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塑造稳定“自我”

“身边很多人说去上了那个课，魏萌出事儿，我是非常震惊的。每次见面，她都是一个很积极的人，特别灿烂。不过，面对工作肯定是展示好的一面，就像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可能在职场上表现出来。我估计背后，魏萌一定发生了问题。”认识魏萌的人告诉本刊记者。

随着这些年的创业热，投资人群体进入大众视线，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为梦想或者暴富奇迹输送资本，人前风光，但人后，这其实是个工作强度和竞争都很大的职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去上那种课的投资人，相对年轻。投资圈特别像娱乐圈，非常逐利，今年投这个，明年投那个，价值观很不稳定。在这个环境里是很容易迷失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干什么。比如去年消费品投资很火，前几个月消费品投资一下子掉下来，很多投资公司里做消费品的投资经理就被排挤掉了，这个行业就是这么势利。”认识魏萌的人告诉本刊记者。

32岁的风险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魏萌在参加里程LEGACY飞跃力工作坊课程时晕倒，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即便是为了在职场更上一层楼，可以去读商学院，为什么要去上这样的课。王丽（化名）在一家巨头企业做管理工作，她因为不太擅长有耐心地与人交流，被领导推荐去上类似的课程。“那堂课大概有40多人，可能5个是男性，40个是女性这么一个比例。教练让大家自我介绍，因为什么样的困惑来学这个课程。女性的困惑大部分是，如何跟孩子相处，如何跟老公相处，如何跟失败的自己相处。男性很多是来考察这门生意，学课拿证书，以后自己也办班。”王丽说。

里程LEGACY飞跃力这样的工作坊，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从美国传播到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又传到中国大陆。李强（化名）上的是跟魏萌同样体系的课程，他说：“这个课程设计了很多互动和充满仪式感的练习，比如两个学员要面对面，互相倾诉、互相指责，互相表达信任或者不信任；比如大家都闭上眼睛，有一些配乐，做一些表演性的活动等等。我不太能进入。”

李强是娱乐圈资深经纪人，名利场上风里来雨里去，很快拆解了这个门道。他说：“我干这行那么多年，只要仪式感一来，我忍不住就开始想配乐怎么样，灯光怎么样，老师的语调怎么样。比如说，它当中很多训练类似于禅宗里的棒喝，不觉悟的时候用一种超强力，棍子打一下或者大喊一声，让你觉醒开悟。这个课程里，就是两个人对着大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不行，我觉得太吵了。”

李强是陪着太太去上这个课程的，当时太太刚转行。“在新行业里扑腾一年多，有很多受挫的时刻。她比较迷茫，需要一些心理支撑。对我来讲，我们俩能一起做的事情太少了，陪她去完成这件事是很好的。”李强说课程里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第一节课有很多人迟到，老师就让迟到的学员挨个回答，为什么你的承诺这么容易被打破。他抓住生活中一个常见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让人去思考。我觉得还是有点儿东西的。”这个课程不能录音录像，他下课后还把课上受触动的金句记了下来。但是，以李强的阅历，他清楚地知道，人生是不能靠金句支撑的，三个晚上、两个白天的速成培训不可能探索清楚。“课程的销售说，下一个阶段的课程能量比这个阶段大得多，但我评估了一下，整体来讲收获没有那么大。我和太太就没继续上了。”李强说。

李强比太太大十几岁，他觉得30多岁这个阶段确实会有探索自我的需求，他自己也是在差不多的年纪开始认真跟自己对话的。“可能大多数人开始寻找自我，都是因为出现了巨大的困惑和压力。你会不知不觉走到那个点，你会问，这是周遭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是怎么回事？”李强说。三十几岁的年纪，在职场上有了一些成绩和阅历，同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面临很多的选择，可能就会迷茫。“我的人生一直很顺利，有超长青春期，没想过什么规划，买张唱片就能很开心。但那个阶段突然感觉人生被捆绑了，好像无法施展，对生活状态也产生了疑问。当时茫然和压力大到让我喘不上气来。”李强说。

