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网络：孩子如何回家？

“不求找到孩子为我们养老。孩子小时候，想着他回来，给他寻个工作，没上学的话重新上学。每到春节就感到又白白找了一年，现在孩子应该30多岁了，也该成家了，又想着如果把他找回来了，他过得不好，我们如何补贴他、帮助他。前几年在城里买房，给没走失的哥哥买了一套，也给他备了一套。”年逾花甲的王秀莲和丈夫攥着李坤鹏的寻人启事，眼睛胀得通红，在四川绵阳市刑侦大楼“胡祥雨寻亲工作室”的沙发上，抑制不住地哭诉。寻人启事上，1989年出生的李坤鹏仍是3岁的模样，左臂上有一个开水烫过的疤痕。

他们身边的桌子上是全国各地寄来的血样，或是盒子里包着带血的棉签，或是信封里的采血卡。本刊记者在3月的一个周一来到这个寻亲世界的“入口”，工作室积攒了周末没拆的十几包快递，柜子里和角落堆满锦旗，门口的墙上挂着“记分牌”，“截至2022年3月3日，已帮助230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在全国公安机构里首屈一指。王秀莲向本刊记者倾诉时，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将快递中的血样附带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寻亲需求等信息录入电脑的表格，把血样重新整理，送到楼内的DNA检验室。而工作室“主人”、刑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胡祥雨的手机则响个不停，每天都有十多人加他微信好友，咨询寻亲事宜。

工作室2021年成立，而王秀莲夫妇在2019年胡祥雨从警犬队调到打拐办时，就彼此相识了。那时，“收买拐卖儿童一律入刑”已经在2015年进入刑法修正案，同时因为生育政策的放开，“拐卖市场”萎缩，打拐工作在公安系统内部边缘化已近10年。据公安部的公开资料，2021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相比2013年降低88.3%，盗抢儿童案件目前立案不足20起。放在绵阳，近10年来没有发现一起儿童拐卖案件，孩子失踪绝大多数都是走失，尤以农村留守儿童走失为多，还有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大、早恋等原因离家出走；偶有拐卖案，对象也是成人，一般以网上谎称外出打工或恋爱结婚为由将人骗走。

“有赖于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以及2015年与主流手机App合作的‘钉钉团圆系统’，除了监控，只要有丢孩子的案件报案，就会在孩子失踪地点方圆数公里内的手机上，不断推送失踪孩子的信息，提示路人留意。所以儿童走失案也按拐卖案立案、侦查，但绝大多数三天内能结案。”胡祥雨说，陈年旧案在打拐办理所当然地成为主要的问题。它却更像个“兼职”。虽然每年的“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拐卖/失踪儿童DNA信息系统”或“全国公安机关查找失踪人口系统”中的DNA双盲测试，会自动比对系统中的基因，如果有亲子配对成功，系统自动给所在地公安下达帮助相认的任务，但由于新增的DNA样本大多来自新发生的案件，每年需要处理的旧案最多十来起。

但去年年初，一位50多岁的单亲母亲来到胡祥雨的办公室，面容憔悴，说自己的孩子有间歇性精神病，2012年她在医院给孩子办出院手续时，忘记开药，让孩子在门口等，20分钟后孩子就不见了。她在绵阳的各个角落找了10年，没有结果。胡祥雨和同事采集她的血样，当天比对上一名当年高空坠落的无名死者，孩子当年只带一把伞，没有身份信息，走失两个小时后就坠亡了。虽然结局不幸，这位母亲仍然感谢他们让她后半生不再需要为此奔波。胡祥雨和同事大受震撼，希望帮助这些可怜的父母，于是决定在绵阳市一级，以及历史上拐卖人口案件众多的三台县和人口密集的主城区，成立三个以民警名字命名的寻亲工作室，主动接收群众的请求。虽然寻亲工作仍属“兼职”，他们还有命案刑侦的工作，胡祥雨所在大队仍另配两名民警与他配合。他们是经验丰富的侦查员，遇到本地的寻亲请求，会进村做入户调查。

自那以后，家在警局附近的王秀莲，隔三岔五就来工作室坐坐，询问自家的情况，谁家又找到了孩子，又有了哪些新的认亲手段。他们找了孩子28年。1994年，王秀莲和丈夫从湖南回乡不到一年，她在绵阳火车站旁边开米粉店，丈夫在旁边做工程。一个周日上午，米粉店客人多，店外也人挤人，王秀莲一家忙生意，孩子在门口玩。王秀莲本想让孩子爷爷看着孩子，被小姑子劝阻，只过了包一屉包子的时间，王秀莲不踏实，出门找孩子，再不见踪影。心里对家人的怨念和自责几十年来交织在一起，每晚她都要在手机上看别人找孩子的消息，每晚都难以入睡，却又止不住看，日复一日。向胡警官求助，是她和丈夫仅剩的救命稻草。

