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都：美术馆运营者的结构思维

工作谈事到下午两三点，刘晓都有些疲乏，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打了几个哈欠。早上6点多，他晨起去打网球，到了下午，困意上来了一点。“没办法啊，我都60岁了。”刘晓都自我打趣道。

刘晓都任职馆长的坪山美术馆在深圳市东北郊，跟深圳市区相比，坪山区离北边的惠州市更近一些。在大名鼎鼎的比亚迪总部所在地的名头下，坪山美术馆的名气略逊一筹，但在重新开馆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在艺术圈颇有些声望了。

在刚刚过去的11月，刘晓都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历时14个月的“九层塔”展览项目。这个展览特殊，不仅因为持续时间长，有9个不同的展览构成，更因为在刘晓都和策展人崔灿灿的推进下，原本是展览边缘的建筑师和平面设计师走到了前面，成为和艺术家同等重要的角色，展览的展陈空间设计和海报设计变得和艺术作品本身一样受关注。

邀请崔灿灿来做策展人时，两人已有几年的交情。当时，崔灿灿在深圳的华美术馆做了一个策展课，产生了不少很好的策展方案。刘晓都觉得策展课的形式很不错，想邀请灿灿去坪山美术馆再做一期，又或是美术馆可以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将策展课中好的展览方案落地，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展览。聊展览的过程中，两人都越来越意识到，很多展览空间跟不上展览的需求。于是，他们希望放大空间结构在展览中的作用。

从坪山美术馆开车回深圳市区，大约一小时。在一次回程的路上，两人几乎就把展览的方式定了下来：邀请艺术家、建筑师、平面设计师共同完成一场展览，从作品、空间到海报三个方面让展览变得更立体，也更统一。空间和海报不再是为展览服务的一个环节，而是作为一件作品出现在展览中。两人对这个想法一拍即合，甚至觉得这种形式做一次是不够的，要做成一个系列，在一年的时间内分期呈现，才能把这个概念“坐实”。带着一个建筑师本能的空间结构思维，刘晓都想象着最终将这9个展览的空间做成一个巨大的模型，一层一层堆叠，直到最后，真正搭建成一个“塔”的样子，放在美术馆的一楼大厅中。

这之后，两人就开始分头行动，策展人崔灿灿去寻找合适的艺术家，敲定每一次展览的内容和主题，刘晓都负责去找业界知名的、新锐的建筑师和平面设计师，说服他们加入一场不曾参与过的游戏。

艺术家对展览已经习以为常，可建筑师则不然，做展览空间这事儿，一来陌生又兴奋，二来它不是一个有真正使用目的和要通过严格工序的建筑，因此就可以“随心所欲”，把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空间理想都放到自己的这个“作品”里去。不过，两人也给这个游戏制定了一些硬性的规则：比如展览面积几乎相同，大约260平方米，成本预算一样；建筑师设计的空间不能干预艺术家作品的呈现，相应地，艺术家也不能干涉建筑师与平面设计师。就这样，在规则的束缚下，一场隐形的“展览竞赛”即将开始。

头两场展览，崔灿灿邀请的艺术家是艺术团体政纯办和李青。刘晓都这边，第一反应就是青年建筑师王子耕和李涵。他对这两位很熟悉，知道王子耕做展览空间的能力，可以放心地把第一个展览交给她。“你可以选择跟艺术家沟通，也可以选择不沟通，可以选择在造价范围之内的任何建筑语言。”面对这个课题，建筑师作为艺术家极具自我意识的那一面被激发了出来。

不过，王子耕交出的第一个方案就被刘晓都否了：“依然是现在看到的克莱因蓝的主色，但这个方案的切割太过复杂，一旦用这个空间，政纯办作品的数量就得减少，画的表现力就打折扣。”一周之后，王子耕拿出第二个方案，也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的面貌。他将政纯办作品中集体主义生活的元素放进自己的建筑空间，做出了几个小空间和一个大空间，又做了具有80年代时代感的放映厅、图书馆、澡堂、理发店这些元素，统一处理成蓝色，模糊在一起。

刘晓都对现在的空间效果很满意，在学术上立得住脚，也能吸引来愿意专程赶往坪山看展览的人。前几个展览推出之后，反响不错，他们决定取消原来做两个展览就拆掉换新的计划，而是开辟新的空间，把每一个展览现场都保留下来，在一年之后可以完整地看到9个展览。这样一来，做一个模型“塔”的愿望就必须搁置了。

“九层塔”的展览贯穿于整个疫情期间，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年年底。在这个长线的展览工作中，刘晓都作为一个美术馆的运营者，不得不在各个环节的琐事上耗费很多精力，这是曾经作为一个建筑师不曾体会到的。“九层塔”的第九个展览，也就是收官展，刘晓都决定亲自上阵，他将这个空间选在美术馆的五楼，他希望展览结束后这个空间依然能保留下来，成为美术馆的一部分，这是他的一个“私心”。

在与崔灿灿讨论之后，他们准备以论坛和展览结合的形式收官。刘晓都想到古希腊的圆形剧场和公共讨论空间，以及古罗马元老院议政厅的样子，他便以此为蓝本，搭建出了一个围坐一圈的空间，回归到自己建筑师的身份上。在谈到这个项目将艺术家、建筑师和平面设计师三种从业者放在一起做展览时，崔灿灿说：“很多人会用‘跨界’来评价或谈论这个项目，但我不认为是一种跨界的行为，反而是让每一个领域的人的专业性更突出，各司其职，将自己的这块阵地守得更牢，并且通过展览的形式建立起一个新的社群。”