李强自己找不到答案，就去找生活态度坚定的人聊一聊。“我有个中学师兄是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去他家里找他，希望能够解开心中的疑问。几年没见，他成了佛教徒，听完我的问题，他给我讲了一些基础道理，甚至都不算佛教的。然后，他介绍我看一些书，也是普世道理那种。”李强说，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自己。“贪、嗔、痴、慢、疑，可能是东西方都要面对的难题，因为西方类似的有七宗罪，人的很多内心冲突可能就是这些东西造成的。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像照镜子一样，我知道了身上有哪些问题，修正了一些想法，希望改变。这时候特别难。”

李强花了10年时间，算是跟自己阶段性和解。“我觉得再往前走就是宗教了，跟我的世界观不太一致。我需要的不是解脱法，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自己的本性，本性驱使我去做事情，找到了方向感。”李强在楼顶上布置出一个花园，北京风沙大，花园需要消耗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里像他心灵的秘密空间，焦虑、疲惫难以为继时，给他安稳感。亭子里面摆着茶几，放着他的各种“玩具”，他就在这里喝茶，跟自己对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看，自我迷茫很常见，探索自我和改变自我需要漫长的时间。每个走过“心路”的人都有各自的方法。

冯驌是家居家装消费决策平台“好好住”的创始人，他开始创业时正逢创业潮，咖啡馆里全是谈融资的人，每个人都在兴奋地描绘宏伟的商业版图。潮起潮落，创业九死一生，并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逐渐安静下来，冯驌却带领“好好住”走过了6年时间，成为这个领域最头部的平台。有这样的成绩，他背地里绕过了很多的暗礁，甚至走过弯路。冯驌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我必须看清所有的现实，来找我的合作方、投资人的诉求是什么，我做的这家公司问题在哪里，我自己到底是谁，擅长什么，能力缺陷又是什么？要想看清楚这些，我要去探索自己想要什么，外界想要什么，现在需要什么？在几者之间权衡，找方向和调整节奏，心理活动非常复杂。但是，我看清了这些，就是成长。”

有人会觉得开公司做决策是一个商业问题，其实电光石火之间是要清楚自我。拿投资的创业者，有人是因为看到了一个生意机会，有人是因为喜欢做一件事，两种起点都会在日后遇到挑战。冯驌说：“创业走到一定程度，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选择。起点如果是生意，困难不能消解就会产生自我怀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接下来动作可能就会扭曲，就只会为了公司估值高、为了公司上市去做不合时宜的事情。起点如果是兴趣则一定会走到选择的路口，要把生意加到自己的兴趣里。我见过很多人没办法完成过渡。天使轮、A轮，大家都讲梦想，拱到B轮，投资人要求你开始挣钱了，这时候很多创业者就崩溃了，他们会认为商业影响自己的兴趣。”

冯驌是兼顾兴趣和生意的创业者，在创立“好好住”之前，他已经是家居生活方式领域的KOL，创业之后，他也想清楚了兴趣之外，这份事业的价值所在。他本来就是同龄人里经历丰富、有主见的人，还时常把自我探索的感悟与人分享。自我探索和主见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他说：“我爸妈都是特立独行的人。我爸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可以放弃世俗看来很重要的东西。比如，我爸做书，我姑姑为他鸣不平，因为他拿小头，书商拿大头赚了很多钱。我爸觉得只要这本书是他想做的，拿多少都无所谓，书商挣钱多是书商的事。我妈的特点是理智，能够自己跟自己妥协。有些人总给自己找借口，认为自己不走运，其实应该承认是自己没做好。我妈就是能承认自己没做好的人，所以她遇到问题心态不会歪。”

冯驌被两个特立独行的人教育，要弱化外部环境的影响。父母也给了他很大的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跟主流认同感不一致。“我读小学的时候，早上不想上学，我爸跟我有了约定，每个月可以有一两次，他帮我请假，然后我想干吗就干吗。”冯驌说。读到大二，他就跑去上海工作了。“我当时特别喜欢《城市画报》，给报社发了无数邮件，还打电话，终于拿到实习机会。班主任知道管不了我，有时候让同学联系我，让我回学校一趟，有个检查需要配合一下。我挂过很多科，可能对很多学生来讲就会慌张，我却觉得在社会上被认可带来的安全感，比在学校里被认可的安全感要大。”冯驌说。

