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氧气”突然断供

编辑·陈晓

70岁的赵琴一直在等待“氧气”。4月8日这天，她早上7点钟就起来了，比以往提早了两个半小时。她梳好一条马尾辫，坐在印着棕白色条纹的布沙发上，面对着没有打开的电视，黑乎乎的屏幕倒映出房间的静谧。长时间没人说话，安静里透着谁都不愿说破却又明显的不安。儿子赵民在一旁缓缓开口，“放心，氧气瓶要来的”。

赵琴没有回应。她是一名肺大疱（注释：一般继发于小支气管的炎性病变，后天性多见于成人、老年患者，常伴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右肺还能工作，因此必须全天吸氧，大概每天消耗2瓶10L的氧气，才能维持正常的血氧饱和度。在家人的经验里，只要3分钟不吸氧，赵琴的血氧饱和很快会跌到62%，然后嘴唇发紫，晕厥昏迷。自2016年以来，赵民开始在上海申威医用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威公司”）为母亲订购罐装氧气瓶。为她家供给氧气瓶的是上海最大的医用氧生产厂家，占整个上海医用氧市场的90%，负责供应约4万名家庭吸氧用户。每天上午10点，申威公司的配送人员会把灌满氧气的钢瓶送上门，再把头一天用完的空瓶取走，节假日也不例外。

但两天前，也就是4月6日，赵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是申威公司一名员工打来的。对方在电话里说，公司目前有11名员工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工厂的医用氧停止生产，考虑到赵民母亲是重度吸氧用户，公司还能为她保供一天，但是到4月8日，他们就不确定是否能正常供氧了。

知道氧气可能停送的消息后，赵琴绝望地哭了起来，“没氧吃了，没氧吃了”。赵民也紧张得浑身发抖，他发动了所有的微信好友，拨打12345热线电话，紧急求助，但没有打通。第二天，赵民接着做第二手准备，“如果真断氧的话，就要把她送到医院”。他在居委会开好了通行证，去外面跑了4家医院，其中有3家已经停诊，不再接收病人；还有一家表示可以接受，但只能暂时安置在急诊室。这意味着，一旦有120送新的抢救患者进来，母亲就要让出床位，坐着吸氧，晚上也没有地方睡觉。

跑医院的那一天，赵民吃不下东西，只是拼命抽烟。回到家里，他先安慰母亲，“万一明天没有（送氧气），我们就去住院”。接着，他开始准备去医院的物品，包括枕头、被子，餐巾纸、洗漱用品、轮椅，还有氧气袋。他没告诉母亲的是，如果真的没有氧气送到，他只能临时拨打120。120是否能快速赶来，送达的医院是否能够接收并提供充足的氧气供应，他并没有把握。

收到氧气可能断供的消息后，许多用户陷入了类似的恐慌。上海广播电视台感受到了这种情绪，光是在4月7日这天，一名记者就整理了二十多条求助信息，一位市民留言说：“真的是很急人。我们的老人要呼吸，用氧气……我们没有办法了，什么电话都打不通。请你们救命。”

一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说，2017年以来，他需要24小时吸氧，不能多动，不能出门，严重的时候还需要去医院紧急抢救，“像现在，因为是疫情当中，我们也不能出去，尽量在家里保养好，不让这个病发作。这样更是离不开氧气，一断的话，命要没有了”。

一名住在上海市中心的患者女儿说，家里双亲都在90岁以上，爸爸患有哮喘、支气管炎，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晚上发作起来，四肢冰冷，呼吸变得粗而急促，咳嗽也很厉害，因此每天要吸一个小时的氧气，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五年了；上个月，妈妈因为心脏衰竭刚出院，“捡了一条命回来”，有时候会气喘，也需要氧气。她记得，父亲知道氧气断供的消息后，眼睛突然紧闭着，双手不受控制地抖起来。

4月8日早上，当赵琴沉默地等待着氧气能否到达的结果时，赵民也能感觉到，母亲心里正承受着一股强烈的恐惧，像是在等待最后的宣判。他至今记得母亲当时的眼神，一动不动地望着什么，“有点无助，有点无奈，还有一份期待”。一种特殊的药品

