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陈埭：中国运动品牌的突围

一只运动鞋的诞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研发设计图纸出来后，鞋料要配好，送至冲裁车间，用机器冲裁出相应鞋材。接着，形状各异的鞋料来到针车车间，被缝成鞋面。鞋面的缝制线条复杂，形式多样，车工要不时降速，拐着弯缝制，一点点地“车”出来，像是在山路上驾驶一台小型的轿车。之后，鞋面会被送去“成型”，它被套在鞋楦上，由工人们端正位置，手工拉紧，锤子夯实，再是机器严正定位，使之与鞋楦严密贴合。送入机器烘干后，工人们会为之套上大底，打点画线，将鞋底与大底粘贴严合，一只鞋就做好了。

整套工序中，鞋楦或许是最重要的部件。它是鞋的母体与成型模具，金属材质，呈一只人脚模样。从设计到制作，所有工艺都围绕鞋楦展开，工厂里不时有它清脆的撞击声。这种声音，曾让第一次去到鞋厂参观的NIKE创始人菲尔·奈特（Phil Knight）听之愉悦。他在自传《鞋狗》（Shoe Dog）中这样描绘那种欣然。“鞋子在铸模时，金属鞋楦都会落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音乐中的叮咚声。那里，每隔几秒就会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俨然就是一场鞋匠的个人演奏会。”

若是要在中国找一个鞋楦“叮咚”最多的小镇，那非陈埭镇莫属。陈埭镇坐落在福建省晋江市，位于泉州湾畔的繁华三角地带，它夹在大海、晋江市区、泉州市区之间。这个占地面积仅为38.4平方公里的小镇，挤满了超过2000家制鞋企业和配套企业，是全国最大的运动鞋产业集群所在地。2020年，陈埭工业总产值完成733.98亿元，鞋类占去了一多半，是“中国鞋都”所在。

做鞋工序多，材料多，分工细，鞋厂通常是零乱散漫的。这似乎也造就了陈埭镇如今的城镇形态，镇区路网细密，星罗棋布地遍布着大小鞋行与工业园，从鞋材到大底供应商一应俱全。他们以鞋城为核心，以低层小楼的形态，遍布在镇区的一条鞋都路的两旁。一辆辆大货车沿着鞋都路飞驰，将鞋子运往全国各地，汽车轰鸣的声音，镇区店铺里打折促销的广播、夜幕下KTV的奏鸣，一同与鞋楦的“叮咚”声构成了陈埭之音。

每一年，陈埭镇能生产出16亿双鞋，占全国的40%，世界的20%。位于陈埭镇北部的一处工业园里，47岁的女老板林梅向我介绍了制鞋的工艺流程。她一身职业装，透着知性与专业的女性生意人气质。林梅是晋江健儿鞋服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公司做OEM贴牌代工，客户有意大利Kappa、韩国的RAPIDO和PRO-SPECS。16亿双鞋中，林梅的工厂每年能贡献100万双。一双鞋成本在80～100元间，出口到韩国能卖500元。整个镇子上从这种中高端贴牌加工，到低端工版鞋（去Logo仿制鞋），一应俱全。

成本的控制，得益于陈埭产业链的完善。陈埭是全国最大的鞋料集散地，在这里，你能买到制鞋工艺的所有材料，陈埭还有专门做大底、针线的供应商。在镇区的“中国鞋都”城，随处可见做鞋材的批发门店：皮革、纺织布、网眼布、合成材料，以及五金模具等，这里持续有货车进出。整个镇上，仅大小鞋材商就有3000多家，货供全国各地。

更多的中国人，却是从品牌开始认识陈埭的。这个小镇，孕育出了安踏、特步、361度、德尔惠、贵人鸟等运动品牌。他们连同邻镇的鸿星尔克、匹克，在21世纪初大打明星广告，集体走上央视五套，让后者一度被称为“陈埭频道”。但那之后不久，行业于扩张中迎来洗牌，诸如喜得龙、金莱克等品牌从市场上消失。以至于在2017年，安踏创始人丁世忠在上市10周年的纪念会上感慨地说：“10年前不知名的企业现在做得很大，10年前好多很大的企业现在没了。时间真的很快，对各个行业来说变化太快。”