胡祥雨身材高大、挺拔，说话却慢声细语，他用四川话告诉王秀莲夫妇，已经为他们用了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一遍遍安慰他们仍会有希望。作为本地的警察世家，胡祥雨从父业，考入警校的警犬专业，毕业后加入警犬队。那时每日与警犬为伴，把一条三个月大的小奶狗训练成能出任务的警犬，每个动作都要重复百遍，像带出生不久的孩子。20年间带大十多只警犬后，离开带着警犬漫山遍野搜寻的工作，转到看起来更见成效的打拐办，没想到带奶狗炼出的耐心却派上了用场。寻亲事宜琐碎，建立工作室以来，他与寻亲的人组建微信群，现在群已经有了两个，加起来有1000多人。对王秀莲的安抚是“家常便饭”，他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小时的时间回复微信上的询问。

类似王秀莲家寻子28年的事，绵阳本地14岁以下儿童失踪的积案，目前仍有100多例，小部分是因为孩子被窃或走失，大部分都是被拐卖和送养的，最大的“孩子”如今有50多岁，最小的也有22岁了。在胡祥雨的微信群，这样寻子的父母却并不算普遍，在1000多人的求助中，有700多人都是子女寻找父母。胡祥雨向我介绍，子女寻亲的人中，有人从小知道自己并非亲生，成年离家，终于有能力寻找父母，有些则是偶然发现自己不是亲生的。无论如何，他们寻亲的目的，都是获得感情上的安慰，“但有些孩子和养父母聊，即便是拐卖来的，养父母也会对孩子说，因为亲生父母不要他们了，他们才来到养父母家”。

王秀莲也知晓这个情况，她想看看工作室的警官们手机里类似的内容，警察不给她看，怕她受不了里面的话。她心里又打鼓，生怕自己的孩子也被如此蒙蔽。若真是这样，他们数十年的痛苦与追寻，将变成莫大的讽刺，“爸爸妈妈怎么可能不要他呢？”

其实当年王秀莲也许立时就能找回孩子来。

孩子丢后，他们立刻报警，到绵阳火车站周边寻找目击者。一位老太太告诉她，就是她家米粉店对门的夫妇抱走的孩子，孩子的衣服都对得上。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他们：那对夫妇来自绵阳市三台县，丈夫看大门，妻子卖菜，还经常给她家米粉店送菜。王秀莲和丈夫立刻报警，那对夫妇被抓起来。但那时候没有其他证据，那对夫妇录口供时闪烁其词，一时承认，一时又推翻，始终没说把孩子带到了哪里，而证人老太太也不敢一口咬死，最终关了三个月就放了。王秀莲甚至后来在吃早点时还远远认出他们，可第二天再找，他们已经不见踪影。数年前，胡祥雨与王秀莲相识后，曾带她找过这对夫妇，发现二人虽与王秀莲年纪相仿，却已双双死亡，村里的家空无一人。

疑似拐走孩子的夫妇，在胡祥雨看来嫌疑很大，除了他们的口供和见到王秀莲夫妇的反应，按当时的社会氛围推测，他们确有动机。王秀莲孩子失踪的年代，全国正值拐卖人口的高峰期。资料显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20年间，因“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启动，强力推行的生育政策与“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封建观念并行，催生出大量拐卖案件。而人口众多、整体经济相对落后于东部的四川和贵州，是中国被拐人口最多的省份，“供给”充足，卖孩子又属于“无本的买卖”。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李钢教授等学者，曾根据全国最大的寻亲公益平台“宝贝回家”截止到2015年的647例成功案例分析，这两个省的拐出人数比其他省份高出至少一倍。其中位于四川东部的绵阳因交通便利，又是四川省内被拐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

