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者，从三里屯到农场

冬日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上午，王婧领我去看她的蔬菜大棚。推开门，她在屋檐下站定，感叹了声：“真是太美了。”

我的面前是一片空旷的院子。几垛干草块摞在院子的中央。母鸡梗着脖子在土地里啄食。两只羊埋头嚼着草。一匹小马在悠闲地遛弯。画面的背景是被凛冽的风刷得碧蓝的天空和北京密云的峨峨群山。

对眼前这片土地，王婧如数家珍。“这是我们从朴门农业里学到的锁孔花园，”她指向一个锁孔形状的圆形土丘，“传统种植，你需要把作物一畦一畦地栽种下去，每一畦边上都需要留出人劳作的通道。锁孔花园的优势就在于你只要留一条通道，就能站在‘锁孔’中间照顾所有作物。这里还有一个堆肥区域：修剪下来的枝叶、腐朽的木头都可以放在里面。锁孔花园是我们11月份刚建起来的。你看，里面已经有很多蚯蚓的粪便，这说明土壤的微生物环境非常好。”

院子的边上，被绳网隔开的是一片有500多棵果树的果园。“过去两年我们没有时间去打理果园，任由它自然生长，我们也想看一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结果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你会发现树下长了很多拉拉秧，这是土壤贫瘠、有机质含量少的表现。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会种下紫云英、苜蓿这种氮量比较高的植物，然后把鸡鸭羊这些小动物放进来。它们在这里觅食，它们的粪便就地堆肥。等到来年秋天，我们会把这些草都翻到地里去，希望能够通过一段时间让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提升起来。”

蔬菜大棚也是王婧的“乐园”：两垄新种下的草莓，一垄覆盖了地膜，一垄没有，“想看看会有什么区别”。生菜的边上种了一垄韭菜，“据说有味道的蔬菜可以用来帮助驱虫”。豆角的下边种了豌豆尖，是为了“用套种的方法充分利用土地空间”。“我感觉有一点效果，但你看，我在黄瓜的下边也种了豌豆尖，这就失败了，黄瓜长起来以后没法采，太密。书上告诉了你一个原理和方法，但具体的位置关系、组合、间距，还是得靠自己试验。”王婧说着，又翻开花菜叶子的背面，上面有了蚜虫。前不久，她的豆角长过一次蚜虫，她买来瓢虫卵，按照说明预孵化，然后放进大棚。“特别神奇，你就看到虫子孵出来，蚜虫消失了。我可能又得买瓢虫卵了。”

王婧还让我看地上一根黑色的细胶管。“一开始我们都是用大管浇水，但是我知道，冬天植物对水的需求是细水长流式的，猛灌并不是适宜的方式，我就去买了这种德国产的园艺用的小管子。因此被很多人耻笑。”她笑道，“我们的员工就是村里的农民，他们说，‘你这个小管子得浇到什么时候去呀！’可我就是想慢慢来，试一试。”

站在大棚里侃侃而谈的王婧戴着时髦的帽子，抹着口红，仍然是精致女白领的模样。但她的手证明了她现在的身份。这双手曾经是三里屯美甲店的常客，永远涂着精美的水晶指甲。现在，它会让旁人露出心疼的神情，会让王婧刀子嘴豆腐心的妈妈说出两个字：“活该。”

王婧现在的身份是“飞鸟与鸣虫”农场的老板娘之一、窑烤面包师、农场“做饭的”。在这之前，她在一家国际组织担任农业项目官员。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她满世界飞，辗转于各种国际会议、电视采访和公司谈判。2016年，在一次年度绩效考核中，她的部门经理一方问了王婧一个常见的问题：“10年之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子？”王婧答道：“我希望能亲手创造美好的食物，通过它，让更多人们相信从土地到餐桌这种生态农业的生活方式。”这位上司看着她，发出了直击灵魂的拷问：“为什么等10年？为什么不是现在？”

