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阿加莎小说中的种族描写

2022版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以年轻的波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开幕。这段黑白画面的情节交代了波洛的前传，解释了波洛为什么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他在一场战役中受伤被毁容，爱人也死于炮火的袭击，为了纪念挚爱，他蓄须明志，同时遮挡伤疤。

镜头扫过战壕里的比利时军人，与波洛并肩战斗的有几个黑人士兵。制片人兼导演肯尼斯·布拉纳（Kenneth Branagh）说，“一战”时有数千名刚果人为比利时而战，在电影中突出他们是为了向他们致敬，以往很少有电影反映欧洲国家是怎么依靠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打仗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以波洛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共有33部。关于波洛的身世，阿加莎是这样交代的：他曾在布鲁塞尔做过多年警察，退职后做私人侦探，1916年作为战争难民来到英国。布拉纳除了改写波洛的经历，对人物角色也大刀阔斧地进行删改。原作中神经质的过气色情女作家莎乐美·奥特伯恩和她的女儿，变成了一对黑皮肤的爵士乐名伶和她的外甥女。女主角琳内特多了一个做律师的印度裔堂哥。女主演盖尔·加朵是犹太血统。有评论认为，少数族裔演员增多，可见《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演员阵容比布拉纳的上一部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更富有包容性。5年前布拉纳拍《东方快车谋杀案》时，增加了非洲裔的阿布斯诺特医生，并加了他与白人家庭教师相恋的情节。

这样的改动和包容，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000年之前，影视行业改编阿加莎的小说时，会心照不宣地抹去小说中的少数族裔角色，漂白角色的深肤色。1955年出版的《山核桃大街谋杀案》，小说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栋学生宿舍，宿舍里住有埃及和西非的国际学生。1995年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时，时间被挪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演员阵容全部为白人。

阿加莎出生于1890年，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晚期，英国正享有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她开始写作、成为推理小说女王后，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阿加莎的作品至今在全球已经售出超过20亿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她是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次数第二多的作家，莎士比亚排在第四位。在英国，平均每6年就会再版一次她的作品，柯南·道尔都无法与她媲美。

一次次再版，一次次改编为影视剧，阿加莎的作品在公众心目中塑造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英国形象——那是一座印在明信片上的村庄，是前首相梅杰说的，“英国仍将是个具有很大影响、以郡为基础、有温啤酒、常绿的郊区、养狗爱好者和玩台球游戏者的国家，仍将是个——正如乔治·奥威尔说的——‘老处女蹬着自行车穿越晨雾去做圣餐仪式的国家’。”

21世纪的影视观众显然不这么看大不列颠。他们又如何看待她在20世纪中期书写的英国？如何理解她描写的种族问题、仇外心态？

布拉纳竭力在他改编的两部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证明种族主义是文明社会的一块黑影，修正作中的“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布拉纳设置了白人布克和黑人罗莎莉的恋情，遭到势利的母亲的反对，但她反对的理由却不是种族。爵士歌手莎乐美·奥特伯恩讲述了她曾经遭遇的种族歧视经历，女主角琳内特童年时曾出言不逊，说她不会“与有色人种共用一个游泳池”。波洛敏锐地认为这可能是谋杀的动机，莎乐美巧妙地说：“如果我要枪杀每一个冒犯伤害过我的白种女人，那世界上会有一万具尸体。”

布拉纳体现了2000年以来，影视业改编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一个趋势：尽可能纠正她原作中的“种族歧视”“阶级偏见”“男女不平等”，此举固然是为了替阿加莎正名，她并非“种族主义者”，她的小说也不是势利之作，但又矫枉过正，有迎合政治正确潮流、着意抹去种族歧视的黑暗历史之嫌。毕竟，在故事发生的1937年，难以想象黑人可以与英国贵族、美国精英同船旅行，白人男性会正大光明宣称他爱上了一位黑人女士。改编、改写阿加莎的小说以适应21世纪，是不是可以牺牲真实性？

但想想看，2021年英国五频道制作、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安妮·博林》，都安排非洲裔演员扮演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安妮·博林。真实的历史人物尚且可以变换肤色，何况虚构的侦探小说角色？

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出道，就被扣上了势利眼的帽子，到20世纪后半叶，又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

阿加莎的第一部推理小说是《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书稿4年里被6家出版社退稿，终于在1920年出版。这一年，阿加莎30岁，此后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英国的侦探小说也进入黄金时代。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情节主线很鲜明：典雅的祖传乡间大宅里，女主人在密闭的卧室里中毒身亡，她新婚的丈夫比她年轻20岁，成为首要嫌疑犯。庄园里还有仆人、主人的亲人朋友，他们都与死者有利益关系，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每个人握着一个谜。波洛登场了，他从复杂的谜团中抽出线索，反复侦查，动用脑子里的灰色小细胞进行逻辑推理，与嫌疑人打心理战，终于找出真凶。

