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奖：在“后真相”时代捍卫新闻业的价值

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和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i Muratov）不是在一切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被授予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实际上，他们各自面临的艰难处境，恰恰是新闻业本身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遭遇质疑、否定甚至消解命运的缩影。2018年1月，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度吊销了雷萨参与创办并长期领导的新闻网站Rappler的经营许可证。在和俄罗斯同行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的同时，雷萨本人以及Rappler依然需要打起精神应对7桩不同类型的诉讼案，每宗起诉都可能导致这位资深调查记者的新闻生涯就此终结。而穆拉托夫以及他领导的《新报》（Novaya Gateza）面临的考验甚至更为严峻：过去20年里，这家报纸已经有6名记者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只有第一宗遇害案的嫌疑人最终落网并被判刑。

这是诺贝尔和平奖设立120年以来，第三次将新闻记者作为褒奖的对象。但即使是最终殉职的1935年诺奖得主奥西茨基，也不曾遭遇过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对新闻行业存在价值的系统性否定。从煽风点火的阴谋论网站到曾经的美国最高领导人，“假新闻”（Fake News）这个词语被反复提及；媒体不再被视为必要的权力监督者，而是被污名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粉饰者和跟班。从布莱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到“匿名者Q”（QAnon），通过无中生有和捕风捉影炮制出的煽动性故事取代了传统新闻业客观、中立的信条。一段来路不明的短视频引发的关注和社会震荡，可能超过资深记者耗费数年时间写成的调查报道。在2017年的一则评论文章中，牛津大学当代史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忧虑地指出：公共舆论场，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正在被包裹有曲折诱人的故事情节或影像，但立论基础和价值判断值得怀疑的“后真相”（Post-truth）话语所占据。在政治势力的介入下，“后真相”已经取代真实，成为操纵民意的关键元素，却鲜少招致抵抗。

而雷萨和穆拉托夫通过在菲律宾、俄罗斯这样的非传统新闻业重镇做出的努力，证明了真正的调查报道依然有其不可替代性；并且在一个面临种种新变化考验的社会，独立的新闻业的存在始终有助于抑制权力被滥用，从而改善公共环境。如同诺贝尔委员会在10月8日的奖项授予声明中所言：“若无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要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功增进国家间的友好、推动裁军，以及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必将变得至为艰难。”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玛丽亚·雷萨的新闻业生涯，始于1987～2010年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撰写东南亚地区的调查报道。在她笔下，方兴未艾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给菲律宾、印尼等国带来的不仅有政体转型的剧变，还包含了形形色色的边缘社会思潮的涌出及其长期影响。实际上，雷萨是最早几位关注到“9·11”事件对东南亚恐怖主义活动催化作用的媒体人之一，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从本·拉登到Facebook》中，她将这种催化进程的公共“通道”指向了互联网和社交平台。而对移动互联网传播效应的重视，也成为雷萨在2011年与五名前同事合作创办Rappler的最初动机——Rappler一词由“点击”（rap）和“涟漪”（ripple）两个词组合而成，象征了借由手指点击产生热度的资讯的巨大影响力。而Rappler在其网站页面中嵌入的“情绪计”功能、交互社区平台以及数据会员服务“Rappler+”，在菲律宾新闻业还是第一次出现。对新的传播渠道和新闻的不同呈现形式的探索，代表了雷萨的价值观：在风云变幻的转型社会中，新闻业需要通过自我优化来占据空间。

作为菲律宾少数几家不依附于大企业或政治集团的公共媒体之一，Rappler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扮演了国家权力监督者的角色。从披露大法官学历造假到指控知名企业公然行贿，这个由100多名年轻记者组成的报道团队拥有永不枯竭的战斗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而媒体人与公权力之间的“摩擦”，在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当选为菲律宾总统之后达到了最高潮——实际上，Rappler对杜特尔特的最初报道是循着“小城市长何以崛起”的疑问推进下去的。但随着杜特尔特在2016年取得最高行政权力，并迅速发动其争议巨大的“全民捕杀涉毒人群”之战，变化开始出现。雷萨及其团队并未为涉毒群体开脱，而是通过调查和资料汇总，警惕地指出：在“反毒战争”的名义下，菲律宾军警正在肆无忌惮地越界行事，甚至通过伪造证据和滥用极刑来炮制子虚乌有的“成绩”。这种对权力和暴力的滥用使得执法行为日益成为“针对本国国民的内战”，不安全感则进一步在全国弥漫。

