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坛进入“红黄绿”时代

安格拉·默克尔在一个略带缺憾的时间节点结束了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经历——假如看守内阁能够继续维持到12月19日，女总理就将超越其政治恩师赫尔穆特·科尔，成为“铁血宰相”俾斯麦之后德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政府领导人。但新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最终决定在12月8日安排两届政府之间的权力交接，使默克尔在任的总时长停留在了16年又16天，比科尔仅仅少10天。这并不是因为朔尔茨不愿给过去3年多的旧上司送个顺水人情：知名政治公关和咨询公司Teneo伦敦分公司执行董事卡斯滕·尼克尔（Carsten Nickel）告诉本刊，“2017年秋天的联邦选举之后，德国主要政党闭门谈判了整整半年才组成新一届内阁，这对当时德国的经济形势乃至整个欧盟的稳定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有过4年前的教训，公众留给朔尔茨的心理预期就是必须在12月之前组成新的执政联盟，并在12月初开始视事，否则整届政府的行动力都会遭到质疑”。朔尔茨最终在11月24日与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达成了联合执政协议，形成了新的“红黄绿”联盟（以三个党派的传统代表色命名，亦称“交通灯”联盟）。12月8日，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经由联邦总统授权正式生效。

整整16年里，德国人已经适应了被谑称为“保姆”的默克尔那种大包大揽的执政风格，也习惯了在这位“保姆”有条不紊的部署下，坐待一切危机最终化险为夷。但这绝不意味着本地选民对默克尔存在任何形式的盲目崇拜或者迷信——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以来德国出口订单的快速缩水，以及2021年7月大洪灾中联邦政府的应对失当，都在唤醒人们对“联盟党”（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及其传统盟友基社盟的合称）过于保守的政策路线的质疑。这种质疑，最终以否决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接班默克尔领导新政府的方式得到了宣泄。

作为一名中规中矩的老派政治家，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拉舍特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才在基民盟党魁的内部竞争中胜出，却在领导本党之后的第一次大选中交出了不及格的成绩单。4年前在联邦议院736个议席中斩获246席的联盟党，在今年9月26日的大选中只拿到197席，自2005年以来第一次失去了国会第一大党团的地位。尽管拉舍特随后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将努力争取两个“造王者”绿党（118席）以及自民党（92席）的支持，组建左右共治的“大联盟”政府，但后两个政党的领导人相继表态称将优先考虑来自社民党（206席）的结盟意向。《明镜周刊》在今年10月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24%的德国人支持拉舍特出任新一届总理，却有63%的人愿意选择朔尔茨，基民盟内部对拉舍特也不无质疑之声。“默规拉随”的布局就此宣告流产。

以社会民主党（SPD）党魁身份领导新一届政府的下萨克森人奥拉夫·朔尔茨，对德国选民来说并不是新面孔。身为“黑红联盟”（联盟党与社民党结盟）的长期支持者，朔尔茨早在2007年就作为劳工和社会部长加入过默克尔领导的“大联盟”政府，2018年之后更是兼任了最后一届默克尔内阁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对收支平衡的强调、善于在左右之间保持平衡的立场以及坚定的个性，都容易让人联想到默克尔本人。《世界报》资深记者罗宾·亚历山大（Robin Alexander）甚至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男默克尔”。但朔尔茨并不享有默克尔时代宽松的执政环境——由于社民党相对于联盟党的议席优势极为微弱，为了促成“红黄绿”联盟的组建，朔尔茨不得不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提前向绿党和自民党做出承诺。据德国媒体报道，三方最终缔结的组阁协议厚达177页，规定了新政府需要履行的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到不加税在内的数十项承诺，氛围相当微妙。

从许多角度看，绿党和自民党的“混搭”都显得极为不协调。前者是声名在外的激进左翼党派，自1993年创建以来不过是第二次加入联邦政府；后者则是德国资格最老的中右翼政党，长期鼓吹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绿党的两位联席领导人安娜琳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和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曾经十多年如一日地抨击默克尔严苛的预算政策，强调德国若是再不抓住时机、对绿色经济和制造业转型投入巨额资金，就将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丧失作为欧盟经济引擎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的地位。而自民党党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对此恰恰不无怀疑——“禁止企业使用汽车，让他们改用自行车送货，再给自行车提供补贴，这就是所谓的进步吗？”今年9月17日，他在德雷斯顿的一次演讲中向听众发问，赢得了满场欢呼。如此对立显著的分歧，即使在组阁之初可以因为捆绑承诺暂时消弭，日后也难免再度生出波折。