很多洗礼后留下来的品牌，如今搬到了厦门。从陈埭走出后，他们落脚在镇区往西80公里的厦门观音山。这里是厦门岛内一处海滨胜地，紧邻大海，岸上的低矮坡丘被开发成了一个现代化商务区。站在高处，能看见连片橙色屋顶别墅群和大海中的小金门岛。排排大厦的玻璃幕墙，挂着那些熟悉的LOGO。

今年是安踏成立30周年。过去10年，安踏市值翻了10倍，成了中国体育品牌市值最高的公司，旗下拥有FILA、始祖鸟等知名品牌。他们以近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成为唯一紧追国际巨头耐克的中国身影。2021年上半年，安踏营收达228亿元，体量上相当于2.2个李宁。

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吕小军等国手，脚上都穿着一双安踏的深蹲鞋。国旗配色的这双鞋坚如磐石，要经过241道工序，用32个小时才能制成。而安踏在厦门的智能工厂，则紧急赶制北京冬奥会参赛服，带着国旗的服装，将首次向消费者发售。

今年也是特步成立20周年。一双特步160X 2.0碳板竞速跑鞋，现在售价是999元。当马拉松作为新兴运动进入中国人视野，特步作为国产跑鞋迎来了快速发展。2019年柏林马拉松，中国选手董国建跑出2小时08分28秒，创10年来中国选手最好成绩，他脚上穿着的正是一双特步160X。2021年厦门马拉松，作为疫情之年后的首场马拉松，有51%的精英选手选择特步完赛，这一数据在2019年只有4.2%，以往霸榜的耐克则从2019年的70%滑落到26.09%。

这些国货产品，正在获得海内外认可。亮眼的表现离不开专业的研发设计。特步将研发中心设在观音山大楼11层。1700平方米的一层楼，被改造出了一条400米标准跑道，5条长约70米、涵盖水泥和塑胶等不同材质场景的跑道铺满了写字楼办公室。安踏则早在2005年就开国内先河，设立了第一家运动科学实验室，放在了晋江池店的总部，与陈埭紧密相连。

从晋江市区到陈埭，仿佛是从城市进入乡镇，细密的路网中不断有摩托车来回穿梭，路边遍布着村民的自建小楼，隐秘在低矮楼层中的家庭作坊，鞋料鞋材被扔得遍地。16点后，镇中心的阳光路会被交通管制，变成一条由路边摊构成的美食街，打工的年轻人在夜幕后会聚，将这条路挤得水泄不通。

一条布满污渍的乌边港将陈埭镇一分为二，它直通泉州湾，外地人喜欢称之为黑河。河的两岸，分布着斑驳的鞋厂与宿舍，这条河的北岸有乔丹、德尔惠、美克，南岸还看得见安踏当年的宿舍和大厦。北岸是特步创始人丁水波的家，南岸则走出了安踏创始人丁世忠，而361度老板丁伍号则是这两位在陈埭民族中学的同姓师兄。

陈埭丁氏全国有名。在南岸的岸兜村，陈埭丁氏祠堂是其历史见证。这处红砖厝、燕尾脊的历史建筑，像是镶嵌在这城乡接合部模样的村子中，乍看与传统的闽派风格建筑无异。但远观之，它呈“回”字形，进门细观，祠堂内摆放着刻着回文和阿拉伯文的碑文，墙上还贴着三位丁氏老板的捐赠与功绩——他们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宋元时期，其祖先经海上丝绸之路来泉州来华做贸易，就此扎根下来。

晋江是著名侨乡，当地人喜欢说，100万晋江本地人，300万海外晋江人。陈埭25个村，有7个姓丁的回族村。早年的陈埭极其贫困，人多地少，40年前年人均收入仅50多元，由于历史渊源，这里宗亲派系多样，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众多，只有靠打架消磨时光，当地一度流传着“农业学大寨、打架看陈埭”的顺口溜。

