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焦虑：追求“更好”背后

主笔·徐菁菁  实习记者·刘田

在微信群里看到那个线上禅修班的广告时，严彦（化名）很快报了名，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她只在心里掂量了一下课程的性价比：1000块钱左右，不过分便宜——那些9块9毛钱、99块钱的课程多少有些滥竽充数的嫌疑；也不算贵——不过一个包的价格。她愿意拿出这笔钱买一份期待。那是2020年底，疫情影响了一整年，最后一个季度，老板和团队都铆足了劲想把上半年亏掉的钱挣回来，这让严彦感到特别累。工作以外，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也让她疲于招架，她迫切地想把自己的内心规整规整。

严彦参加的班里有200多名学员。一开始，微信群里很平静，大家都不说话。有一次，一个学员情绪崩了，突然在群里大段大段倾诉自己的焦虑。她是小学老师，总觉得自己无法应付班里３４个性格各异的孩子。这些倾诉让大家炸开了锅。严彦发现原来不少人都是带着特定的困扰来的。她估摸大家报名的心态：禅修班的老师也曾经是个追求功名的职场人，人生后半场转身学佛。“投射到学员身上，大概会让大家觉得普通人也都可以借此通路做到气定神闲。”

在严彦看来，上禅修课是向传统文化取经，求得内心的平静，最后的帮助是有限的，更像是多了一种独处的方式。她有朋友会选择一些目的性更强的，“真正的成长课程”。她在朋友圈里最新看到的一个课程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集中上课两天一晚，目标都很诱人：超越恐惧、超越自我、超越被爱、心智提升与自我实现。

在今天，“自我成长”是一门供需两旺的生意。书籍、研修班、线上课程，只要愿意，你可以找到各种资源，许诺帮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某音频APP专门设有“个人提升”分类，里面包含大约200万个节目，分成成功励志、沟通、心理健康、自我管理、情商、心理教育和疏导几大类。某知识付费APP的22个内容分类中，“自我提升”有近6000个内容，仅次于“历史”和“文学”类别。打开某图书销售网站，新书热卖七日榜单第五位的图书教你如何超越同龄人，推荐语写道：“如果你想变得优秀，你只需要比别人努力；如果你想变得卓越，你就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排在第十二位的书籍的作者是一位心理治疗专家，教人如何面对痛苦和丧失。第十九位的书受众明确，专讲如何做一个好妈妈。

“让自己变得更好”似乎是一种全球性的期待。美国市场调查和咨询公司“大视野研究”（Grand View Research）有一份对“个人发展市场”（personal development market）”的调查报告。基于对美国、中国、印度、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他们估算，2019年全球“个人发展市场”的规模大概是382亿美元，2020年到2027年，这个市场将以5.1%的年增长速度扩大。这种势头在亚太地区表现得格外明显。

因为感受到了这样一股时代潮流，2016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卡尔·赛德斯多罗姆和伦敦城市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安德烈·史派瑟（André Spicer）花了一整年时间体验了市场提供的自我提升课程、书籍、设备，内容覆盖了效率提升、脑力提升、健身、亲密关系、创造力提升、理财等12个方面。两人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孤注一掷地追求自我提升——在乐观主义运动中的一年》。

卡尔·赛德斯多罗姆和安德烈·史派瑟发现，自我提升似乎是现代人逃不出去的魔咒。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人们苦苦寻求现实困境出路，最早的现代成功学大师和励志书籍就此诞生。1936年，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在他最畅销的著作中总结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有15％归结于他的专业知识，另外85％归结于他表达思想、领导他人和唤起他人热情的能力。”这本书在中国也曾经红极一时，书名被翻译为《人性的弱点》，其实，它的英文原名更直白地说明了人们读它的原因：“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 Influence People）”。1937年，另一位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写了《思考致富》。希尔说，大萧条不过是人们恐惧心理和观念的结果，激励人们通过纠正意识、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缺点，来获得人生的财富。截至2011年，这本书全球销量突破6000万册。

