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子大生意

“三农”工作一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2020年，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性胜利后，“三农”问题的重点开始发生变化。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一个重要思路——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由此成为我国“三农”工作的核心问题。

十九大报告中就正式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几年，对于乡村振兴计划的布局不断升级。2018年，国务院提出《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计划“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我国在2020年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之后，乡村振兴计划进一步升级。今年年初，国务院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工作。今年4月份，全国人大通过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乡村振兴”命名的法律，从法律高度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全方位支持。

当乡村振兴战略被推到很高的层面之后，具体如何振兴就成为重中之重。在管理层历次发布的有关文件中，都将产业兴旺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2018年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更是明确提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2020年，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获得了扶贫攻坚战的历史性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的贫困现象已经消失，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倍，虽然和过去相比有所下降，但也还是处于较高水平，农民收入还是处于社会底层。

一直以来，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这一现象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如果放眼全球，其实并非如此，在很多发达国家，农民收入其实比城市居民还高。美国的农户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7万多美元，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6万多美元；在日本，农民收入也比城镇居民高，很多大城市的白领收入还不及农民，这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什么我国的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而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能够高于城市居民呢？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程度较高，农业人口比例很低，美国的农业人口占比不到2%，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比不到5%，而中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超过40%。农业高度规模化既带来农业产值提高，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大幅提高。

除了农业人口结构的原因之外，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原因还和收入结构相关。美国和日本的农民收入，绝大多数来自非农产业，而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当中，非农收入的比重还有待继续提高。

我国农民的收入传统上以务农经营收入为主，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规模越来越大，从2015年以来，工资性收入开始超过务农的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的第一大收入来源。以2020年的数据来看，去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为41.6%，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最大。这几年我国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就是得益于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进入减速期，整体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另外，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部分农民工选择不再外出打工，从2010年起，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增长速度就开始逐年放缓，到了2020年，更是首次出现了负增长，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除了总量减少，农民工群体还有一大变化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出远门，而是选择就近就业。2020年，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下降6.1%；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58.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一方面，中国经济减速导致未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选择就近就业，这就要求在县域和乡镇这样的微观层面，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度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对经济总量和税收等带来重要贡献，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一度接近三成。乡镇企业还吸纳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成为我国重要的就业蓄水池。

时隔40年之后，我国的乡镇经济完全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当年乡镇企业的崛起，是靠改革开放的政策松动，以及农民自发的创造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是偏远闭塞的角落，而是和全国甚至全球紧密相连。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接近60%，网民规模将近3亿人，占网民整体规模的比重接近3成，从新增数量来看，农村网民已经是我国网民新增的主力。

当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农村和乡镇地区也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以山东曹县为代表的农村电商已经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按照阿里研究院的标准，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元，电子商务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家或当地家庭户数的10%，就可以认定为“淘宝村”；一个乡镇的淘宝村大于或等于3个，或者在阿里平台，一个乡镇一年电商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活跃网店超过300个，就可以认定为“淘宝镇”。2021年，全国共有7000多个淘宝村，2000多个淘宝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稳定增长。

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政策红利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政策层面的红利也是越来越多。今年刚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市，“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在一定年限内有偿使用”，并且重点提出“鼓励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直以来，我国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有很严格的限制，这使得农村土地价值无法得到真正体现，随着政策松动，农村巨大的土地红利将得到释放。

今年4月份，发改委提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其中也专门提及了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出台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指导意见。推动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率先健全宅基地分配、流转、抵押、退出、使用、收益、审批、监管等制度。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采取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地上房屋。”

在城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越来越贵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坐拥廉价且充沛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在将来的产业竞争中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当乡镇经济的潜力被释放出来，“三农”工作的很多深层次问题，都有望得到较好解决。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意见》，对于乡镇经济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发挥镇（乡）上连县、下连村的纽带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以镇（乡）所在地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支持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重心下沉，向有条件的镇（乡）和物流节点集中。引导特色小镇立足产业基础，加快要素聚集和业态创新，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

在“三农”工作的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之后，发展乡镇经济有望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最近几年，城镇化被视为中国最大的内需和经济引擎，随着我国推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大概为30%左右，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用20年时间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快的城镇化速度。

不过，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而且，更大的考验在于，我国的城镇化率近年来出现了放缓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最快的时期是在90年代末到2010年，其间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1.4个百分点，而从2010年以来，城镇化率的速度大概为年均1.2个百分点。最近几年城镇化速度放缓，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回流，这两大现象也得到了相互印证。