故事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了转折，陈埭镇开始全民做鞋。这门营生起源于一位叫林土秋的村民，他在一次去上海出差后发现皮鞋很受欢迎，回家后就在香港亲戚的帮助下，集资2000元办了鞋厂，从厦门买来鞋材、请来师傅，赚到了第一桶金。那之后，陈埭的家家户户点起灯来，自办鞋厂。最早的起步都是以家族制为单位，安踏的前身是丁世忠父亲出资，与乡亲共同组建了制鞋作坊——岸兜第一皮塑厂；特步1987年初创业时还叫“三兴”，启动资金来自当年17岁的丁水波和两个结拜兄弟，三人凑了1500元，在村边的小河旁搭起窝棚做拖鞋。

这是沿海侨乡的独特优势。虽然贫穷，但他们基于宗亲血缘，形成了凝聚力极强的亲属纽带关系。创业之初，海外侨胞提供了最早的启动资金和制鞋样品，使得陈埭具备了独特的、先发的资金与信息优势。后来，费孝通在归纳80年代中国乡镇经济特点时，将“晋江模式”和苏南、温州、珠三角模式并列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四大模式，认为其“内涵于广大晋江侨属中的蕴蓄深厚的拓外传统和强烈要求改变贫穷现状的致富愿望”。

最初，陈埭人主要制作门槛较低的硫化鞋和拖鞋，直到耐克带来了一个全新品类——运动鞋，也称“旅游鞋”。上世纪80年代，耐克开始进行产业转移，将原有在台湾的代工厂搬迁至大陆，于1983年在泉州设厂，并很快辐射至晋江、莆田等地。“大家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因为在此之前大陆是没有运动鞋的，国家的标准品类里管它叫旅游鞋，民间俗称叫包子鞋，看着胖胖的、圆圆的。”曾在安踏、特步、匹克任高管的泉州知名职业经理人叶双全对我说，晋江的运动鞋厂，早期几乎都是耐克的学徒。耐克为晋江培养了一批产业工人、经理人甚至还有品牌——匹克成立于1989年，其工厂原本是为耐克做配套而建设的，厂子建好后，耐克把工厂搬到了莆田，创始人许景南由此决定创立匹克。

林梅属于耐克工厂走出的学徒之一。她初中毕业后进入耐克工厂打工，在此遇到了1988年进厂、并随工厂从台湾迁来的爱人。当时的耐克代工厂规模极大，一个厂子有8000人，17岁的林梅从针车工做起，“每次‘车’鞋子，我都主动申请说我要‘车’最难的那部分”。她在18岁当上了组长，一路做到经理，直到90年代末被挖来晋江。“耐克代工厂当时的那种精细程度，可能今天很多晋江厂子都还没达到。”林梅说，耐克要求严格，鞋面哪怕是缝错一根线都要重来，她很多关于制鞋的工艺与管理都是在耐克学会的。

早年的晋江鞋却是粗制滥造的。上世纪80年代初，晋江鞋一度被称为“星期鞋”，一星期内必开胶。这是由于村民们不懂皮革和塑料用胶不同，只要是胶水就往鞋上涂，造成胶水开胶、鞋底脱落。作坊里还存在过一些假冒伪劣的仿制产品，兜售海内外。1985年《人民日报》曝光“晋江假药案”，重灾区就在陈埭。那是晋江第一次闻名全国。

不过在耐克的带动与政府催化下，陈埭的做鞋工艺逐步精进，靠着做外贸贴牌加工走出了一条路子。做得最好的是三兴，丁水波一路把运动鞋卖到了俄罗斯、美国、智利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的“外销王”。在与韩国等“四小龙”厂家争抢订单时，陈埭镇上低廉的劳动力把吃苦耐劳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丁水波一招手，就能有1000多工人进厂，三班倒连轴转一个月赶工。