与滥用执法权共同出现的是被政治家煽动起来的平民主义。通过在公开演讲中“授予”普通民众以“直接杀死犯罪者”的权力，杜特尔特直接挑战了司法系统的底线。而被煽动起来的群体在进入舆论场之后，本身变成了塑造意见潮流和破坏公众认知的工具。通过分析菲律宾社交网络上流传的阴谋论消息和“叫魂”式谣言，雷萨及其团队冷静地指出：“信息战”已经成为总统抹黑政敌、操控舆论的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出现类似现象的绝不止菲律宾一国——如同政治学者、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在2016年时所言，资讯领域的“后真相化”和经济上的阶级对立相互“捧场”，使得一系列国家的政体逐渐朝着不稳定的极化方向嬗变。而Rappler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和追本溯源式的调查，协助并敦促社交平台关注煽动性言论泛滥的异象，最终甄别出这类带有特定政治意图的“隐性动员”言论，避免互联网成为特权阶层借以排除异己的“第二条战线”。

如此意图清晰的抵抗，当然会招来控制公共资源者毫不留情的反击和报复。从2017年开始，一系列法律纠纷以及经济打压开始不间断地降临到Rappler乃至雷萨本人身上。公司的经营许可证一度遭到吊销，雷萨在2019年春天还因为涉嫌“网络诽谤”和“漏报税款”被逮捕过两次。诉讼指向的很少是Rappler报道的事实性错误，而往往和模糊不清的“所有权违规”“报税遗漏”“用词尖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但雷萨并未被无孔不入的压力击垮，如同Rappler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格兰达·格洛丽亚（Glenda Gloria）在接受采访时所言：“如果你是一名薪资不高、在一个经济和财务环境都不是绝对安全的国家里工作的菲律宾记者，你唯一的财富就是你的名誉。”而雷萨及其同事的事业，是以个人名誉为赌注，为达成维护公共福祉的目标而进行的漫长抗争。

如果说玛丽亚·雷萨的经历反映的是新闻人在动荡的时代中接受并适应变化的努力，那么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故事的内涵就更加质朴，它有力地证明：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治安环境不良、“公”与“私”的界限长期被模糊化的国家，一份像《新报》这样的传统纸质媒体依然可以通过有理有据的调查和仗义执言的陈说，彰显并维护良善、道德的社会价值观。而穆拉托夫在面对褒奖时的反应，也延续了这种价值观：他宣布将自己所获诺贝尔奖金的一半捐赠给一个对抗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医疗基金会，另一半用于抚恤6名不幸遇害的调查记者的家属。与《新报》关系微妙的俄罗斯政府也因此表达了祝贺之情，并盛赞这种慷慨包含的理想主义气息。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并非独立媒体的天堂。在《新报》诞生的1993年，电视台和报纸要么已经沦为寡头集团与新贵阶层搬弄民意、拓展自身影响力的工具，要么彻底丧失了道德理想，满足于散布猎奇的小道消息。而身为《新报》创始团队成员和任职超过20年总编辑的穆拉托夫，提出了一项近乎堂吉诃德式的目标：揭露一切领域、涉及一切个人和团体的不义现象，并且拒绝自我设限。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写任何自己想写的东西，只要遵守了新闻业的专业伦理和道德标准”。穆拉托夫还把自己的工作视为维护公众利益的最后防线，他恰当地指出：“对媒体的战争意义已经超出了事件本身，它最终的目的是与人民为敌。”

从最初那个只有两台电脑、两个房间、一部打印机和几名兼职员工的机构开始，《新报》纵身跃进俄罗斯社会的漩涡，进行了一场长达28年的苦战。从盗窃国有资产的金融大鳄到从银行业危机中获利的政府要员，从青少年毒品问题到车臣地区泛滥的暴力活动，《新报》记者出现在俄罗斯每一个最尖锐话题的现场，发出毫无畏惧的质疑。而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这不仅会招来诸如邮寄子弹、花圈之类的恐吓行动，更须冒丧失生命的风险——6位殉职的《新报》记者几乎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绑架或开枪击中，而对他们殉职案件的诉讼要么不了了之，要么以嫌疑人无罪释放而告终。这意味着新闻工作已经不仅是职业，更是对道德信条的践行。

在今天的俄罗斯，《新报》已经成为屈指可数的既未接受外国资本注资，也不曾因形形色色的压力丧失独立性和专业操守的新闻媒体。除去运营网站外，它依然维持着传统纸质版本的发行，以最古老的方式服务于它从未遗忘的俄罗斯大众。诺贝尔委员会在其奖项授予声明中指出：“自由、独立且基于事实的新闻有助于防止滥用权力、谎言和战争宣传。”在沧海横流的“后真相”时代，雷萨和穆拉托夫做出的努力更显珍贵。 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