然而，经济的繁荣也并没有消弭人们对“变得更好”的渴望。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财富。相对于改造社会，人们更愿意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把自己打造得更完美上。1976年，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纽约杂志》上发表一篇著名文章，将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称为“自我一代”（The Me Decade），说他们有一种“炼金术式的迷梦”。1971年到1984年间，美国有多达70万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艾哈德研究训练（Erhard Seminar Training，EST）。EST的创始人维尔纳·艾哈德（Werner Erhard）原本是个销售员。他通过这门课程告诉他的信众，他们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心灵掌控命运。EST风靡一时，也风波不断。有人参加过之后精神崩溃，甚至自杀，引起多起诉讼。1983年，心理学家珍妮斯·哈克恩（Janice Haaken）和社会学家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在《精神病学》（Psychiatry）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个人成长”的病理学分析》，明确指出EST课程“在心理上获得持久进步的机会十分微少，甚至可能引来心理伤害”。1984年，EST在美国停办，但这种课程形式很快升级换代，并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卡尔·赛德斯多罗姆和安德烈·史派瑟发现，在今天，鱼龙混杂的“自我提升”方式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瑜伽进入了一些小学课程；监狱开始教授犯人做正念练习；“人生导师”（Life-coaching）被引入了扶贫项目。书店里有无数本书籍告诉人们如何变得更聪明、如何更有肌肉、如何有更好的亲密关系和性生活……而这一切统统会在两个星期或者24小时内实现。

“自我提升的潮流随时代而变化，旧导师们被新一代导师取代……”赛德斯多罗姆和史派瑟写道，“唯一保持不变的是一种承诺：你能够改变你的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社会里，我们不会因为购买了一条牛仔裤而感到彻底的满足。同样，在自我提升的领域里，我们不会只期望提升我们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我们被鼓励立竿见影地全方位地升级我们的生活。我们理所应当变得更苗条、更健康、更幸福、更聪明、更平静、更有效率——迅速地、全天候地。一种压力产生了：人人都能通向完美生活。”

“自我提升”市场的持续和迅速膨胀，很可能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追求完美变成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状态。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库兰（Thomas Curran）和安德鲁·希尔（Andrew Hill）分析了来自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164所大学中41641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16年间分别使用“多维完美主义量表”进行代际变化的测试。他们测量了三种完美主义维度：（a）自我导向型，即不合理的自我完美主义愿望；（b）社会导向型，即对他人有过高期待；（c）其他导向型，即对人/事设置不现实的标准。结果发现，与前几代人相比，其中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得分增加了10%，社会导向的得分增加了33%，其他导向的得分增加了16%。

人们常常把追求完美视作美德。然而，一个悖论是，对完美的渴望却未必会让人们变得更好。上世纪70年代末，完美主义开始逐渐成为心理学一个独立的领域。心理学家发现，很多时候，人们对完美的追求并不是出于对卓越的渴望，而是出于对“不够好”“不完美”的焦虑。这种消极的完美主义不仅与进食障碍、自杀念头、抑郁、焦虑、拖延行为存在关系，会导致精力衰竭、疲劳、慢性和严重头痛等身体症状，还是强迫性人格障碍的一个诊断标准。

完美主义是北京林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訾非的研究方向。在心理咨询室里，他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强迫性人格的来访者。他们对于秩序感的要求比较高，有刻板的道德感，喜欢制定很细致的计划，并希望一切能按照计划进行。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这些来访者往往会讲到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都会不断地追求更好，希望在任何方面和人比较都能处在更高的水平。訾非问他们：你觉得自己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吗？他们总是很惊讶：我离完美还差得远呢！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过高期待的时代。心理学家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在哈佛大学教授积极心理学，也在世界各地讲“幸福课”。他发现，人们经常会说他们过得不幸福，但当他们更详细地叙述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之后，本—沙哈尔才明白过来，人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幸福。有时候，本-沙哈尔谈论自己的失败和恐惧，很多人会惊讶地问他：有这么多不如意的经历，你怎么还能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这两个反应之下所隐含的假设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对于悲伤、恐惧、焦虑以及生命中的失败和挫折都应该是免疫的才对。“这种假设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和各种文化中普遍存在”，本-沙哈尔意识到，他“被完美主义者团团包围了”。

心理咨询师宫学萍有一种感受：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足够好”。前几年，“足够好（good enough）的妈妈”这个概念进入国内。原本，它的本意在给妈妈们减压：母职不用追求事无巨细，时刻精益求精。但宫学萍发现，现实语境里，“good enough”的意思完全变化了：“很多母亲反而会不停地反省自己：我足够好了吗？足够好又从‘差不离’变成了很高的目标。”