冯驌后来一边工作一边补考才拿到了毕业证。“我姑姑知道这件事后，想着能不能帮我找老师说一说。我妈的态度是，行，反正你要是没拿到毕业证，以后找不着工作或者去不了你想去的公司，自己承担后果。她就不再管了。”这也是母子俩一直以来的相处模式，冯驌的妈妈给他足够的自由，只要身体健康，学习怎么样、做什么工作、有没有钱一概不焦虑。“我妈给我自由的另一面，就是一切责任我自己承担。这个过程我也痛苦过，我遇到困难时去跟我妈说，她理性客观地分析，分析到最后，结论是我活该。我已经这么痛苦了，你都不安慰我。我是不是你亲儿子啊？后来，我豁然开朗了，我妈的分析都是事实，是我必须对自己做的正确认知。”冯驌说。

即便现在，冯驌依旧把家人作为倾诉对象。“我妈是做记者的，她虽然不会做生意，但她做了两件非常关键的事。第一个是问问题。一个人想不通的时候，非常需要有人在旁边提问。我妈很客观，她能问出非常好的问题帮助我去探索内心，把一件事想清楚。第二个是记者见过的事情太多了，她会给我讲她从前遇到的采访对象的事情，能给我启发。倾诉对象其实是要有选择的，如果找一个情绪垃圾桶，可能反而会有副作用。”

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探索中，冯驌发生了转变。他说：“我从完全追求自我变成追求全局，开始站在投资人、行业和社会的角度去想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现在要的东西变得要么很微观，就是把具体的事情做好，要么非常宏观，希望能推动一些改变，比如让普通人请得起专业设计师，让好的设计师可以成立个人工作室等等。假设很多年后，回顾中国家居行业的发展，不知道我是谁没关系，但我们做的事情是发挥过作用的。我这么想问题之后，公司的方向和取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冯驌的心态稳定性也变高了。“我妈一直跟我讲，要我活得平静一些。我这三年时间，理解了这件事情。我没有自我怀疑了，遇到困难，我知道这是我不够好或者不擅长的，那么这些困难就该遇到。事情做得好，我也不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就应该把这件事做好。”知道自己要什么

冯驌当了6年的老板，对“自我”的认知也多了一个维度——旁观员工。他说：“公司现在招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看候选人，特别是骨干型候选人时，我们要看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的稳定性就很差，工作上遇到不顺或者困难，马上就情绪崩溃撂挑子，马上就把所有问题推到公司、同事身上。”

职场上的不顺利，表面上是业务能力的问题，根源在于“自我”。“能力有问题就需要成长，这时候老板要面对两种员工：第一种，他认定自己有问题，但是不想成长；第二种更可怕，他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外在，只想逃避。业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提高，但一个人能在职场上走多远，核心是人的问题。”冯驌说。

冯驌也关注离职同事的动向，自我认定清晰的和不清晰的发展迥异。他说：“有几个前同事是人才，我们觉得很可惜。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有几个人创业了，还成了我的客户。”在冯驌看来，很多人在用错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说：“他们的人生坐标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或者是依附在主流价值观上的。人需要向内去探索。”

“知道自己要什么”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有答案的。于峰（化名）很喜欢谈这些形而上的话题，他发现如果是从来没有仔细想过的人，聊起来特别累。“他们绝大多数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答案，环球旅行啊、财富自由啊，你跟他解释这些奇怪的东西可能是欲望，然后再问他们到底什么东西对你的幸福感最重要，他可能还是告诉你，环球旅行、财富自由这些。其实如果他们真的把自己想清楚，会明白人生幸福大概率追求的不是钱。”于峰说。

于峰是朋友们认为心态稳定、分析问题理智的那种人。他高中时拿过奥赛的名次，本来是考清华的选手，因为考试失利去了哈工大，学的是现在所谓的“天坑专业”。于峰说：“我在学校实验室里做的是芯片加工设备那类东西，2007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没有单位能接收我这样的毕业生，本质上它还是与普通机械专业毕业生类似的工作。”那时候，互联网公司已经兴起，以于峰的聪明，转行不算困难。“我妈总给我举例子说，她朋友的小孩连大学都没上，上了几个月培训班，来北京工作收入都比我高。”于峰说。