这是一种铝合金材质的蓝色钢瓶，带有一个总阀门，一个控制出氧量的小阀门，不管从工艺和外观来看，都再简单不过，但它储存的是一种特殊的药品——需要的人不多，可一旦需要就无法离开，而且因为氧气属于易燃品，车间只能按需生产，由有资质的机构储存，再配送给各个医院和家庭用户。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用户都不可能大量储存，必须依靠氧气公司流水线365天不停产，并每天准时配送，才能让他们的生命正常延续下去。为了保持供应链的连续性，一名申威公司的车间主任对本刊记者回忆，他在申威工作了20年，经历过2002年“非典”，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初次暴发，车间都是正常运作的。

医用氧气作为药品的特殊性，在管理上也特别严格。据申威公司总经理袁敏华介绍，从2007年1月1日开始，上海市食药监局规定，将医用氧气作为药品纳入管理，企业生产、供应必须取得许可证。此后，政府对氧气瓶的管控十分严格。每一个钢瓶都有自己的身份信息，公司购买前，要和相关部门报备，对方会发放电子标签，再把信息录入数据系统，“什么时候买的、储放什么介质、多少规格，这些全部要上传，进行管控”。

在上海，除了浦西被封闭的厂区外，浦东地区还有2家公司拥有生产资质。每天，3个生产方把钢瓶灌满氧气后，成品都送到申威公司的仓库，由申威进行统一配发。为了管理氧气钢瓶，申威公司会给每一名用户分配专属编号。赵琴也不例外，她每天使用的2个钢瓶，对应着2个不同的编号。儿子赵民举例说，如果母亲出现突发情况，对氧气瓶的订购量临时有变，他就要拨打热线电话，先报编号，再报姓名和家庭地址，以此实现闭环管理。闭环的平稳运行造就了约5万条细微的生命通道，氧气在通道中安全顺畅地流动，5万多名用户的生命也因此得到延续。

2022年3月1日，上海再次出现奥密克戎本土新增病例。一开始，新闻每天通报的新增人数并不多。申威公司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直到3月10日左右，疫情仍然在扩散，公司决定实行封闭管理。最初，公司也没做强制性的留置，只是发了一个需求通告，员工自发报名申请留厂搞生产。“我们公司总共人员170人，首批自主隔离的人大概有90名。”袁敏华回忆，“到了3月20多号，上海第二轮封控解除，一部分封闭在家的员工陆续来上班了，留在公司的员工增加到107名。”直到3月31号，“这段时间，虽然有少量的员工没有来上班，但是整个公司的运作是一切正常的，只不过每个人的工作量加大了，比如原来10个人干的活，现在可能就是6个人干。每天，我们员工内部都要做一次抗原检测，没问题了才上岗。”

配送端的隔离保护也早早开始，40多名配送员工一直住在办公楼。为了正常配送，申威公司申请了30多张通行证，负责人介绍说：“因为我们的气瓶很特殊，属于危险品，必须同时配备一个驾驶员、一个押运员，持证上岗，而且走的也是上海市规定的危险品车路线，基于这样一个特殊性，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配送人员）保护好。”

但奥密克戎还是侵入了厂区。4月6日这天，生产工厂有3名员工确诊为阳性，第二轮核酸采样，又有8名员工确诊为阳性。“出现阳性就没办法了，必须停产。我们也担心，病毒可能在厂区里进一步传播，一旦带到产品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袁敏华说，“那时，我们仓库还有规格10L的氧气瓶库存，通过政府特批，我们把氧气瓶全面消杀，分两次陆续发出去了，第一次是900瓶，第二次是1300瓶，以应付市场上出现的需求缺口。”

但作为生产商，他的心里很清楚，这点库存很快会被消耗光。如果不能及时复产，并恢复原有的氧气配送闭环，大量用户的生命通道会被阻断。“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事儿，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是不可能几天不吸氧。”

在这次氧气停供前，赵琴的生活和大部分同龄老人差不多，一生经历过不少考验，但她都挺过来了。

赵琴和丈夫年轻时都是上海知青，从同一个街道分配出去，下放到江西同一个农村，一个成了数学老师，一个成了语文老师，在村子里教了20多年书，1993年户口才回到上海。在江西，赵琴得过肺结核，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不好，病没有好好治。后来，她又得了慢性支气管炎，也一直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病，不需要吸氧，有时咳嗽厉害了，就吃止咳化痰的药。