宫学萍常常遇到一种情形，很多家长找她咨询亲子关系，会讲到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我的要求不高。”他们常常以这句话开场。“那你对孩子有什么具体的期待呢？”宫学萍问。接下来，她会听到这样的描述：“我的孩子不用上清华北大，普通重点、比较好的大学就可以。”“不用挣很多很多的钱，够用就行。”“工作也不用特别了不起，不要太忙，能让他挺舒服的，开心就好。”“我对孩子找对象也没什么要求，合得来就行。”宫学萍问：“把您这一二三四五六条合起来，不缺钱、不缺成就感，又不缺美好的关系，您身边有几个这样的活人？”

“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在把‘完美’的标准当作普通，”宫学萍告诉我，“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这是一个及格线，他们并不是想要多优秀的孩子，而是深刻地担忧，只要没有这些，就会陷入某种不可控的巨大困境，达到这些标准才能带来基本的安全感。有太多不满意潜藏在人们心里：当家长执着地想要培养孩子的某些‘优点’的时候，他们心底真实的声音其实是‘不够好’。当家长把孩子的‘优秀’挂在嘴边的时候，他们心里其实充满了对‘是否足够优秀’的怀疑。我们对‘更好’的追求往往同样如此：我要更瘦，我要更有钱，我要更坚强，我要更勇敢——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的是一个标签，没有这个标签，他们稳不住。我觉得这是当代的一种很流行的痛苦。”

苏提（化名）很清楚自己抑郁的原因。“与同龄人相比，我算是工作上面很不错的那种，别人都还蛮羡慕我的。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好是从哪里来，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有多低。我没有达到我心里面的预期，我觉得我很差，一无是处。”

这种一无是处包括从青春期开始就令她羞耻的体重。去年3月，苏提第一次走上手术台做了四肢吸脂手术。手术后整整５天，两条腿全是淤青，肿得面目全非，没法弯腿，没法坐，也没法躺，走路就像刀割。可是夏天时，苏提敢穿短裤了。于是年底，她又去做了腰腹和妈妈臀。没想到，3个月后，抑郁症暴发，服药期间苏提“复胖”，那么大的罪，白受了。

几个月以后，苏提选择对身体进行更彻底的改造。她找到一家医院做了“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不只要求自己拥有新生儿般大小的胃，苏提还要求医生用手术方法将大部分小肠闲置，重新建立更短的肠道消化道，减少营养成分的吸收。做手术前，苏提陆续被好几位医生拒绝和劝阻，可她说，她已经30岁了，可以为自己做决定。

手术面诊的时候，苏提的体重是110斤，而她的身高是1米62。

手术至今，苏提还没有达到自己认为的完美体重：95斤。她说，这个数字很重要。

除了体重，苏提定期做皮肤管理，用激光祛黑眼圈；她的眉毛、眼线、嘴唇都是文的。几年前做的双眼皮有点小瑕疵留了疤，她想着等过两年眼皮下垂后找家靠谱的医院做修复。

为什么要以如此大的痛苦为代价追求“美”？苏提从十几岁开始学画画，大学学的是艺术，现在是一名策展人。艺术很高雅，也很现实。还没能出名的艺术家们囊中羞涩，总希望能在策展人身上找到机会。可苏提知道，他们的期盼会落空。从前，她总把展览办得很有趣。可一个让人驻足的展览并不意味着会让人们真的掏腰包：你可能有一些想法，表达了一些情绪，也可能关注现实，非常深刻，但这些有艺术性的作品通常不够“美”。现在，苏提把更多精力花在了商业展上。“画一些花花草草，一些温暖的东西，有装饰和美化的作用”，人们会为这些付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表完美的追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隐喻。用訾非的话说，在现代社会，追求完美是一种固有逻辑，有时候甚至是生存逻辑：在一个镇上只有一家铁匠铺子的年代，大家购买一把水壶，重视的是它的功能，不会太在意外表的瑕疵。而如今，商品在全世界流通和竞争，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商家能像现在这样把商品创造成具有绝妙感官效果、接近人对于完美的古老幻想。于是，一本书会因为封面上的一个污点沦为残次品，大打折扣，尽管它和那些“完美”的书承载和传递着完全相同的信息。