于峰还是选择了跟机械电子相关的行业。“一路走下来虽然有点坎坷，但多少是按照自己想要的路径去发展的。”于峰当初面临的问题，其实是现在大学生里最流行的话题之一，“哪个专业赚钱多”，在他们看来，除了金融、互联网公司和公务员，其他都是“坑”。于峰却没有这种焦虑，更没有躺平。“走入社会马上就发现不同行业收入差异巨大，但我知道互联网公司做的那些不是我的兴趣点，我对如何把东西做出来更感兴趣。我想清楚了自己的人生要什么和干什么之后，就没有困扰了。”

想清楚其实花了很长时间，不仅关于自己的兴趣，也关于自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的幸福感跟什么相关。于峰念本科的时候就开始问自己相关的问题。“当时同学间有个小讨论，你愿意做一个学识渊博但不太会跟人交流也没什么朋友的人，还是一个有很多朋友但学识不渊博的人？哈工大是名校，周围同学都是渴求知识的人才。结果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有很多朋友。我经常回味这个问题，我想大多数人会觉得情感联结更重要。”于峰说。

研究生毕业后，于峰的感情不顺利，又来到北京工作，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时期。他说：“那时候每天都在找活下去的意义，当时也想不清楚意义是什么，但又觉得这个世界本身很美好，还有非常多的事情没有经历过，得要狠狠地去体会一下。北京的活动多，我变得很活跃。”

在书友会上，书友们讨论起“如果衣食无忧，你愿意去做什么？”，于峰说：“这个事情我后来思考了很长时间，仔细追寻了一下内心，拐了很大的弯。我的想法是，我就全投入到做机器人、做航天工程这样的事业里去。突然间，我就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那是2010年的事情，从那之后，我就不动摇了。”十几年来，社会上财富爆发的故事此起彼伏，于峰对这些很淡定。他说：“本质上，这还是那个问题，如果你衣食无忧了，你愿意去做什么？对我来讲，还是每天上班做自己想做的事。一个人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调整好，遇到外在的变化才能正确应对。”

王丽站在那个课堂上，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她上的课程并不像魏萌上的那样去设计一些引发负面情绪的互动，可里面依然有触动情绪的部分。“课上不会让学员把痛苦讲出来，但是会让你在脑海里按照公式把痛苦分析出来，再进行两人对话。搭档要引导对方说出他自己想说的话，真的就是看到参加课程的妈妈们一边哭一边说。”王丽说。

王丽沉浸不了课程。她今年40岁，没结婚，也没孩子，做到这家巨头公司的管理岗位，收入令人羡慕。如果课堂上这种丈夫和孩子的问题代表了现在很多女性的烦恼，她是没有这些体验的。“这个时候我只能带入工作。比如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一名棘手的员工。我配合老师去带入一些问题，尝试公式，但确实收获不大。我觉得在这个课程里，第一我收获了多元的人生，看到那么多人的状态，第二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我发现女人的痛苦很多来自家庭。”王丽说。

王丽大概四五年前想清楚了不生小孩。“我就问自己，如果不要小孩，结婚是不是有必要？”她因为没有进入婚姻，感受不到职场对已婚女性的压力。“我有个同事，特别拼，刚生完孩子一个月就回来工作了。公司其实没有要求她回来，但她的确在非常关键的阶段，可能她自己也不想错过。孩子再大一点儿的女同事，在我们公司如果能有一定的职位，都算半个女强人了。女强人的结果就是肯定有其他人在付出，要么是老人，要么是老公。”

王丽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收获成就感和升职加薪。“我能保持单身状态，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底气是我脱离了被炒鱿鱼的情况，没有35岁焦虑，我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她也不认为有家庭、有孩子，再有事业才是完整的人生。“人生不应该只有一种套路。我觉得工作和生活都是修炼的过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克服它们，再继续往前走。这个修炼，我在职场上足够丰富了，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去做一件事，可能会很累，就为了跟大家一样？”王丽说。

如果跟大家生活得不一样，就要承受其他人好奇的眼光。王丽说：“工作场合，我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不太会讲私事。特别熟悉的朋友很了解我，不会有疑问。我也不是不近人情，朋友们遇到家庭或孩子问题，我都积极参与讨论。别人的看法对我来讲不重要。”

