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的文学测试

美国有一个女文青，叫莱斯莉·贾米森，写过一篇文章叫《同理心测试》。她当过一阵“医学演员”，扮演病人，按小时收费，每小时收入是13块5。所谓“医学演员”，正式称呼是“标准病人”，按照给定的病例标准来表演所患的疾病，比如让你表演哮喘、阑尾炎，你就要演出相应的症状。医学院给出的剧本有10页左右，指导你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表演病痛，剧本很细致，深入到角色的生活细节：孩子的年龄，父母的病史，你爱人的工作状况，你的生活习惯——喝多少酒，是不是在减肥等。表演是给医学院的学生做测试用的，学生到考试的时候，要诊断三四个演员演的各种病例。15分钟的“诊断”结束，学生离开诊室，“医学演员”会给学生的表现打分，首先是客观地核对清单，学生得到了哪些关键信息？漏掉了哪些？其次是主观感受，很重要的一项是——“他对我的境遇，是否怀有同理心”，学生要想拿到这个分数，不能只是出于礼貌地同情，他必须表现出一定的“同理心”。

和莱斯莉·贾米森一起工作的人，有退休老者，有戏剧专业的学生，他们演出人间百态——有韧带撕裂的运动员，染上了毒瘾的职业经理人，患有性病的老太太等。学生跟他们接触时，总是要建立“目光接触”，看着病人，才能表现出“我们在关心病人”，他们会提问，问出来的关键信息越多，得分就越多。在“同理心”这部分，学生要做到这两条：一、在多大程度上能想象病人的过往经历；二、提出恰当的问题，揭示暗藏的困顿之处。简单来说，就是想象和询问。二者相辅相成，你想象出一些东西，才会提出适当的问题；你得到了相应的答案，才能更好地提问。贾米森是学文学的，写过很多非虚构作品。她在文章中说，就同理心而言，询问和想象一样重要。同理心要求你始终意识到你所能了解的东西永远只是一个人经历中的一小部分。

贾米森扮演“标准病人”的时候，25岁，她演的是一位患有癫痫病的女子，可在真实生活中，她马上要做两个手术。第一个是堕胎手术，她交了一个男朋友，没采取避孕措施，两人决定把孩子打掉。第二个是心脏手术，心率过快，要用一根导管消融心肌处的一个结节。贾米森感到孤独和恐惧，她的身体在发生变化，她腹中有一个胎儿，她很伤心，又欲哭无泪，她很想跟男朋友聊聊她的感受，她给男友发了一条短信，却迟迟得不到回复。她知道，怀孕、堕胎，男人和女人对这件事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像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渐近线，但她希望男友能跨越这种隔阂。“感同身受”，这四个字非常之难。感受，一个人心里的感受有多少是来自身体的？如果一个女人来了月经，她说，我很难受，她的男朋友恐怕很难做到“感同身受”。如果一个女人怀孕了，可她要把这个胎儿打掉，她的男友一定会知道女友非常难受，但他还是无法感受到，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难受。

莱斯莉·贾米森是个文艺女青年，她的各种感受是复杂的、细腻的。她的一位前男友说她，“猜测你的感受，就像用一根笛子去逗一条眼镜蛇”。现在这位男友，这位让她怀孕的男友，面对贾米森表现出来的痛苦与怨气，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你都是装的。”说出这句话，是很需要勇气的，也是很诚实的——不就是打个胎吗？咱们都是成年人，已经商量好了要去做个小手术，你哪里来的这么大怨气呢？不采取避孕措施，是你对自己不够认真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感到内疚？你是不是在夸大你的感受？你是不是有很多欲求很多不满，要趁机发泄？你是不是在营造一种自怜的情绪？你为什么变得歇斯底里呢？面对男友这句话，贾米森倒没有歇斯底里，她承认，我的痛苦既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营造的部分，我的表述方式也是我感受的一部分。她说，以前扮演“标准病人”，要把痛苦直接表现出来，让那些症状确定无疑，考生才不会遗漏，但堕胎感受到的那种悲伤，不仅仅是一阵痉挛，它更加隐秘，无以名状。她是这样写的：“做完手术三天后，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释然了，却突然间感到痛苦不已。这种痛苦到了夜里会变成一阵阵的抽搐，比白天更严重。虽然这样的痛苦很难描述，可我至少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

贾米森做完堕胎手术之后，还要做一个心脏手术，她的心脏主治医生是个女人，简称为M医生，说话非常简洁，没有什么人情味儿。贾米森打电话给M医生，告诉她，自己刚做完堕胎手术；M医生听她把这件事情说完，很冰冷地问了一句：“那你想从我这里知道点儿什么呢？”贾米森听她这样说，一下子就掉眼泪了，她意识到自己想从医生那里听到的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从医生的专业角度来说，这两个手术之间没什么关系，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不需要知道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心律异常，做心脏手术的医生也不需要知道手术台上的病人前不久做了一次堕胎手术。但病人想从医生那里得到安慰，她在这两个手术之间是没有安全感的。每一次，贾米森去医院，M医生总会问一些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你最近忙什么呢？”M医生知道，贾米森是耶鲁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正在写一本散文集，也知道她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成瘾症，等到下一次见面的时候，M医生还会问，你那本散文集写得怎么样了？这种医患关系，让贾米森很不舒服。她说，这是一套假装亲密的流程，询问，记录，重复，医生就像木偶一样，说的话缺乏情景，也毫无善意可言。我们伪装成两个熟人，还不如承认我们并不熟悉这个事实。