这部小说开启了侦探小说的梅厄姆·帕瓦（Mayhem Parva）流派，也就是以宁静乡村为背景的侦探小说。“梅厄姆·帕瓦”是杜撰的英格兰南部村庄名字。村里有一座教堂，一家乡村客栈便于前来办案的侦探投宿，有一个观鸟或民间舞蹈协会之类的乡村组织，一个图书馆和几家小商店，包括一个可以方便购买到除草剂（往往被凶手用来混淆视听）和染发剂的药店。居民不是德高望重的贵族、乡绅，就是安守本分的中产阶级，奉行克制、理性、讲求实际的价值观。这个村子风景如画，自给自足，犹如世外桃源，但也没有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往返附近的城镇，带来嫌疑人或凶手。突如其来的死亡扰乱了田园牧歌的节奏，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与侦探进行智慧的较量，逐渐看到案件的真相，至于地毯上的血迹怎么处理，自有训练有素的用人想办法清洗干净，不会让这些混乱的细枝末节扰乱我们的心情。

梅厄姆·帕瓦流派的侦探小说，为读者呈现出玫瑰色的怀旧胜地，提供了多愁善感的情绪，令人感到十足的舒适。“梅厄姆·帕瓦”成为英格兰美丽小村子的统称，乡村生活成了英国特产，茶壶保暖罩（cosy）一词也足以概括阿加莎的小说。尼罗河游船、东方快车、小岛旅馆则是梅厄姆·帕瓦村的豪华变体。

批评、嘲讽阿加莎的有两个群体。一类以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为首，上世纪40年代他曾连续在《纽约客》发表三篇评论，抨击侦探小说。他认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是亚文学的，充其量算介于智力游戏和让你轻度成瘾的药品之间的玩意儿。

另一类批评来自侦探小说作家阵营。侦探小说也有潮流，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止于1939年，1944年，硬汉派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发表文章《谋杀的简单艺术》（“The Simple Art of Murder”），狠狠批判了黄金时代的推理小说和作家们：他们对英国的种族问题充耳不闻，只顾写英国上流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绅士，各种各样的聚会，客人永远穿着晚礼服，凶器是狩猎时失踪的匕首或者是高尔夫球杆。阿加莎的小说中偶尔也会出现工人阶级，却是女仆和手工业者的身份，被设定为绅士的陪衬，笨拙颟顸。钱德勒写道：“晚上的时间严格用于睡眠或犯罪，从不用于做爱。”弹孔总是整洁的，刀子总是整齐地嵌入肩胛骨之间，凶手杀人时的挑剔劲儿哪里还能看出人类屠杀同类的可怕？更别提她的犯罪学观念了——她振振有词地说，犯罪行为是遗传的，邪恶天性流淌在血液中，这不令人尴尬吗？

钱德勒肯定了以达希尔·哈米特为代表的美国犯罪小说流派。硬汉派犯罪小说以大城市为背景，主人公坚忍不拔，道德界限模糊，作者试图把社会学、伦理学融入文学创作，钱德勒称赞这才是正途。

相比钱德勒的纽约，梅厄姆·帕瓦村是那样狭隘、机械、沉闷，阿加莎小说也不真实、落伍，缺少文学性。她让被害者、凶手、嫌疑人说一口清晰的上流口音，午餐吃腌牛肉、煮过头的卷心菜，坚持传统的道德观又带着深刻明显的偏见，大多数家庭雇了用人，舞台剧《捕鼠器》中有句台词，“劳动阶层将其责任感抛之脑后了”，是角色们议论战后仆人不太好管教了——按当代标准看，多么彻头彻尾的势利。

因此，作家劳拉·汤普森（Laura Thompson）在21世纪初动笔写《英伦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传》时，被几个犯罪小说作家嘲笑，“你怎么会去写这个老古董”。汤普森认为阿加莎对工人阶级并无居高临下的态度，小时候她非常爱她家的厨师，和她的保姆、看护感情也很好。

那她为什么在侦探小说中安排如此多的管家、男仆、园丁、厨师和保姆？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这让他们成为尸体的发现者；他们提供“润物细无声”的服务，并且不能让享受服务的人看见自己，是“被刻意隐藏的群体”，这又让他们了解雇主、房客私生活中不合常规的行为，可以提供证词，串起阴谋。阿加莎对劳动阶层的同情可见一斑。

“二战”后，阿加莎小说中的种族态度成为学者和读者们讨论的话题。

《无人生还》首当其冲。阿加莎的这部代表作最初的书名为“Ten Little Niggers”，在美国出版时因为以N开头的词带有贬义和煽动性，书名被改为“Ten Little Indians”，后来定为“And Then There Were None”。“Ten Little Niggers”是阿加莎童年时念的一首儿歌，Nigger一词从拉丁语形容词niger（意为“黑色”）演变而来，在阿加莎生活的年代它是一个指代黑人的中性词，到20世纪中期，用法才有了蔑视的含义。

