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奕宏：演员最孤独的瞬间

《士兵突击》是段奕宏的出圈之作。很多人会把他塑造的角色袁朗想象成段奕宏本人的真实个性。专业过硬但不按常理出牌，通达人性又有一些玩世不恭。在剧中，段奕宏塑造了一个集邪魅和正义于一体的硬汉形象，一度迷倒了众多女性观众。

我见到段奕宏时，他正在给某时尚杂志拍封面大片，与编辑讨论拍摄方案，对穿什么外套，配哪双鞋，每一个细节都关心。拍摄中，他和摄影师沟通眼神、情绪和故事性，希望杂志的片子体现出电影的质感。第二次见面是在他的工作室里，他刚刚上完普拉提课回来，戴着渔夫帽和黑框眼镜，很松弛，状态与拍摄时的紧绷感略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状态，都绝非袁朗。

段奕宏出道已经23年。对他来说，今年尤其有很多创作上的突破。比如，第一次在《双探》中担任监制一职，一开始他是拒绝的，觉得应该干好自己的演员本分，担心自己不够格，做不好。后来接下这个任务，也纠结过身份的转变，但一旦开始了，段奕宏抗住压力，恪守拍摄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他享受创作带来的愉悦，但也承认，自己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创作应该是无止境的”。

在我们的对话中，他坦言了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自卑与敏感，在接每个角色时的谨小慎微，以及作为演员演戏的本分。作为演员，他对“进入角色”这件事情似乎有一种执念。尤其是相似的人物形象，找到人物和人物之间不同的蛛丝马迹，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但对“抠角色”的执迷，也让他总是精神紧绷。

随着采访的进行，我逐渐在他身上体认到一种罕见的低调与自省。而这种低调自省，与他在荧幕上经常扮演的那种张扬跳脱的形象又是如此的矛盾。该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土壤与生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段奕宏在娱乐时代的局促和紧绷让年轻人觉得他特别可爱。他开着小差、两眼放空参加活动的视频热议度尤其高。有人留言说：“参加活动时，老段只有在行走的时候是醒着的。”我问起这些，他回答说：“太累了。我现在只希望把紧绷的弦留在演戏上，其他的我都不擅长。”

圈内人习惯称呼他老段，他还有很多流传甚广的外号——“戏妖”“戏痴”“戏霸”“戏疯子”，说的都是他演戏时的状态。关于他敬业的段子也很多。他在毕业后参演的第一部作品是《刑警本色》，饰演的角色是杀手，杀手的掏枪动作他练了不下千遍。为了《烈日灼心》的角色，他在厦门的家莲派出所和当地警察共同生活、抓赌、过年。为了《引爆者》中矿工的角色他下了千米深的矿洞和矿工同吃同住……这是他在大学里学习到的表演方式，真听、真看、真感受，也是他最拿手的表演方式，琢磨角色，进入情境，一头扎进去。

一路下来，段奕宏每一个阶段创作出来的经典角色都是靠着这个“钻”劲儿塑造出来的：《士兵突击》里既铁血又温情的袁朗、《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疯癫神叨的冒牌领袖龙文章、《烈日灼心》里洞察力一流的基层民警伊谷春、《暴雪将至》里孤注一掷的保卫科干事余国伟。过去，他也担心，老有导演找他演警察、军人的角色，会不会戏路越来越窄？后来他渐渐发现，即使都是警察，也可以避免同质化。今年的《八角亭谜雾》和《双探》，里面段奕宏饰演的虽然都是警察，但却有截然不同的气质。《八角亭谜雾》里的袁飞更贴近南方小城中年人的状态，着手处理着家人的谋杀案，在情和理之间平衡感性与理性；《双探》里的李慧炎原本是个胡同警察，随着剧情推进，渐渐成为一个匍匐在冰天雪地里的追凶人。

“在不同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角色有着不一样的生命力，把握每一个角色，就是要找到土壤之下的那个东西。”段奕宏说，找到人物和人物之间不同的蛛丝马迹，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只要剧本好”。

角色的“土壤”和“生命力”是段奕宏聊得最频繁的两个词语。因为这份执着，他成为导演们“又爱又恨”的合作演员。不少导演都被段奕宏“虐”过，拍《烈日灼心》时他连做梦都在和曹保平吵架。拍完《记忆大师》，导演陈正道大呼，以后再也不跟老段合作了。

从《士兵突击》开始，段奕宏逐渐被大家认可，找他的剧本越来越多，但他一度产生过很多困扰，他认为正常的创作方式，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他劲儿太拧，不正常。有一次在青岛拍戏，他的习惯是在拍摄前一天和配戏的演员先排练，但后来他听有人抱怨，拍电视剧怎么当成话剧排练了呢？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自己拍摄前下功夫的习惯。在《我的团长我的团》剧组，导演康洪雷曾带着大家开拍前排练，段奕宏饰演的龙文章有一段很难的台词，4000多字他一气呵成。他说：“一个作品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气场共同成就的，而我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好自己。”