其实，在我看来，M医生做得已经不错了，医生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医生还关心你的论文题目，想知道你在工作上有何进展，这已经很难得了。在手术台上，M医生还会向贾米森道歉，说上次通电话的时候自己的语气不好，你似乎很难要求一个医生再做什么了。医学院的学生有同理心测试，要对病人有共情，可这种职业素养很怪异，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到了医院开始接触生老病死，如果他的同理心泛滥，谁死了他都非常难过，想着死者家属该是多么痛苦，斥责自己的无能，斥责医学的局限性，那他的这个工作就没法干下去了。英国作家毛姆，原来就是学医的，他对医学没兴趣，但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学点儿本事，要拿到行医执照，就在18岁进入圣托马斯医院学习。圣托马斯医院是伦敦很有名的一所教学型医院，毛姆有很多和病人打交道的机会，他要出入伦敦的贫民窟，也要面对医院里的疾病与死亡。毛姆说，学医五年，我对人类的本质有了全面的认识。他在1902年的一则笔记中说：“人类平庸无奇，我认为他们不适合永生这样伟大的事。人类仅有些许热情、些许善良和些许邪恶，只适合世俗世界，对于这些井底之蛙来说，不朽这样的概念实在是太宏大了。我不止一次目睹人的死亡，有的平静、有的悲惨，但在他们的临终时刻，我从没有看到过什么可以预示他们的灵魂将会永存。他们的死和一条狗的死没什么两样。”

贾米森做心脏手术的时候，有三个男人在医院守护，她的爸爸、哥哥和男朋友。手术过程中，男友跑到医院的小教堂里为她祈祷。手术后，男友在医院陪床，在病床边睡了五个晚上。男友的同理心是什么样的？贾米森说：“他并不认为别人不开心的时候自己也应该不开心。他不认为那样做是一种支持，他的方式是倾听、询问，然后把问题搞清楚。他觉得，贸然去揣测别人的痛苦和完全不能想象别人的痛苦一样，是一种伤害。他认为我们应该更谦逊一点，他觉得我们应该坚强。”贾米森希望男友的同理心是什么样的？她说：“我希望每次我觉得痛苦时他也觉得痛苦，我感受到什么的时候他也能感受到。但一直盯着另一个人看他有多关心你，这很累人。这会让你忘记，他们也有自己的感受。”

贾米森这篇散文收在同名文集中，翻译成中文后，书名叫《十一种心碎》。书中11篇文章，写的都是同理心问题。其中有一篇，讲她在南美洲旅行时，被人在脸上打了一拳，要做整形手术。这一拳挨得莫名其妙，但贾米森知道，这一拳来自南美洲人对美国游客的愤怒。游客要知道，当地人是很讨厌我们的。知道自己被讨厌，也是一种共情能力。

文集中最后一篇文章叫《关于女性痛苦的共通性理论》，题目有点儿生硬，实际上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曾经有一项研究说，当一个男人因某种病痛就医时，会得到比女人更好的医疗服务。研究认为，女性在生理上对疼痛更为敏感，但女性在向医生说明自己的感受时，相较于男性患者，往往得到较少的积极回应。女性的疼痛会被错认为源自“情绪”或者“精神”的问题。贾米森提问，世上受伤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女人是更擅于“表演”痛苦吗？被表演的痛苦是不是也是痛苦呢？身为女人就是一种痛苦吗？为什么女人的痛苦让这些女人变成小猫咪、小兔子、夕阳，一片血红或者一具枯骨？为什么伤怀会成为女性人物雅致和敏感的一种标识？为什么许多女诗人的形象就是柔弱无力极端痛苦的？贾米森还提到一种“后伤害姿态”，它让你忙于掩埋痛苦，把一切看起来可能会被认为是顾影自怜的东西都讽刺一遍。这些女人受了伤害，会有自己的言说方式：讽世，冷漠，自闭，要更酷更聪明，她们想要自怨自艾时，会让自己挺住，让自己抽离出来。这篇文章谈论诗歌和文学中的一些女性形象，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想到：男性是不是很难理解女性表达痛苦的方式？男性是不是缺乏针对女人的同理心？

我有一位女性朋友，跟我说过两句她生孩子时的感受。她说，她躺在产床上，知道自己生下来的是女儿，忽然想到以后我的女儿也要经历生产的痛苦，然后就哭了。她当然不是重男轻女，她的意思也不是“身为女人就是一种痛苦”，她的感受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但还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能理解她的感受。

好在我还读点儿文学，西尔维娅·普拉斯有一首诗叫《三个女人》，写的是妇产科病房的三个女人。第一个女人说生产过程是一个残酷的奇迹，“我是这暴行的中心，我养育的是怎样的痛苦和忧伤”。第二个女人失去了她的孩子，她觉得世界被白雪覆盖，“我被放血白如蜡，我没有依恋。我是扁平的，如处女，这意味着什么也没发生，没有什么不能被抹去，撕开，拆毁，重新开始”。她要让丈夫继续爱她，她要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回到家尽妻子的本分。第三个女人生下一个女婴，哭声像钩子，嘴张着，发出黑暗的声音。这个女人还年轻，还在上学，不想要这个孩子，她问自己：“我孤独如草叶。我错失了什么？不管错失什么，我能找到它吗？我永远年轻，我错失了什么？”

我最早知道普拉斯的诗，是那句“我吞食男人如呼吸空气”，我觉得这是很摇滚的一句诗。后来我才知道，普拉斯年幼丧父，她嫁给了英国诗人泰德·休斯，然后发现丈夫出轨。她生养了两个孩子，还经历了两次流产。她在早上4点起床写诗，活到31岁时开煤气自杀。她自杀之后，泰德·休斯就被永远地打上了“渣男”的烙印。