“身材完美主义”“成绩完美主义”“爱情完美主义”“绩效考核完美主义”“健康完美主义”“品行完美主义”“成就完美主义”……訾非指出，无论是感知觉层面的完美主义，还是抽象层面的完美主义，从文化和社会运行的角度分析，它们都具有共同点：完美主义行为，往往是“被看者”为了博得“看者”的好感而做出的印象整饰。简言之，完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看”与“被看”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谁在“看”？谁在“被看”？谁决定完美与否？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说，今天的人们不再生活在教会权威或道德条规之下，而是生活在公众舆论等这样的“匿名权威”之下。这种权威是公众本身，但是这个公众仅仅是许多个体的集合，其中每一个个体都带有自己的雷达装置，他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装置来发现其他人期望他怎么做。

满足这种期待本身往往暗含了巨大诱惑。訾非认为，完美主义往往会塑造典型的人生理想，这就是“人生神话（life myth）”。人生神话具有诱导性、符号性，它们设定的目标和规范很迷人，但它们反映的并非真实的世界。

少年华盛顿砍掉了父亲钟爱的樱桃树，后来他主动向父亲认错，得到父亲的原谅和赞赏。这个故事的源头是牧师梅森·维姆斯（Mason Weems）在华盛顿去世之后不久创作的总统传记。维姆斯杜撰了少年华盛顿的事迹，以期望教导人们恪守诚实的品行。訾非说，这个故事包含了人生神话的产生所必需的条件：神话所附会的对象本身具有欲望符号的功能——“把‘谦虚诚实’这个美德附会在一位伟人身上，一定比附会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更能激起一种隐秘的愿望：如果我也具有这样的品质，那么我将来也能成为大人物”。

不论童话、教科书还是卡通故事里，诚实者总是得到了品德之外的好处——财富、地位、声望，甚至因此逃脱了死亡的考验。而假如一个道德家开诚布公地宣扬诚实：诚实并不总能得到好报，甚至诚实的人往往比不诚实的人吃亏，但我们仍然应该诚实，因为诚实是一种比获得好报更可贵的美德。很显然，这样的故事并不会有太多听众。200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热衷于用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教育孩子，因为孩子无法抗拒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但事实上，訾非说，就多数成年人来说，平凡的现实真相也绝不是他们乐于接受的东西。“神话尽管不真，但却是一种精神动力，为生活带来了某种意义。”

今天，价值观的多元、信息来源的爆炸、传播渠道的丰富使各种层次、各种内容的“神话”层出不穷。我们有白手起家的创业神话；有“考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的分数神话；有亲子、情感、事业、个人样样出众的辣妈神话……这些神话同样以世俗成功为诱惑，它们可能并不附会在一个伟人身上，但可能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它们暗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并且应当完美。

期待和诱惑面前，我们还是“完美时代”的无限责任人。传统社会，阶层和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天花板，但现代社会，个体的可能性被无限放大。这既是自由与机遇，也是沉重和痛苦的负担。“只要努力就会成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神话。这句话既对人产生深刻的激励，也潜藏了巨大的否定：如果你没有能够达到某种期待和目标，一定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你对自己负有全权责任，你理应掌控一切。

人们焦虑，往往因为他们相信追求完美之事本应尽在掌控。《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Antifragile：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把现代化的定义为人类大规模地治理环境，系统性平整世界的凹凸不平，以控制波动和排除压力。他认为，现代化以天真的理性主义为时代的精神：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设计的——由人来设计。我们的城市生活就是这种天真理性主义的践行者。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早就洞察：大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迫使生活要遵守时间，要精打细算，要准确，为了保证秩序和效率，我们拒绝非理性的、本能的、主观独断的性格特点和冲动。

今天的城市要比齐美尔的时代“精确”得多。我们通过天气预报预知天气，通过地铁车站的屏幕得知下一趟地铁在几分钟内到达。我们越来越不能忍受不确定性。过去，公交车因为到站时间不可控，被视为一种不靠谱的出行方式。我总是在不着急的时候才去坐公交，对“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情形泰然处之。可是自从手机软件可以查询公交车的到站时间，随遇而安就消失了：我无法控制自己一遍遍刷新手机上的数字，就好像它们在我的掌握之中。

工作之后，李鑫（化名）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接受一个事实：工作的结果好不好，并不总由他说了算。从小，他是在充满了计划的环境里长大的。父母在学校工作，对他要求严格。寒暑假“特别惨”，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写作业、几点玩，有明确不容更改的计划。“遵守是应该的，违反必须受到惩罚。比如起床起晚了，今儿就别出去玩了。这种严苛的计划性慢慢写进了李鑫的骨子里。做任何事情，他都喜欢量化，细分步骤，制定规则和计划，然后严格执行。