如今展览的搭建刚拆不久，只留下了刘晓都作为“私心”给美术馆做的这个论坛空间。他也谈到，这是一场试错的实验，提供了新的感知体验，同时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如何做到建筑空间语言和艺术作品的平衡；在如今网络化的时代，海报的设计是传播路径中最重要的一环，却一再被忽略；这种多领域合作的展览能否在深圳之外的城市复制；深圳的当代艺术生态需要在怎样的展览和美术馆推动下前进；等等。刘晓都还要在这些思考上继续忙碌。

刘晓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在西城和海淀长大。1979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理想主义”成了贯穿那一代清华人一生的状态。后来，他又前往美国深造。打算回国时，北京已经没什么建筑项目，而深圳的建设是一片蓝海。1998年，他一个在深圳的同学给他发了封邮件，说中标了一个项目，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刘晓都就和孟岩、王辉一同合作了这个项目，后来他们正式成立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开始了在深圳的生活，一直到现在。

与当代艺术的接触，往远了说，刘晓都是旁观者和热爱者；往近了说，2017年的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是一个更直接的契机。那次的策展人是侯瀚如、刘晓都和孟岩，侯瀚如将很多当代艺术家对城中村的思考带入双年展，刘晓都和孟岩则负责建筑的部分。这之后的两年，坪山美术馆改建，邀请建筑师董功设计，原本侧重传统书画的坪山美术馆需要迎来一次全面的转型，在深圳活跃多年的刘晓都接下了这件事。他希望美术馆可以做到国际水准，又可以推动本土当代艺术的发展，这就依赖于美术馆的“自我知识生产”。

“做建筑师事务所和做美术馆相比，有一个挺有趣的区别：做建筑设计的时候，我要等活儿，我是乙方。‘别人的钱’决定了我的话语权不是绝对的。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了顶级的拿过普利兹克奖的大牌建筑师话语权是比较强的，大多数像我们这类的建筑师事务所仍然需要对市场有一定的妥协，困难就来了。”刘晓都坦言道，在他经手的建筑项目中，很多有自主话语权的都不太赚钱，能赚钱的项目就不得不在设计上有所舍弃，这也是作为乙方必须承受的。

而作为一个美术馆馆长，就变成了甲方。“有多少预算，做多少展览，怎么做展览，这些计划我都是有掌控权的。这就好比在建筑这个行当里，我成了开发商，拿到一块地之后会规划需要盖一个什么建筑，如何盖，再去找设计师去完成它。身份与角色就互换了。”虽然是从乙方到甲方的角色转化，但“作为馆长，真正的成就感是没有建筑师来的那么对劲的。建筑师是有作品的，做一个馆长，最多只能留下一个传说。能留下传说已经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了”。

8月，艺术家薛峰的个展“迢迢”在坪山美术馆开幕。薛峰是一位“新深圳人”，2017年，他离开工作生活了20余年的杭州，辞去了中国美术学院的教职工作，决定搬到深圳生活。一直以来，深圳都不是一个接纳艺术的城市，或者说，在此前的三四十年，深圳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并不需要艺术。而在刘晓都看来，这两年，深圳的当代艺术开启了快速上升的通道，“因为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艺术开始被需求了”。

深圳的艺术圈其实很小，大家互相都认识，“内卷”不那么严重，机会也会更多一些。伴随而来的是一些艺术机构的诞生，艺术家从外地的流入和收藏家群体的出现。不过，与建筑和设计相比，艺术在深圳的生态依然微弱，深圳仍是一个建筑与设计发达且链条完备的城市。也正因为如此，崔灿灿与刘晓都才认为，“九层塔”这样的展览只有在深圳这座城市才能实现。

刘晓都对深圳的感情是很复杂的。起初创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深圳保持着疏离感，他租了十几年的房，直到公司在深圳置业后，他才住进了公司买的房。就在前两个月，他才在华侨城创意园区开了一间工作室，既用来工作，也可以会友、休息，慢慢地寻找到生活放慢的感觉，“以前真的是太忙了”。

在这20年的深圳建设中，刘晓都参与了很多，不仅包括他作为乙方设计的建筑项目，还有很多城市建设的讨论或方案。因此他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是有参与感的，而这种参与感放在北京、上海这种有历史底蕴的城市里就弱很多，“因为深圳太新了，深圳甚至只有一代建筑，90%的超高层建筑和70%的高层建筑都是我们这一代新深圳人看着建起来的”。他现在反而对北京没有那么强烈的归属感了，没有必须回北京生活的那种轴劲，因为“北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北京了”。

明年5月，刘晓都在坪山美术馆的任期将满，他面临着去或留的选择。他希望可以再继续为美术馆工作一到两年，把现在的基础打扎实了，把一些刚开始的展览项目再向前推进一些。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刘晓都很少感到真的倦怠，无非就是被繁杂的琐事、无奈的无法推进而困住，缓解这种困境用一个方法最奏效，就是想着一个目标、一个奔头，眼下他的这个奔头就是把美术馆做好。 刘晓都深圳坪山博物馆建筑空间上海展览建筑设计艺术美术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