与4年前的选情相比，以鼓吹反移民和疑欧主义著称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声势明显受挫，显示移民问题已经不再是德国国内政治的焦点。但联盟党的溃败和绿党的强势崛起同时又暗示，围绕经济问题生发出的政治重组还远未到终结时——一再延长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德国出口数据在2021年未能实现预期的强劲反弹；新任财政部副部长弗洛里安·通卡（Florian Toncar）据此暗示，由于欧洲各国普遍采取了激进的财政刺激政策，疫情结束之后德国可能面临“永久性通胀的风险”。而绿党发起的总额600亿欧元的“减排投资基金”是否会导致联邦政府公共开支赤字的加剧，也还是未知数。更棘手的是，朔尔茨内阁需要立即面对来自东欧的安全压力：波兰-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已经持续超过5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关系的升温则意味着另一场局部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留给“红黄绿”政府应对第一场“小考”的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2005年从施罗德手中接过德国总理一职时，默克尔面对的是一个步履蹒跚的国家：社民党政权推行的福利制度改革遭到工会组织的强硬抵制，失业率一度上升到11%，同时财政负担极为沉重，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严重缺乏活力。历经16年变迁，德国最终确立了积极开拓北美和亚洲新兴市场，并且继续维持欧盟内部最大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地位的经济路线，GDP恢复了正向增长；社会福利改革的长期正面影响也逐渐浮现，财政健康状况在发达经济体中可谓首屈一指。在欧洲层面，默克尔2010年时的果断抉择避免了希腊成为欧元区崩溃的第一块骨牌，而她给东南欧受助国套上的财政“紧箍咒”，又避免了德国这个“优等生”自身受到无谓的拖累。不仅如此，女总理力排众议在“去核电化”以及接收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做出的决定，显示了她拥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如同彭博社资深记者克里斯·赖特尔所言，“这样一位领导人，值得拥有以她命名的‘主义’”。

然而默克尔并不是在掌声和鲜花中迎来告别的。从2017年开始，对基民盟政府的产业政策的质疑就回荡在整个德国舆论界，批评对象之一便是默克尔这位“德系汽车首席推销员”——在特斯拉等新兴电动汽车企业强势崛起的背景下，德国三大造车巨头大众、戴姆勒和宝马仍然满足于换汤不换药的“微创新”，甚至为了标榜“减排有方”，在2015年曝出了环保检测作弊的“柴油欺诈门”丑闻。从2020年春天开始，特斯拉市值一路飙升，到今天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相当于德系三大车企之和的3.8倍，德产电动车也失去了先发市场优势。

德国最大的政策智库之一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在今年夏天发布了一份《2030年德国汽车工业前瞻》，基调阴沉地指出：电动汽车异军突起，特别是锂电池生产集中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新趋势，给德国本土制造业带来的颠覆是决定性的。随着传统燃油车市场的萎缩，数百家为德系三大车企提供变速器、气缸活塞和排气管的本地供应链企业将迅速走向消亡。这意味着到2030年，服务于汽车工业的德国工人的总数将从巅峰期（2020年）的84万人滑落到60万人以下，超过20万人面临失业的风险。剩余的50多万人也将不得不接受收入显著下滑的现实：倘若德系车企最终也选择向电动化转型，他们传统的机械工业优势将变得毫无价值。

即使是默克尔的辩护者克里斯·赖特尔也承认，“整个20世纪，德国在加工金属制造各种机械设备方面无疑属于全球第一梯队；但到了21世纪，它拥抱数字世界的速度太慢了”。网络测速企业SpeedTest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互联网平均带宽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严重落后于丹麦、西班牙、罗马尼亚等“第一梯队”，甚至也不及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在同一档次的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仅仅稍微超过捷克和意大利。这意味着德国经济系统处理数据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已经相当滞后。而欧洲统计局2020年秋天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整个德国劳动力市场中，只有4.9%属于高科技含量的工种，这一占比已经被北欧国家和邻国瑞士、荷兰彻底抛开。赖特尔不禁忧心忡忡地发问：“科学家出身的默克尔，可曾为这个国家的前沿科技留下过什么遗产吗？”