在赵民的印象里，母亲年轻时蛮漂亮的，留着一条长长的马尾辫，常穿一套咖啡色的中山装。回到上海后，父母每天一起买菜、烧饭、在外面遛圈，跟一批老知青出去旅游，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

2012年，丈夫因病去世，那是赵琴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她一个人住在如今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一度情绪低落，吃不下饭。后来在孩子的劝说下，她走出家门，去了虹口公园，跟一群阿姨跳扇子舞，交了些新朋友，有时候赵民晚上7点多去看母亲，发现家里灯还没亮，母亲还在外面跟老姐妹们一起吃饭。除此之外，她还找到了新的情感寄托——每天去喂养一只流浪猫。野猫行踪不定，有时候没看见它出现，赵琴会在小区的各个角落不停地寻找，叫它的名字，“艾米，艾米”。

那时，赵民感觉母亲逐步掌控了新的生活节奏，能快活地把生活打理得很好，直到2015年，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乱。赵民记得，那是12月的一天，他去母亲的住所探望，遇到一场大雨，他便决定住下来，第二天再回家。夜里11点，赵民去上卫生间时，隐约听到母亲在“打呼噜”，但是声音越来越不对头，频率也很急促，“有一种胸口被压着，吐不出来气的感觉”。他走进母亲的房间，把床头灯打开一看，母亲的脸已经“肿得跟脸盆一样大”。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因为她体内的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出现了中毒症状。

他立刻将母亲送进上海医院，医生检查出肺大疱。赵民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病情早有先兆。有时候，她走路也会喘气，嘴唇发紫，特别是肺部感染时，咳嗽很厉害，咳出来的痰是浓的，而且还发黑。再严重的时候，痰里会带血丝。

在医院昏迷一个多星期后，赵琴苏醒过来，不过精神还是恍惚，看到儿子，像不认识他一样。那时候，她身上插满了很多管子——尿管、气管、胃管、氧气管，“相当于整个身体都需要机器去维持”。为了防止管子被拉掉，手脚也被压缩带捆绑着。此后一段时间里，赵民都只能靠动作和母亲沟通，“如果要大便，就把大拇指翘起来，要小便，就把小拇指翘起来”。

那是在这回氧气断供前，赵琴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病房里，三天两头有病友过世，医护人员会推一辆车过去，把逝者转运走。这时，赵民总会把窗帘拉起来，尽量不让母亲看到。每天，医生都会来握一握赵琴的手，通过握力了解她的肺部功能恢复情况，可她总是达不到出院的标准。这时，赵民会哄骗母亲说，病情已经好转，马上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在赵民的记忆中，母亲原本是一个吃不起疼的人，小时候，母亲帮他缝衣服，手指被针扎了一下，会喊叫好长时间。那一次，母亲真是受了很多苦，在医院整整抢救了26天，才勉强撑了过来。

出院后，赵琴就成了一名需要全天吸氧的患者，“已经离不开氧气了”。共生

对于许多重度吸氧的患者来说，和氧气的共生关系并不是理所当然形成的。要让身体接纳并依赖一种外在物质，会带来巨大的不安感，它似乎代表一种让人沮丧甚至害怕的提醒：你的生命正在变弱，你作为个体的完整性正在被破坏。“像这种重症吸氧的患者，一开始很抵触氧气，甚至把氧气当作敌人，但时间往后推，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他们会慢慢适应，感觉到自己离不开氧气，甚至于把氧气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到最后，他们坚信，这点氧气就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赵民说，要跨过每一个阶段，吸氧的患者都要承受心理上的变化——从抵抗，到被击垮，之后调整心态，最后才能习惯。“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个跨度。”