一方告诉王婧，她想要在北京郊区亲自打造一个生态农业农场，以它为支点，推动乡村发展和建设，期望王婧也加入创业。

被一方一起拉入坑的，还有在京郊种地三年，跑去日本乡下打工换宿的女海归婉婷和创办过三个幼儿园的儿童教育和心理学硕士鲁宁。

四个女海归在京郊建一座有面包窑的农场，在外界看来，这非常像文艺女青年们对田园牧歌生活产生的一时冲动。农场从建设到开放已经三年了，一方还是总在被问“为什么”。最近，“飞鸟与鸣虫”在参加国家农业部举办的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是北京唯一一个闯入最后总决赛的初创项目。带队的农委领导也私下里和一方说，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他也认为，我原来的工作好像是飘在空中的，怎么就一头扎进土里了。”

一方个子娇小，留一头齐肩短发，有一对生动的粗眉和大眼睛，常常被人误会是个“小姑娘”。“先澄清一点，我已经快40岁了。”和我见面的时候，一方先开门见山地认真告诉我，“我们办这个农场的时候并非对农业一无所知。辞职之前，我在国际组织主管东亚区有机农业和食品安全项目组。我认识这个领域的大部分大佬，我知道这个领域有多难，缺什么。按业内的说法，2016年的时候，在北京，一个有机农场的盈亏平衡年限是7年。”

2016年，四个女青年决定要办农场。此后，她们每个月20号开一次会。每次会都有非常明确的议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规划。2018年，她们和密云金叵罗村彼此相中，在村庄的战略合作协议上盖了章。

和村里合作协议的印章油墨未干，一方就做了个决定。那一年的9月23日是国家设立的第一个农民节，村里会用“开镰”庆祝小米丰收。一方问村合作社的带头人，村里单日能接待多少游客。答案是3000人。一方说，她们可以组织一场农民节乡村嘉年华，向城里人卖票，中秋三天假日，客流奔着9000人去。

项目启动以后，一方找来各路精英帮忙出谋划策。有前辈直接劈头盖脸地让她认清现实：两个月的筹备时间，这需要100人的公关公司，预算100万元。

一方没有预算，有的只是农场四个人的创始团队。她回想了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远远地抛出舒适圈，再屁滚尿流地爬回来。于是，前辈的忠告被抛之脑后。

接下来就是调动全部资源，玩命干活。农民节开幕前一个月，票卖了两周，只售出300张。一方一度焦虑到吃不下饭。最后一周，每天早6点到晚1点，四个姑娘和几个志愿者一起进货、搬砖、画黑板、刷漆、拍摄、写新闻稿、培训志愿者、准备食材……最后，真的有超过万人参加了这场嘉年华。活动结束的时候，一方瘦到了80斤。她还记得当时村支书说，这四个姑娘“瘦得好像四炷香，在村里飘”。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一方告诉我，和村里签了战略合作协议的当天晚上，她回到家里左思右想，就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农场建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这期间，村子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觉得必须为村里做一件大事，告诉大家，这四个‘小姑娘’不是吃干饭的，办农场，我们是认真的！”

很久之前的一个晚上，一方也接受过王婧“直击灵魂的拷问”。同事们在酒吧里聊天，王婧提出玩一个游戏，每人回答三个问题：1.你靠什么活着？2.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3.你的终极梦想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一直被一方留在心里。“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玩游戏的夜里，一方发现自己回答不上来，这让她觉得很迷茫。她一直认为，自己从事着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2007年，一方刚刚读完硕士，从伦敦回到北京，进入世界著名的环保组织。23岁，她的第一个“战场”是在印度尼西亚。她的同事们游说各国首脑，与供应链下游的大卖家谈判，在印尼阻止运有非法木材的轮船离港。她则和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同事和志愿者一起，在50摄氏度的热带雨林扎营。手掌大小的蝎子趴在睡袋上欢迎她。长臂猿在残破的树枝上跳来跳去，发出哭泣一般的叫声。凌晨，他们潜入正被非法采伐的林地，记录证据。每天，有一小时可以通过海事卫星通讯与外界联系。一方会用这个机会发表博客。在还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她的博客两周内有了200万点击，制作的纪录片后来在两个电视台播出。

一方还记得，出发去印尼的时候，她看过的安全指南有一寸厚，同事们都和她拥抱告别，“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营地日子每天都惊心动魄：“今天军阀来了，把所有人护照没收了，明天特务又来了。然后你还要和伐木公司正面交锋。”那时候，一方心想：“这回我活着出去，以后再也不折腾了。”可是回到北京两周以后，她又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折腾。”

