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鸰：时代洪流下，个体的“难”

当腾讯影业和导演李路决定将梁晓声的百万字小说《人世间》改编成影视作品时，“找谁来做编剧”的问题便摆在面前。和李路合作过《人民的名义》的周梅森以及好友陈道明不约而同地向他提到了王海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海鸰编剧的《牵手》《中国式离婚》就有高口碑，可以称为“讲述中国婚姻故事”的影视剧样本。但是，面对像《人世间》这样一个既有长度又有宽度的现实主义作品，王海鸰依然感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尽管如此，王海鸰还是接下了改编。她对这篇小说中的时代很有感情，她和剧中的周秉昆同年出生，她的父母也是周家父母的年纪，剧中所有的时代转变和人物命运发展甚至都可以找到参照系，这些是她接下这部戏的底气。

作为编剧，王海鸰深知自己的优势和缺陷在哪。在情感上，她有着女作家的细腻与敏锐；在人物关系上，她有作为母亲先天的优势；在年龄上，她对剧中人物的命运有着感同身受的悲悯。但王海鸰也意识到，要让这个剧本具有史诗性的表达，还需要有一个值得推敲的骨架，所以她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同为编剧的儿子王大鸥。王大鸥写梗概，写时代背景，写人物命运走向，王海鸰则在这个骨架里延展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活细节，这也成为《人世间》被人夸赞最多的“人情味”与“烟火气”，剧中很多让人潸然泪下的人物对白，她都借用于生活中亲历的细节。

《人世间》里每一个人的选择和命运的流转都带着主动或被动的痕迹，仿佛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他们往前，“没有好坏，只有立场”。在这一点上，王海鸰告诉我，“我在写每一个人的故事时，都会站在他（她）的立场替他（她）说话，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再到官员、商人，我在写的已经不是人物的‘好坏’，而是时代洪流下每一个个体的‘难’”。

三联生活周刊：梁晓声的原著《人世间》有百万余字，浓缩了中国50年来时代发展的关键节点，且人物众多，改编的难度可想而知。作为读者，是什么打动你？

王海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一直面临着探索、追寻、试错、纠错的过程。40多年听着很长，放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间，更何况，这是一个近50年体量的小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地方，过去有多么辉煌，如今那里的人就能感受到周围多强烈的萧条和一落千丈，这是根植于东北人心中最大的痛。我就在想，这么苦，这么难，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原著中不仅有大时代的变迁，还有活灵活现的个体命运和人生轨迹。我们的民族素来有对家庭、朋友、婚姻极为传统的理解，这些看似朴实的价值观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吗？这个问题带动着我的思考。“家文化”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这一点极为打动我。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这部作品最大的改编难度在哪儿？

王海鸰：梁晓声的原著提供了非常扎实、鲜活和真实的人物基础。刚开始，我和剧组的创作部门以及其他主创开了三次会，觉得最大的一个难点是底色要调亮。我和导演团队之前就达成了一个共识，目前钢铁般金属色的这种沉重文学，一定要调成温暖的、明亮的，给人以希望和力量的作品。

我在多种场合都说过，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没有跟梁晓声做过任何交流，我是有意识地“躲”他。因为一个作者想说的，作品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又搞过影视剧，肯定有很多他的想法。我们开了三次会，在其中的一次会上，他为这个戏设计了一个开头，一听这个开头我就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开头说，一盏煤油灯被点亮，郑娟从夜里爬起来，悄悄为大家做饭，她拿筷子在五香油瓶里蘸了一滴香油。特别真实，这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可是在电视剧里不行，电视艺术需要一个巨大的时代性来展示人物关系，所以剧本里，一出场，周家几口人面临抉择和分离。那次会后，我决定从小说到剧本，一定要保持某种独立性。尤其是我抗干扰能力特别差，我怕我会被带偏，所以只能用一个办法保护自己，就是不再跟梁晓声先生交流。书里说的我都明白，打动我的地方我都知道，需要规避的地方我心里也很清楚，所以谁也不要来干扰我，对原著，我采取了“躲”的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提到关于《人世间》里有血有肉的细节，因为你经历过那个年代，我相信一定是借鉴了个人的经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王海鸰：我一直在部队工作，有年过年我回山东老家，去军区看一些熟人，有一位刚提拔成了政委，还有一位是退休三年的老司令员。我先去看老司令员，那个时候已经9点了，他家里冷冷清清，没有人拜年。之后，我又去了新上任的政委家里，长队从院门口一直排出院外，秘书说一个人5分钟。这个剧情，我后来用到了冬梅家。过去，我也经常收到礼物，人家送我礼物都是跟文人交朋友，我曾经收到过一盒冬虫夏草，细看，放得过期了，来不及检查就拿出来送给我。这个经历我也写进了剧本，“送礼”后来成为前20集秉义和冬梅家一个大的戏剧冲突。但近些年来，送礼变少了，以前送的全都是高档礼盒，后来送的就是点家乡土特产了，我从这些小细节上感受到整个国家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从点点滴滴，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变化，所以剧中你会看到一些很细微之处，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代人的亲历。