我国城镇化速度放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所致。过去很多年，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进城的一大障碍，但是最近几年，我国户籍制度大幅改革，除了几个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之外，其余大部分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非常低，甚至没有。真正阻碍农民进城的不再是人为设置的户籍制度，而是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

如果农民进城之后不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准，就有可能在城市形成大量的贫民窟，这在拉美等很多国家已有先例，这样的城镇化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也无法让城镇化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城镇化发展步入歧路，让农民真正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就必须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为农民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甚至住房等后顾之忧，这就是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前些年，社科院曾经做过测算，一个农民实现市民化的成本高达13万元。这还是几年前的数字，以现在的物价和房价水平，成本还会更高。

当中国的城镇化推进到了60%多的水平之后，继续推进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这一方面对政府财政提出了巨大考验，同时，对农民工而言，在城市巨大的生活成本压力之下，也会因为市场之手的指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返乡。所以，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其实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如何破除城镇化的难题，乡镇经济其实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一直以来，我国的城镇化都没有正式命名为“城市化”，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乡镇这个级别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国城镇化的目的，是要让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土地，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由此可以对中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比如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程度，进而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又可以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土地之后，可以在城镇产生更高层面的消费需求，进而为中国经济的消费增长贡献力量。

所以，城镇化的最核心的因素就是首先要农民离开土地，至于去向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都是城镇化的选择之一。在过去沿海经济发达的时代，大城市成为农民的第一选择，但是现在，随着产业向内陆转移，农民的去向有了更多的选择。

随着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成本提高，以大城市为归属的城镇化注定会越来越慢，在这样的背景下，距离农村更近的乡镇，反而成为更好的选择。另外，大城市的城镇化，除了生活成本高之外，过度城镇化还会考验城市的承载能力，交通和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当更多的人都拥挤到大城市，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高当地的房价和物价水平，让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生活质量越来越低。所以，当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60%多的水平之后，一方面城镇化的速度放缓，一方面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未来的城镇化有必要向更多的中小城镇疏散，一方面减轻大城市的负担，同时也能带动中小城镇的经济发展。

和大城市相比，中小乡镇的安置成本和生活成本更低，在我国推进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和大中城市形成良好的配合和补充。不过，中小乡镇的最大挑战在于就业机会不足。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支撑，生活成本再低，也无法对农民形成吸引。所以，发展小镇经济，在农村就近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将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形成有力支撑。

去年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提出，“特色小镇作为一种微型产业集聚区，具有细分高端的鲜明产业特色、产城人文融合的多元功能特征、集约高效的空间利用特点，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城镇化速度放缓之际，小镇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多年以来，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难题。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看，近年来的增速逐年放缓，从曾经的两位数增长降到现在的4%左右。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强势反弹，包括出口在内的很多指标都表现亮眼，但是消费的表现依然还是最疲软，没有太大的起色。

中国消费不振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农村消费严重不足。如果能够释放出农村5亿多人的消费潜力，将为中国经济的消费贡献巨大能量。

我国的城市居民虽然是消费的绝对主力，不过，在高房价等生活成本的打压之下，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能力越来越弱，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最近几年，农村的社消增速都明显高于城市，以消费支出这个指标来看，农村的消费支出速度也高于城市，去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是负增长，但是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2.9%。

从消费的绝对金额来看，农村居民还比不上城市，但是从未来的消费潜力来看，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最近几年，拼多多异军突起，让原本已经陷入瓶颈的电商重新看到了新的增长空间，在拼多多的刺激下，淘宝、京东等电商巨头这几年将下沉市场作为主要发力点，而反过来，下沉市场也成为电商巨头们增长的主要动力，由此也可以看出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

农村消费市场的增速虽然很快，但在中国消费的占比还处在较低水平。最近几年，我国其实也一直在刺激农村消费，包括多次推出汽车下乡、家电家具下乡等等，去年年底，商务部等部门就发布《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将汽车、家电家具、餐饮等作为释放农村消费的重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家电更新行动，实施家具家装下乡补贴和新一轮汽车下乡。这种以补贴刺激为主的政策效果多以短期效应为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消费的深层问题。

当前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还比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二是城乡流通机制不畅，农村消费市场的供应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