后来，一方带着团队挑战国际服装大品牌，揭露他们在中国代工厂的环境污染问题。在那些行业会议上，所有人都觉得她就是个带队的领导，动嘴皮子的人。可事实是，她跟着同事一起在工厂的排污口蹲守到半夜3点。

这些事情都曾让一方骄傲过，可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她发现，在工作的第十年，这份惊心动魄的工作已经变成了舒适区。

从职业的角度看，管理的团队逐渐成熟，遇到麻烦她也很清楚如何应对。2016年的时候，一方请了两个月的长假。没有她在，团队工作如常，就连大家在办公室屋顶上种的小菜园都比从前的产出多了。

更重要的是，在有机农业和食品安全这个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一方感到，这条职业路径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她内心的疑问。在最初几年里，站在公益组织的角度，她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揭露问题，比如检测发现超市售卖农残超标的农产品。但她和王婧有同样的感受，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

从公众教育的角度看，消费者还是很难理解生态农业的好处。他们面对的事实是，有机农产品还在以10倍于普通农产品的价格售卖。王婧意识到，即使国际组织的同事们经常购买有机菜，他们做出消费选择的动机也出于对农残超标的恐惧，而非是真正认可生态农业的价值。后来，一方和王婧所在的团队开始把部分精力放在提供解决方案上，希望帮助和指导农业合作社和新农人。但不管是做能力建设也好，政策倡导也好，一方都有种深刻的无力感：“行业里大家都知道，光靠卖农产品是不赚钱的，而且也没有办法实现农民增收。我们说的有机农业的各种好处，大家都看不见。我并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模式，能够指着它说：你可以这样做。”

要探索一条新路，验证那些业内传言的可为或者不可为的事，自己办一个农场成了最直接的办法。在职业的困惑中，一方也有过一段自我摸索期。2016年春天，她请了两个月的假，跑到台湾花东海岸边的一座果园里打工。

农场的主人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逐步贷款买下了被农民弃种的土地，种植有机水果，同时做生态保育。果园所在的山上随处可见各种小鸟、萤火虫、小鹿、猴子还有飞鼠。在果园，一方过上了和北京完全不同的生活，每天6点钟起床，下地除草干活，回来给果园民宿的客人做饭。

在她的记忆里，翠绿的山林弥漫着轻雾，空气中是甜丝丝的花香。深吸一口，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芋头田里的杂草是艾蒿，顺手捡回来煮好，用石块敲成泥，混上糯米粉做成青团，是传统的时令春膳。树上长的野金橘，拿回来泡上红茶，院子里揪几片薄荷，就做成了金橘柠檬茶。芋头田里最大的害虫是大蜗牛。有一次，一方心血来潮，早上四五点起床，去田里摸了一桶蜗牛，用大菜刀剁了，就着河水洗一遍。她摘一些椴树的叶子和蜗牛一起放在桶里，挤上柠檬汁搅拌，去掉蜗牛的黏液，又随手摘一些百里香、九层塔，一盘三杯蜗牛就出锅了。

吃着三杯蜗牛，一方感到大自然给了她需要的一切，而她自己也成了这个小小的生态系中的特别自洽的一部分。

果园的生活唤起了一方内心深处的渴望。她给果园主人赖大哥讲过去她揭露过的污染企业，调查农药残留问题的职业经历。赖大哥说：“我很敬佩你的工作，但我也很喜欢我的工作。”她在赖大哥夫妇俩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开心”。“我从来不会在城市人的身上看到那样的开心，那不是喝一顿大酒之后的短暂兴奋感。”一方对我说，这种开心让她想起赫尔曼·黑塞写的《悉达多》。还是王子的释迦牟尼在街上走，遇到一个人，穿着简简单单，但他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一个“佛”——这个人从内而外散发出安稳和淡淡的喜悦，好像被光环笼罩。

一方觉得，她看着赖大哥夫妇，就好像看到了佛。果园的生活其实并不轻松。夫妻俩在山上住了几十年。台湾东部常常有台风，一次大台风就会让果园能损失一年半的产量。正是为了收入稳定，赖大哥一家才又贷款建起了民宿。但这对夫妻好像从来不会着急、哀叹，他们就这样开心、满足，对一切泰然处之。