产业转移的大趋势，造就了三兴“外销王”，更拉动了产业链形成。1989年，陈埭镇集资600多万元，新建了一个占地2万平方米、有200多个店面的鞋材市场，进而扩展成二横三纵专业批发市场，形成了以鞋成品、鞋机、鞋材、皮革等在内的制鞋全产业链，成了全国最大和世界少见的鞋材、鞋机市场。

叶双全说，从1990年到1999年这10年，陈埭产业上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形成了做鞋的完善产业链，“有人做鞋带，也有人做鞋底、泡沫、皮革，全都有了。最早的时候晋江都没有皮革厂，我们是直接从海宁拿或者国外进口，到了这边自己加工处理，久而久之就形成陈埭一条街”。这种带动效应还外溢到整个晋江，在县域形成了制鞋链条。那时候，国际体育市场火热，阿迪、耐克在全球第一的王座上打得火热，巨头们纷纷布局，扩充产能。“只要你能做出鞋来，就完全不怕没有订单。”叶双全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短短一年，陈埭外贸订单急剧缩水、利润大降，一些单靠外加工的中小企业关门倒闭。这时候，晋江老板们开始意识到代加工的致命缺陷：受制于人，利润微薄，抗风险能力弱。关于那两年，镇里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是1998年镇长去德国参加鞋展，发现晋江运动鞋5美元一双，贴上外国牌就卖99.9美元。巨大的落差，使晋江在1998年提出“品牌立市”，强调用品牌塑造价值，“实施区域品牌造势战略，占领市场主导权”，市场上纷纷开始自创品牌，晋江也就此和莆田走上了不同的制鞋道路。

“跟着耐克走的一堆‘克’，这时候就慢慢出来了。”叶双全说，早期很多品牌，依然没有摆脱外资和耐克的影响，名字中带着一个“克”字。匹克之外，市场还出现美克、温克、金莱克和鸿星尔克，别克甚至直接与美国别克“撞车”，直到2004年双方达成协商，别克才改名为361度。

但在中国，最先引爆市场的，并非任何一个“克”，而是安踏。

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位晋江老板都认为那是晋江制鞋史上的第一个跃进式的转折点：1999年安踏重金签下孔令辉，后者一句“我选择，我喜欢”，以及孔令辉在2000年悉尼奥运上的出色表现，让安踏声名鹊起。

安踏出自岸兜村，陈埭丁氏祠堂的所在地，村民今天还会对外人提及“安踏就是这里出来的”。从创业之初，安踏老板丁世忠似乎就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1987年，当整个陈埭都在做外贸时，17岁的丁世忠背上600双鞋，只身到北京闯荡，将鞋子卖到了王府井等大商场。1991年，当他带着赚来的资金回乡，中国体育产业刚刚进入品牌化时代，体操运动员李宁成立了以个人命名的公司。同年，安踏成立，寓意“安心创业，踏实做人”。

丁世忠在北京的经验告诉他，内销潜力大，他和家人决定将重心放在国内市场。草根出身的丁世忠求知若渴，他只有初中毕业，但常去泉州找人上课，在那里结识了当时大学毕业、在广告公司任职的叶双全。丁世忠力邀叶双全加盟，任营销总裁和他的助理。叶双全回忆说，丁世忠在北京闯荡后，对品牌有了一定意识和直觉。于是，他给丁世忠讲了一个自己研习而来的海外知名案例：耐克在80年代签下乔丹，从而一举在美国市场超越阿迪达斯。

接下来，就有了晋江人人皆知的故事：在叶双全的建议下，丁世忠不顾其他人反对，在1999年以80万元签下孔令辉，并拿出300万元在CCTV5做广告。那时的安踏总共只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线年利润约200万元，这意味着他用了100%的利润去做赌博，结果证明他赌赢了。2001年到2007年，安踏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12.5亿元，开始成为晋江龙头。“那之前比安踏强的公司很多，安踏可能连前50都算不上。”叶双全说。