更有甚者，那对夫妇所在的三台县，是人口尤为密集、经济尤为贫困的地区，原本属于贩卖人口的重镇，人贩子和被拐的妇女儿童都不少。“60年代的困难时期，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独立生活能力较差的村妇，被人贩子以介绍婚姻等名义，作为商品出卖。‘文革’后，公检法瘫痪，拐卖人口泛滥，以致1974年三台县专门成立打拐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才把势头压住。而1979年办公室撤销，拐卖案件迅速回升，直到1983年又建立打拐办公室。1985年底，风声已过，人贩子又肆意横行起来。”三台县的寻亲工作室负责人刘晓辉从事打拐工作12年，是三台县的打拐办专员，他告诉本刊记者，仅1984年到1987年间，包括绵阳、广元、遂宁、德阳在内的绵阳地区，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有约4000余人，而三台县就有1000多人，“当时警方成立50多个联合调查组，到10多个省、30多个县做工作，抓捕人贩子400多人，解救妇女500多人，儿童60多名。”

2022年3月，本刊记者来到这个位于绵阳市区南部60余公里的三台县。胡祥雨告诉本刊记者，去年最后一天认亲的家庭，是一位父亲和他35年未见的一双儿女。他们原本住在三台县辖下山边的村庄里，为了寻找孩子，父亲吕宏跑遍半个中国，重见时两个孩子已是中年人，一位定居山东，一位曾长期在中国南方游荡。

三台县大多为山地，人口将近百万，至今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人口大县。老父吕宏所在的村庄风景秀丽，适合做民宿。他的家就在山前，山上有竹林，屋前有农田和水塘，曾经的土房子仍是30余年前的样貌，只因汶川地震，土房旁又盖起二层的新房，屋里却空荡荡的。一定程度上，那是吕宏曾经走遍大半个中国寻子的结果。本来就贫寒的家庭更加贫寒，即便找到孩子也弥补不了失去的生活。年近七旬的他相貌苍老，常年外出做苦力令他的身体受伤，膝盖上敷满厚厚的膏药。

1986年夏天，吕宏的妻子因肺结核病重在家，他前往新疆打工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前往成都串亲戚，那时姐姐吕艳5岁，弟弟吕勇3岁。走到成都火车站，两个孩子肚子饿，祖母就带着他们在火车站乞讨。一个穿着入时的人走到老太太和孩子跟前，声称见两个孩子身上脏，好心带他们去洗澡，怕老太太不放心，掏出一个看着很昂贵的皮包，鼓鼓囊囊，交给老太太保管。老太太信以为真，把孩子交了出去。苦等两个多小时后，旁边人不忍心，提醒她可能被骗了。老太太拉开皮包，里面塞满废报纸，孩子早已不见踪影。

两个孩子与王秀莲孩子被拐的地点相同，人流密集、作为交通枢纽的火车站是拐卖高发地。因为三台县距离成都更近，当地人出行，往往到成都坐火车，也成为那里拐卖严重的原因之一。大部分被拐的孩子从这里被运往外省。胡祥雨介绍，“买方”主要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和福建等封建观念浓厚的地区，不是“重男轻女”，就是为“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福建地区的“买家”一般没有儿子，买来男孩继承香火；而在山东、江苏等地，“买家”有孩子也要买，甚至因为起初生不出儿子，觉得买个男孩后，自己就能再生儿子。

就胡祥雨所见的案底，绵阳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被拐儿童都被卖去徐州，吕艳与吕勇姐弟俩便是其二。胡祥雨告诉本刊记者，一般五六岁以上的孩子已经记一些事，再小的孩子可能对自己的遭遇浑然不知。姐弟俩对被拐的经过都没有多少记忆。吕勇只记得自己在火车站内磕头乞讨的片段，吕艳记得原来家里的池塘和竹林，记得父亲在远方打工，母亲得了重病，她有奶奶和弟弟，懵懵懂懂地从山里被带到一个大平原上的乡村。“买家”是一个家族，其中一家的妻子不孕，另一家有一个儿子，想再要个儿子。姐弟俩被卖去后，有儿子的家庭又觉得负担不起两个男孩的生活，选了姐姐，另一家选了弟弟。姐弟俩有了不同的姓氏，甚至弟弟名义上比姐姐高了一辈，彼此过上截然不同的生活。

姐姐住在镇里，即使知道自己不是亲生，养母对她仍然很好。她被卖去两年后，养母与养父离婚，养母把她带回在学校做老师的娘家，一直住在学校的职工宿舍里，备受呵护。弟弟留在乡村，养母两年后去世，养父因村内利益之争，喝下农药后与远方亲戚拼命，死于抢救不及时，他又被过继给叔叔。旁人说他“这么多年，口音还改不过来”，方才得知自己并非亲生。而叔叔从不把他当自家人，数九寒天的清晨，他要像佣人一样给爷爷倒尿桶。而他在三台县的表妹在他被拐次年也被拐，亲生奶奶在同一年郁郁而终。