一方问自己：究竟是什么能让自己内心充盈，踏实快乐？

上世纪80年代，她出生在什刹海边的一座大杂院里。那个冬天冷得像冰箱的老房子是一方童年的伊甸园。春天的时候，老房子的石阶间会慢慢冒出青绿的小叶子。接着一场春雨，带来泥土和树叶的香气。这时，她就可以跟着奶奶一起去采野菜了。夏天，一方背着小鱼篓，在什刹海边捞鱼，一捞就是一整天。入秋，院子里的葡萄就熟了，绿绿的一小颗，像蜜一样甜。一家人会把院子里的玫瑰摘下来做成酱。老房的院子还是个小动物园：小鸡、鸭子、兔子、鹦鹉、刺猬、青蛙、乌龟、白老鼠、小猫、小狗……作为独生子女，她是在小动物的陪伴下长大的。自然和土地天然能给她带来巨大的慰藉。

在农场的餐厅，一方从书架上拿来一本书给我看。这本书叫《大雅宝胡同甲2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宿舍，住着几乎所有当时有名的画家。一方的祖父是画家李瑞年，她的父亲年幼时就曾住在这里。

“看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张平面图，”一方指给我看，“我计算了一下，这个院子里的每一个屋子的面积大概都是15平方米到20平方米。而这些家庭的结构基本都是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左右的孩子。可是你看书后面的回忆录，所有这些人都觉得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在一个局促的环境里，他们在小院子里种一点花生，酿一点酒，感到无比满足。这张图会让我去想，幸福的生活到底需要什么？可能15到20平方米的一个屋子就真的足够了，然后你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有趣的人，需要一点花生、一点酒。”

2018年底，农场的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婉婷从网上突击学习了各地开工动土、祭神拜祖的习俗礼数，拼拼凑凑编了些吉祥话，又满世界搜罗了各种祭拜道具，请了村里领导，攒了个简单的开工仪式。开工祭拜的神仙是土地公，据说地上的事都归他管。大家还摆了土豆、橘子、苹果、花生和红枣，希望他老人家笑纳。

但这番“兴师动众”并没有让工程变得特别顺利。2019年，洗手间的地面一次又一次被刨开了，历经各种花式疏通，下水道依然堵着。木工师傅跟建筑师生气，罢工了。夏天的时候，密云下了一场大暴雨，姑娘们四处抗洪抢险，房子漏得像水帘洞，婉婷亲自到屋顶上去铺防水布。有生以来第一次，一方在电话里对着无良承包商大骂脏话。从发律师函到赤裸裸的威胁，她人生终于遇上了“斯文扫地的时刻”。“飞鸟与鸣虫”的盈利模式之一是开放亲子体验。原本，老板娘们许诺大家，4月播种，5月采樱桃，到芒种收麦，可是到银杏都泛黄了，她们还在失约。

回想那些狼狈不堪的日子，一方感谢自己的父母。亲友们来到这个让人灰头土脸的大工地，都很诧异：“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怎么还是这样？你到底在干吗？你不要再带孩子来了吧！”可父母一直都很淡定，甚至为她骄傲。“父母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他们也抱着一颗社会改造的心，我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能理解。”

王婧的局面有点不一样。她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国际组织工作，一直是母亲逢人就夸的掌上明珠。女儿突然成了一个农妇，王婧的妈妈郁郁寡欢了很长时间。直到农场终于有了一些样子，王婧才听见妈妈对别人讲：“我女儿现在有一个农场，你们回头可以去看一看，她们做的那个就是比农家乐要高大上一些。”

农场一期建成之后，有一回王婧和婉婷去做直播节目。一位观众问：请问勇敢追求梦想的大家，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要臣服现在的工作环境，什么时候要勇敢地走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环境呢？如何才能确认寻找适合自己的环境的背后不是逃避呢？如果逃避的话，那么即使到了新的环境里，旧的问题是不是还会并在之后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呢？

这些纠结，王婧都体会过了。2016年，受到一方灵魂拷问的时候，她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道：“好呀。”可是2018年的乡村嘉年华把王婧吓住了。9月23日丰收节那天正好是她33岁的生日，她突然意识到，她在这个年龄上，将要走进没有收入也没有任何保障的未来。创业这件事付出的艰辛和承担的风险都远远超过了她的心理准备。王婧向其他三个合伙人宣布，她退出，不干了。四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

