经辍学一年多，“在家闲着没事，去酒吧打工”。他原本以为自己年龄很小，直到去了V-PARTY酒吧做营销，才发现酒吧内未成年的员工并不稀奇。

陈爱也是V-PARTY的一名前员工，2021年1月到V-PARTY酒吧做营销时还不满15岁。去酒吧工作前，她还是一名初二的学生，在涟水县附近的乡下读书。父母都去了江苏南通打工，陈爱和妹妹在家跟爷爷奶奶生活。她说自己跟家人关系一般，爷爷奶奶基本是“放养”她。

已经辍学的朋友将她介绍给了V-PARTY。陈爱的学习成绩不太好，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辍学，其中一个去了县城的V-PARTY酒吧工作，说自己一个月底薪有3000块，还没算提成。在人均收入2000多元的涟水县城，底薪3000元的工资是种诱惑。很快陈爱收到V-PARTY一位营销经理的微信，给她描述了一个更诱人的职业前景：如果来酒吧做营销，拉到客人来酒吧消费，有员工月入过万，酒吧还提供住宿。“我当时很心动，谁对钱不心动呢？”陈爱在电话里说，音色低沉，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成熟感。

几天后，那位酒吧经理开车来到乡下，带着陈爱离开了学校，复印身份证件后，直接让她在一份入职合同的最后一页签字，当晚就正式进酒吧工作了。几天后她告诉父母，自己在城里一家酒厂打工，很安全，不用来找她。父母也真的没去找她。

2004年出生的周海洋是另一名V-PARTY的前员工，也是从学校系统中脱离出来的未成年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在小学五六年级，就认识了同校的“混混”，跟着学抽烟、偶尔逃课，骑着电动车在县城的大街上转悠。“小伙伴人多，一起玩，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学习的心思了。”进入初中，他因为染发，经常被教导主任批评。初三开学时，“教导主任看到我，问我怎么又来了，我一听这话就气，直接翻出学校，再没回去”。

周海洋比陈爱晚入职两个月，入职时没签任何合同。正式成为营销人员的那晚，他觉得“自由，爽。喝酒、蹦迪成了工作，还能赚钱”。这跟他以前的工作很不一样。离开学校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分拣快递，一天能挣100多元，但“干了几天有点累，不想干了”。在家待了几天，他去一个小型工厂做鞋垫，没多久又觉得有点无聊，“做了一个多星期又不想干了”。他知道县城有餐厅招服务员，也有渠道找家理发店或者餐馆跟着师傅“学门手艺”，但他都没去，说起原因也很简单，“怕累”。

没有工作的日子，他跟同样辍学的朋友相约打手机游戏，一天的花销都在吃饭和抽烟上，不到50元。偶尔去网吧、商场算是大消费，需要几百块，他就在电话里问在外地工作的父母要，父母训一顿后也总会给，他们对他最大的要求是“不要做违法的事”。2021年3月，得知一个朋友在V-PARTY酒吧工作，他有些好奇，也跟着进了这个灯红酒绿的场所。气氛组

一位V-PARTY的前员工对本刊记者回忆，在V-PARTY酒吧的前台，灯光昏暗的某个角落，有一张A4纸大小的牌子，写着“禁止未成年人入内”。这张牌子并不是真正的禁令，而是酒吧对法律规定的一种应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其中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但根据骆子宜的观察，县城里以往几乎没有娱乐场所能避免未成年进入。“酒吧最终目的是盈利，让客户反复去消费。酒吧里的成年男模、女模是吸引客人的方式，未成年人进入，反而能为酒吧带去另一种吸引力。为了利益，几乎不会有酒吧做过多限制。一家酒吧越是利益微薄，越容易为了吸引顾客触犯底线。”