普拉斯的诗有很多都是在写女性的痛苦，在女性的生命周期里，一直在经历丧失之苦，月经期间在流血，流产时，她们失血，也失去孕育的生命；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生了孩子的女人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作为一个直男，我不太能明白她诗歌中那些破碎的身体意象，后来我发现，必须有一点儿对女性的共情能力，才能更好地读懂她的诗，比如她有一首诗叫《死产》，一个诗人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她写出的诗歌是一场死产吗？

我们来读一下冯冬翻译的《死产》——

这些诗无法存活：一个悲哀的诊断。

它们的脚趾和手指长得不错，

它们小小的前额凸出，聚精会神。

如果它们没能像人一样四处走动，

那不是因为缺少母爱。

哦，我不明白它们到底怎么了！

它们的形状、数目以及每部分都正确。

它们乖乖地坐在酸液里！

它们笑啊，笑啊，笑啊，对着我笑。

肺部就是无法吸气，心脏无法跳动。

它们不是猪，甚至连鱼也不是，

尽管它们有猪和鱼的模样——

它们是活的就好了，它们理应活着。

但它们却死了，它们的母亲因精神错乱也快了，

它们傻盯着，不谈论她。

一个诗人很爱自己写出的诗句，但这些诗句能活下去吗？这些诗句没有活力吗？写出这些诗句的女人精神错乱了吗？这个女人也要死了吗？我不敢说自己能理解普拉斯所写的女性痛苦，但我相信，女人有时体会到的痛苦很深远。普拉斯的《钟形罩》里，写女主人公要割腕自杀，“我想，这容易，躺在浴缸里，瞧着从我手腕里开出的鲜红的花朵，一朵又一朵，绽放在清澈的水中，直到我没入水中，沉沉睡去，水面荡漾着绚丽夺目的罂粟般的花朵。但是，当我正要干时，手腕上的皮肤瞧上去那么白嫩而毫无防备。我又不忍心了。似乎我想要扼杀的并不在那皮肤里或者在我大拇指下那细微的蓝色的脉搏里跳动，而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更深邃，更神秘的什么地方，非常，非常难以抵达”。

对男人来说，女人的一些痛苦是在更深邃、更神秘的地方，非常难以想象。《阁楼上的疯女人》，是一本女性主义文学评论，第二章开头援引韦尔·米切尔医生的一句话——不能理解患病女性的男子，是不能真正理解女性的。米切尔医生发明了“卧床休息术”，让病人躺在床上，吃高脂肪食物，喝大量牛奶。他业余时间写小说，有一则鬼故事流传甚广——某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有人敲米切尔医生的家门，门外站着一个小姑娘，戴着一条破旧的披肩，小姑娘说，医生，救救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要死了。米切尔医生跟着小姑娘出门，在一处贫民窟中，救治了小女孩的妈妈。那位母亲是个女佣人，辛苦劳作，没空照料自己的身体。医生看完病，开了药，对这位母亲说，多亏了你那懂事的女儿，找到我，让我来出诊。那位母亲说，女儿？我的女儿一个月前就死了。我们穷，身体弱，没钱看病。医生打开病床边的一个柜子，那里挂着一条披肩，正是小女孩身上的那条披肩，只是还没破损。

这个故事也许说明了什么叫作“女性痛苦的共通性”，母亲的病痛可以被一个幽灵般的女儿感知，死去的女儿要挽救将死的母亲。爱尔兰女作家希内德·格里森有一本书叫《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希内德青少年时期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成年后又得了白血病，治愈之时，生下两个孩子。她的这本书写的就是身体、疾病及女性，其中有一首小诗，是她写给女儿的，诗中有这样几句——

你的女孩本质，使那种不公平

成为一件持续存在的事——这个世界

当它倾斜和旋转——会把你推开

人们会根据你的外表

你的身材和脸蛋

以及你是否会掐灭和忍耐一些事情

来掂量你

……

有人会对你说，振作起来，宝贝

对你说，喂，我在跟你说话

对你说，喂，自以为是的婊子

……

预设你的四周都是好人

除非确实没有

若果真如此，你就做那个好人。

3

在《同理心测试》中，莱斯莉·贾米森提到一本书叫《一张脸的自传》，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本书。很快我又在希内德·格里森的书中看到她提到《一张脸的自传》。看来，凡是提到女性的身体及疾病、痛苦，《一张脸的自传》就是一本绕不过去的书。《一张脸的自传》，1994年出版，作者叫露西·格雷利，这本书讲的是露西与颌骨癌的斗争。她1963年出生，9岁发现患有骨癌，经过手术及放疗，她治好了癌症，但因此毁容。她说：“正是这种痛苦——感觉丑陋——是我一生中的巨大悲剧。相比之下，我患了癌症的事实似乎无足轻重。”她一生经历了38次手术，其中的5次是对付癌症的，剩下的33次都是对付她的脸。

我试着来复述一下这个故事。

露西上四年级，有一天在学校玩躲避球的时候受伤了，她到医院照X光，医生说口腔中有一个囊肿，麻醉一下，切除就好。这是露西经历的第一个手术。此后她经历了好几次复查，她觉得自己的颚骨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牙科医生总跟她的妈妈说，这是长骨头呢，没什么好担心的。牙科医生总带着微笑，但露西觉得，每次回答问题，他的微笑都有一种优越感：你不懂，我是专家。6个月后，露西的脸肿得非常厉害，妈妈带她到纽约城里的哥伦比亚长老会教士医院，她在这里经历了很多次验血，小姑娘不懂事，每次抽血都盯着看，终于有一次抽完血，她跟妈妈说，我怎么觉得晕眩呢？这是她晕血了。妈妈跟她说，不要再盯着血看了。她被确诊患上了尤因肉瘤，一种恶性肿瘤，小姑娘不明白这种病的生存概率只有5%，她只觉得“恶性肿瘤”这个词的音节有意思，malignancy。等她做完手术，想说话的时候才发觉自己说不出话来，她做了气管切开术，留在ICU病房中。