“收到孩子被拐的信，我立刻从新疆赶回来，回到村里，我妈在家门口就给我跪下了，向我哭诉没看好孩子。我说‘丢了就找吧’。”吕宏如今忆起往事，已稍有释然。母亲的坟头就在半山腰，找到孩子后，他特意砍掉墓地旁的树，留一片空地放鞭炮，告慰亡灵。像王秀莲一家一样，最初找孩子的几个月里，他们本有可能找回孩子。孩子丢后，吕勇的母亲立刻报警，警方找到一个嫌疑人，但抓捕后把嫌疑人剃了光头，老太太过去指认，没有认出来，那人便被放掉，再未见过。

那时，吕宏听说绵阳的孩子多被拐到河南、河北、山东、江苏一带。丢孩子当年，他带着东拼西凑的7000块钱远赴中原，向各地民政局求救，希望找回自己的孩子。福利院里有时能一下子见到一二十个孩子，最小的尚在襁褓，最大的有20多岁，都没有他的孩子。他向当地人询问，口音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只能求助于在当地做生意的四川人，却获得“拐来的孩子不听话会被打成缺胳膊少腿的残废”的惊恐。而他仍只能依赖这些老乡，从那时开始，他在外地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寻子，哪里可能有被拐的孩子，他就去哪里，往往居无定所，饿了就吃口馒头，喝点自来水，在路边凑合一宿。直到母亲亡故不久，重病的妻子也病故，他又找了个邻村有两个儿子的媳妇搭伴，依旧让媳妇带着孩子在村里，自己在外寻找。

六七年后，当王秀莲和丈夫也踏上寻子的路，他们遇到的情况与吕宏差不多，同乡是重要的信息纽带。只是夫妇两人互相帮扶，还有大儿子需要抚养，他们坚持工作，丈夫拉工程、卖家具，母亲开小餐馆。王秀莲知道儿子对家里人有印象，已经懂了一些事，为了一旦孩子回来能找到家，她再未搬出绵阳。经济条件好一些后，他们也用了效率更高的方法，把中国百姓找孩子的路数都用尽了。王秀莲告诉本刊记者，那时没有地方登广告，“起初是在火车站的电线杆上贴海报，发传单；后来找到同样寻亲的家长，一起在车上贴满寻亲启事，在城市里跑；再后来找到志愿者组织，每年去好几次成都、上海的寻亲会，上寻亲的电视节目；近十年网络发达，把孩子信息发布到‘宝贝回家’的平台上，又加入微信群、抖音群，扩散找孩子的消息”。

王秀莲夫妇把孩子的信息发布到民间的寻亲网络之中，本质却只是向更多人通报自己的孩子丢了，能提供的信息并不比一张寻亲启事上不到200字的内容多多少。甚至寻亲志愿者张卫华告诉本刊记者，在社交网络不够普及时，志愿者能做的事更多是靠腿跑，帮助寻亲者搜集线索，到村里询问。而即便有人曾见过相貌、口音、身体特征能对得上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也越发渺茫。更何况“买家”往往会层层阻挠，王秀莲和吕宏都说，他们曾见过寻亲的父母在北方城市贴寻亲启事，见过孩子的当地人看到后，帮忙询问，会被其他当地人威胁。

构筑寻亲网络，公安机关的作用最为重要。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王秀莲与吕宏与公安局直接打交道的次数并不多。吕宏记得，最初找镇上的派出所，所长说“很多事要办，顾不上管他家的事”，而来到外地的派出所，他也总觉得需要送礼，自己又送不出像样的礼物。

从警察的角度而言，异地查询、提供私人信息，如果不能明确查询人的动机，本身就有风险。有些当地的寻亲志愿者本身也是警察，与警方关系密切，可以帮忙查询。不过刘晓辉向本刊记者坦承，曾经基层警方确实有不重视的情况，而且那时警方的手段也有限。胡祥雨告诉我，一些寻亲的父母像吕宏一样没有孩子的照片，而即使像王秀莲家一样有照片，也往往相当久远，而且5岁以下的孩子脸部没定形，人脸识别几乎无效，剩下的寻人线索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地名、人名，甚至是乳名、绰号。