鹏哥曾参与了V-PARTY酒吧的准备工作，与酒吧的几位老板相熟。酒吧开业一年半来，他经常分享自己去喝酒的视频。他告诉本刊记者，V-PARTY酒吧开业头半年生意很好，遇上节假日，或者酒吧请嘉宾表演时，50多个卡座几乎能坐满。2021年夏天开始，酒吧的生意逐渐走下坡路，只有靠近中间的十几个卡座有人，四周的边卡常常空着。疫情导致的停业和监管变严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相临的淮安市陆续开了两家大型连锁酒吧。骆子宜告诉本刊记者，2021年4月末，淮安SPACE酒吧试运营，11月初，淮安MIU酒吧开业。涟水县与淮安市区相临，开车半小时就能到，“真正的消费者肯定想体验更好的氛围，不在乎多花几百块。况且当时V-PARTY开了半年多，已经过滤掉一批‘一次性’客人，生意下滑是必然的”。

2021年10月，刘仲在V-PARTY酒吧做服务员时，酒吧员工比刚开业时少了差不多一半。酒吧经常只有十来桌客人，“场子很冷清”。更冷清的是有相关部门来检查时，员工群内都会提前收到“未成年，撤！”类似的指令。刘仲和其他未成年人员工就会快速从后门离开，“场子人就更少，夜间也没什么氛围”。而对一家嗨吧的生存来说，气氛是最重要的，甚至会因此专设一个部门：气氛组。主要作用是在接近午夜的时间点，或者酒吧人气不足时，在舞台、沙发上蹦迪，活跃气氛、带动客人一起“嗨”。刘仲说，V-PARTY酒吧的气氛组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酒吧内的客人、营销人员，甚至是保洁阿姨，“只要你想跳，都可以去舞台上跳”。舞台在酒吧中间最内侧，能同时站上二三十人。通常，晚上11点是气氛的第一个爆点——这时DJ的呼喊声、音乐声达到最大，两个挨着的人也要扯着嗓子说话，光柱从四面八方打下来，空中飘下雪花般的纸片，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刘仲说，原本，气氛组成员是酒吧的正式员工，一个月底薪3000多元，如果被客人看中，就去陪酒，按时长收费，价格在200～900元间。但酒吧生意变差后，气氛组员工也不多，营销人员开始拉拢附近高中、职校的学生，到酒吧充当气氛组，福利是卡座免费，还赠送1瓶洋酒、4瓶饮料。

陈爱当时已经从V-PARTY酒吧辞职，她告诉本刊记者，酒吧生意变差后，营销部的一个工作就是拉学生进场。他们经常在傍晚骑上共享电动车，去人流多的商场发传单。每逢周五下午，附近几所中学的学生出校门过周末，营销员就去学校门口发传单，允诺给学生免费进酒吧的“福利”，甚至还可以报销学生去酒吧的打车钱，而开在县城边缘的炎黄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炎黄学院”）是营销拉人的重点。

炎黄学院大专三年级的吴岩松，是第一批进入V-PARTY酒吧做免费气氛组的学生。他2004年出生，身高将近一米八，嗓音感觉比其他未成年人更温和。在吴岩松的印象里，炎黄学院招生几乎没有门槛，“只要有钱就能上学，学校里什么人都有。学生旷课、打瞌睡也很少有老师管”。他读的是五年制大专，平时课不多，他很多时间和心思都放在如何打工赚钱上。到V-PARTY工作前，每天下午3：40放学后，他都会去一家商场兼职，一小时十几块。

2021年10月中旬，万圣节前半个月，吴岩松的一个朋友问他要不要去V-PARTY酒吧玩，免费。“我从没去过嗨吧，很好奇，听到免费就觉得赚了，当晚就跟七八个同学过去。”当晚9点左右，吴岩松一行人打车到了V-PARTY酒吧。那天晚上，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分散坐在两个卡座喝酒，看酒吧中间真正的客人点女模跳舞，长发的女生穿着热裤、背心在桌上扭动身体。夜间11点多，“喝得晕乎乎”的几个学生也站上舞台蹦迪，直到凌晨一两点才结束。对一个初入酒吧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颇有些新奇感的夜晚。经理还告诉他们，如果每晚都这样来玩，再带上四五个新人，就能拿到几十块提成。混乱

