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断尘缘”的写作

王朔曾这样形容自己，“给丫关起来，搞不好就弄出一《红楼梦》，最损也是一《飘》”。在这个问题上，以编剧和作家两种身份都大红大紫过的王朔是有发言权的：“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种是直通欢场，一种是自断尘缘。”在他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提到过“自断尘缘”的地点，不是“坐在北京西郊金钩河畔一栋借来的房子里”，就是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不仅住的地方与亲友相隔，饭也没个准点，“我一天没吃饭，晚上六点前也没任何希望可以吃上”。

关起门来写东西，这是很多作家的共识，原因自然是没人打扰可以集中精力搞创作。雨果写《巴黎圣母院》之前，只给自己留下一身衣服，目的就是控制自己不外出。大仲马用稿费造了一座奢华无比的城堡，经常大宴宾客。但城堡旁边还建有一栋小楼当书房，简朴至极。冯小刚说过创作《编辑室的故事》大纲的过程，就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请了一众作家，在“一晚上官价儿180块，几经磋商优惠成80块钱”的友谊宾馆关了五天攒出来的。真正从监狱中创作出的作品也不少，“文王拘而演周易”，马可·波罗在监狱里一通神侃，侃出了世界闻名的游记。如果不是身陷囹圄，他们还真未必能达到那样的成就。

作家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自己必须博闻多识，拥有广泛的社会和生活经验，但写作时还得有个清净去处。一边是万丈红尘盘桓，一边是青灯书斋苦熬，全靠作家自己衡量。但问题是关起来就一定能写出好东西吗？不一定。灵感不是闭几天关就能迸发的；就算自认为是灵感，读者也未必买账。同时，也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豁达地面对牢狱之灾。

王尔德在被判有罪前作品无数，天天出入欢场，和达官贵人厮混，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各种称赞。可一旦进了监狱，完全是两世为人。尤其是最初服刑的彭托维尔监狱，除了饮食粗劣、不许亲友探监以外，犯人每日还要踩上半天脚踏车，“运动量相当于爬一座山”。王尔德的精神和肉体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狱中的两年，他只出过一部《深渊书简》，其实就是和朋友的书信来往。那还是他转到瑞丁监狱，条件有所改善后写的。

出狱后，朋友们和书商一直期待他能有更新更好的作品问世。但很遗憾，除了一本《瑞丁监狱歌谣》以外，他再没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朋友采取激将法，说监狱已使王尔德获益匪浅。由于“艰苦的生活，规定的作息以及强制守贞”，他才能写出精彩的《深渊书简》和诗歌，“国家实在应该把你关进牢房，不让出牢门”。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论断彻底激怒了王尔德，双方不欢而散。

文章憎命达，有不少作家坦然地把人生中各种不如意当作命运馈赠的礼物，很显然，王尔德并不在此列。出狱后的第三年，他死于脑膜炎。三年来，他做得最多的就是和仅存的几个朋友聊天，不再有任何写作的激情和欲望。监狱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黑洞，被吞噬的不仅是创作能力，还有他的生命。 写作文学作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