他聊起在拍摄《大秦赋》到第十天时，参演的很多都是他的师兄弟，他们几个商量着，要不来点挑战吧，“后期配音不过瘾，要不换成同期声？”这个提议的难度很大，尤其是古装剧，大段大段的古文台词，需要一气呵成。“我们在坚守一个正常的创作方法，希望能带动一些年轻的演员。”剧组里的年轻演员都不敢怠慢，一下子表演状态都提上去了。微时与执念

段奕宏出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是硬汉形象，果断决绝，义无反顾，敢和权威直接对抗。私底下，他却很低调，对身边的人照顾有加，害怕某些过激的言论伤害到了别人，时刻保持一种小心翼翼。有很多真人秀和综艺节目邀请他去做评委，他都婉言拒绝。

段奕宏出生在新疆伊犁，在家排行老三。80年代，家里没有电视，但当地有电影院，所以他常常跟着家里人去看电影，一周三次，这还不够，没事自己还会偷偷溜进电影院。即使《少林寺》《庐山恋》《小花》的电影片段他已能倒背如流，也不妨碍他每一次都跟着电影共情流泪。他从中学开始就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常常在暑假时，跟着学校组织的青春联谊队会到霍尔果斯口岸去表演，能唱能跳还能演。高中时表演热情升级，在学校年级的文艺汇演里，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拿了学校二等奖。

在一次文艺汇演期间，刚好大导演陈家林来到他那个边陲小城给话剧团导戏。在伊犁宾馆剧场，陈家林看到了段奕宏的表演，跟话剧团的团长说：“这孩子有点水准，回头可以试试考表演。”当团长把这话转述给段奕宏时，“考表演”的执念一下子让段奕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定了，就是它”。

那是1991年，寒冬腊月，从伊犁到北京的路程无异于“上京赶考”。从伊犁到乌鲁木齐的老路要走25个小时，在乌鲁木齐休整一天，再买硬座绿皮火车票到北京，需要78小时。算下来，一个来回，一个星期就没了。这是段奕宏第一次出远门，他给自己打气，让自己看起来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从老家到乌鲁木齐，他坐在拉木头的解放牌运输车上，像一个有社会经验的小大人，包里揣着两三包烟，适时地发烟给司机点上。在果子沟的盘山路上，车抛锚了，那是新疆最冷的季节，车不停地下滑，搭车的段奕宏从副驾驶下来帮忙，扛起一人多高的木头往轮胎下塞。已经过去了20年，对于这段记忆，段奕宏依旧历历在目。

第一次考试，失败了，连二试都没到就被刷了下来。段奕宏后来自嘲说：“一点没准备，就靠学校里的小品获了个奖就来了，开玩笑呢。”他没有灰心丧气，全当是出了一趟远门见见世面。他去了天安门看升旗，买了一堆北京特产回家，2000块钱花得一分不剩。他决定明年再来，回伊犁找老师辅导辅导台词、表演。

第二次考试，到了三试又被刷了下来。他不甘心，如果就这样回去，来年再战有多少胜算呢？段奕宏发现中戏开了一个能发表演证书的班，需要自费，课程设置基本上是在8个月里学习中戏4年本科的表演内容。段奕宏镇定了一下心情，给父母去了电话，经过一番充满希望的描述，最后说动了家里人支持他的决定。“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段奕宏心里想。

来年开春，段奕宏以全国表演专业最高分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1994级本科班。他回忆起这段时，身体往沙发里靠了一靠，好像又重新经历了一遍少年时的情绪。“我也说不上来那种执念到底从何而来，所以，当有人夸赞我为角色各种体验和付出时，我总是觉得，和过去相比，眼下的苦都不值一提。”

进了中戏后，他发现他的同学大多来自大城市，优渥的家庭环境让他们早早就开了眼界，读过很多的书，看过很多的电影。相比这种见多识广，段奕宏接受到的课外教育少之又少，和同学在一起聊天时，甚至插不上话。这种来自小地方产生的知识结构的悬殊和落差，一下子让他从一个阳光积极的少年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很快感到了孤独。他是那届唯一一个来自新疆的同学，口音也闹过笑话，前后鼻音不分，让他更不愿意开口说话。“那时候变得很敏感，生怕同学看不起我。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未来。”

回头看，那时候的他甚至有些抑郁倾向。“我们那会儿第一年有甄别期，就算已经考上了中戏，如果专业课两门以上不及格，就得收拾铺盖回家。”这成了段奕宏日常的噩梦，他总是担心，努力了那么多年，如果最后被退学回家，怎么面对家里人？

除了泡图书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练台词，起早贪黑地练。他整宿地待在教室里练台词，困得不行睡着了，老师深夜来巡视一脚踹醒了他。“当时，就觉得好像下了死功夫，我才心里安心一点，我没有别的手段和方式来让自己进步。”

