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如何成为鱼米之乡的

中国最古老的运河多是为战争开凿的，邗沟是吴国为攻打齐国修建的，秦始皇大兵南下征伐百越时在桂林开凿灵渠用来运粮草。战事完毕，运河的功用转向了物资运输。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按照国学大师钱穆的说法是要把北周、北齐和南朝的鼎立形势打通，并非北方要依赖南方的粮食供应。大规模的粮食运输，漕粮从江南源源不断地流向北方是从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之后开始的。而南粮北运的基础首先是南方的粮食丰足。

江南是如何变成鱼米之乡的？这需要从很古远的时代讲起。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启了一段长三角之旅。

这是“双11”过后的第一天，坐飞机去杭州似乎坐的是一架网红包机，妆容精致的小姐姐，还有高鼻深眼的外国小哥哥。当然，这样形容也有点夸张，只是在去往其他地域的飞机上很难有这样高的平均颜值。她们画着指甲，纤细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弹跳着。一个女孩的手提袋掉落，地上散落着口红、眼霜、护肤霜等化妆用的小零碎。一阵忙乱后机舱里安静了，我们从北方的干冷模式飞向江南的湿润模式。这次乘坐的海航，空乘人员穿的是热带岛屿标志性的旗袍。

很难想象这样的景象会发生在几十年前。可千百年来江南对于这个国家的确是温柔富贵乡一样的存在，这片一万年前还曾沉没在海里的土地，因得到长江和钱塘江的泥沙的滋养逐渐从海底生长出来，渐次从扬州、镇江一线一步步向前推进到上海。这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逐渐成长为对整个国家都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大粮仓。但鱼米之乡的美名也非一蹴而就，其间也充满曲折。

在杭州市区的西北方向，紧挨着杭州的余杭区域内，展开着一片幅员颇为广大的遗址公园，那是良渚文化公园和良渚古城遗址。这是中华文明史上浓重的一笔，尤其近年来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北方的众多考古发现。坐落于中原之外的良渚，字面理解就是美丽的小洲，先人们临水而居，在与水的相伴相生中，进化出了发达的生产生活状态。

夏商周的断代工程中，学界曾困扰于西方对文明的标准。标准共有三种，包括文字出现、金属冶炼技术和规模化的城市建设等。如果按照这三条，甲骨文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我们有记录的中华文明达不到5000年。在公元3000年以前，考古发现显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如满天星斗般散布于中华大地各个角落，但能够提炼成文明的相对发达的状态似乎没有。直到在长三角的杭嘉湖平原和钱塘江下游冲积平原发现了良渚文明，无论城邦的规模和水利设施之精致，还是发掘出的打磨精美、纹饰复杂的玉琮，都显示出那里的先民已经达到了高度发展的文明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

良渚遗址显现出来的是人类在湿润气候中改造自然的一次尝试。古城有9座城门，其中8座水城门，古城之外是望不到边的稻田。考古工作者在良渚城外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他们用稻草包着泥土修造水坝，获得了比泥土坚固耐用的坝体。高水坝和低水坝既能拦截洪水，又可以把流水截留存蓄，5000年前的良渚人的水库能装下好几个西湖的水资源。有了一道道水坝的保护，城池外形成了上百里的良田。良渚的水利设施在同时代的各种文明中，无论规模还是设计之巧妙，都是一骑绝尘。

如今的长三角虽然水镇一个连着一个，河湖广布，因为工业文明的改造，凡人居之处土地均已经夯实，河流也被束缚在了水泥砖石的河道之中。但在古代，即使是几十年前，恐怕也只有在人员密集的地方才有财力将河水束以条石垒砌的堤岸之间，那时的泽国和现在是大不相同的。更何况浪渚先民，他们要驾着小舟在芦苇荡中穿行，即便是在岸上，因为草木茂盛，道路也是难行。更令人担忧的是，良渚时期的海岸线要比现在更靠近内陆，海水倒灌侵蚀的情况时有发生，良渚文明在繁荣了千年后突然消失，就有学者认为是海侵的结果，更多的学者则认为，400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大洪水，良渚人的堤坝再坚固也抵挡不住这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

大禹治水的故事里有一个情节是大禹在绍兴城外的会稽山大会诸侯，似乎应和的就是那场传说中的大洪水。但传说很难验证，即使是文字的历史，关于江南也有着让人匪夷所思的传说，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了国，打败吴王夫差，越国从此兴盛起来。越国所在的地方正是绍兴和它背后连绵不绝的广阔山地，吴国占有的是长江三角洲一带，以今人的眼光都是最富庶的土地了。可根据《吴越春秋》记载，胜利后的勾践却迁都到了远在山东青岛的琅琊。据说这是范蠡观天象的结果，勾践乃春秋五霸最后之一霸，要实现远大抱负只有把国都迁到中原地界。但问题是，越国的势力范围在长江流域，如何能千里迢迢不用征战就得到一片土地？故而很多人怀疑东汉时期成书的《吴越春秋》的真实性。