大学毕业后，李鑫进入一家车企市场部。工作有KPI指标，具体到每一个项目，市场推广做现场活动，讲究的都是不能出错，职业属性更加强化了李鑫对于完美和控制的追求。但不可避免的是，不管他为了“万无一失”如何起早贪黑地工作，不管他设想了多少种可能的情况，做了多少预案，总会有意外发生：有的时候是因为公司内部的支持体系不够好，有时候是因为竞争对手的“袭击”，有时候团队里突然有人离岗。最简单的，一场台风，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雨，都会让他完美无缺的计划失守。“我会觉得特别崩溃，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就为了完美呈现的一刻，这种挫败感，内心里承担不了。”

李鑫说，他花了六七年时间才慢慢接受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些东西他把握不住，并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够。在没转过弯来之前，他能做的，就是再和自己较一把劲。

前不久，苏提在社交网络上，把所有的家人都拉黑了。这是她摆脱那个低价值感自我的另一种方式。

有一回，妈妈给苏提打电话。她说，她在爸爸那里丢了一些面子，“你帮我们挣回来”。

苏提小时候，父亲在外地做生意，事业不小。初中的时候苏提才回到妈妈身边。她好像要把过去欠苏提的照顾都弥补上，可这种照顾令人窒息。每天晚上，妈妈都要在学校门口等苏提放学。她和女同学走在一起。妈妈说：不要跟坏学生一起玩。她和男同学说话，妈妈把人家臭骂一顿。于是每次出学校，苏提就装作不认识妈妈。高中的时候，苏提本来应该住校。妈妈不让，在学校对面租了个房子，和学校老师都在一个小区。大学，妈妈自己盯不了了，就让在同一所大学教书的姑姑盯着，叫姑姑报备苏提一周去图书馆的次数。

妈妈把希望都寄托在苏提身上。十多年前，苏提的爸爸在外地有了另一个“家”，那个家里也有个孩子。全家人都知道。最近几年，苏提自己创业，让妈妈在亲戚们面前颇有面子。

“这么多年为了你的面子，你不知道我每天都想自杀。”瞬间，苏提对电话那头的妈妈脱口而出。“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告诉她我活得很累。”挂了电话，苏提觉得身在一个逃不出去的怪圈里。她自问：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优秀，证明给谁看？“我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我只不过是许多镜子的集合，反映了其他所有人期望于我的东西。”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罗洛·梅（Rollo May）在《人的自我寻求》（Man’s Search for Himself）一书描述了这样一种现代人的普遍状况。罗洛·梅分析了现代人面临的空虚、孤独与焦虑，认为在一个标准和价值观剧变的时代，一个对现在和将来所有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人们要获得长期的发展和内在的完整性，不能仅仅敢于满足外在的期望，必须重新唤醒自我。在他看来，一个人需要有自我核心和保持自我核心的勇气。他在保持自我核心的基础上参与到世界中去，直接感受他人和世界，并且有跳出来反省自己的能力。

“成熟个体的标志是，他的生活与他自己选择的目标是融合在一起的……”罗洛·梅写道，“他爱他家庭中的成员，不是因为由于出生的偶然而与他们凑到了一起，而是因为他发现他们是可爱的，并选择了爱他们；而且他努力工作，也不是仅仅为了机械地例行公事，而是因为他有意识地相信他所做之事的价值。”

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就像法国作家阿尔贝特·加缪（Albert Camus）的短篇小说《局外人》（The Stranger）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母亲的去世，每天都去上班并处理生活中的琐事，他有私通事件和性经历，但他自己对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明确的决定或意识。后来，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但甚至在他自己的心里也搞不清楚他开枪是出于意外，还是出于自卫。他经历了谋杀审判，并被判处死刑，而他对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可怕的不真实感——所有事情都已经发生在了他身上：但他觉得自己从未做过什么。

罗洛·梅描述的自我的丧失在今天依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心里咨询室里，訾非不会主动提到“真实的自我”这样的字眼。“活出真实的自我，是个很奢侈的话题，太多的人其实已经关闭这个方面。一些人从小就这样长大，接受人生的规定动作，还有一些人会面临内心的冲突。他们会出现困惑和一些症状：每天我把工作干完了，有了很多钱，放假可以去澳大利亚玩，也许将来还可以到月亮上去旅游，可是为什么总觉得空虚？挣钱、享受生活，为什么不能让人踏实？如果我放弃现在的活法，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会不会后悔？这些不适感，有的人能说出来，有的人甚至说不出。那个时候，我们离讨论真实自我还差得远。我们得和他们一起探索，这种不舒服从哪里来。”