在一个宗亲派别复杂、利益纠葛的小镇，这样的效应很是让人眼红。很快，陈埭镇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牌运动”。金莱克签下了王楠，喜得龙请蔡振华出山，别克找到了李永波和中国羽毛球队。入局晚了的人就请娱乐明星，2001年，外销萎靡之际，丁水波成立特步，转战国内市场，他们签下了谢霆锋。很快，德尔惠请了周杰伦，喜得龙选了郭富城，贵人鸟签下了刘德华，明星一个比一个大牌。有超过44家晋江运动品牌在CCTV5打过广告，后者也被戏称为“晋江（陈埭）频道”。当地人则笑言，晋江请的明星如果来开演唱会，“一周都开不完”。

“很多人以为，这些广告是做给消费者看的，但其实我们更多是做给代理商看的。”叶双全套用今日互联网词汇总结说，那时的广告主要是“TO B”（To Business）的，因为对于这些新兴品牌来说，空有知名度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触及消费者的能力，即“渠道”力。各大品牌要争夺消费者，更要争夺代理商和经销商。他曾和丁世忠去参加过多次展销会，发现在有明星广告牌的品牌前，通常都围满了人。

“打个比方说，做广告营销是我们的空军部队，是飘在天上锦上添花的，但真正的战场是在地面的，是要下到市场中去的。”叶双全说，更激烈的战况就在于此，为了争夺代理商的注意力，他们最初是在包装上下功夫，“弄得全是大红大绿”，但效果一般，直到签下了孔令辉。

大量的广告轰炸的同时，安踏、特步、德尔惠、361度等品牌店面，在那几年开始出现在中国每一个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很多地方也形成了一个地面实体版的“陈埭一条街”。据叶双全估计，当时每个品牌开店的速度，每年超过1000家。

那时候，国内商业地产待兴，租金便宜，开店成本不高。“十万块，甚至几万块钱就能开起来一个店，而且不是品牌自己去开，有大量的代理商经销商帮你去开。”叶双全说，“从2000年到2005年左右，是晋江鞋业在渠道建设上的高速发展期，就此奠定了它们在下沉市场、三线以下市场绝对的渠道霸主地位。”叶双全总结，这其实就是比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早的“跑马圈地”。

那五年，正值北京申奥成功后体育产业大发展时期，市场也有足够空间容纳“晋江鞋帮”的扩张。几乎每个晋江品牌都在周期里吃到了红利。“营收每年都翻番，毫不夸张。”叶双全说，这五年时间里，很多晋江鞋业都完成了0～1初创乃至营收1亿到10亿的过程，“大部分辉煌都集中在那个年代了”。

林梅见证了那个过程。1999年，她被晋江老板从耐克挖来，做职业经理人，年薪达25万元。她记得，那时晋江街上挂满了各大明星的广告牌，细密的路网只要一堵车，就成了宝马的实时车展。“生意非常好，鞋子完全不愁卖。要不然我们怎么年薪那么高？当时房价才2000元/平方米，相当于一年能挣一套房。”

林梅所在的爱乐鞋业，也是这场造牌运动的参与者。爱乐主做运动鞋，Logo像是阿迪与耐克的合体。2004年，爱乐用500万元/3年的价格，签下了港星周星驰做代言人，并为他量身定做了广告片。周星驰带着《少林足球》班底，在片中用无厘头的风格展现出“爱乐”（AILE）Logo与鞋子，成了林梅关于那个年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2004年6月，李宁在香港上市。对业内人来说，这代表着跑马圈地的一个顶峰，也开启了下一个竞争阶段。2005年，鸿星尔克在新加坡上市，2007年安踏在香港上市，紧接着是2008年的特步、2009年的361度与匹克。晋江品牌形成扎堆上市的热潮，借此完成了从家族企业到现代化治理的转型。