三联生活周刊：在整部剧里有一些关于父母辈和孩子之间冲突的戏，秉义和父亲、秉昆和父亲、冬梅和妈妈、周蓉和玥玥。作为母亲，你是不是对这类情节很有感触？

王海鸰：这些都是当母亲的体会。我儿子曾经跟我说过，“能让你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后来，我觉得这在中国家庭不是一个个案，这肯定是很多孩子埋藏在心底的一个情感需求。这些台词我加到了秉昆和他父亲这里，“就图让你满意，我拼命去干”，当然肯定有为妻儿的成分，但是在他爸那里争口气的成分是很重的。我对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感受很深。

写作就是写人物关系和逻辑，我照着自己与儿子相处的逻辑来写周家故事，一切就都顺理成章。秉昆和父亲在火车站里争吵，周父对秉昆放了狠话，据说看哭了很多人。写这段戏的时候我并没有动情，但演员演的时候我看哭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擅长的是个体命运的细节，但这个剧还有很多时代叙事需要完成，那么这一部分超出你人生体验的戏是怎么写的？

王海鸰：这个剧本确实超出了我的生活经验，我以前的剧本都是写家庭或是亲身经历，这些对我而言可以说驾轻就熟。但是仅写家庭怕会降低这个剧的分量，也不能反映中国50年。既然小说里具备了一个天然的标志性地区，也就是最辉煌的东北工业基地的落魄，那么在对面也立起一个标志性地区，这样更有利于呈现一个全面的改革的样貌。于是选了深圳的崛起。刚开始写深圳的戏时，虚写，比如骆士宾到了深圳就成了大老板。后来导演团队问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好在我从前写过天津静海大邱庄集团的广播剧，在那里生活过一个月，对企业有感性认识，能挪用的就挪过来；最着急时，走捷径，直接将戏剧规定情境向企业家朋友说明，请朋友来填写人物的相关技术上的对话。骆士宾就这样形成了：开始他是通过走私录音机，倒买倒卖到内地，获得了第一桶金后有了实体工厂，最后转型发展为大集团，这个过程不断在修改完善。还有，官商打交道那段过程我是不熟悉的，这个东西连采访都没地儿采去，谁都会跟你说冠冕堂皇的话，不可能给你讲黑幕。那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官场小说，丁力、周梅森、王跃文的，以间接了解。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部剧中，每一个人物角色背后都有他自己性格的缺陷，也有他们和时代命运的冲突，你说谁对谁错呢，其实没有办法去讲得那么清晰。好到秉昆和郑娟这样的人物他们心里也会有困惑。所以在这个戏里你怎么拿捏这种人性真实的分寸感？

王海鸰：我不太喜欢非黑即白。在我的创作理念里，没有绝对的坏人，没有绝对的好人，是人都有他的多面性。我一定要站在这种高度，写到谁的时候我就替谁说话，我自己都在跟自己打架。比方说春燕和于虹打架的时候，我站在春燕的角度，替春燕说话。站在于虹的角度上来想，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怎么能拉下脸面跟郑娟要房？我站在郑娟的角度想，一个房子对老百姓来说可不是小事，但对方已经开了口，如果拒绝这辈子朋友就别做了。所以，于虹开口之前要慎重，郑娟拒绝之前也要慎重。