不管怎么说，长江流域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都只能算中国版图的边缘地带。同理，沿海土地也是随着河流带来的泥土堆积而来，且因为经常被海水侵蚀，很可能属于无主的性质，容易获取。

长三角之外，钱塘江之南岸，国家文物局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余姚施岙遗址古稻田赫然在列。这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古稻田遗存，这里的稻田有田埂，有阡陌，井字形结构，显示出古人对稻田耕作、水利作业的熟稔。更为可贵的是，这里的稻田至少有三层。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先人们似乎是在和海水做着一轮轮的抗争，海水退了，他们就来此耕种，海水来了只能暂时规避。除了海水这个让人受挫的因素，这里的土壤和气候太适合种植水稻了，以至于江南的原住民在这里耕作不辍。但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能和大自然“打游击”。

世界上五大文明发源地，四个大河文明，一个古希腊爱琴海海洋文明，以气候看大河文明都发源在半干旱地区，四五千年前，那时候的气候比现在要更暖更湿一些，也只能是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很难达到亚热带湿润气候的程度。大河文明之所以在半湿润半干旱气候下萌芽发育，就是因为这样的气候干湿分明，利于刀耕火种。按照土壤耕作方式的演变，我国耕作制度的研究者郭文韬先生将原始农业分为3个阶段：刀耕农业阶段、锄耕农业阶段和商周时期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3个阶段的区别就在于原始人先是随机砍树烧荒，逐渐过渡到有计划的轮流定期烧荒，且间歇越来越短。气候分干湿，易于烧荒，若是连年阴雨，烧荒将很难进行。

中科院地理所一份以黄淮海平原农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论文《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农作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环境演变》显示，即使是秦汉时期，人口大量增加，黄淮海平原仍以冬小麦、粟麦轮种的两年三熟来提高庄稼产量，而不是向更多水泽的低洼土地要产量。而水利的开发也随着农业发展国力的强盛而推进着。战国中期开始，除黄河大堤以外，其他泛滥河湖堤防也得到修筑。西门豹治邺即是在今天河北山东发动百姓在漳河一带挖掘了12条沟渠，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到了西汉中期，黄淮海平原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粮仓，并形成了“东粮西运”的格局。

古代的农业先是从半山坡地开始，逐渐向低地进发。在海河低地平原，由于地势低洼，排水不畅，那里频频发生涝灾，而滨海平原地势更低，河水泛滥之时，更易受害，加之极易出现海水倒灌，因此滨海平原作物生产水平很长一段时间极为低下。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就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叠加了天灾人祸而发生的。黄巾起义的发起者张角是巨鹿人，巨鹿即今天的河北邢台附近，他起兵于邺城，即西门豹治邺一带。这里是河北省和山东省的交界地带，京杭大运河从此地流过，运河岸边山东的聊城号称北方水城，河湖遍布。地势的低洼在水利灌溉上颇有优势，可对于水利治理又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遇到天灾这里就拉开了两汉崩溃的序幕。

中国的农业重心，最早是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继而是黄河下游的黄淮海平原。至于南方那是更晚近的事情。

南粮北运要等到财力足够充足，先民们有了足够的能力将江南的河湖水网治理好的时候，在此之前江南并非理想的农业种植地域。夏商周时代的古人已经有了土地分类的意识，《尚书》中的《禹贡》是中国地理的开篇文字，短短1000余字，分天下为九州，以纳贡为目的，用土地肥瘠程度来决定供赋。九州土地的分级排名上等的是雍州、徐州和青州，排名为中等的是豫州、冀州和兖州，这6个州全部位于长江以北。排名为下等的则是梁州、荆州和扬州，全都是九州中地跨长江之南的3个州，而且是自西向东一个比一个差。这样排下来，最靠海的扬州垫底了。

中华大地上，黄土高原上出现的华夏文明之所以在满天星斗般的新石器文化中脱颖而出，绵延不绝，是和大的地理环境相关的，相对稀疏的植被便于交通联络，各部落之间能够组成更大范围的社会组织。湿润地区则是完全不同的地理形态，那里在没有被人类大规模改造前低地是沼泽，高处则是茂密的森林，虽然也萌发了文明的种子，却很难结成网连成片。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首先需要的是一定的规模，国家就是以广阔的土地和众多人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及至良渚文化一两千年以后的西周，长江三角洲中的吴越国中的吴王夫差、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在不同的排名中晋身为春秋五霸，从一个侧面似乎显现出江南财力物力的丰厚，却只是昙花一现式的绽放，很快越国灭了吴国，越国又被楚国所灭。战国七雄中，楚国并不是一个实力派的角逐者，并且楚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也不在江南一带。楚国郢都是现在的湖北省荆州北面离城8公里的纪南城。这里是长江的北岸，离西安、洛阳等秦汉时期的经济政治中心更近，相去长三角则路途遥遥了。楚国的国土面积一度接近其他六国面积之和，都城却尽量靠近边境，足以说明当时的农业状态，北方有着更多的产出，南部面积虽大却难以支撑与面积相当的人口和国力。