根据心理治疗的临床经验，訾非发现中国文化的背景是易于产生完美主义倾向的。“中国有科举制度传统在，我们在文化上易于接受统一的标准，促使大家相互比价。传统社会标准很明确，如果是上学读书，考取状元那就是完美。学而优则仕，工作之后就有官阶和头衔的比较。社会一致的欲望被符号化，且普遍被接受。在今天，我们比较高考分数的高低，比较收入的多寡，其实逻辑是一致的。”

在这个逻辑里面，我们鼓励竞争动机而非成就动机。“儿童在沙滩上修筑城堡，或者学着骑车、游泳，虽遭遇诸多挫折却能够坚持不懈，这些行为可以完全没有竞争的驱使，是获得某种能力的成就动机使然，”訾非说，“但同时，幼儿也有很强的竞争动机，他们希望比别人跑得快，跳得远，长得高，更漂亮，更被喜欢，被更多的人喜欢。相比而言，成年人反而更普遍地失去了成就动机，我们的竞争意识也没有更成熟，反而停留在简单化的人际比较上。”

在临床上，訾非经常看到一种兼具焦虑性人格、强迫性人格和自恋性人格的“三位一体人格”：“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深入人心的教育理念，这使个体过分看重自己的重要性，由此强化了自恋性人格的形成。儒家教育的另一面，则是灌输式的、无区别的正规教育，个体学习的动机来自获得权威者的认可与赞许，导致一种顺从的心理状态，这强化了强迫性人格倾向的发展。儒家强调个体的社会成就，与之相结合的考试制度更是激化了人的竞争意识，诱发个体内在的焦虑，加重焦虑性人格倾向。在中国文化环境下被称作完美主义者的个体，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种三位一体人格类型。‘极高的目标和标准’和‘不完美焦虑’是这类完美主义者的两个主要特点。”

控制溺爱型养育模式是中国常见的养育模式。訾非常常能从他接触的大学生身上发现这种养育方式留下的痕迹。“父母期望孩子在学习成绩上越出色越好，在生活上对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忽视他们的自理能力的培养。孩子通过获得好成绩而得到更多的关爱，甚至是溺爱；而在另一方面，孩子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情感交流。”

我们在教育里并不鼓励认识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一个人想要什么不重要，情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最正确的方式达成目标。这是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也是成功的捷径。“一个初二的学生，临近中考的关头，突然对某个科学问题或者人文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很多学生就已经开始会有内疚感了：自己怎么花时间做一些没用的事情？哪怕这个兴趣本身，很可能比考上一个重点中学更能够让他一生产生幸福感。”

种种这些，都让“孩子难以发展出真实的自我，难以在真实的世界中与真实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咨询室里面，很多人谈到大学毕业后“远大的理想”。有的人计划，毕业之后第一年就能买一辆价值100万的豪车。“在长程咨询里，你能看到他们从小一步步走过来的过程，他们就好像是那个《楚门的世界》里的主角。”訾非说，“就像印度人把牛视作神，我们的社会把成绩好的孩子视作神。一个孩子，如果家长的要求高，他又有天资，从一年级到高三，一直前几名，一直有掌声，他其实不是生活在一个真实世界里的。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感到，我这么优秀，难道简历递出去会有人不要我？一旦进入现实，他会很不适应。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充满冷漠与敌意的世界，他们无力在新的环境中建立关系。”

梓萱（化名）在美国读大学。因为疫情，她在国内长住了一段时间。闲暇的工夫，她试图去观察身边人的生活状态。在家里的小区门口，一位老大爷搬一张小椅子，架一个乐谱架，每天旁若无人地拉二胡。梓萱想，他应该非常开心吧。看到生活里有这样的人，她觉得有种瞬间被治愈的感觉。

梓萱好像没法做想做的那个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想成为学霸，可是好像离学霸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她希望自己是一个“酷酷的”人，但朋友们都说，梓萱是个老好人，很温柔。梓萱的妈妈说，从小她对女儿管得很严，但女儿是个乖女儿，说话总是能说到她心坎上。可梓萱说，那不是乖，那是恐惧。