王丽从小就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她可能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非常清楚什么事情是不要的。“从小我的原则性就很强，可能跟家庭有关系。我是独生女，父母很开明，只管底线其他的不管。所以，一路以来，我考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第一次发现人与人的这种区别，是我有个同学不知道自己要考什么。她学习那么好，却比我迷茫多了。这还不是个案，很多人是上学我就好好上学，下一步干什么就没有概念了。”王丽说。

王丽当时读的是自己朦朦胧胧喜欢的专业。“我那个专业当时只有四个学校有，选择不多的，而且这四所学校分数线都不低。我没有瞻前顾后的纠结，当时我问过我爸，考砸了怎么办？他说没上一本就找个二本上呗。他们没有给我压力，我就很放松了。我这个人从小就缺根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外界什么情况不太会去顾及。”王丽说。

有意识地探索自我是在工作以后。上班的第三个月，王丽经历了第一个重要转折。她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阳朔，早上10点多起来之后进了唯一开门的咖啡馆。我在咖啡馆里看了一本书《牧羊人的奇幻之旅》，整本书读下来，我受到的启发是，如果有梦想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它的阻碍，否则就代表你其实并不真的想要。这件事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后来总要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不是我在做的东西。这本书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我觉得现在拥有的东西都不重要，我的下一个想要拥有的东西更重要，所以，我不怕失去。我后来的经历里，没有被沉没成本绑架的纠结。”

第二次重要的影响也来自读书的感悟。当时王丽正在心情的低谷期，非常痛苦，她看到《圣经》里的一段话后走了出来。“我不信仰宗教，但发现当人比较迷茫的时候，它总有一些金句能够点醒你。触动我的那句话大意是，如果你现在已经痛苦到最低点了，觉得再也爬不上去的时候，能不能换个角度想，你已经到了谷底，是不是代表明天会比今天好一点？我一下子心里就舒服了，明天一定会比现在好。”这两件事在王丽看来是相关的，她意识到无论是人生还是职场问题，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比依靠外界或者其他人更重要。

来到现在这家公司，王丽的事业发展得很好，老板也看重她，但她却长成了一个不太懂人情世故的骨干。“我小时候就带着这种性格，觉得我把工作做好了，怎么还有其他要求，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很幼稚的。”王丽的第三次感悟是通过网络小说想通的，那本书讲的是一位现代女性穿越到古代在后宅里生存的故事。“我明白了，直到自己有了足够的影响力的时候，再用自己的规则去影响他们。”

王丽觉得这在现实中是适用的：“这件事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我虽然还是坚持自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但我不再抗拒去做一些妥协。我会注意一些从前觉得没什么意思，不值得去关注的事情。”

跟王丽一样，张艳（化名）也是大公司里的职场女性，她负责的项目深受市场关注。张艳没有这个位置的管理者身上常见的紧张感，她不慌不忙，更不“打鸡血”。“我有一个特点是不随波逐流，可能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的事情，我并不一定也跟着去争取。在一些大的选择上，我属于那种不焦虑的人，因为我清楚幸福或者安稳的方向是什么。”

张艳讲话温柔又从容，却能坚定地做出让人震惊的事儿。她是卖了北京的房子、车和车牌，裸辞工作，又把全家人的户口从北京迁到杭州定居的。当初去北京是为了爱情，老公在北京考上了公务员，张艳也顺利地找到了专业对口、解决北京户口且收入不低的工作。北京当时的房价不高，车牌也不用摇号，夫妻俩很快就过上了称心的生活。“我们的房贷很轻松，老公工作比较好，我也站在时代的前沿，家庭状态是安稳的。但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大城市安家有很强的获得感，这对我却没有吸引力。北京太大，我太渺小了。我和老公都是浙江人，未来父母不希望孩子离得很远。”

张艳现在的生活不错，可她主动舍弃的那些北京资源日益稀缺，损失也不小。她不后悔。类似的选择还有教育上的，考验一个中年人是否有坚定的自我，教育确实是一块试金石。“我试图去理解教育上的焦虑，因为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儿，所以我怀疑自己错过了一些信息，以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蒙眼狂奔。”张艳说。