赵琴出院后，对氧气的态度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最初，赵民给她买了一台制氧机。氧气管插进鼻腔的瞬间，母亲的情绪就变了，脸色一下子暗下来，一把抓下管子，摔在地上。“你干吗把我当病人。”她冲儿子发火，“我从医院回来了，已经好了，不要吸了。”没过一会儿，她自己感觉气喘，不得不把管子捡起来，插进鼻子里。但呼吸一旦变得平缓，她又对赵民抱怨，自己真的不习惯，制氧机里的水嗡嗡地响，太吵了，放在旁边都睡不好觉。

因为断断续续地缺氧、吸氧，赵琴经常昏厥。她对温度的感知也发生了改变，因为肺部的热量散不去，她在一月份就要开电扇，盖6斤的薄被子，三月份就要穿衬衫。这样一来，她很容易就感冒，肺部感染发炎，白细胞升高。一旦身体的各项指标不正常，赵民又要把母亲送进医院。来回折腾了几次，赵琴的肺部功能不断衰退，家用制氧机的出氧量已经跟不上了，只能配置蓝色的氧气瓶。

赵琴最终接纳氧气瓶，是在2016年夏天，她在卫生间洗澡时，排风扇没有打开，突然透不过气来。她急促地叫唤儿子的名字，“快来呀，快来呀”。赵民拿着一条浴巾跑过去，看到脸盆已经翻倒在地上，母亲严重缺氧，嘴唇、手指发紫，人扶不住墙，快要昏过去。他用浴巾把母亲包住，让她赶紧出来吸氧。接着，他关掉空调，把门窗全部打开，让自然风吹进来。母亲躺好后，赵民恐慌地对她说：“妈，你这个就是缺氧，现在必须经常吸氧了，知道吧？”赵琴自己也吓坏了，从那之后，她的吸氧量逐渐变大，从两三天一瓶，到一天一瓶，现在变成一天两瓶。

刚开始和氧气共生的日子里，母子二人都生活在一种隐形的恐惧中。母亲坐着不动时，赵民不需要太担心，但她一旦要做什么动作，就得留意了。比如母亲早上刷牙，他要在旁边看着，以免她站的时间长了，会倒下来。白天，他要等母亲把午饭吃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才可以出去买菜。下午3：30，如果他还没赶到家，就要给母亲打电话，听一听她的声音。半夜里，赵民上完卫生间，会再去一趟母亲的房间，看她睡觉是不是安稳，氧气瓶是否正常工作。

赵民家住在三楼，每年春天，从窗户往外面望去，能看到一排白玉兰树。玉兰花开的时候，花香浓郁，这时，赵民反而要把窗户关起来，以免母亲的呼吸受到刺激。为了保持呼吸平稳，肺部不被感染，赵琴不能接触刺激性的食物和味道，以前喜欢吃的食物也不得不放弃。比如卤猪蹄，里面含有酒精，容易刺激气管，引起咳嗽，嘴馋的时候，她最多能吃一两块，尝个味道。要是嘴里实在没味儿了，她就让儿子买一罐话梅，然而，这类食品糖分高，也不能多吃。

在这些限制下，赵琴的生活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刷牙吃早饭；打开天猫精灵听天气预报；听老歌曲；看电视或者玩手机；吃中饭；靠在沙发上午休；醒来看着窗外发呆；晚上吃完饭睡觉。当然还有一天的三餐药，一共60多粒。一天下来，她能活动的最远距离，就是从房间走到卫生间，再回到房间。做这些事时，她的鼻子里一直插着氧气管，管子大约有2米长，另一头连着蓝色的氧气瓶。

上海疫情之前，在春天天气好的日子里，赵民会充一个氧气袋（大概是一个小时的用量），用轮椅推着母亲下楼，在花园里兜一圈。有时候，舞蹈团的阿姨看到了，跟她打招呼，问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赵民会说“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以此搪塞过去。回到家，母亲感慨，以前都是一个团的，人家还是能天天出去跳舞。要是没这个氧气瓶，她早就四处去玩了，让儿子和女儿都不一定找得到。有时候，她还会打开衣橱，摸一摸以前跳舞穿过的唐装，回味它们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的快乐。