上市更是又一场豪赌的蓄力。行业的上升周期里，所有人都看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带来的红利，认定那将是对晋江品牌的一次机遇。“200元以上的运动鞋，中国人均拥有0.25双，到2010年将提升为0.5双。整整翻一倍。所以体育用品制造业注定是一个被资本追逐的朝阳产业。”时任安踏集团副总裁张涛在上市时接受采访时称。

资本加持下，晋江品牌们在奥运前后开始了疯狂扩张，所有人都想在这次盛会中抢得先机，分一杯羹。而其所依赖的路径，仍然是跑马圈地般的“渠道为王”法则。从2003年起，李宁门店5年内从1985家增至6245家，而安踏则在2011年提出10000家门店的计划。据国盛证券估计，当时有超过15家品牌的经销商开出了3000家店面——2019年这一数字仅为4家。

渠道铺开的同时，厂家拉满生产线，经销商则大量囤货。2009年，奥运会一年后，李宁以近84亿元营收在中国超越阿迪达斯，成为仅次于耐克的第二大品牌，成为国产品牌高歌猛进的高峰。资本加持下，李宁、安踏、特步、361度、匹克发展迅猛，2007～2010年4年营收平均复合增速为46%，而同期耐克在亚洲（主要为中国和日本）的复合增速仅为2%。

很快，疯狂的扩张显露出苦果，后奥运时代的国内市场变得供大于求。行业寒冬降临，大量库存积压在晋江与经销商之中，国产运动品牌的存销比（即库存和销量之比）最高达到过10∶1。经销商回款困难，晋江品牌商的资金链开始紧绷。“当时品牌商生产非常多的货，经销商也囤了非常多的货，加上2008年又遇到金融危机，使整个行业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库存危机。”叶双全说，“那时候即使不生产了，晋江企业库存的鞋子都够全国人民穿4年，你可以想象透支的程度有多严重。”

在今日安踏、特步等大品牌对企业发展史的划分中，2009年到2012年都是一段特殊时期，他们在库存危机之中度日如年，尤其是2012年。那一年，安踏超越李宁成为国内体育用品行业老大，但其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却分别下滑了14.4%与21.5%，李宁更是陷入困局，亏损近20亿元。

“那几年，大家的财报都不好看，很多企业都连年亏损。”叶双全当时在匹克做高管，“属于最难的时候。”那时候他已逐步看到，业内以渠道为核心的“跑马圈地”战略已经饱和，“单店盈利的模式不存在了，你店开得越多，赔的就越多”。晋江的产品被抛售，一些品牌甚至打出“200元7件”的折扣，近乎贱卖，行业进入关店潮。

危机之下，很多企业开启转型自救。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渠道的升级，从过往批发为主的模式转为零售为主，并实现数字化管理。“过往我们跟代理商相当于是企业主和客户的关系，他们订的货越多越好，我们把货批发给他们，我们就不管了，他们卖得好不好，是他们的事儿。但这场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跟他们不是客户的关系，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当他们的货卖不出去的时候，是会影响到次年订货的。”特步集团企业公关中心副总监邹旭说。

这场整体性危机中，特步所受到的影响来得滞后。从签约谢霆锋开始，他们就走时尚体育路线，库存危机因此来得稍微晚了些。但2015年，同样受到波及的特步下定决心，开启三年转型，进行零售改造。一方面是库存积压严重，另一方面正值国内消费升级，消费者需求丰富、变化迅速，零售业态也在变得多样。

“过去我们的经销商分了很多级，有的省份甚至有三四级，导致管控特别粗放，权责不清晰，后来全部要砍掉，只留一层。”邹旭说，当时特步“脱了一层皮”，历经阵痛。零售的改造涉及精细的数字化管理：从只看销售收入、回款、开了多少家店三个大指标，要变成新品动销率、新品售罄率及新旧品结构、折扣，以便掌握不同地区的消费趋势。