被谑称为“黑色零字”（Black Zero）的谨慎财政路线，是默克尔长期坚守的另一项政策方针，它同时依赖两项基础：在“入”的方面，是亚洲和北美市场对德国汽车、机电设备、化工产品等高附加值商品的持续旺盛需求，以及供应链外移带来的成本下降。在“出”的方面，则是较低的财政赤字率和负债水平。与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257%和133%的日本、美国两国相比，该项数据仅为70%的德国无疑是一个异数，这也符合默克尔以及德国央行前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共同偏好。但这两项基础如今都在受到挑战——从2015年开始，德国对美商品出口总额增速逐步放缓，对华出口份额也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10%水平。而德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恰恰已经越过了安全线：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之前，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德国GDP的比重（45%以上）早已远远超过法国和英国（30%左右），甚至力压另一个出口大国韩国（40%）。因此，疫情造成的需求萎缩和供应链失衡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而默克尔政府在2020年出台的规模高达上千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意味着对“黑色零字”的坚持实际上已经动摇。彭博集团预测，倘若出口数据在疫情结束后无法强势反弹，到2050年时，德国在全球GDP排行榜上的位置将会滑落到第五名，并将被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超过。

能源转型是默克尔执政后半期的核心事业之一，也是德国引以为豪的“绿色经济”的门面，但实际成效同样褒贬不一。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默克尔力排众议，开启了激进的“去核能化”改革，为此不惜向核电运营企业支付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赔偿款。但经过十多年发展，德国依然不曾建成将北部的风力发电系统和南部工业基地联结到一起的新电网，与太阳能以及风力发电系统配套的储能设备采购也严重滞后。部分受限于预算控制，2004年以来德国政府投资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累计支出只有区区3329亿美元，不到中国的25%或美国的41%，也落后于日本。这无形中造成了一种新的悖论：看似摆脱了核能风险的德国，却比任何时候都依赖来自东方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持续引发欧盟内部紧张的“北溪2号”（Nord Stream 2）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便是这种“俄气依赖”现象的产物——默克尔的初衷是希望这条穿越波罗的海、年均输气量可达1100亿立方米的新管线同时满足德国、捷克、荷兰等多个欧盟国家的冬季能源消费需要；但随着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以及俄欧关系持续恶化，“北溪2号”渐渐变成了一桩旷日持久的悬案。到了2021年的今天，波兰、瑞士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相继表态拒绝继续参与该工程，管线铺设已经完成80%以上的“北溪2号”正式贯通输气依旧遥遥无期。而随着乌克兰东部安全形势再度恶化，“北溪2号”这项烫手的“遗产”，或成为德国政府操作对俄、对美外交时的一个负担：10年前该工程正式启动时，默克尔显然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把安娜琳娜·贝尔伯克称为9月大选的最大赢家并不算夸张。尽管最终未能实现成为德国第二位女总理的梦想，绿党所获的议席数量也没有达到150个，但它在新增席位和得票率升幅两项指标上都排在了仅次于社民党的第二位，并且因此分到5个重要的内阁职位：贝尔伯克成为外交部长，联席党魁哈贝克出任副总理兼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长，与绿党长期关注的气候变化以及社会权益问题密切相关的农业、家庭、环境三部同样归属该党负责。在10月初的一次访谈中，早年曾经写过小说的哈贝克兴奋地表示，“红黄绿”联盟将会找到政党协作的新模式：“不是屈从于固有的潜规则，而是在合作中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很酷的新点子。”

但至少在一开始，三方还是不得不以明文规定的形式申明彼此的核心诉求。在177页的联盟协议中，社民党明确了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2欧元的目标，同时承诺会继续保障养老金体系中的基础补贴。绿党得到的保证是将德国经济“去煤炭化”的最晚时间提前到2030年。负责财政部门的自民党（林德纳担任了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则要求内阁承诺不会提高税率，用于能源转型以及新兴产业的特别拨款也不至于突破目前联邦宪法规定的债务上限额度。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对此评论称，她确信朔尔茨及其内阁成员将“继续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并效法默克尔的先例，“冷静、彻底而专注地完成面前的艰巨任务”。

然而新联盟并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开启自己的改革事业的。随着新冠肺炎新型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德国出口数据反弹的时间节点再度被延后，而12月第一周联邦政府公布的实时通胀率数据已经上升到了6%，是两德统一以来的新高。汉堡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格·舒米尔丁（Holger Schmieding）因此发出警告称，“这个冬天不会有太多好消息”，供应链继续中断将导致“德国制造业进一步延续严重萎缩的态势”，“强劲的反弹也许在2022年第一季度都不会到来，要延迟到第二季度”。经合组织12月初发布的2022年德国经济前景预测同样将目标增长率下调到了4.1%，比三个月前的乐观估计调低了0.5%。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格雷格·福塞西（Greg Fuzesi）则认为，鉴于朔尔茨在12月8日上任当天首先公布了以3000万人次为目标的全国性疫苗接种计划，并宣布将对未接种人群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德国服务业在2021年最后一个月将会进一步延续最近半年来的颓势。只有对亚洲的汽车出口可能提前出现复苏，但其规模尚不足以对冲整体性下滑。