创作者不能把人物标签化，他是好人就什么事都往他身上堆，跟糊泥巴一样。他是坏人，他就坏得没有逻辑了。我个人觉得乔春燕的变化是有章可循的，她这种人也是我们中间最常见的，其实，她最后的举报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在给自己开脱。春燕说了，“从客观上来说我们等于为党为国家着想铲除贪官，主观上为自己要房”。她也是对的，不是坏到底的人，我是写谁就替谁说话，必须有这个立场，你的剧作才会有力度，否则就会扁平化，人物不立体，观众的共鸣感会差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部剧里受到大家最多弹幕抨击的其实是周蓉这个角色，她虽然学习好，也是家里面比较有出息的孩子，为了爱情不管不顾，但是大家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你在写周蓉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王海鸰：周蓉这个角色其实更接近当下的人，虽然她的人设遭到不少攻击，但是大家觉得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尤其是女性。周蓉不是自私，她是自我。周蓉身上有一种大我。她到了贵州，她关心那个地方。之所以她能让大家引起共鸣可是又被很多人指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没有给她一个高光时刻，她在贵州教小学生的戏都是叙述性的。周秉义、周秉昆都给了很多戏剧上的高光时刻，而周蓉没有给，其实就差一场戏，这个人物就更出彩了，所以说挺遗憾的。但周蓉很有代表性，有恒久不变的一种人性深处的东西。自我也得两面看，有的时候自我是宝贵优点，比如说，你要不坚持自我，创作就没法进行。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都知道东北人本身有属于自己特有的幽默感和表达方式，你是山东人，写这个剧的时候，东北的表达方式你有考虑进去吗？

王海鸰：考虑了，但是我做不到那么方言化。我查了类似于“波棱盖儿”“咋了”“啥”，我都尽量用了，但是没想到，通过二次创作，看了我就想笑。比方说，骆士宾跟秉昆说，30多岁还可以再结婚，郑娟舍不得儿子可以把郑娟也接走，后来雷佳音说了一句“把我也接走呗”，据说这是演员自己加的。这种东北人特有的幽默，不是查点资料、查点方言就能够运用自如的，他们都给做了补充，现场加了一些零碎，这非常好。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不是编剧能够做到的，真的是一种东北人特有的“小零碎”，当时我就想，要把这个灵感给我，我又能生出一大段戏来。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所有的演员里和你沟通最多的是演郑娟的殷桃？

王海鸰：对，片方为了信息不衰减，让她直接跟我联系，这个很好，我很赞同。我俩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可能都有弱点，离这个角色的生活太远。这种传统、朴素，经历过苦大仇深但依旧乐观积极的女性我们接触得很少。所以，我俩到最后几乎成了商量的状态。比方说有一段戏，殷桃的直觉特别准，“你看我从始至终和大哥没有一次正面交流不真实，我觉得他俩之间得有一段戏”。后来这段戏加了，郑娟对秉义聊起，“秉昆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替他说句话呢，你这么大官”。把郑娟的性格处理得就很饱满，有过怨但也能理解，一下子人物就更加真实可信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发现，剧本是以“年”为坐标串起非常大跨度的戏，这个是故意为之吗？

王海鸰：对，过年对中国人有多重要就不说了，但是北方的年比南方的要热闹，尤其东北，一到过年，外面白雪铺天盖地，家里人从各个地方回来，都聚在屋子里团圆，而且我们这又是一部家庭戏，对一个家庭来讲没有什么比团圆更具有意义了。这个能引起共鸣，让所有的事情在过年时发生更有冲击力。同时，每一年的年夜饭在剧中都有变化，更能形象地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变化。从过去凭票买肉，舍不得吃，有肉吃就行，到吃肉已经稀松平常，到最后大家干脆就是不为吃了，找高档饭店去聚餐，时代性不言而喻。“六小君子”的约定是在初三相聚，很多没有交代的人物在大年初三出现或者不出现，也是时代变化带来了人物变化的最好场景。

（本文图片由片方提供） 文学人世间王海鸰周蓉剧情片三联生活周刊巴基斯坦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