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激素：身高焦虑与医学边界

杨晶（化名）给不到7岁的女儿豆豆，制定了一系列附加的“追高”方案。这个一年级女孩的身高是1.1米出头，在班上是最矮的那一拨。杨晶对女儿身高的担忧已经很久，豆豆1岁时，比平均值矮5厘米。后来杨晶每次去卫生中心给豆豆做儿童保健，医生都会提醒她孩子身高偏矮。根据“中国2～18岁女童身高百分位曲线图”，豆豆的身高一直低于同龄女性平均值1～2个标准差。

杨晶为小学生豆豆制定的方案很用心。有的是营养方面的努力：孩子每天要补充一斤奶、一个鸡蛋和一斤肉；有些是体育锻炼：豆豆放学后，要进行摸高和跳绳训练；还有医学上的努力：豆豆每天需要打一针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有几种方案可选，总的来说，费用高的方案打针频率低，患者轻松一点，不用频繁奔波；想省钱就得增加打针的次数。杨晶选择的短效水针剂，必须每天注射。针剂平时要冷藏，豆豆在学校寄宿，杨晶只能在工作日时每天从家里赶到学校给孩子打针，一次往返就需要4个小时。生长激素的费用，每个月近4000元，这是杨晶工资的一半。

趁着晚自习后的教室没有人，杨晶撩开女儿的上衣，在肚脐中心两指外的范围找好一个点，很快就给孩子打好针。电子针的针头是隐藏式的，这也减少了女儿的恐惧。在使用生长激素之前，杨晶带着孩子去过几次医院消化科，每次医生会给开些健胃药或维生素补品，但效果似乎也不理想。听说了有生长激素的存在后，杨晶很激动，好不容易挂到号。医生判定豆豆为生长激素部分缺乏，杨晶不顾家人的反对，马上给豆豆使用上了生长激素。

像杨晶一样信任生长激素的家长，全国范围内并不在少数。胡永宾是杭州红十字会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从医已有20多年。胡永宾发现，近5年来找他咨询生长激素的家长越来越多。现在他半天门诊能接待大概40名病人，其中有7成家长是来询问孩子能不能使用生长激素的。胡永宾观察到，有些家长把生长激素当成了保健品。自己觉得孩子不够高，就希望用。有少部分家长，孩子长到了一米七多，还在问能不能通过注射生长激素，长到一米八。这种医学上的处方药，被一些家长看成了让孩子达到理想身高的灵丹妙药。胡永宾说，他最终选择用生长激素治疗的孩子，只有前来咨询的一成左右。对于处方药，正规医院里，医生的使用是谨慎的。

而一些特别想让孩子打上生长激素的家长，也总有办法，通过各种途径用上。从相关药物产业的蓬勃就能看出来。根据国盛证券研究所的报告，生长激素的市场规模从2014年的11.9亿元逐渐增长到2019年55.19亿元，复合增长率达35.91%。杨晶使用的生长激素来自金赛药业，这也是国内生长激素的龙头企业，2021年在整个国内生长激素市场，金赛药业市场占有率高达78%。而在过去19年间，金赛药业依靠销售生长激素，利润已从2001年的0.33亿元增至2020年的28亿元，增长近百倍。

与此相呼应的，是国内的家长们对孩子生长发育多方面的“买单”。儿童保健类行业近年来高速发展，尤以爱尔眼科和通策口腔最具代表性。这两个医疗类公司，主要客户是儿童，过去10年营业总收入复合增长率均超过20%，成为投资者追捧的“超级白马股”。处方药的边界

伍学焱教授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垂体－性腺学组负责人和分泌科主任医师，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生长激素。伍教授告诉本刊，生长激素最初是欧美国家最先发现并用于治疗矮小症的。那时生长激素是从尸体中提取的，100具尸体的脑垂体才能提取出一个小孩一年治疗需要的量。所以生长激素甚至比黄金还珍贵。直到1985年，研究者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合成了生长激素，普通人才接触到了它。基因重组技术让生长激素的量产成为可能，同时价格也降了下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首次从欧美进口生长激素。当时在伍学焱的老师史轶蘩院士的指导下，北京协和医院完成了国内第一例生长激素注射病例。直到2010年左右，生长激素价格从高不可攀到了寻常百姓可以接受的范围，走进公众的视野。根据国盛证券的调查，患者使用三种针剂的价格分别是粉针1.98万元、短效水剂5.74万元、长效水剂19.52万元。

但生长激素不仅是处方药，而且还属于兴奋剂，国内对生长激素的使用有明确的规范。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在2013年制定了《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儿科临床规范应用的建议》，国内生长激素可用于治疗的疾病范围，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特纳综合征、普拉德维尼综合征和努南综合征。由于部分适应证仍在临床阶段，随着新适应证的逐步获批，将来生长激素适应证可能会拓展适用范围。

在国内，生长激素针对最多的适应证，还是生长激素缺乏症引起的身材矮小。不过“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少家长对于孩子是否矮的判定方式，是孩子在班里的位置。但在医学上，对孩子身高多少算是正常、什么身高是真的矮是有明确标准的。