分析的结果是，张艳觉得对教育心态的差异是生活的态度差异，背后是价值观。“回到内心坚定这一点，我不渴望外人眼中那种成功的目标。所以，我希望孩子在杭州有一个普通的工作，生活幸福就可以了。目前我的家庭状况不需要通过孩子的高考去改变命运。终极目标想清楚后，现在很多引发焦虑的事情都是些非常短期的东西。”

终极目标虽然很清晰，可教育涉及每天的具体决策，焦虑又带有传染性，对此张艳不断回溯自己的成长，分析自己的学习之路，定力很强。很多家长一想到学习好，就要报补课班，仿佛补课班的数量、补课时长跟成绩成正比。“双减”之后，这部分家长更加焦虑，孩子更累。张艳说：“周末不能补课了，家长就挪到平时。放学到家5点多，补课班6点上课，孩子们就匆匆在路上吃个汉堡或者什么的。补课班回来还要写学校留的作业，11点前都睡不了觉。我的孩子没有补课，数学附加题都是超纲的，没学奥数就做不出来。我觉得孩子好好吃饭和睡觉，比上培训班重要。”

张艳学习很好，上的重点高中名列前茅，大学和研究生读的也是一流大学，对学习很有经验。她说：“学习要以学校为主，掌握好的学习方法，踏踏实实把学校里教的东西消化好，打好基础更重要。学习之外，得有时间去思考自己要做什么，或者去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哪怕是看电视。家长不能把所有时间都规划得满满的，不给孩子留弹性。我是独生子女，没有伙伴，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暑假吃着冰棍看电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回忆童年，就是在刷题。”

家长们最流行的那种超前学的内卷，她不为所动，甚至反感。她说：“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是好奇心和兴趣。如果假期把新课程都学了一遍，开学上课就没有好奇心了，那么可能就没有动力认真听老师讲课了。补课班囫囵吞枣把科目赶着讲一遍，上课时又没有好好听讲，劳民伤财，基础却没有打牢固。学生在学校里以正常节奏学习就可以了。”

抵抗住家长之间的焦虑传染，不追求孩子未来成为人上人，并不代表张艳对孩子是放弃或者躺平的态度。她有自己的教育方法，孩子的成绩虽然不是最拔尖的但都不错，特别是语文经常考第一。张艳说：“所有学科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语文，因为终其一生，它对个人素养等方面影响最大。这个想法跟我的人生经历有点关系，其实我的数理化分数很高，但我学的是文科。家里人不理解，我却一点儿不后悔。走向社会，面对人与人的交往，会发现一个人最基础的能力就是沟通和表达，如何说话、演讲、写文章。”她的孩子语文成绩好，也不是补课的功劳。张艳说：“我喜欢读书，孩子也读书，事实证明我孩子的语文特别好。中国孩子最不缺的就是应试技巧，有奔波去补课班的时间，不如在家读几本好的读物。”

王丽和张艳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风浪，是在顺风顺水中逐渐想清楚了自己要什么，而另一种自我成长则来自把挫折转化成进步。李梅（化名）前几年从一家国企的副总职位上辞职，开了一家小公司。领导对她的决定有点儿吃惊，因为她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完全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告别职场。李梅的去意很简单，她来这家公司，就是为了学习业务流程，现在到了去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了。李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言谈举止专业又干练。她最近在读一本叫做《坚毅力》的书，作者是逆商理论的提出者，她觉得书中桩桩件件都符合自己的经历。她说：“回首职场生涯，我想做的事情都能成，但是过程绝对是难的，中间真的坎坷挺多，磕磕绊绊。”

李梅大学刚毕业时不是现在的风格，她是恋爱脑，舍弃了很好的前途。“男朋友是北京人，婆婆帮我找了一个部委的下属公司，可具体工作就是站柜台。”李梅读的大学和专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分数不比北京大学低，天之骄子做了这样一份工作，人生遇到第一次挫折。李梅也曾迷茫和痛苦，后来还是爱情占了上风，过起了小女人的生活。“先生在央企，结婚就分房，没有生活压力。我整天就想着下班回家给他做好吃的。他外派三个月，我都能因为不敢一个人住，辞职回老家等他。”李梅说。