现在回头看，根本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创业的苦和累。那一时间的退缩，是她需要更深层次地重新梳理和认识自己。王婧告诉我，她当时给自己想了三条路：第一，义无反顾办农场，问题是无保障；第二，回去国际组织继续工作，问题是因为某些内外部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情会很有限；第三，回归一条最“正常”的路线，找一份高薪的工作，买房、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安安稳稳地生活在一张“安全网”上。问题是，这从来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在北大法学院上学的时候，王婧曾经去律所实习。那些法学毕业生的常规工作很快就让她厌倦了。它们并不是不能提高她的职业素养，而是这份职业本身缺乏一些让她热泪盈眶的东西。本科的时候，她听一位在国际环保组织任职的前辈的讲座，讲到他们开船到海上去阻止捕鲸船，只觉得热血沸腾，于是研究生阶段，她就选择了国际法专业方向，决定投身国际环境、国际人权以及联合国法律相关的领域。

有一次王婧做人力资源测试，结果显示，商业回报对她毫无吸引力，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组织的道德感和社会价值，其次是创造力。回顾职业生涯，它曾经满足了王婧的追求，但面对一些世俗的评价标准，生活依然也存在着种种不满意。在33岁的年纪上，究竟有没有必要向这些标准妥协？

这些纠结让王婧一度进入到了轻度抑郁的状态，表现之一是每天早上，她很难说服自己起床。有一天，她突然想：过去，到底是什么东西曾经带给我满足和快乐？她去翻看自己以前的记录，吃惊地发现，原来自己获得过最多快乐的事情是做面包。

王婧曾经一直过着“挂面吃完了就吃方便面”的生活。有一年，几个同事从长城脚下种小米的农户手上订了一只羊。羊肉的甜味让她点石成金，变成了美食的狂热爱好者。

一方见证了王婧的走火入魔。有一回她们一起去上海和一家大企业谈判。在高铁上，王婧突然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装满面糊糊的玻璃罐子，小心翼翼地放在小桌板上。这是她“养”的天然酵母。她告诉一方，她不能把它丢在家里，出差这么多天，它会死的，她得喂它们。“你喂什么？母乳吗？”一方惊呆了。王婧白了她一眼，然后问她，瓶子倒着放在包里，对酵母不好，“开会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平放在桌上吗？”

在工作被“卡住”的那些日子里，王婧最开心的时刻是晚上七八点钟下班，吃完饭然后开始去做面包。天然酵母发酵时间特别长，揉好面团，她就开始看书，等待神奇的一刻。发酵好的面团会突然爆发出奇异的香气。并不像工业制成品，这些香气常常是无法复制的，面包的味道也会因为环境条件、制作手法的区别变得不一样。这个过程让王婧感到治愈又着迷。她会半夜起来，望闻问切，来判断面团的发酵程度。冷了要给它盖个被子，热了要放进冰箱凉快一下。用一方的话说：“每个孩子没断夜奶的妈妈，都能体会这个心酸浪漫。”

在最初决定建农场的时候，王婧就曾经设想要在农场建一个罗马窑，她想成为一个自己种麦子的面包师。但自己真的可以把这个爱好作为一个终身事业去追求吗？

在做最后的道路选择之前，王婧去给自己安排了一段时间的冷静期。她先去上海学习了一段时间做面包，然后在北京找到了一家餐厅做实习生，学习餐厅的整体运营。同时，她向自己发出了一个“百日百包”的挑战，在100天里用天然酵母每天做一款不同的面包，同时在公众号上发文，记录配方和制作方法，介绍面包制作的理论、旅行到其他城市的见闻、各国面包文化的花式纪录片、各地面包匠人的故事和世界的面包潮流。于是，每年早上，她6点起床，从顺义的家赶往城里的餐厅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做面包，写文章，半夜还要起床照顾面团。

当最终完成这个挑战的时候，王婧觉得虽然劳其筋骨，但精神清爽起来，什么自我怀疑都靠边站了。她记得美国心理学家米哈尔契克森米哈赖说，为了某项任务而辛苦付出，并把体能和智力发挥到极致才是人们追求的最优体验：“你感觉自己完完全全在为这件事情本身而努力，就连自身也都因此显得很遥远。时光飞逝，你觉得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想法都如行云流水一般发生、发展。你觉得自己全神贯注的能力被发挥到极致。”