露西一家是从爱尔兰移居美国的，爸爸在电视台工作，露西有好几个哥哥姐姐。爸爸来医院看望她时总有点儿局促不安，有一次，露西听到爸爸来了，就假装睡着了。她听见爸爸掏出纸笔，写了张纸条，然后就离开了病房。她睁开眼看那张字条，上面写着：“露西，我来看你了，但你睡着了，我不想叫醒你。爱你，爸爸。”露西说，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这是小姑娘露西展示出的同理心。手术之后是为期两年半的放疗，露西那时候也不懂放疗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只觉得这是手术后要吃的一种药。露西不喜欢放射科的大夫，但放射科那里有一个清洁工大妈，有时候露西会在清洁工大妈的小屋里等妈妈来接她，大妈会给她一杯茶，盯着她看。露西脸上有疤，别人盯着她看会让她很不舒服，但大妈盯着她看，她有一种同志般的感受，好像她们两个都是那些冷酷医生的牺牲品。大妈的生活跟小姑娘露西的生活一样艰难，她们之间有一条沉默的纽带。

露西的妈妈总鼓励女儿要坚强，坚强当然是没错的，但这压制了女儿表达自己的情绪。妈妈和女儿总是心意相通的吗？有一次，妈妈带露西去一个假发商店，老板拿出很多假发让露西试戴，假发很贵，露西家并不宽裕，两人从店里出来，坐到车上，妈妈问她，你要一个假发吗？这东西很贵，不过你要想买，我就买一个。回到家里，露西听到妈妈给朋友打电话，说我好久没看到女儿笑了，在假发商店她笑了。露西觉得很奇怪，她不喜欢假发，她觉得假发很难看，但为什么妈妈好像不理解她的心思似的。再回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她买了很多件短袖高领毛衣，露西问，为什么要在春天穿高领毛衣，妈妈回答说，你要盖住脖子，那会让伤疤变得不那么明显。

有一天早上，露西走进浴室，在镜子中打量自己。她秃头，牙齿很难看，下巴少了三分之一，她的脸可不只是有伤疤这么简单，实际上她后来很难把嘴闭上，总是半张着嘴。她关上灯，走到客厅，家里的猫和狗总是和她很亲，大概只有猫和狗并不在意她是不是变得难看。露西进入青春期之后，总在学校里受到嘲笑。有一次在楼梯上，一群男孩遇见她，那些男孩对他们其中一个叫杰瑞的喊，嘿，杰瑞，你的女朋友来了，快跟你的女朋友约会去。杰瑞就恼羞成怒，跟同伴撕扯。露西盯着地板看，她说，我为那个叫杰瑞的男孩感到难过。那帮男孩不仅在羞辱我，也在羞辱杰瑞。女孩子之间会不会好一些呢？露西的确有几个女同学还算来往亲密，这帮女同学中，有一个女孩喜欢上了一个叫西恩的男生，有一次，这个女孩问同伴，嘿，如果西恩约你出去，你会怎么办？女孩们就挨个儿回答，我会怎样我会怎样。问到露西的时候，露西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一个姑娘站到她身边，替她回答了——西恩为什么会约她出去呢？这句话好像是替露西解围了，这句话好像也不是要伤害她，这句话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西恩是一个很有人缘的男生，他可能会和在场的每一个女生约会，但他就是不可能约露西出去。这个问答环节，实际上是一个同理心测试，如果你跟一个男孩约会，你会想什么，你会做什么。替露西回答的那个女生，对西恩有共情能力，一个有魅力的男孩子，跟谁约会都可能，为什么会选露西这么丑的女生，所以她很直接地说，西恩为什么会约露西出去呢？在那种情况下，她很难再绕一个弯儿，站在露西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什么男生就不能约我出去？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句话，会给露西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露西很喜欢过万圣节，万圣节大家都戴上面具，都穿奇装异服，露西就和周围人没什么不同了，就能参与到这个集体狂欢中。但万圣节每年只有一次。她必须要处理她的脸。她见整形医生的时候，医生劝她，别为自己的脸焦虑，你看我都四五十岁了，脸上还有痤疮呢，跟青春期的男孩子似的。露西很生气，这又是一个医生与病人的同理心问题。露西想，我的脸跟你的痤疮根本不是一回事。她在一本画册上见过面部整形的照片，她说，那是我第一次想死。得癌症，做手术，放射疗法，都没有让露西想死，但永远有一张丑脸让她第一次想到死。重复一下，露西一生经历了38次手术，其中5次是针对癌症的，剩下的都是针对她的脸。她做的整形手术，往往是一系列手术，先从腹部或者臀部取一块组织，填充到下巴上，待这块组织能在下巴上长好，再处理颌骨和牙齿的问题。因为放疗，她的牙齿掉了很多，很长时间她只能吃流食，别人吃的牛排，她嚼不动，她的食物还会常常进入气管和肺部，造成窒息。她每经历一次整形手术，脸部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她的亲朋好友看到，都会觉得她的脸不一样了，但从来没有变得好起来。小露西决定做第一次整形手术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期待，她说，现在我这张脸只是暂时的，以后我会有一张真正的属于我的漂亮的脸。她说她一直在等待生命的开始，直到她的脸被修复，生命才能开始。