但这真奏效了，他的作业被保留下来得越来越多，有了固定合作排戏的同学，还能帮助其他的同学，他渐渐找回了踏实感和些许小小的自信。段奕宏成为老师、同学眼中最勤奋的学生。

表演院校有惯例，同学们会在课余时间跑跑剧组，投投简历，争取在毕业前有实践的机会。段奕宏也跑过剧组，但最后他还是选择在学校里打基础。大三那年，田沁鑫要排演话剧《断腕》，看了段奕宏的表演被他打动，邀请他出演。这是他第一次在舞台上挣到演出费，90块一场，连续10场，那个暑假他靠着演出挣到了1000块钱。

1998年，段奕宏面临毕业。那一年赶上改革，文化部直属单位精简招生，想要争一个留京名额、进入体制内工作何其艰难，更何况段奕宏无人脉、无后台。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做一个自由演员，如果没有单位接收，只能收拾铺盖回新疆。

在天津人艺的考试现场，考官问：“这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段奕宏说了实话：“不是，是中央实验话剧院（注：2001年后合并更名为国家话剧院）。”

考官们相视一笑，没见过这么实诚的孩子。

天津人艺录取了他。但他的执念劲儿又上头了，“我四年专业成绩都是第一名，我为什么不能争取一次呢？”

于是，他骑上自行车勇闯文化部要个说法。结果还找错了地儿，去了文化部老办公楼。他被武警拦在了门外，他好说歹说了自己的情况，才见到了接待处一个大姐。他拿出自己四年的成绩单，说“想要找文化部部长汇报情况”。自然，他没有见到。倒是大姐被他的真挚打动，一番好言相劝，中午吃饭时给了他一个鸡腿和花卷。段奕宏吃完，好像完成了一个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明白吗？一切努力你都尽力了，你只需要等待一个结果”。段奕宏骑上车奔赴晚上的舞台，好像卸下了一桩心事，不管结果怎样，演好当下的戏。

不久，传达室通知他去一趟，他以为是要交欠学校的罚款，结果老师神秘地给了他一沓资料，他被中央实验话剧院录取了。拿着通知单，段奕宏喜极而泣。

毕业大戏，段奕宏和陶虹主演，导演一眼相中了段奕宏。至此，从未接触过影视剧的他，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影视作品《母亲》，最后收到了7万块钱的报酬。他很激动，给家里买了冰箱，装了电话。从那天开始，他终于可以每天给母亲打一通电话。他是班上最后一个接触影视剧拍摄的人，其他人早已迈入影视圈，而他才刚刚入门。

在话剧《恋爱的犀牛》中，全力以赴的段奕宏第一次和另一种表演风格展开了拉锯战。

孟京辉的先锋派戏剧信奉的是布莱希特的戏剧手法，完全建立在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段奕宏信心满满地在舞台上表演着偏执狂马路，孟京辉打断了他，粗暴地说：“你哭得不对，你要去表达爱的感受，而不是爱的结果。”两人在排练室不欢而散。

段奕宏那时刚刚大学毕业，4年中戏科班的沉浸式教育在孟京辉的“实验性的可能”中被推翻。两种观念的碰撞让他感到了一种剧烈的痛苦。很久以后，他和一个老者，也就是他的岳父，聊起当年自己的困惑，岳父告诉他，“戏剧的表达和戏曲是不同的。不管什么形式，都有一种表达是似是而非”。

什么是似是而非？他大概理解岳父所言，是指一种“进入”和“跳出”的关系，一种“远”和“近”的关系，一种“尝试”和“包容”的关系。“我第一次感到狭隘和固有的心态思维和排挤感是最没有生命力的，会直接带来创作上的枯竭。”

他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张弛有度”的表演境界。“紧”的是创作的过程，要对文本和人物吃透，保持一种警觉，这样的演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再来一条？不放弃任何一种表达的可能性。松的是，不要把情绪带到生活里来，模糊了生活和创作的边界，得学会在表演的过程里，跳出来整理思绪，一味沉浸会让自己的精神受到伤害。

段奕宏聊起，2008年，《我的团长我的团》在拍戏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事故，烟火师在试验烟火时意外去世。12天之后，廊桥坍塌伤了群演。作为亲历者，段奕宏很长时间没缓过劲儿来，人生的无常让他重新思考生活。“我们之前的体验派教育只教会了你如何理解人物、进入人物，牺牲掉自己的时间和习惯，但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走出来，这个过程是作为演员最孤独的瞬间。”

2018年，慢下来的段奕宏回了一趟伊犁，拍一部关于家乡的纪录片。从伊犁到乌鲁木齐的高速路笔直、一望无际，而那条他求学时走过的果子沟老路蜿蜒盘旋。他眼眶有些湿润，有一个少年，在小雪纷飞的山坡上，正在往一辆抛了锚的解放牌大卡车下塞木头，他的耳朵和脸庞冻得通红，而他眼里充满了希望的光。 我的团长我的团段奕宏烈日灼心中国电视剧士兵突击军事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