最大的困难在于代理商的配合，代理商利益错综复杂，“是要教育的”。老板丁水波在40个省级代理之间“一个个地跑”，对超过6000家店做改造和数字化升级。很多店里还存着一些老旧货品，丁水波就花费1.5亿元回购了2015年以前的所有库存，这对财报产生不小影响。2017年，三年转型最后一年，特步营收同比减少5.2%至51亿元，净利下跌22.7%到4亿元。同时，特步的门店从2012年高峰期的7510家连续5年缩减，2017年一年就缩减500家。

但那之后，转型效果显著。2018年，特步营收增长25%至63.83亿元，是2011年以来的最大增速，6.57亿元的净利是2013年以来新高，这标志着转型完成，企业发展进入下一个台阶。在当时的国内品牌中，一同借此完成升级转型的，还有最早走出危机的安踏，以及紧随其后的李宁。

更多的品牌却为曾经的狂飙付出代价。贵人鸟和361度元气大伤，鸿星尔克因财务造假在2011年被停牌，匹克在2016年退市。寒冬之中，喜得龙、金莱克选择转型时尚，结果由于定位失败，无力对抗大力开拓中国的ZARA、H&M等快时尚品牌，加重了库存危机，最后彻底从市场消失。

淡出的品牌中，德尔惠或许是最让人唏嘘的一个。德尔惠1987年成立，是陈埭的第一批自主品牌。2002年，德尔惠成立晋江第一个研发中心。次年，德尔惠在与安踏的较量中获胜，成功签下当红明星周杰伦。后来遭遇漫长的库存危机与IPO风波，最后淡出了世人的视线。

林梅的工厂设在了德尔惠的工业园内。德尔惠工业园坐落在陈埭镇的黑河边，占地面积达6万平方米，工业园外部空空荡荡，内部一些厂房车间里，机器零碎开着。这座曾经热闹的工业园，现在很多空间都被出租给了像林梅这样的中小企业。

与园区内的鞋楦撞击声相比，德尔惠总部大楼人气冷清，零星有人走过。因债务过亿，德尔惠的厂房、土地和仓库在内的多处资产被挂牌抵押拍卖，品牌则被卖给了凯天体育。如今，德尔惠在全国尚存约200家店面，同时也接着代工的订单做贴牌加工。

这是很多晋江品牌的现状。叶双全说，2012～2016年是库存危机后行业的4年大调整和反思期，这个周期内行业分化加剧，诸如安踏、李宁等大品牌完成了蜕变，向全球化企业看齐，“有的在多元化扩张的路上直接死掉了，有的工业园变成别人的了，还有的就退回去成了工厂”。德尔惠IPO失败后，其在厦门观音山总部的大楼被出售，他们搬回陈埭，回归到最初的状态。园区正门内的红色横幅“回归本质、稳扎稳打”，在灰暗的工业园内十分显眼。

回归本质，正是一些晋江品牌走出危机的策略。多年之后，叶双全总结说，2012年之前晋江品牌之间的竞争是高度同质化的，这一局面直到2012年遇到库存危机才有所改变。“我曾经有一种说法，2012年之前晋江的产品是没有办法拿到奥运会上去给专业运动员穿的，今天却完全可以。”叶双全说，渠道为王的“跑马圈地”终究是有一个度的，而专业化的研发与运营却是永无止境的。

一个代表是特步。早年走时尚体育路线时，特步也在2007年进军跑步业，积累下不少资源，随后赶上了国民马拉松热潮，这成为他们走出危机的另一大关键。2015年初，丁水波在特步订货会上，当着3000名经销商提出“从时尚运动回归运动”的口号。“因为在十几年发展中，我们其实是看到了国人对专业运动的热情在提升，消费和生活习惯在变得多样，一双鞋子走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认识到，作为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专业的体育装备还是立身之本、立命之本。”邹旭说，从2015年起，特步每年拿出2.6%～3%的营收做研发，这才有了后来的160X跑鞋。“一个契机也是耐克研发出了Next%竞速跑鞋，当时市场反响热烈，很多国内跑者就跑过来跟我们说：‘你们再不研发出一款能与之媲美的鞋子，我们真的就要去穿耐克了。’”