上了高中的露西，变得更复杂了一点。她开始看大厚本的俄国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死魂灵》《日瓦戈医生》等，看大厚本的俄国小说会显得酷一些。她觉得，丑，就无法被爱，不过，没有爱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露西写疾病带来的孤独感，很多人会盯着她看，或者偷偷打量她，但很少有人问她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感受。有一章写到切开身体的过程涉及的触觉，被医生和护士围着，被仔细照料的感觉让她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她说：“从手术中得到这种情感上的慰藉，我不无羞愧之情。毕竟，做手术是件坏事。我在如此细致的照顾中感到舒适，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高中毕业后，露西就读于莎拉·劳伦斯大学，在那里她学习写诗。大学里的氛围更开放包容，她有了一些gay蜜，有了一些异装癖的朋友，这些朋友不会评判她的相貌，但她还是在想办法筹钱做手术，仍然没有安全感，但似乎找到了一些平静。她说，我尽自己的努力把这个世界看作是开放的，没有偏见的，尽可能诚实的，但我无法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露西说她曾经想上医学院，但大学毕业后，她去了爱荷华大学的写作研修班。她说，写作也许能带给我治愈。她在爱荷华有了第一个情人。她后来在美国，在柏林，当过老师，有一段时间她住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因为那里有一个医生，可以做一种新的整形手术。《一张脸的自传》1994年出版的时候，露西31岁。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先说一个事，《一张脸的自传》非常成功，畅销了一阵子，在一个签售会上，有一个读者问露西，你怎么能把小时候的事记得那么清楚？这也是我读这本书的疑问，书中细节很丰富，9岁的孩子或十一二岁的孩子，有那么强的记忆力和感受能力吗？露西在签售会上回答说，我不记得，我只是写出来，我是一个作家，我只管刻画。回到莱斯莉·贾米森的《同理心测试》中的问题，女人愿意表演痛苦，但表演出来的痛苦是不是痛苦呢？写作其实也是带有表演性的，但你很难说，表演出来的痛苦，写出来的痛苦，就不是真正的痛苦。

只看《一张脸的自传》，露西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几句话把它补充完整：露西的故事2002年结束。2002年，她接受了最后的整形手术，她对OxyContin上瘾了，就是电视剧《致瘾剂量》中的奥施康定。她在这一年冬天死于海洛因过量。39岁。从9岁时确诊，到39岁去世。

亚马逊网站上，对这本书的负面评价大多是说作者太自怜了，就是因为自己丑而感到多么痛苦和悲惨，其中有一个男人是这样写的——“我读过很多书，但从没碰到过和这本书一样的，里面那么多糟糕的哀嚎、抽泣，说到底都是自怜而已。这本书有240页厚，但我用几个字就能概括：我好命苦啊。除了哭得一塌糊涂，这个作者似乎想不出其他任何可以说的东西。她先是说自己不想让任何人觉得难过，然后就开始鄙视别人竟然没有对她表示同情。”这只是一个男人的看法，这只是一个叫汤姆的男人的看法，另一个叫弗兰克的男人的看法可能就跟他不一样。我们再看一个女生的评论，她说：“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这是完美的时机。我刚到那个年龄，开始将自己的身体与别人的身体进行比较，并通过比较注意到自己的缺陷。也是在那个时候，男孩开始对某些女孩感兴趣，而忽视其他女孩。露西的书真的把我所有的身体缺陷恐慌都抛进了严峻的现实中。有句古老的格言是，写作很容易，你只是打开静脉流血。”

我们再来看莱斯莉·贾米森是怎么评价《一张脸的自传》的，她说：“露西告诉我们，她一次又一次想让自己在面对这张脸的时候感觉好一点儿，但却做不到。她告诉我们，她没办法赋予这样的丑陋任何意义，没办法让伤痛产生任何其他东西，她只能通过量化这些痛苦，量化旁人的关系来得到些许安慰。当露西去做这样一些忏悔时，伤痛确实更具意义了，它催生了一种坦诚。因此，她的书是美丽的。”

作为一个大直男，我同意贾米森的评价，《一张脸的自传》是一本很美的书。我也觉得，女性有一种共通性的痛苦，一个女人更容易理解另一个女人的痛苦，一个母亲可以把更细微的感受传递给女儿，一个女性读者更容易理解《远大前程》里的郝薇香小姐或者《祝福》里的祥林嫂，一个男人无法感同身受地理解一个女性在文学表达上的痛苦，一个男人可能还会无视现实中女性的诸多痛苦。但如果这就是我对“同理心测试”的回答，那也太简单了。我还想说一点儿更复杂的感受。

露西的这本《一张脸的自传》，一共有12个章节，第12章写她到爱荷华大学上写作班，而后的生活她写得很简单，但她22岁到31岁之间发生了什么？《一张脸的自传》出版后又发生了什么？我非常好奇地找到了另一本书，叫《真与美及友谊》，作者叫安·帕切提，是露西·格雷利的闺蜜，大学同学，后来一起去爱荷华大学读写作，她在露西去世后，写了一本回忆录来记述她们之间的友谊。我们通过这本回忆录，可以了解一下露西的后半生。

安·帕切提跟露西在大学里并不熟，她说她认识露西，大学里每个人都认识露西，但露西不认识她。两人一起到爱荷华上研究生，才变成了好友。安先到爱荷华找了一间公寓，两人同住，露西一见到安就告诉她，我终于做爱了，就在昨天！我终于有了一个情人！露西的这个情人很英俊，他不爱露西，但喜欢和露西上床，而且鼓励露西多和别的男人做爱，要丰富自己的性经验。露西和安的很多交流都是有关性的，她们也交流对文学的热爱。写作班里有一个同学问安，你怎么能天天跟露西在一起，看着她那张脸？安听了非常生气，她要维护自己的朋友。她说，露西偶尔会向朋友展示她身上的伤疤，露西很在乎她的脸和她的身体，露西想变成珍·茜宝。珍·茜宝是美国一个女影星，如果挡住下半边脸，露西和珍·茜宝上半边脸还真的有点儿像。这并不是我的刻薄话，露西自己说过，她挡住自己下半边脸，只看上半边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漂亮。这可能是她的一个执念，她原本是很漂亮的。