伍教授告诉本刊，医学上对矮小症的定义是：根据国内对不同省市儿童的随机抽样调查，按照不同年龄从高到矮排列绘制出一条曲线，处在最矮的前三百分位的孩子，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定义为矮小症。伍教授告诉本刊，但这个规定只是相对的一个范围，并不是说只要在第三百分位就证明一定是生长激素缺乏，或者是身高一定有问题，有少部分人由于遗传因素，正常生长也是这个身高范围。

仅仅符合矮小症的标准并不代表就可以使用生长激素，这也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慢行消耗性疾病等导致的。在决定孩子是否可以使用生长激素前，医生还需要确认孩子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身材矮小。而判断这一步的关键，就是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医学界达成的共识是生长激素的血浓度测试值在0～5ng/ml之间属于缺乏，5～10ng/ml之间属于部分缺乏，10ng/ml以上是正常。但是，伍教授也强调，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并非是判断能否使用生长激素的决定性标准。这是因为人体的内分泌系统是动态变化的，不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监测出来的标准值。这样也给是否需要打生长激素留下了空间。伍教授说：“我们的激发试验就像是对垂体做一次考试，就像优等生也会有‘考砸了’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用‘一考定终身’的准则去百分百确定生长激素的真实数值。生长激素激发试验结果显示缺乏，可以视为一个重要标准，但最主要的还是看孩子自己本身的生长和发育是否在一个合理的匹配区间。”

骨龄是判断孩子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但是伍学焱提醒说，在发育这件事上，每个孩子之间都存在个体性的差异。有的孩子发育早一点，有的孩子发育会晚一点。“我们的骨龄发育就好像起床一样，你早上6点和7点起床，都是一个正常的范围。目前我们已知的影响发育的基因就有150多种，所以每个人发育的进度不一样。骨龄在孩子实际年龄上下浮动1岁都是正常的。”

同样，不同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间也会因人而异。每个人的身高长成可以分为青春期前生长和青春期生长两个阶段。我们身高的80%是在青春期前长成的，20%是在青春期窗口的最后一跳完成的。就像一个人跳远，青春期前是助跑阶段，青春期是最后一跃，此后一个人的最终身高基本就确定了下来。因为个体的差异，每个人进入青春期“最后一跃”的时间也不相同。同样年龄的孩子有的晚，有的早，身高就会有一定差异。这也是我们民间提到的“晚长”现象。

因此，过于单一地依靠孩子目前身高或者激发试验去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生长激素，就可能存在模糊的空间。伍教授在判断一个孩子能否使用生长激素时，会参考至少四方面：孩子身高在同龄人、同性别、同种族人中的位置；孩子父母的身高；生长激素激发试验结果；孩子发育的程度。要在综合判定完之后再做决定。

生长激素的使用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医学命题，就算患者是生长激素缺乏症，符合使用标准，医生也需要考虑禁忌症的问题。糖尿病和体内有肿瘤的患者一般不可以使用生长激素。骨骺闭合的人禁止使用生长激素，否则会有罹患肢端肥大症的风险。患者一旦使用生长激素后，也需要定期到医院复诊。

生长激素在国内批准的适应证中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市场上部分利用生长激素去长高的人，伍学焱明确表示反对。他反对的主要原因是，从长期来看，很难说使用生长激素没有副作用。

今年9月份，杨晶主动给孩子停掉了近两年的生长激素注射。这两年里，她既开心又担心。开心的是，豆豆两年时间里长高了19厘米，她的个头也从班里的最末排到了中下水平。但是豆豆的视力开始出现问题。杨晶咨询了医生和金赛药业的销售，他们都说，生长激素和视力不会有直接的关系。出于谨慎考虑，杨晶还是决定给女儿停用一段时间观察。最近，杨晶找到了一篇国外文献，似乎解答了她内心的部分疑惑。文献指出，人在生长发育过快的情况下，有可能引发眼轴长得过快，从而导致近视。杨晶认为，这两年女儿使用生长激素，有可能间接导致了孩子近视。

虽然这个结论没有科学支持，但女儿的近视让杨晶开始冷静下来，她回忆起自己身边大多数打生长激素的家长，孩子都是诊断为生长激素部分缺乏，“但这个‘部分缺乏’该怎么理解呢？”

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平均身高确实是越来越高了。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一项覆盖全球的调查也显示，中国人变得越来越高了。在1985～2019年这35年间，中国男性平均身高增长将近9厘米，全世界增幅第一，中国女性的身高增幅排第三，净身高排名东亚第一。

在似乎越高越好的认知里，不少家长变得更加心急。胡永宾每天接触的病人中，前来咨询最多的不是真正的矮小症患者，而是身高介于平均值和第三百分位之间的偏低人群。对身高的焦虑恰恰来自他们。

在谈到应该如何看待身高这件事的时候，胡永宾说道：“我们应该摒弃‘高’就是‘好’这样的态度。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的身高就是有高有矮的。我们最终长多高，60%～70%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影响下一代身高的基因高达上百种，剩下的30%～40%是后天因素。就算是同一对父母的孩子，身高也会有差距比较大的情况。家长们应该让孩子沿着自己的轨迹健康成长。” 婴幼儿护理矮小症生长激素杨晶身高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