江南成为鱼米之乡，关键在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升。商周时期，先民们已经冶炼出铜，但铜的质地颇软，且每制造一件铜器都需要单独制作模具，成本高昂。由铜制作出的器具主要用在了仪轨和武器上，铜器是奢侈品，或者附加值高昂的战斗武器。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们也发明了冶铁技术，铁制农具在中原也出现了，这带来了生产力的大提升，但大规模炼铁还是汉朝以后的事儿。及至后期北方几次战乱衣冠南渡，每次技术在南方的推广都有冶铁技术改进的影子，如第一次永嘉之乱后北方流亡的工匠们给南方带去了冶铁技术，到了南宋古人更是发明了焦煤冶铁，大幅度提高了产量，减少了浪费，这是中国冶金史上的里程碑。安徽繁昌冶铁遗址面积达到了750平方米，其中有一座废铁堆高约两米，技术之先进、规模之大都在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

杭州萧山机场东去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来到了有东方威尼斯之誉的绍兴，它称得上是江南最大的一座水上城市，城外八百里鉴湖，老城中仍是小桥流水，青色的会稽山在城驰的西南趴伏着，提示着旅人这里就是江南平原的尽头。实际上，浙江素来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其紧邻的福建也是山多平地少，过了宁绍平原再向沿海深入，就要进山了。也因为此这里成为江南的南部边缘，也是古代居民聚居之所在。如今的绍兴以鲁迅故里著称，但在鲁迅故居不远处，还有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更为久远的街区，那就是书圣故里，书圣王羲之洗笔染黑了的墨池就在这里。而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就是为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而作。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琊王氏，何以出现在远隔数千里、当时还是荒蛮之地的绍兴？原因是西晋八王之乱后的衣冠南渡。王朝内乱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晋王朝的氏族大家南逃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轮的衣冠南渡。我们的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上两次大分裂，一次发生在汉代与隋代之间的两晋南北朝时期，400年暗无天日的混乱史，文学艺术上却出现了很多流传千古的佳作，北方先进的耕织技术也流入了南方，促生了南方经济上的第一次飞跃。第二次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的衣冠南渡，基本奠定了南方的经济基础。第三次靖康之难南宋朝廷退守长江以南，南方经济更进入了空前的繁荣阶段。

南北经济的实力转换发生在唐中叶安史之乱后，此时北方藩镇地方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国家开始重视起南方粮食的调运。及至随后的五代十国，按照文化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的说法，唐中叶后北方战乱延续，农田毁灭，水利设施失修，而偏安于南方的地方政权则兴修水利，与民生息。今天的西湖边上有一座宏伟的钱王祠，纪念五代十国时期偏安于此的吴越国钱镠王。吴越国国小力弱，持续不过七八十年，其开国国君钱镠王却受到后世爱戴，就因为他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杭州日后的繁荣打下了底子。而水利设施之建造，钱镠王对海洋侵蚀采取的是在钱塘江边筑造捍海石塘，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如此则不畏海水侵扰，内湖水资源也得已调蓄使用。彼时的杭州已经富甲江南了。

南宋绵延150年，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城打造成繁花似锦之地，温柔安乐之乡。从此之后，尽管它也有明珠暗埋的时候，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永远是集美貌与才智于一身的终极梦幻之乡，于是当互联网的流量俘获了消费者的口袋，这里又变成了电商和直播的大本营。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那临安城，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的城市规模，城市方圆100英里，到处见缝插针地住满了人，一所宅院往往住着10家或者12家。自南宋朝廷逃到这里，以此为临时安置之所，杭州城的人口却迅速从20万增长到百万。这里房屋鳞次栉比，市肆繁华。《马可·波罗行记》里记述了杭州城里人宴饮取乐的景象，城市里只要有钱，便可在家具、穿着、美食和娱乐等诸方面获得高雅而精致的满足。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详细描述了南宋临安城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样貌，江浙一带大米生产区开来的米船源源不断，不分昼夜地沿着运河运达这里。除此之外，杭州甚至需要从淮河流域输入稻米，广东的稻米也不远千里运来。

不过，对于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谢和耐这位年鉴学派的汉学家却感到颇为无奈，因为这方面的记述少之又少，无论盐田里的工人，还是小自耕农佃农和长工，劳作所得也仅仅接近于饥饿线。地主和庄园主靠着土地的收成在城里边骄奢淫逸，留给农民的是负债累累、贫困不堪的生活。但即便如此，一个南宋，就出产了当时世界超过一半的GDP。 中国古代史考古文物大运河鱼米之乡水利良渚南方与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