像所有大学毕业生一样，露西和安读完写作班之后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期，安结婚又离婚了，找了一个工作又换了一个工作。露西也是找了一个工作又换了一个工作，接受了一个手术又期待下一个手术。对露西来说，一次次外科手术就像是试衣服，她要试一试这样行不行，一次手术往往意味着随后几年还有一连串的手术。露西在苏格兰阿伯丁等待手术的时候，安飞到阿伯丁去陪伴她，两个人经常通信，时常打电话，这本《真与美及友谊》中，收录了很多露西给安写的信。有一阵，安和一个诗人约会，露西知道后很不满，打电话对安说，你不能跟一个诗人约会。你觉得他写的诗比我的诗更好吗？安回答说，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露西说，你觉得他是一个比我更好的诗人吗？安说，我不觉得他更好，我觉得你更好。露西说，你更爱我吗？安说，当然了，我更爱你。露西说，我也爱你。露西总打电话说她孤独，她需要爱，她需要朋友，需要男朋友也需要女朋友。

生活总会慢慢出现转机，几年后，安申请到了写作基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露西也得到了她的第一个出版合同。拿到钱之后，露西先给自己买了一辆车。她上大学欠了很多贷款，但她好像从来不打算还。她在30岁的时候终于写完了《一张脸的自传》。

这本书出版前，露西遇到了一个小麻烦，她怀孕了，她说这是桩意外，要把孩子打掉。作为闺蜜，安自然要陪着露西去做手术。但这一天，也是出版商给露西看封面的日子，露西在诊所等待手术，让安帮她去取封面，她嘱咐安，拿到之后不要看，一定要让我先看。封面打样装在一个信封里，安拿着信封，回到诊所跟露西会合，然后她们走到公园大道上，打开信封，《一张脸的自传》的封面设计的确很漂亮，一个女孩在风中，拿着一张玻璃纸挡住自己的脸，你可以把这个女孩看作是露西。露西非常兴奋地说，我写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让露西变成了一个名人，她要上电视接受访谈，安会陪着露西去买新衣服。露西有很多场签售会，有很多杂志约稿，也有很多收入。一本时尚杂志还安排露西骑马漫步爱尔兰，拍大片。安的小说也随后出版，两个人的书都是在一家出版社出的，所以露西和安一起办过签售会。当然，读者对露西的兴趣要大得多，找她签字的人比找安签字的人多得多。安会不会嫉妒露西呢？在安的笔下，她自己是一个努力写作的严肃作家，露西却不喜欢写作，她的处女作让她一下成名了，她就满足于给杂志写点儿稿子挣钱，她有新书合约，也想写一本小说，但就是不能安静下来写作。安提到，露西本来想写一本关于探戈的书，最后不过敷衍成一篇随笔。安看过露西的一篇手稿，写她在夜店里碰见个男人，带男人回家，和那男人聊多重高潮，露西在那男人面前手淫，然后达到17次高潮。安说，这篇文章到编辑手里之后，被删改得温和了一些。虽然性生活是一个人的私事，虽然露西在自己的文章中写过这样的隐私，但我看到这里的时候，隐隐觉得有点儿不对劲。

《真与美及友谊》出版于2004年，露西死后18个月，闺蜜的这本回忆录就出版了。露西的家人对此很不满，他们说，安是一个没才华的作家，是一个“悲伤窃取者”。安公布了露西的很多信件，说露西欠债不还，偷税漏税，私生活不检点。《真与美及友谊》这本书的名字里有Truth这个词，但到底何为真实，恐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一张脸的自传》不过240页，这本《真与美及友谊》有400页，在这400页的叙述中，我挑出了哪些事，记住了哪些事，就是我看到的真相，这也就是我形成的偏见。

书中有一幕很有意思——两人聊天，露西对安说，你真是一个好朋友。安说，你也是我的好朋友。露西说，不，我不是；但至少我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圣徒，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这几句对话实在是有张力。这是两个人之间那种既亲密又折磨人的友谊所形成的张力吗？是。但，我们假设一下，在书中没有出现这段对话。你读了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露西是个很自私的人，安是一个圣徒一样的好朋友，对露西很包容很友善。如果这本书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那作者不如直接把它写出来，由书中人物直接说出来。作家是有共情能力的人，知道读者会作何反应。安·帕切提也许是一个没才华的作家，但没才华的作家，也有很强的同理心。

我不知道我是否说清楚了自己那种微妙的不适。同理心是会产生很大消耗的，和露西这样一个人做朋友，时时设身处地为她着想，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在露西染上海洛因之后，安和露西的关系渐渐疏远，到2002年12月，安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她露西死了。

安·帕切提能跟露西做多年的朋友，这不容易。好朋友去世不到两年，她就写出一本回忆录，露西的家人对此很不满。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同理心鸿沟”，我们愿意区分“自己人”和“他人”，我们的共情能力愿意给“自己人”，不愿意给“他人”。我们也有一种评判他人的冲动，我们说露西“自怜”，或者说安是一个“三流作家”，这都是在评判他人。“不论断他人，免得自己被人论断”，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在读两本书的过程中，也在对露西和安做评判。我很喜欢《一张脸的自传》，更容易把露西视作自己人，我对她有更多的同情。安·帕切提的回忆录蹭热点，对死去的朋友过于恶毒，我把她看作“他人”。再重复一下，同理心会产生很大的消耗，所以评判他人，区分远近，对自己人更有同理心，更无视他人，能避免过多的消耗。5