小学一、二年级以前，梓萱和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父母一次。老年人对于学习比较佛系，她过了一段自由宽松的时光。妈妈回到身边以后，梓萱的第一感觉是母亲要夺回对女儿的掌控感。一次，一个辅导班老师说梓萱应该像个小姑娘的样子，好好打扮一下。没想到，妈妈拉着她一口气从头到脚买了一身新的，把奶奶搭的旧衣服都换了。梓萱记得自己穿着一身新，有点手足无措。

打扮得漂亮，学习也要漂亮。妈妈对不符合期待的考试成绩，和对旧衣服一样冷酷。“惨烈。”梓萱这样形容。一次期末考试后，她经受了一次“暴打”。那段经历在梓萱脑海中是一片混乱的片段。她只记得妈妈一直在教育她，一直到大吼，她只希望一切赶紧结束，有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什么救兵出现。

有的时候，妈妈的脾气是不可捉摸的。一次，梓萱生日，和同学们在家里玩，正在兴头上，吵到了妈妈。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劈头盖脸地骂了她一通。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梓萱就开始学会捕捉妈妈的情绪，把话说到妈妈的心坎上。哪怕是长大成人的今天，她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听到钥匙插进门的声音，“身上的雷达立刻就启动了，我大部分时候都会主动走出去，看看妈妈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没有安全感，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重新建立和回归到一个很有安全感的状态”。从小，梓萱就听妈妈在别人面前夸她懂事、贴心、小棉袄，可她在心里觉得，如果她不这样做，她就会被嫌弃。哪怕妈妈帮她收起沙发上的一件衣服，她都会有巨大的愧疚感。

大家族对梓萱的未来有很高的期待，梓萱因此不愿意参加亲戚的饭局，她受不了他们谈论这些。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很拼。一个学期规定最少修12个学分，18个学分满额，但她要超额申请修20个学分。她觉得不承担超负荷的压力，就对不起自己。可她又觉得不是在为自己学。她不敢和妈妈通电话，她总担心自己的现状不能让妈妈满意。有一次选修课，她差一点选了婚姻家庭——并不是因为她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而是她猜想学一点这些能更好地应对父母。她用Ipad记笔记，会反反复复纠结字写得是否足够好看，达不到要求的一定要擦掉重写。记笔记这件事，最终变成了以好看为最终目标。梓萱知道这很荒谬，可她控制不了自己。小时候，妈妈对她的书法要求严格，写得不好看的作业会被当场撕掉。交作业的时候，梓萱一定要卡在截止日期前一两分钟，“有的时候是因为就是焦虑然后拖延，有的时候其实已经写好了，可是交上去这件事会让我非常不安，我会一直想着，觉得它不够好，不够完美，还需要修改，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会脑补教授看到这些不完美是不是会非常不满意”。

梓萱知道，妈妈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工作中从不甘心落后他人。长大以后，她慢慢听说了妈妈的故事，理解了这种心态的来源。梓萱的外婆重男轻女。妈妈有两哥哥，一个非常努力，非常用功地读书，然后去了很好的大学，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事业发展得也不错，一直是家里备受推崇的榜样。另外一个哥哥，初中就离家打工。虽然办了一个自己的小厂，但收益一般，是大家眼里的失败案例。

最近两年，妈妈学佛禅修，好像变了。她不再执着什么工作成就。她告诉梓萱，她对梓萱没有什么要求，甚至鼓励她在毕业后安排一个间隔年和自己去做公益。可梓萱不敢。同龄人都按部就班地向前程飞奔，自己有什么底气停下来？她观察妈妈学习佛法，用康奈尔笔记法虔诚地做笔记，妈妈的墙壁上贴满了亮黄色的便利贴：几点到几点干吗，几点到几点又干吗。她想起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就告诉她，必须每天都要制定时间表，严格执行。妈妈真的变了吗？梓萱不知道。她只觉得妈妈勤勉得好像明天就要高考。

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就像艾略特所说的“空洞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体验是：

“有形状却没有形式，

有影子却没有颜色，

瘫痪了的力量，

有姿势却没有动作。”