如何在衰退即将进入第三年的情况下推进产业转型计划，并且避免已经高企的通胀率进一步恶化，对新政府构成了重大考验，而这恰恰也是自民党和绿党这对南辕北辙的盟友最有可能出现冲突的领域。作为林德纳的副手和主要代言人，通卡在12月9日已经宣称，疫情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被批评者形象地称之为“巴祖卡火箭式拨款”）正在导致人均工资出现“非常态”的上涨；倘若此时贸然上马大刀阔斧的气候议程支出，通货膨胀可能在疫情后变得长期化。朔尔茨本人同样暗示，尽管欧洲央行已经决定在12月16日开会讨论总额达1.85万亿欧元的“大流行”债券购买计划，但他更倾向于在现任央行行长魏德曼引退（已经递交了辞呈）之后，任命一位继续奉行谨慎路线的接班人。换言之，“男默克尔”在预算方针上更倾向于自民党的计划。

但这恰恰不是斗志昂扬的绿党的首选方案。早在选战期间，贝尔伯克就公开表示，新政府有必要启动一项总额高达5000亿欧元的长期投资计划，以推动“完全去煤炭化”的能源消费转型以及传统制造业更新换代。12月9日，林德纳已经承诺：第一笔600亿欧元的“气候行动资金”将被纳入2022年的联邦预算。但他同时又强调，任何新增加的开支项目都不能突破2400亿欧元的联邦净借款上限，并且从2023年开始，公共部门的赤字上限将重新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即不超过当年GDP的0.5%，这对绿党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显然是一顶“紧箍咒”。更何况，贝尔伯克还是“北溪2号”的反对者，为俄罗斯天然气寻找替代品的成本势必相当可观。

不仅如此，在默克尔执政的16年里，德国社会的政治光谱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嬗变。作为传统中间派力量代表的联盟党的注册党员数量在2000年之后萎缩了1/3以上，日益沦为“高龄白人男性党”，无法吸引年轻选民的支持。而类似绿党和另类选择党这样的“极化”团体的成员数量却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使联邦议院中的党团格局变得日益不稳定。2005年至2017年，联盟党只需要凭借雄厚的基本盘再搭配任意一个“中等”小党，就足以确保执政地位。而在2021年的今天，“不够大”的社民党至少要联合两个“中等”党派才能在国会表决中获得相对多数席位。“一主一从”变为“一主二从”，意味着分裂将变得更加容易和频繁，长期稳定执政不会再是常态。

而在德国国界之外，欧盟乃至整个欧洲的未来同样是新政府需要操心的议题。12月10日，朔尔茨完成了上任后第一次海外出访：在巴黎爱丽舍宫门廊前，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碰拳致意，并就乌克兰局势、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美欧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朔尔茨承诺不会撤回对18个月前由默克尔批准的7500亿美元欧洲复兴基金的支持，马克龙则呼应了德国新政府的改革目标，赞同欧洲应该“拥有更绿色、更数字化以及更富于主权色彩的经济模式”。双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那些由来已久的分歧：无论是马克龙对“欧洲自卫力量升级”的偏爱，还是巴黎对突破联盟预算赤字上限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都和德国政府的长期立场存在不一致；但现在，法国人却有可能在“红黄绿”联盟内部找到自己的盟友，比如反复呼吁德国“为自己的国家安全承担更大责任”的贝尔伯克。不过，朔尔茨没有必要过早做出让步：2022年4月，法国也将举行大选，倘若届时马克龙连任失败，一切预先承诺都有可能变成空中楼阁。未来几个月里，朔尔茨需要的还是继续观望。

不过，那一切已经和安格拉·默克尔无关了。在高强度工作了16年之后，这位曾经的“欧洲保姆”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不再被纷繁复杂的国是所困扰。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前总理并没有明示自己退休之后的计划，不过她曾经不止一次对自己的亲信顾问透露，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得州农场中松弛惬意的生活方式是她由衷喜爱的。默克尔夫妇在勃兰登堡州的滕普林附近有一小片土豆田，那里也是前总理度过少年时光的地方。或许她会有兴趣在乡间木屋中安静地闲居，或者去到她同样抱有好感的南蒂罗尔山区徒步旅行。 默克尔联盟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