但周海洋在V-PARTY酒吧工作一个多月后，却感到有些厌烦。他所在的营销部是最酒吧重要的部门之一，负责拉客人进酒吧，承担着酒吧的业绩任务。客人找营销“订台”，一个台是一个卡座，黑色的皮质沙发围着一个长方桌。根据卡座位置的远近，订台最低价格298元，最高1000多元，营销可以从中提成15%到30%。

在酒吧工作的一天，通常从下午两三点开始，起床后出去转转、吃个饭，7点前到酒吧打卡，在脖颈挂上一个都市白领一样的工作牌，然后开始在陌陌、探探等软件上找客人到酒吧订台。营销经理早教过他们怎么找客人，“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把头像换成美女，甚至跟客人说，来消费，我可以陪你出去吃饭、看电影”。周海洋说，有人找营销订台，营销要一直陪在卡座前与客人聊天、喝酒，直到客人离开。虽然规定的下班时间是凌晨两点，但如果有客人不走，营销就要陪到最后。周海洋见过有客人带未成年的女营销出去吃饭，甚至过夜。

入职后的一个多月，周海洋几乎每个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陪喝酒，几乎每天都喝吐。蹦迪也玩累了、音乐很吵。”他知道有的员工喝太多酒，在厕所里吐血，被送到医院，第二天上班还是继续喝。另外，酒吧里混乱的氛围让他觉得有些危险，打架斗殴事件，“三天一小场，五天一大场”。

周海洋记忆最深的打架场景，一次是一个客人喝醉酒，拿空酒瓶往自己身上砸，手上沾满了血。还有一次，酒吧一个服务员被客人扇耳光，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只知道最后客人给了服务员赔偿，每个巴掌500块。陈爱也遇到过一次酒后打架，是两个卡座上的人互殴、摔酒瓶，她与事发地隔了一个卡座，但还是被溅开的玻璃碴划破了大腿。多名V-PARTY酒吧的工作人员说，这类酒后打架，酒吧一般不会主动报警，安保会把客人拖到酒吧外的空地上，任他们在酒吧场所外互殴。

混乱的不只是酒后斗殴，营销经理对下属的惩罚也没有规则可循。周海洋做营销时业绩不错，他加大量陌生人为好友，如果有客人找他订台，他就把自己提成的一半返给客人，有时一晚上的订台金额达到八九千，所以与经理的关系还不错。“但如果经理看谁不顺眼，会想办法整他。”周海洋的一个朋友也是营销人员，一天晚上跑出酒吧外休息被发现，原本应该罚款50元，因为朋友表现出不服气的模样，经理就在数字后加了个零，罚款500元。罚款同时，业务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某段时间业绩不好，经理会把员工叫到办公室，惩罚员工吃柠檬加芥末——一个完整的柠檬切成两半，分别挤上小拇指大小的芥末。到后来，如果营销人员某个晚上没有任何收入，会被惩罚在酒吧门口的空地上站几小时，无论刮风下雨。

最让这些未成年员工们愤怒的，是酒吧以各种理由扣除甚至拖欠工资。周海洋在酒吧工作的最后一个月，因为请假三天，被视为自动离职，按酒吧的规定扣除当月全部工资。即便没有缺勤，这些未成年员工也很难顺利拿到之前允诺的报酬。2021年10月，陈爱已经在V-PARTY酒吧工作了8个多月，只拿到一次390元的工资。“其间连生活费都是问家人要、问朋友借的。”陈爱对本刊记者说，“经理一直跟我说会给我工资，到年底一起发会更高，我就被忽悠了。”周海洋记得，离职后他去找老板要被拖欠的一个月工资，只拿到了基础工资3000块，还有1000多块提成被扣，经理甚至直接对他说：“我不想给你结，你能怎么办？”难回头的路

今年1月，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V-PARTY酒吧招聘未成年人做气氛组做出判决后，陈爱依然没有拿到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她去年10月初从V-PARTY酒吧离职，被介绍到当时即将倒闭的G+酒吧做营销。她发现两家酒吧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状况几乎一样，没有年龄审查，也没有劳动合同，生意同样很差，每晚零散坐着几桌客人。相关部门去酒吧检查前，微信群里也有人通知未成年人撤离。G+酒吧只有一个后门，是在洗碗间特意“开辟”的，几个未成年员工从那里跑到酒吧外面，那是一片黑糊糊的荒草地，没有灯光。他们就躲在草丛里，直到检查人员离去。