罗洛·梅说，在心理治疗中，当这些人无法体验自己的真实感受时，他们通常必须学会日复一日地回答诸如我现在感觉如何等问题，以此学会感觉。

訾非觉得，在人的生活中需要一种与当下急功近利的主流精神大为不同的“复归于自然”的精神，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神往、渴望、魔化、渺小化、夸大的思维中抽离出来，不做评价地体验当下的世界。在咨询中，对于那些焦虑不安的来访者，咨询师有时需要引导他们把注意力暂时离开他们的焦虑内容：“你看，现在你坐在咨询室里，天也没有塌下来。”“你看，不管你有多焦虑，那棵龟背竹还是在窗子底下安静地生长。”“现在你看那棵树，它的叶片被风翻动的模样多淡定。”“现在让我们望着这只瓶子，不去思考它的形状、颜色，而只是注视着它。”

两年前，李鑫从汽车公司离职。不久后，他去上了心理学课。课程包含大量互动式的体验，也教大家使用各种心理学的小工具处理自己的情绪。他学会了每天拿出一段时间来，回想回想这天发生了什么，自己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李鑫感到自己心里慢慢地起了变化。从车企辞职以后，李鑫做了保险经纪人。有一回，公司找了几个保险经纪人录视频，包括李鑫。这是李鑫第一次录视频。录了三次，前两次他都卡了壳。第三次录完，他没看成片就离开了。回家的路上，一路开车，一路不开心。“录得不好，我压根儿就不想看。我心说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就那么僵硬，想表现的东西都没有在镜头前表现出来。”后来他干脆把车停下里，坐在车里体验当时的情绪。他突然意识到，其实能被选去录视频，就证明自己已经不错了。他的不开心，完全在于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第一次录视频，你就想要《新闻联播》的水平，那不是扯吗？想到这里，我自己就乐了。”

也许在外人看来，李鑫依然还是追求完美的。入职两年，他的业绩是公司大区新人里的TOP30。他对自己依然有很高的标准。但是，他在标准面前更加从容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焦虑。从前，焦虑本身让李鑫更焦虑——他认为，一个积极的人是不应该有这些负面情绪的。这种想法会让他陷入一种加倍自我否定的陷阱里，彻底失去做事的动力和信心。现在他会想，焦虑不是问题，只要不被它支配，它就是督促你更好的动力。他也会仔细去拆解，自己到底为什么焦虑？他慢慢地发现，每一个不能达成期待的焦虑背后，都可能有不同的诉求，有时候是为了荣誉，有时候是为了钱，有时候是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养活自己，有时候是因为付出没有回报的委屈。当他把种种情绪梳理清楚，看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张皇了。

高中以后，梓萱陆续被诊断出抑郁症、焦虑症和强迫症。她正开始尝试改变。她常常写日志，通过把一天中的事情记录下来，她看到了一些从前没有留意的生活的欢愉，开始扩大自己的世界。过去，她总是看很多收纳视频，认为所有的物品必须待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现在，她慢慢放下了一些执念，她的房间开始有了住人的痕迹。前几天，妈妈说她变怪了，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她告诉妈妈：“恰恰，那才是正常的我。”

在短篇小说《不为人知的杰作》里，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讲述了艺术大师弗朗霍费的故事。他花了10年时间，想画一幅以《美丽的诺瓦塞女人》为题的杰作。来拜访他的青年画家很想看这幅画，但弗朗霍费拒绝展示，认为它还不够完美，他想使这幅画达到完美的至境。老画家有时觉得大功告成了，但很快又发现了新的毛病，他似乎永远无法达到“光荣的最后一步”。最后，青年画家以让自己的女朋友做弗朗霍费的模特为交换条件，终于走进了老艺术家的画室。弗朗霍费满怀骄傲地把青年画家领到他的《美丽的诺瓦塞女人》前面，说它是如何完美，无与伦比。然而青年画家在画布上只看到层层堆积的颜料，根本没有“美丽的诺瓦塞女人”。

弗朗霍费十年的修改，把所有的缺点都消除了，画面中的形象也随之消失了。还好，青年在画布的一角看到一只优美的、栩栩如生的脚。这只脚有如从“难以想象的、徐徐逼近的毁灭”中幸存下来。青年坦白地告诉弗朗霍费：画布上什么也没有。弗朗霍费当天夜里就死了，死前把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

在訾非看来，这是一则完美主义的寓言：追求完美和回避不完美是相互强化的。“如果我们不能哪怕只是在生活的部分时间里安于现状，或者在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安于平凡，生活就一定是不平衡的。认识到残缺比完美更有价值，残缺比完美更美，这是很难得的智慧。” 工作焦虑神话大学课程完美完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