从科学上说，共情的生物学基础可能是“镜像神经元”。你看到别人在吃饭，自己也饿了；你看到别人的右腿受伤了，感觉自己的右腿也有点儿不舒服。有科学家说，女性大脑中额叶后下部的灰质体积较大，这些区域与镜像神经元密切相关。所以，女性的同理心强于男性，这一差异从出生就已经存在，并会持续一生。科学家认为，同理心的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源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分工，因为女性需要养育和照料孩子，所以她们对非语言的行为和情绪更加敏感。照这样说，所谓“女性痛苦的共通性”也就顺理成章了，女性更容易理解女性的痛苦。

回到《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希内德·格里森的这本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六万英里的血》，这个题目是说，如果你把一个人体内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都连在一起，长度是6万英里。希内德在她的各种治疗中接受过150个单位的输血，每个单位就是一袋子，470毫升，所以几乎有7万毫升别人的血输入了她的身体。她在这篇文章中引用女性主义艺术家克里斯滕·克利福德的一段话——“没有生育权就称不上平等，没有对女性身体的尊重就称不上有生育权，不了解血的知识，就称不上尊重女性的身体。”

我对克里斯滕不太了解，所以在网上找到了她的作品《我要你的血》，25个小托盘，上面摆放着100多个香水瓶，瓶子里装的是经血。我还看到她拍摄的一个纪录片，记录对抗癌症的经历，她露出伤痕累累的腹部时，我还是感到不适。《六万英里的血》一文中提到好几个以血为材料的艺术家，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观看用文字描述的血，用文字描述的治疗过程，我能抑制自己的想象，但真的看到血和伤痛的图像，是另一回事。人们会控制自己的同理心，我们的同理心是有界限的。这条界限是每个人划定的，男女之间是不是有一条界限？身为男性，就不会试着去理解女性痛苦？

2005年，泰特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弗里达的画作回顾展；2018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又举办了一次弗里达的展览，展览现场布置了很多弗里达的生活用品——衣服和书，指甲油和面霜。希内德·格里森去看了这两次展览，她记述自己在V&A博物馆的一幕：“我去那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看到弗里达医疗生活的残渣。展览的灯光暗淡，房间狭小而拥挤。转过一个拐角，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往一个玻璃盒子里看，里面装着她的石膏绷带和手术束衣。我忽然发现自己泪流满面。这就是弗里达生活的现实，这些物品既帮助了她，也束缚了她。”

这肯定是一个女性痛苦的共通性时刻。希内德·格里森少女时代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从13岁到17岁，她经常住院，卧床不起，接受髋关节手术。她要坐轮椅，她当然不喜欢坐轮椅，更愿意把轮椅当成和同学们一起玩的道具。她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被父母带到法国某地朝圣，希望圣洁的温泉水能治愈身体上的顽疾。她在28岁又患上白血病，治疗，生育一儿一女。生下女儿后，她接受了全髋关节置换术，她把自己身体里的金属称为“人造的星星”。她肯定能在弗里达身上找到共鸣。

我大概是在20年前第一次知道弗里达的名字，最深的印象是她那张脸，她画了太多的自画像。她浓密的连在一起的眉毛让我略感不适，嘴唇上淡淡的胡须更让我不适，有些作品她肯定把胡须画得更重了，我那时还非常浅薄，倒也不一定说浅薄到只喜欢漂亮脸蛋，阿婆或者杜拉斯那些苍老的脸在我看来也极有魅力，但我有点儿难以接受弗里达的胡须和眉毛。后来我才明白，她自画像中浓密的毛发，她的肖像中画入猴子，她把自己的样子也画得像一只猴子，都是性欲旺盛的意思，她把自己的脸处理得很强悍，是对男性文化的一种挑战。我肯定是感受到了那种挑战性的姿态，所以才会感到不适。顺便说一句，弗里达一生经历了32次手术，有一位好友保存了她全部的病历，手术大多集中在脊柱和右腿上，她的脸未曾受伤。而露西·格雷利的脸就是她的病灶。《一张脸的自传》写的就是她自己的病灶所在。

要感谢电影《弗里达》让我认识这个画家，电影开头一幕写的是1953年4月，墨西哥城的当代美术馆举办弗里达画展，此时的弗里达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她46岁，距离生命终点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家都以为她不会出席画展，但晚上8点，一辆救护车开来，弗里达被从担架上平移到一张四根帐柱的大床上，纸做的骷髅悬挂在帐顶上，她的仰慕者向床上的弗里达致意。这个开头实在太好看了。回想起来，这部电影中很多场戏都无法离开男人——弗里达与画家丈夫里维拉的纠缠，里维拉在洛克菲勒中心为大资本家绘制壁画，他坚持要在画中加上列宁的头像，安保人员驱逐里维拉；里维拉和弗里达在家中招待革命家托洛斯基，弗里达与托洛斯基的私情，托洛斯基被暗杀。人们说到弗里达的传奇性，总会扯上革命家马林科夫、斯大林、托洛斯基，扯上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和洛克菲勒，她的疾病本身似乎不够“传奇”。

弗里达是在疾病的氛围中长大的，他的爸爸是个摄影师，患有癫痫，每45天发作一次。她能觉察出爸爸的异样。她年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患病之后，父女之间更为心意相通，疾病和孤独是一种更隐秘的纽带。她通过各种体育锻炼来克服小儿麻痹的后遗症，她略微跛足，但依旧美丽。她15岁进入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有了一个法律系的男友。1925年9月17日，弗里达和她的小男友上了一辆公交车，对面有一辆电车开来，速度不快，就好像是要故意制造一起车祸，两车相撞后，小男友只受了一点儿皮外伤，他发现弗里达几乎赤裸着身体，车祸把她的衣服撕开了，一节断裂的铁扶手像一把剑一样穿透了弗里达的身体，车上有个装修工人，带着一袋子金粉，金粉散落在弗里达流血的身体上，周围的人在喊，要把那根铁条拔出来。小男友用膝盖顶住弗里达的身子，把骨盆上方的铁条拔了出来，他说，弗里达尖叫的声音比救护车的喇叭还响。