直到2010年前后，公安系统内部的全国失踪儿童查找系统逐步建立，匹配血样中DNA的双盲测试开始应用。虽然在当时各地DNA技术进度不统一、各地信息也没有联网，全国失踪人口信息的网络搭建缓慢，但只要系统中有父母和子女三方的DNA，失散的亲人就能找到。对于王秀莲夫妇而言，这已是重大的好消息，他们二人的血样早已进入系统，只要等待孩子的DNA就好。

对于吕宏，即使只能收集他一人的血样，无法做双盲测试，好在被拐的孩子有一个是儿子，男性的y染色体遗传很稳定，可以通过分析y染色体追溯父系的分支，间接寻到亲人。2010年后，因为长期在外做苦力，吕宏的身体已经吃不消，大部分时间回到乡下，只能托出外打工的同乡再帮忙询问，他也上过倪萍的节目，把自家的情况登在“宝贝回家”的平台里，又了解到采血的事，到镇上采过血。2013年，在一次打拐行动的摸排中，刘晓辉找到吕宏，他再次确认吕宏家的情况，让他到县里采血。看起来像王秀莲一样，他也只需等待孩子的“出现”。

虽然技术条件有了很大进步，但具体到每一个被拐孩子，回家路都是一段漫长艰难的过程。养母在吕艳上小学时，就帮她找过亲生父母，她见到当地有从绵阳来把孩子领回去的人，便让吕艳数房檐上的燕子，“一二三四”，听口音应该也是绵阳那边的人，于是向四川寄过信，却杳无音信。上小学时候的吕勇已几乎成了“野孩子”，只有婶子会给他一些关爱，曾经下雨打着伞来学校接他，又找到吕艳的养母，请她帮帮忙。那时吕艳上初中，养母带她与亲生弟弟相认。吕艳记得他们请吕勇吃饭，穿得破破烂烂的弟弟每次都能吃很多。那时他们偶尔书信往来，吕艳有自己的生活圈，忙于学业，二人一年最多见一两次。吕艳毕业后结婚生子，自己开起店铺。吕勇初中毕业离开徐州，前往常州打工，在工厂和工地间打转。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我早早就知道自己‘亲戚’那边，没有人会帮助我寻亲。”如今吕勇有一双像父亲一样干苦力的大手，粗糙、裂着口子，至今仍是居无定所的单身汉。他曾到姐姐的店里帮忙，却始终也待不住，又独自到南方流浪。姐弟间已不在一个生活圈，唯一令他牵挂的是自己的婶子，而婶子也已回到了自己的内蒙古老家，一次手机进水后，再也没有联系上。一别18年，他很少想象自己亲生父母的生活，难以幻想有父母关爱的情形，“只是希望他们过得比我好”。

2021年，绵阳为认亲成功的家庭举办了80多场认亲大会，其中在县里举办的大会尤其热闹。附近村庄的村民都去，其他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也会去看看。王秀莲夫妇与吕宏一家便在吕宏的认亲大会上相识。相隔30余年，两个孩子都能健健康康地寻回来，女儿还过得很好，令老人们都很惊讶。认亲会上，一家人在镜头前抱作一团，吕勇告诉女儿，她的亲生姥姥还在世，已经100多岁。认亲会后，村里为他们一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王秀莲夫妇拉着吕艳姐弟俩问东问西，心里又期待又焦急。而吕勇从进入认亲会场，就整整恸哭了两天，他为自己委屈，实在想不到此生还能享受父母亲情。

吕勇能与家人团圆，首先有赖于吕艳养母的家庭。虽然最初帮助吕艳寻根未果，但他们从没放弃希望，在她高中毕业和结婚后，她的养母和外婆都催她主动找，而她在这个家备受呵护，又没有更多线索，既觉得希望渺茫，也怕养母伤心，没有充足的动力。直到前两年她的外婆去世，让她找到亲生父母是外婆的遗愿——“一个家庭一下丢了两个孩子，心里得多痛苦，孩子都这么大了，父母已经年老，如果找不到，将是两代人这辈子的遗憾”。于是，去年她的小姨把她的信息登在“宝贝回家”的平台上，竟很快有志愿者发给他们一张她亲生父亲的照片，问她像不像。她那时早已没有对父亲相貌的印象，看着照片，她既觉得像，又觉得不像，志愿者的帮助就搁置下来。