对于这两大制约因素，一个发达的乡镇经济可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乡镇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按照商务部的数据，我国有2.1万个镇，当前农民消费主要集中在镇。以乡镇作为突破口，对于启动农村消费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从收入水平来看，虽然这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其实还是有很大鸿沟，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倍。从国外经验来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将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如何在农村附近的小乡镇创造出更多产业，将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能否激活农村消费的核心所在。

农村消费不足，除了最主要的收入原因之外，还和城乡之间的商品要素流通机制不畅通有很大关系。当前，在很多农村地区，农民购物消费，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走村串乡的流动商贩、路边摊和农村集贸市场，全国各地创造出来的丰富商品，很难快速运送到农村底层，农村的消费市场还处于比较低级原始的阶段，农村的商业设施、服务质量和市场秩序都亟待提高。与此同时，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也非常有限，由于城乡之间的要素流通机制不畅，农民处于买难卖也难的阶段。

如何破除制约农村消费的瓶颈，政策层面开始频频发力。仅仅在今年，有关方面就出台了多份文件，为农村消费破局。今年4月份，发改委发布《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其中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推动公共设施向乡村延伸。统筹规划水气热等市政公用设施，推动向城市郊区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延伸。推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推进公路客运站改建迁建和功能提升。支持城郊承接城市专业市场和物流基地疏解，在县乡村合理布局冷链物流设施、配送投递设施和农贸市场网络，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入乡通道”等等。

今年6月份，商务部等17部门发布《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提到“建设县域商业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促进农村消费的必然选择”，具体要建设“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新一轮启动农村消费的顶层设计里，承上启下的乡镇被放到了非常核心的位置。乡镇经济的兴衰起伏

过去几十年，我国的乡镇经济经历了几轮起起伏伏，目前又来到了一个历史性节点上。

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支持农村集体和农民兴办社队企业，由此成为乡镇企业的前身。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以国有计划经济为主导，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原本是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国企改革并不成功，反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点燃了当时改革开放的火焰，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开端。所以，邓小平当时将乡镇企业的崛起视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

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乡镇经济，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对当时中国乡镇经济最形象的描述。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对国内GDP的贡献达到了三分之一左右，对税收的贡献达到20%左右，乡镇经济达到了历史性巅峰。

不过，从90年代末期以来，一度辉煌的乡镇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乡镇企业的衰落有很多原因：集体体制制约了乡镇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机制更加灵活的私营企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新浪潮；乡镇企业自身的经营比较粗放，不能适应经济转型升级；90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动力减少；等等。在多重因素作用之下，乡镇企业告别了往日的辉煌，以乡镇企业驱动的乡镇经济也逐渐归于平淡，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

最近几年，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之下，乡镇经济被再度给予了重要的使命，和以前以乡镇企业为中心不同的是，现在乡镇经济的代表是特色小镇。2016年，国务院发布《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加快特色镇发展，“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先进制造、民俗文化传承、科技教育等魅力小镇，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化”。

随后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特色小镇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2016年，住建部还公布了第一批127个中国特色小镇名单，包括文化传承型、产业型和国际型等。

特色小镇从此开始成为一大热点，全国各地开始兴起一股特色小镇的投资热潮，各地地方政府对于特色小镇建设都投入了极大热情，也打造出了一批确实很有特色的小镇。不过，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很多特色小镇的建设千镇一面，毫无特色，再加上房地产资本积极参与，导致很多特色小镇过度地产化，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很多特色小镇资金链断裂，最终成为毫无人气的“鬼镇”。

由于特色小镇建设一拥而上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2020年，发改委出台《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对特色小镇的发展予以纠偏。意见的重点内容之一，是重新定义了特色小镇的概念，“以微型产业集聚区为空间单元进行培育发展，不得将行政建制镇和传统产业园区命名为特色小镇。准确把握特色小镇区位布局，主要在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周边等优势区位或其他有条件区域进行培育发展。准确把握特色小镇发展内涵，发挥要素成本低、生态环境好、体制机制活等优势，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空间、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支点、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新载体”。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一极，主要是靠政策层面的改革开放，以及农民自发的创造积极性。在计划经济还很强大的时代，当时政府的主要关注点还集中在国企改革上，对于乡镇企业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和指导，这反而给了乡镇企业蓬勃生长的空间。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表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很多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那么，新一轮的乡镇经济如何振兴，我们选取了多个有代表性的小镇作为报道重点，从这些微观层面出发，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思考和答案。 互联网农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经济三农农村农民城市经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