弗里达腰围处的脊柱断了三处，锁骨折断，第三根、第四根肋骨折断，右腿有11处碎裂，右脚压坏，左肩脱位，骨盆有三处破损。铁条从腹部的高度刺入体内，伤及阴道。手术后一个月也未能摆脱生命危险，此后差不多30年，她的首要磨难就来自这副受损的躯体。她在病床上给她的小男友写了很多信，但两年后，小男友还是离开了她。她也是在病床上开始画画，车祸一周年时，她画了一张叫《车祸现场》的素描，画面中央有一颗头颅，正以上帝视角观看下面的车祸和担架上的女孩，这颗头颅具有弗里达的五官特征。

伍尔夫有一篇文章叫《论生病》，她说，就文学而言，疾病的一大弊端还包括语言的贫乏，如果让一个病人向医生描述他的头痛，语言立刻会枯竭。诚哉斯言，我很认真地读过《一张脸的自传》，这本书中也肯定记述了若干次手术，但我读过之后，很快就淡忘了。绘画给视觉留下的刺激更强烈，弗里达的《破碎的脊柱》是她1944年接受一次脊柱手术后完成的，画中的弗里达上半身由束衣收拢，身上满是钉子，一根断裂的圆柱由腰间直抵下巴，背后是荒野上的裂谷。1946年，她又接受了一次脊柱骨接合手术，有两张画记录了这次手术，一张叫《希望之树》，画中出现伤痕累累的背，另一张画叫《小鹿》，一只公鹿，头部是弗里达的脸，身体上插满了射过来的箭。不需要任何艺术素养，就能感受到画面中弥漫的伤痛。

弗里达的画直截了当，也许太直截了当了。1932年她画了一张《亨利福特医院》，那是她流产之后的画作。她赤裸地躺在病床上，脸上有一颗巨大的泪珠，肚子依然鼓鼓的，身体下面是一摊血，肚子上连接着六根飘浮的带子，像血管，六根红色带子末端各有一样东西：一个胎儿，一截脊柱，一只蜗牛，一朵类似子宫的紫罗兰，一个骨盆，一架冰冷的医疗器械。弗里达很想给里维拉生个孩子，她希望是个男孩儿。她说，那只蜗牛象征着漫长的流产过程，她的孕育一直在医生的看护下，但她脆弱的身体最终还是无法承担生育。

从我第一次有点儿抗拒地看到弗里达的那张脸，到我看过电影《弗里达》，记住其中出现的里维拉和托洛斯基，再到我真正一张张看弗里达的画，感受到她身体上的痛苦，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这倒不是一个直男接受一个女画家的过程太慢，而是我年轻时不够有见识，等我知道什么叫腰间盘突出，认识到脊柱稳定性的重要，看弗里达的画，才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是一种身体性的领悟过程。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找出弗里达的画看，第一次注意到她画过一张画叫《轻轻掐了几下》，画面中是一个男子，对着床上的女人行凶，他的刀在女人身上留下了20多处的伤口。这幅画来自一桩社会新闻，墨西哥一男子用刀刺杀他的女友，他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他说，我只是轻轻掐了她几下。

我没能力来分析男女之间的同理心鸿沟，但也许，时间能漫过这条沟。1998年，年轻的翠西·艾敏住在伦敦滑铁卢区，狭小的房间内有一张凌乱的床，床下有酒瓶、鞋及玩偶，床头的小茶几上有硬币、避孕套，以及用过的避孕套和烟屁股。有一天她打量这张床，咦，这是件艺术品啊。艾敏的装置艺术《我的床》1999年在泰德美术馆展出，小公寓里的床被搬进了美术馆。观众能在床上发现一条内裤，内裤上有血。这个展览在当年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说艾敏越界了，她暴露了不该暴露的女性自我。还有人说，他妈的，这就是当代艺术啊，真够讨厌的。这些东西应该扔到垃圾桶里而不是搬进美术馆。

这张床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里展示了十来年，到2014年，《我的床》被一位收藏家以250万英镑的价格收走。2017年，艾敏重新布置了一张“我的床”，和特纳的画作放在一起展览。她说，这张床变老了，我也变老了。我原来系在腰间的皮带，现在只能系在大腿上了。人们也不再讨厌这张床了。35岁到50岁之间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想问，那个年轻人去哪儿了？丢失的东西，它去了哪里？这个年少时遭遇性侵的女人如今已步入暮年，2020年春天，她被诊断出患有鳞状细胞膀胱癌，手术切除了膀胱、尿道、淋巴结、子宫和一半的阴道。她说，在我得癌症之前，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死亡，经历手术之后，我身体内的黑暗不复存在，我好像重新有了生活的热情。

我对翠西·艾敏的画作实在欣赏不来，倒是有一件小作品，给我力量。那是一个枕头，枕套上写着一行字，TRACEY BE BRAVE。夜晚来临，我们躺在床上，靠在枕头上，拿起一本书，或者看一部电影，不论这作品来自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能获得点儿什么。关灯睡觉时，我们的头落在枕头上，我们抱着一个枕头，也许会听到内心有个声音说，嘿，勇敢点儿。我敢肯定，其中有些声音来自那些经历了身体伤痛的女人，她们更坚韧，更有勇气。 弗里达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