“其实，她恨不得现在就不吸氧，平时一直在说，吸这个氧干吗，哪里都不能去，心里怨死了。”赵民说。他能体会母亲的痛苦。因为长时间不能出家门，母亲的腿部肌肉开始萎缩，她常说“两条腿已经没用了”。赵民最心疼母亲的一次，是在她看早间新闻的时候，电视突然播了一段阿姨跳广场舞的画面，这时，她自言自语地说道，自己曾经跳过什么舞。说到一半，她突然把电视关了，趴在窗户上，眼神呆滞地望着外面，陷入了沉默。赵民说，或许母亲想起了以前在外面跳舞的时候，或许在恨如今的自己，怎么就变成了一步都迈不出门的病人。

那时，他看到母亲的表情里流露出一种哀伤，“就像是一个小朋友弄丢了自己最心爱的玩具”。离世

无论患者们多么讨厌依靠吸氧才能维持的生活，但是，当氧气真的“消失”时，他们无一例外都感受到了更大的恐惧，那是死亡随时可能到来的阴影。在韩华主管的养老院，就有3位老人先后在缺氧的状态下死亡。

自从3月9号以来，上海养老院就陆续进入了封闭状态，要求老人、职工不进不出。韩华担任院长的这家养老院也是如此，院里一共有200个床位，140多位老人，平均年龄在88岁左右，一半以上是卧床为主的，长期吸氧的老人有10个。实施封闭后，韩华除了确保养老院管护工作正常运行，还需要不断寻找食品和氧气，“那时候（养老院）变成一个孤岛，没人想得到再保障这一块的供应”。韩华说。原本他依托了一家大型超市，可以保证每天新鲜的蔬菜、瓜果、食品。但是随着城市物流链的紧缩，那家超市告诉他，所有的鸡蛋都没有了。

“在整个供应链中，氧气的需求是最迫切的。”韩华说，长期吸氧的这10个老人，一部分老人是肺部疾病患者，另一部分是肺源性心脏病患者，心脏不好，供氧能力比较弱，几乎24小时离不开氧气瓶。以前，养老院会常备7个氧气瓶，再加5台制氧机，24小时开着，周转使用。氧气瓶开中流量可以用3天，低流量可以用一个礼拜。大多数老人依赖中流量的氧气，就能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

4月7号之前，供氧非常正常，院长只需要在申威公司的微信小程序上下单支付，第二天氧气就准时送过来。但是7号那天，小程序上突然跳出来一个暂停使用公告，“不光把生产停掉了，微信程序也停掉了，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的。因为他们家是保障上海民生的，这么一个大的生产停掉了，就像突然间有一天，120救护车被封掉不能来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韩华紧急给申威打电话，对方说没办法，不光你这里停，市政府正在协调。无奈之下，院长通知家属，“有用氧需求的，请家属尽快转院”。然而，“整个社会像突然间被封印了一样”，大多数老人的子女都被封在家里，每天忙着抢菜。韩华记得有一个家属的回复是，“他自己也无能为力”。

那段时间，养老院的氧气瓶一直用低消耗量的模式在维持，不是特别急的人先用氧气机。“这个模式就比较痛苦了，因为制氧机的效果和氧气瓶完全是不一样的。”院长说，他每天给申威公司打电话，问是不是能够给养老院加急送一瓶氧气。然而，氧气还是没有来。大概在10号到11号，氧气瓶完全空了，“有3个老人明确是因为氧气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这是韩华最无力的一段记忆。有一位老人的血氧饱和度数值从95，慢慢下降到90，然后是85，80……出现了明显的抢救指标，必须要送医院。原本，这家养老院地处市中心，离最近的大医院也就是5分钟车程。但现在，院长拨打120后，救护车从很远的地方调过来，路上需要花2?3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老人氧气跟不上，手指、脚趾慢慢发黑，呼吸频率加快，最后离世。

有一位89岁的老人，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氧气及时跟得上的话，是能够救回来的”。这次韩华好不容易把老人送到了指定的医院，但需要先做核酸才能看急诊。“哪怕这个老人前一天晚上11：00做了核酸，也不算，一定要过了晚上12：00以后，才算当天的。”等待核算报告出来要4?6个小时，这期间，老人就在急诊室里过世了。