陈爱在G+酒吧工作一个月后，发现酒吧同样拖欠工资，她当时就离职了，离职的第二天，G+酒吧倒闭。今年V-PARTY酒吧被法院判罚后，她以为自己的工资能拿回来，便给V-PARTY酒吧老板打电话、发微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只能再去找新工作。

陈爱曾想过再回初中上学，她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累，很多欺骗”。家人就她的想法询问过学校老师，得到的回复是：“不能再回去上学，因为没有学籍了。”跟陈爱一样，曾在V-PARTY酒吧工作过的未成年人张维也有一个这样难以回头的成长故事。他两岁半时父母离婚，由村里的爷爷奶奶照顾长大。几年前，父亲从外地回家，“没有工作，整天在屋里打电脑游戏”。他与父亲关系很差，经常拌嘴、被父亲打。在学校，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因为近视看不清黑板，“后排有任何动静，老师就说是我做的，几次下来就把我开除了”。被开除那天，张维的父亲到学校当众打了他一顿，自此他不想再见到父亲，就离家出去打工，这样进了V-PARTY酒吧。

2020年9月，V-PARTY酒吧开业前，张维去发传单，出工费一天100元出头。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生性内向的他拿着一沓传单，不断递出去，又不断被拒绝，“觉得自己好没面子”。就在那个时刻，他想再回学校读书。爷爷奶奶也帮他问过学校，但学校拒绝接收，理由是他“不好好读书”，而且已经超过16周岁。那时候他知道，“回不去以前的生活了”。

“不论是未成年受害人还是未成年人犯罪，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较大，其次是交友和成长环境。我们办理的案件，涉案的未成年人大多都是单亲家庭，或者留守未成年人。”韩雪娇是淮安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淮安市是全省较早设立独立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地区，从事涉未成年案件工作接近10年。她认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环是家庭教育，其次才是社会、学校的兜底，但具体到这次酒吧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还面临监管部门不明确的问题。

韩雪娇说，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酒吧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这是法律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如果有未成年人进入酒吧，具体谁来监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如果酒吧相关经营者侵犯了未成年人权益，由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但“按照职责分工”，具体细分则有模糊地带。V-PARTY酒吧的案件中，早在去年4月发现了斗殴，当时由县检察院督促涟水县人社部门，对酒吧存在招用未成年工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罚款11.8万元。但实际上，因为监管主体不明确，酒吧仍在继续招用、接纳未成年人。韩雪娇说：“实践中，因为酒吧接纳未成年人无明确监管主体，酒吧也不加整改，为了及时阻止酒吧继续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们决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审理完成后，涟水县检察院计划近期联合妇联、教育局，针对涉案未成年的家庭教育、学校监管等问题开展教育引导，当地相关部门也已经加强了对酒吧的监管。胡慧慧在涟水县检察院工作4年多，她发现，“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二，是最容易受到社会吸引和侵害的年纪”。她推测，原因之一是通信技术发达，很多未成年接触更广阔世界的同时，也更容易“交友不慎，受到侵害”。

公益诉讼判决后，V-PARTY遣散了所有的未成年员工。离开时，刘仲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没拿到。提前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生活并不容易过，但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路好走。他说自己喜欢抽烟，一天能抽一包，一个月烟钱就在1000元左右。离开酒吧后，他还得继续找工作。V-PARTY酒吧因为新冠疫情在3月10日暂停营业，目前正在装修，准备等疫情松动后，换个名字继续营业。而5月底，县城还有一家规模与V-PARTY酒吧相当的大型酒吧，即将开业。

（文中除胡慧慧、韩雪娇外，所有人物均为化名，实习记者张潇珂对本文亦有贡献） 酒吧周海洋卡座沙发未成年人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