安踏走得更前更远。从签约孔令辉开始，他们一直聚焦在专业体育，连年赞助CBA等各项赛事、成立国内第一家运动科学实验室，是中国奥委会常年合作伙伴、2022北京冬奥会官方赞助商。早在2009年，安踏就意识到了自身局限，收购了国际品牌FILA并让之重焕光彩。此后，安踏开启多品牌战略，通过收购、获取海外品牌在华业务的方式，目前控制了18个子品牌，有英国户外品牌Sprandi、日本运动品牌DESCENTE以及亚玛芬体育旗下加拿大顶级户外品牌始祖鸟等，后者被称为“户外界的爱马仕”。

“头部效应只会越来越强。”在叶双全看来，晋江格局现在已基本稳定，很难再有大众化的新品牌能跑出来，强者愈强、弱者较弱是未来的生态。数据显示，库存危机调整期之后的2017年，晋江共有鞋企4826家，总产值1220亿元，其中426家规模以上企业户均产值2.6亿元，剩余4400家鞋企户均产值仅为243万元，可见其分化程度。晋江市经信局对媒体解释，这是由于在大洗牌中，随着大企业倒闭和减产，晋江涌现出更多小型鞋企，这些小企业接收或出租了大企业留下的生产线。从鞋企数量上看，自2013年至2017年晋江累计增加1856家，年均增加370家，平均每天至少增加一家。隐匿在大小工业园的作坊与鞋厂，构成了现在晋江的主力。

这种化整为零的现象，也得益于电商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新的赛道和机会。“接下来可能在个性化和小众化的细分市场，能走出一些小众的新品牌。”叶双全判断，随着电商与直播兴起、5G时代到来，晋江将会诞生一批小品牌。“国人的消费在升级，但之前主要集中在吃喝和日用品，这些是很高频次的，接下来就是低频次领域会迎来一波升级。在有供应链基础的地区，应该会诞生一批高、精、特、专的中小企业。”叶双全说，目前晋江当地已有了一些小而美的企业，走专业化路线，做骑行、钓鱼、儿童等小众领域的开发。

林梅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她从爱乐鞋业离职后自己创业。一边做运动鞋贴牌加工，一边做母婴产品，采用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当时的母婴是一个简单的品类，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林梅主做阿里平台，第一笔订单就是来自希腊客户的15万美元，赶上了电商时代的兴起，企业营收增速很快。

林梅的另一条业务线做鞋子贴牌的代工，却时刻要面对海内外市场的瞬息万变。2012年库存危机后，林梅在海外的一个大客户进行了大调整，放弃运动鞋品类，转做皮鞋。“我们一夜之间就没有单子了。”林梅说，她当时压力很大，度日如年。她和爱人商量后，决定自创品牌，“因为做贴牌代工的话，相当于你的主动权还是在别人手里，客户不跟你做是分分钟的事，而且晋江这边能接的厂子很多，会分掉你的份额”。

当林梅想要自创品牌时，晋江鞋类市场已在洗牌，她的前东家、签约了周星驰的爱乐鞋业在洗牌中倒闭，历经了扩张与泡沫后，市场赛道拥挤，新创一个品牌的成本非常高，“我们估算了一下，当时起码要5000万元一口气砸下去，还不一定能成功”。于是，她转而专攻母婴的细分市场，创立了“WUA WUA”品牌，靠着电商渠道，闯出了一条路来。

然而，在疫情之后，林梅订单下降50%，流失了很多客户，包括了从第一单开始跟他们合作的希腊客户。企业目前只能勉力维持平衡。“我们只能修内功，没有办法发力向前跑。”林梅说。她现在仍坚持每天准时上下班，业务不忙时，她会付费参加很多学习班，提升自己，晚上会做直播两三个小时，为企业引流，“现在要做的是‘守江山’”。 安踏耐克运动鞋晋江耐克公司晋江鞋都德尔惠特步丁世忠特步公司李宁运动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