王婧想，做面包不仅仅可以是一个人的爱好，它还可以成为联结乡村和城市的桥梁。通过“吃”这件小事，让人变得更健康，让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并减少浪费，通过吃这件小事，也可以帮助那些善良耕耘的人。

年轻的时候，王婧是个对爱好不太有长性的人。还曾经有闺密笑话她：“亲，你能不能就坚持一个东西？”现在她发现，她终于不再需要通过更换爱好，满足自己对于创新和挑战的需求。“可能是人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可以看到做一个种地的农妇也好，做一个餐厅的厨师也好，做一个面包师也好，只要你沉下去，都可能成为一个值得不断耕耘的方向，都能够让你在其中发现意义感和链接感。”

在王婧重新回到创业团队里来，提出建一个罗马面包窑，售卖面包的时候，一方心里有些嘀咕。一个好的罗马窑制作工艺要求很高，从台湾请大师来建窑，造价昂贵。而且，一个面包能卖多少钱？可当听到王婧说“我真的很爱面团”时，她“当时就被打败了”。

窑建好之后，光是烟囱的方案就大概改了10遍。第一次点火，王婧用了快一个小时，大家还没来得及围窑庆祝，滚滚黑烟扑面而来，她瞬间变成黑脸包公。为了和面包窑磨合相处，王婧在面包房打了三晚地铺，把漂亮的水晶甲剪得秃秃的，手臂更是被烫过无数次。

2019年农场开业的时候，一方觉得自己终于能够回答王婧当年的灵魂拷问：“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每一份工作都在为梦想而做。”

但这个骄傲仅仅是一个开始。用王婧的话说，办农场，是让一份理想慢慢变成一个体面的职业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很多时候都和田园牧歌没有关系。

有一次，王婧在银行的朋友看到她在读财务报表，脱口而出：“怎么你们也要做报表？”她哑然失笑：桃花源就不用交报表吗？就不用加班吗？就不发愁员工工资吗？就没有甲方爸爸吗？

这个过程里有欣喜。农场营业半年以后就实现了盈亏平衡。但还有更多不足与外人道的艰辛。一方在自己的文字里写：“三里屯的写字楼里没有童话，北七环之外的小村子里更没有。这四个女人，在双手去创造这个农场的同时，家庭变故、感情问题、经济压力、两地分居、父母生病，普通人所经历的无常，一样不会少。”

一方总是被问到，办农场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能够说出来的都已经不是什么大事。这个一直“盲目自信的人”，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产生过强烈的自我怀疑。有一阵，她曾无数次想过放弃，坐在空无一人的农场上，给朋友打电话，哭得像个孩子。那些时候，支撑她走下来的不是什么田园梦。她脑子里盘桓的是一个词“落子无悔”。“农场是团队和这个村子几百户农民集资一起来建的。这里还有大约20个员工，还有抛弃了城里很好工作的合伙人。你不能说：唉，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玩，我走了。我不是这样的人。”

扎根乡村的犒赏不是KPI，也不是升职加薪。“如果你追求的奖赏是一个最终目标，比如说这个农场发展成什么样子、取得什么成就了，被多少人知道、赚多少钱，那你一定在半途就倒下了。”一方说。

农场初创的时候，几个创始人在一起讨论愿景，想到的一句话是：希望来到这里的人能够活出生活本来应有的样子。后来很多人追问，什么是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一开始，王婧被问住了。

刚刚住进村里的时候，王婧并不习惯新的生活：宿舍里动不动就停了水，厕所在外面，每隔几天她就心想：不行，我一定得回到城市里面去，去三里屯喝个咖啡，探个店。慢慢地，这种依赖感变得越来越淡，大概一年以后，王婧发现，自己一直离不开的咖啡店、逛街和美甲并不是她的真实需求，而是“一个没有房子的北漂，试图证明自己过得还不错的工具，用以填补无聊的业余生活”。现在，令她兴奋的是大棚温度计和滴灌管。她内心里有一股底气：我可是有一个农场呢！