还有一位老人，因为肺部感染，有炎症，体温升高到37.5摄氏度，也有缺氧表现。120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但是上海市的三甲医院，晚上急诊处于停摆状态，根本不开。另外开的医院中，因为老人体温升高了，必须安置在负压病房，“这种床位本来就很少，医院满了就不收了”。他还得往下一家医院去跑。后来，老人一共跑了6家医院，没一家医院接受，就在120救护车上去世。

老人出现危机情况后，韩华一一通知了家属。因为疫情，上海的公共交通停摆，有一名家属住得比较远，骑了一两个小时共享单车，赶到医院，立马签字，送老人去火化。还有一名家属，因为小区不给开通行证，甚至没有见到老人最后一面。继续生活

4月12号晚上9：00?10：00，通过申威公司不断和政府反映情况，第三方公司终于来到工厂，开展消杀和检测工作；13日凌晨12：30左右，疾控做出了厂区没有问题的分析报告；13日早上9：45，申威公司恢复了生产。

“氧气”突然消失的五天，已经给这个城市无数需要吸氧的患者和家庭留下了深刻记忆。他们体会了相似的恐惧、焦灼、无力还有悲伤，在氧气通道重新接续上之后，这些情绪导致的不安感仍然留在他们的生活中。

一名患者的女儿说，以前，她想过要买一个制氧机，但父亲说家里太小，没地方放一个方方正正的大机器，况且，氧气瓶也很方便，一个电话打过去，第二天就送过来了。如今，女儿不这么考虑了，她打算等物流恢复之后，再给父亲添置一台制氧机，“怕万一有这种事情再发生”。

另一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家属说，在工厂恢复生产之前，她担心家里氧气不够用，就让生病的丈夫少动，尽量在床上躺着，需要吃饭时才坐起来，以减少氧气的消耗。她还时常给丈夫测血氧饱和度，正常值的时候，就把氧气的阀门关上，数值跌到90%以下，又把阀门打开。一天下来，她记不得阀门被拧过了多少次。

还有一名支气管炎患者的女儿，在氧气恢复之前，她把老人每天吸氧一小时的时间，改成了半小时，“想节约一点，万一没有氧气了怎么办？”而另一名肺大疱患者，仍处在断供弥留下来的恐惧中。他已经做了两手准备，家里现在有1台制氧机，3瓶罐装氧气——一个是为了防断电，一个是为了防断供。

仍在持续的上海疫情，是这些患者担心的主要因素。总经理袁敏华说，日常情况下，工厂每天的医用氧气出货量在1500?2000瓶，但现在，流水线的生产量还没有回到正常水平。不过好消息是，他们已经和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厂区运出了500个氧气瓶，送到浦东的上海申南特种气体有限公司生产，这样，申南的产量就能达到每日800瓶。

赵民从新闻上看到了这条消息，稍微安心了一点。在这次“氧气”断供危机中，他的母亲算相对幸运。4月8号那天早上，在紧张焦灼的等待后，需要的氧气还是送到了。作为多年稳定订购的用户，申威公司根据原有订购记录对用户做了需氧严重程度的判断，赵民母亲属于典型的重度用户，得到了优先保护。但刚过去的危机仍然给赵民留下了心理阴影，每天他都会试探性地问配送氧气瓶的师傅，工厂恢复得怎么样了？还叮嘱师傅一定要当心，不要被感染，期盼意外不要再发生。

赵民还感觉到，这次事件后，母亲对“活下去”有了更多的渴望。没事的时候，赵琴会看一看丈夫的照片，把他们以前的经历翻出来，跟儿子再说一遍。她最怀念的是两人下放到江西的那一段日子，一起去山上挖笋，抓野鸡，下河摸鱼，在同一个学校教书。赵民说：“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我母亲说起来，是一种甜甜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她不再抱怨和抗拒氧气。4月14日这天早上，赵琴像往常一样9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后，她坐在沙发上，提前把要吃的20多粒药，一粒一粒地剥出来，摆在一个红色的盘子上。这一天上午，氧气瓶已经正常送来了，氧气管安然地插在她的鼻腔里，褪漆的钢瓶在一旁工作。赵民看到母亲就着均匀的呼吸，把这些治疗6种不同疾病的胶囊，平静地吃了下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赵民、赵琴、韩华为化名） 奇闻轶事氧气瓶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