不过与此同时，公安部去年开展“团圆行动”，帮助失散的家庭团聚，公安机关内部的力量在重组。胡祥雨向本刊记者介绍，每年公安局会搜集到各种新的物证，DNA检测技术也在不断更新，为了摸清基本情况，他们去年把历年被拐家庭的父母、儿童信息重新又捋了一道，除了完善父母的身份信息、孩子的失踪信息，对于血样也有新的要求，从2009年系统建立时的10多个位点，增加到29个，并联系寻亲的父母补做。而为公安机关提供血样的机制也一并打开。张卫华告诉本刊记者，除了胡祥雨工作室主动“邀请”寻亲者寄来血样，在抖音、支付宝的页面里，可以查到就近的采血地点和采血警官的联系方式，打个电话就可以约上。

有了血样，就能发挥公安系统中基因库的作用。胡祥雨所在刑侦大队的能力尤为突出，他们楼里有一个全国数一数二的基因分析实验室，从20年前开始就不断投入、更新设备，检测人员都是华西医学院毕业的专业人士。除了一般实验室只做针对男性y染色体的祖籍分析，面对只有x染色体、变数很大的女性，他们也会做全同胞检测和半同胞检测，寻找孩子兄弟姐妹的线索。在目前采集的500人血样中，只有1/50的概率能够直接通过DNA比对到其父母，还有1/50的概率能够分析到其亲属。匹配到亲属后，往往意味着工作量成倍增长。胡祥雨告诉我，祖籍分析能确定一个人的姓，以及对应的某个省的某个村，那时他们就需要到村里询问，有没有曾经丢过孩子的人家，如果有的话，再搜集那家人的血样作匹配。

负责走访的工作，除了请志愿者跟老乡套近乎，往往就是刘晓辉这样县里的打拐专员负责。他属于胡祥雨的下级，除了指导、参与刑侦部门侦破拐卖案件、即时发布失踪儿童的信息、做反拐宣传外，相当比重的工作就是采集寻亲者的DNA样本，核查历年的被拐妇女、儿童和其他失踪人口的信息，寻找线索。如果他一人忙不过来，还会请下辖的派出所民警协办。在属地内，他们可以随时调集警力查找线索；对于外地的需求，规范的流程是通过打拐系统给异地的打拐专员发送协助函，之后就能合作。

但当地配合与否，他们实际上无法决定。毕竟一个基层派出所只有三四个干警，寻亲并非他们的主业。甚至张卫华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志愿者中的警察到异地帮忙寻找线索，当地派出所有时会打趣说他们“挺轻闲”，言下之意是“还有时间来干这事儿”。而在“团圆行动”中，寻亲被计入绩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地基层派出所的积极性。2021年，胡祥雨发了上百条协查函，收到的反馈有几十条。

层层警力、先进技术、志愿者织就的寻亲网络，使吕艳一家最终能够团聚。当吕艳以为志愿者杳无音信时，志愿者联系上了与他们相熟的江西南昌打拐专员。去年9月，南昌的打拐专员与吕艳的小姨联系，先让吕艳采血。吕艳因为做电商，在网上抛头露面，不愿很多人知道她寻亲的事，于是她让弟弟采血。吕勇把个人信息和血样寄到南昌，当地警方在系统里比对，幸运地发现，他的信息和DNA与吕宏高度相似。于是南昌打拐专员联系到刘晓辉。刘晓辉记得，他马上给吕宏打电话，没有打通，立刻就请镇上派出所民警直接到他家。通过他的兄弟媳妇联系上吕宏后，再一次详细问了他的两个小孩的体貌特征、老家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刘晓辉把情况反馈给南昌的打拐专员，南昌警方又把匹配上的消息告知吕艳，又与她核实信息、采血，12月中旬时确认两方完全匹配的消息。

寻得亲人后，吕艳的养母既为她高兴，又担心生父的家庭会剥夺养女对她的爱。吕艳说自己会两边兼顾，既要尽量赡养生父，也不会断了与养母的纽带，她仍在北方生活，为将对养母家庭的影响降到最低，认亲成功后，她从未在镜头前露面，也未泄露自己目前使用的名字。而吕勇决定落下根来，在绵阳市里找个活儿干。

“团圆行动”结束后，2022年在胡祥雨肩上，又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与打击性侵类犯罪专项行动两项任务，寻亲工作室的工作仍将继续。认亲的网络仍要运转，相当的负担，要落在志愿者身上，他们希望寻亲者采血、DNA入库，“要像核酸检测一样容易”。

（参考文献：李钢等著，《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基于“成功案例”的管窥》；实习记者明雪菲对本文亦有贡献，王秀莲、吕宏、吕勇、吕艳为化名） 吕宏吕艳王秀莲寻亲违法犯罪拐卖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