丈夫出轨了，李梅当时25岁，孩子还小。李梅选择原谅了丈夫，但这件事成了一道坎儿，多年之后回想自己的人生，很多故事还是以此为起点。这件事也打醒了她，她开始花心思在事业上。她的逆商很高，凡事遇到不顺时就从中吸取教训。“有些道理你去问别人，得到的只是安慰。要想走出来，只能靠自己不停地反思。自我反思做得多了，逆商也能提高，遇到事情心态就不崩溃。”李梅说。

李梅外语好，又有专业背景，从一家外企跳到另一家外企，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最终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领域。上世纪90年代，很多外国公司来北京设立代表处，这给了李梅机会。“对人生来讲，选择特别重要，机会来了看你能不能抓住。从一家大外企跳槽去一家代表处时，我老公很反对，他觉得太折腾，但我看中代表处能锻炼人。后来证明我是对的，那家代表处像一所‘黄埔军校’，好几个同事都创立了很出名的企业。”李梅说。

正当李梅的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她又面临选择。丈夫派驻海外长期工作，她如果随行又要回到家庭主妇的状态，因为家属的身份无法在当地工作。如果夫妻分居，可能影响感情，丈夫曾经出轨的经历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李梅选择了留在北京继续工作。她当时去了一家新公司，这家公司在国内的销售收入只有5万美元。“机会特别好，等于从零开始做，而且是全权负责。这能给我很大的成长。我跟另一个女孩一起，到2005年业绩做到亚洲第一。”李梅说。

跟刚结婚时相比，李梅仿佛换了个人，但她觉得这才是找回了真正的“自我”。她从小就要强，比第一名考试成绩低0.5分都能哭一场。“我表面上看特别柔弱，但骨子里认定的东西，是改不了的。”李梅一个人又拼事业又带孩子很困难，父母劝她出国团聚，都没让她动摇。“我曾依附在别人身上，那时候没有安全感。安全感就得靠我自己掌控的东西实现。”李梅说。

职场上只靠放狠话没有用，李梅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因为工作关系，她每年要看大量的书，一边阅读，一边带入自己的人生和工作。“人如果迷茫，可能是缺乏认知层面的东西。我对儿子的教育也是案例教学，他犯了错误我不讲大道理，我在吃饭前给他讲我看了什么故事、什么杂志，他听了这些之后，也能听进去道理了。”李梅说。

李梅也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她刚到国企任职时，其实相当于跳到客户的公司，大家不理解她为什么不继续在外企舒服地待着。“我从前的工作就是把国外授权的东西卖给国内就可以了，所以，我虽然在行业里很多年，但国内的流程是不懂的。我到国企是想学习这条产业链，大家觉得我好奇怪，居然还要来学东西。直到现在，我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还是愿意去了解和学习，我就是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让我总结我这辈子怎么过来的，好奇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李梅说。

李梅的自我很坚韧，把挫折当作激励。她说：“我从外企刚到国营公司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不会适应，待不了一年就得走。我不服输，一定要干出成绩给所有人看。但我也不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我在做所有选择之前，一定先想好最坏的结果我能不能承受。我能承受，就继续往前走；但如果我确实尽力了，还没有达成所愿，我就不会再坚持了。”

丈夫第二次出轨，给她的人生又带来一次挫折，她果断离婚。李梅的丈夫事业非常好，原谅丈夫，为了孩子维持家庭，李梅和孩子都能获得很好的经济支撑，但她不想那样生活，也不后悔离婚。“这么多年的经历，我非常清楚人一生必须自己成长，不管挣多挣少，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才踏实。不愉快的经历其实也是财富，如果我的婚姻顺顺当当，也许现在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如果不离婚，整天吵着过到现在，过的也只是经济上不错的生活。但是，我选择了现在这条路，就要接受。”李梅说。

李梅开始彻底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她曾经变卖北京的房产移民海外，可真的过上闲适的日子又觉得一眼望到头的日子没意思，只待了两年就带着孩子杀回北京，继续在职场驰骋。李梅说：“孩子的幼儿园换了三次、小学换了三次，高中之后才稳定下来。他17岁时去了美国，在美国待了8年。我的遗憾是他跟着我奔波，身边没有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自由也意味着要自己承担风险，李梅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她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所有决定都要我自己来做。它的好处是，所有事情我觉得能干成，一拍脑袋就去张罗。从我个人角度，我的人生没有太大的遗憾。” 自我于峰张艳工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