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可能就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复一日里。过去的城市生活好像是悬浮的，王婧很少去留意周围的一切。可是在乡村，每天清晨，她从宿舍出发，走路去农场。从一个漫长的冬天到北方最有生机的春天，乡村的季节转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春天的早晨有薄薄的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红色的光。公鸡打鸣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和空气、露水与泥土和谐共存的生活，从没那么真实过。4月的时候，农场的果树陆续开花。王婧第一次观察到，原来每一种树叶和花草都有自己的颜色。她突然想起曾经有个品牌出过一款名叫“苹果绿”的香水，她一刻间心头一动，“才知道苹果绿意味着什么”。

从前工作的时候，王婧往往看不到工作的真实成果。“你要关注的是，报告的阅读量是多少，微信的阅读是多少，通过一个抽象的数据指标推断自己干得好还是坏。在乡村不一样，你关注的东西变得特别真实。”

从春到秋，这座小小农场常常发生过山车般的失去与获得。头一年才意外发现杏树的果实格外香甜，于是心心念念盼着第二年的收成，谁料却等来一场霜冻。清明，村里已麦长三节，但农场的麦子却发得不好。收获无望，再种农时早已错过。农业就是这样，不像互联网产品可以随时纠错，快速迭代，农业的试错和学习是以年为单位的。于是拖拉机过来，麦子全部铲掉。

但自然又常常给有心的人打开另一扇窗。大家临时决定试种花生。五一劳动节，孩子们过来农场，细细剥壳、选籽、播种。6月底的清晨，一方在田里发现了花生小小的、羞涩的花朵，藏在叶片的下面。农场的大姐辛勤地为它们拔草。“花生长得很好呢，应该能丰收。”大姐告诉一方，带着一脸农人的骄傲。

劳动本身把一股扎实的力量从土地里揪出来，附着在勤奋的农人身上。掏马桶，修水管，做鸡舍，水稻秧苗生了病要立刻找到不用化学农药的解决办法，樱桃萝卜再不采就老了，明天有两桌客人要来吃午餐……所有一切都要自己动脑学，上手干。农场的小马Chestnut是一位客人送的。送来的时候，谁都没有养马的经验。一方碰巧约朋友在北京CBD咖啡厅见面。等人的间隙，旁边的人在讨论“估值”“融资”，她捧在手上的是一本《马驴骡饲养管理》。种种事务，繁杂、辛苦，但一件件干下来，让人感到踏实而满足。用王婧的话说：“自己动手，总会让人觉得朝着自力更生、无所不能的境界迈进一小步，即便只是小小的一步。”

王婧有时候也会想，怀揣着推动有机农业的梦想，过着半农半面包师的生活，这件事不知道要做多久，成果也不知道如何检验。这件事不能细想，细想有点忧虑，索性转念踏实做手头的每一件事。支撑这场旷日持久航行的至少还有对生活本身的热爱。

前段时间，“飞鸟和鸣虫”参加农业部举办的农村创业创新大赛，集中备赛期间，一方总在往农场打电话：马便秘的事现在好了吗？给它吃了什么药，兽医来没来？麦子种下没种下？拖拉机有没有联系到邻村的？工程那边草运进来了吗？她和一同参赛的人交流，问的都是羊粪要施多深，垄要打多高。带队的领导很惊讶，她居然还管着这些具体的农事。领导让她多交流交流比赛经验，别老谈种麦子。一方说，现在再不着急种下去，麦子就收不上来了！

心急归心急，旁人难以理解的是，对一方来讲，这些日常就是本质。“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喜悦，没有意义。”

今年，有两位合伙人离开了团队。“飞鸟与鸣虫”只剩下了一方和王婧两位老板娘。而农场的路没有停下。未来的五年里面，她们计划把现在荒草蔓生的果园养育成一座食物森林。聊起这件事，一方和王婧就会同频共振，特别兴奋。这是她们与自然的游戏。“让乔木、灌木和草本作物高低错落；果树、可食玫瑰、树莓和黑加仑相得益彰；小鸡小鹅在园子里捉虫除草；住在生态水池里的青蛙和蜻蜓去除蚊蝇；豆科的绿肥作物抑制杂草、吸收空气中的氮变成肥料、开出美丽的花朵。”“我们想要做出来一个真正能够实现自洽的生态系统，”一方说，“在土地上，我们可以不断地精进。”

农场王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