南非罗德斯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山姆·奈度（Sam Naidu）研究课题之一是犯罪小说中的种族和民族问题，她认为，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角色很少是有色人种，白人占了主导地位，他们拥有同质化、单一性的文化背景，因此坚决维护白人至上的现状；其次，这些作品采取了广泛的种族主义和仇外立场，站在这个立场上，只要是不被英国白人霸权认同的“外国人”就是其他人。

奈度认为，阿加莎让种族偏见正常化了，她不吝于一次次刻画“外国人”的刻板形象，甚至不乏侮辱性。确实，在阿加莎的笔下，美国人总是令人讨厌，不能被英国人信任，《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美国社交名媛史凯勒小姐对人类总是表现出“爬虫类动物的蔑视”；埃及小贩是一群苍蝇，乞讨的儿童眼神叫人讨厌，鼻子也难看；东方人缺少文明，看到死人不会大惊小怪；《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她嘲笑意大利人急躁、爱说谎，狡猾程度不足以成为杀人犯；而《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的鲍尔斯坦医生，却又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被视为首要嫌疑犯……就连主人公波洛，也有低地国家的滑稽可笑，他一方面被英国人排斥，另一方面又口吐反犹言论，《蓝色列车之谜》中他声称犹太人是揪着过去不放的民族。因此，阿加莎的作品在德国出版时，这些引起争议的种族细节被删除。“二战”后，德国对任何含有种族主义或反犹太描述的文学作品都审查得非常谨慎。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当代文学与文化系教授维克·玛蒂娜·普洛克（Vike Martina Plock）则认为，如果拿这些冒犯了当代人的元素来评判阿加莎一个世纪前的作品，未免一叶障目，忽视她的进步特质。她有平等意识，相信不论国籍、社会地位，人性都有善恶之分。她在安排凶手时下手无情，不会因为某个人漂亮、讨人喜欢，就放过他们。她常常借角色的眼和口，敏锐地捕捉20世纪初的现实，尖锐地批判特权人物所持有的偏见。

《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人物，原型是她随考古学家丈夫在埃及旅行时遇到的游客。其中有个共产主义者弗格森先生，虽然阿加莎戏谑他走哪儿都带本《资本论》，外套又脏又破，内衣和手帕却是一流的材质，但把他描写得急公好义。在金字塔前，弗格森与阿勒顿夫人争论，他愤怒地说：“建造金字塔是为了满足好大喜功、暴虐无道的国王的一己私利。想想那些流血流汗的老百姓，他们为了金字塔不眠不休，最后却累死在工地上。只要想到金字塔所代表的苦难和折磨，我就对金字塔感到厌恶。”

阿加莎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写作巅峰，她目睹了这一时期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甚嚣尘上，最终导致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36年出版的《底牌》第一章，写到夏塔纳先生，“谁也不知道他是阿根廷人、葡萄牙人、希腊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夏塔纳先生整个人都很醒目——存心设计成如此。他故意造成阴险恶魔般的效果。他又高又瘦，面孔很长很忧郁；眉毛集中，黑漆漆的；髭须僵硬，抹了油蜡，外带一小撮皇帝须。他的衣服真是艺术杰作，剪裁极佳，却有点古怪。每一个健康的英国人看到他都恨不得踢他一脚！他们一致用缺乏创意的口吻说：‘喏，那就是该死的夏塔纳！’”

这段文字显示，阿加莎意识到1936年的英格兰，仇外心理是多么普遍，她用“缺乏创意的口吻”暗示了自己不赞成的态度。领略到阿加莎这么写不仅仅是对外国人的又一次例行嘲笑，需要微妙的注意力。

因此，普洛克说：“克里斯蒂绝不是个种族主义者，她的小说是在批判种族主义，而不是让种族主义永存。她在书中描述种族主义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在克里斯蒂所生活的时代，种族歧视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小说是时代记录、文化档案，出于审查的目的而删掉小说中的种族主义描写，小说就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批判性。”

BBC在2018年重拍《ABC谋杀案》，编剧萨拉·菲尔普斯（Sarah Phelps）力图保留阿加莎原作的批判性。她强化了波洛的难民身份，不惜引发观众的众怒。阿加莎多部小说中有其他人物对波洛的外国人口音、外貌、行为举止的轻蔑嘲笑，编剧决定对这种态度加以放大，于是写了一场戏：波洛因为不是英国人而成为英国法西斯联盟成员的攻击目标，在火车上，列车长鄙视地把他的车票扔在地上。这样的改编，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

（参考资料：Snobbery with Violence: Crime Stories And Their Audience，by Colin Watson；Race and Ethnicity in Crime Fiction，by Sam Naidu） 文学小说阿加莎侦探小说钱德勒种族主义波洛剧情片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