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农牧交错带

8月下旬，一轮全国范围的疫情即将平息，我出发了。这次我想去看看西北地区更偏北的地方，确切地说是农牧交错地带的干湿状况。

我从北京出发，向北翻越了居庸关长城进入延庆盆地，再沿着桑干河谷一路向西北，这也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的上游流域。因为出山之后落差很大，河道比北京城高，永定河历史上多次泛滥，取名“永定”，表达了人们希望能有效治理它的愿望。当年的北京和天津的低洼区域，一到汛期就是一片泽国。

在延庆盆地，一座大型水库横在北京和河北之间，这就是为根治永定河水患而修建的官厅水库。官厅水库在新中国的水利史上地位特殊，它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曾几度作为北京的水源地而存在，又因为水污染而不得不放弃。这里的设计库容达到41.6亿立方米，可惜水库建成，上游来水却越来越少，从1959年到2012年，官厅水库入库水量减少近99%，十几年前水库里竟只有1.1亿立方米的水。过去经常泛滥的永定河也断流了20余年之久，去年水库向河流生态补水，永定河才恢复了河道景观。

今年夏天北京的几场豪雨，官厅水库来水骤增，钓鱼的人感叹只一两个月间，水位涨了半米高，湖水甚至漫上了水库边的水泥小路。站在水库岸边，这里水势浩大，望不到边，一座座风力发电机矗立着，提醒着游客这里是冬日里西北朔风南下的必经之地。

实际上，水库所在的河北怀来还有沙城之称，这里的“沙”，来源并非风沙，而是明代时这里建立了多座抵御游牧民族的城堡，城堡用三合土筑就，俗称为“沙堡子”。但这里也是著名葡萄酒产地，土质是河流冲积层而积成的沙壤土质和浅山岳陵区黄土土质，适宜葡萄生长，大风之下漫天黄沙的景观还是可以想见的。也因为此，这里是北京面向大西北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曾经，为了给官厅水库补水，人们甚至从黄河调水，以山西万家寨水库的水源补给桑干河，对于极度缺水的北方，那是一种极度无奈的选择。黄河水本来就少，还要提升将近400米黄河水才能够调到桑干河流域。

幸好这一费力的调水不必经常实施，北方这些年雨水多起来。北京的第一水源地密云水库，今年见证了北方湿润化的奇迹。

今年汛期，也就是6、7、8共3个月时间，北京市降水量达到了627.4毫米，分别较常年同期（373毫米）和近10年同期（395.4毫米）偏多七成和六成，为近20年最多。从常年和近10年的汛期降水量，我们也不难看出近10年降水明显增多，今年又是一个最为极端的年份。北方气候这十几年内的变化，或不仅局限于西北地区，北京近10年间降雨量就显著增加了。

上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本世纪初，情况却非如此。那时刚经过了1998年的一场大洪水，出于对溃坝的恐惧，密云水库开闸泄洪，可是此后再难蓄满。当时北京极度缺水，唯一能调用的密云水库也只剩下6亿立方米的水，这其中还有3.5亿立方米的是保底的库容，不能调用。北京的水资源岌岌可危，后来的疏解大城市人口的策略，一个原因也是人均水资源的匮乏。

正因为水资源上的危机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快马加鞭地建设。通水后不仅解决市民用水，还向密云水库补充水源，以增加储备。有了南水，北京的水源缓慢恢复，地下水位抬升了，这座设计库容44亿立方米的水库也终于恢复到了一半的库容。曾经，密云水库每增加一亿立方的水，对这个极度缺水的城市都是大消息，可今年仅一个夏天，几次大雨的洗礼，密云水库蓄水量已经达到了34亿立方米，是历史上最高水位。

北京的雨水增多了，河北似乎也是如此。和北京相似，河北境内公路两边也都是树木，除了成行成列的大杨树，还有低矮的灌木和不那么高的树木，有一人高的杏树，有松树，高低错落生长在道路的两边，伸向大山深处。河谷两边的高山则是红褐色，裸露出基岩和碎石。这里的山峰是如此陡峭，树木难以扎根生长；河谷地因为有水流的滋润，又聚拢了云气，水分就充足得多。

如果想接近植被看漫山遍野的树林，其实大可不必一定去山西的右玉县去温习右玉精神，一种被高度提炼的植树“执念”。从北京一路向西，道路两边都是郁郁葱葱的，30年前我们去赤城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走到哪儿都是黄沙黄土铺地。后来又过了10年，北京的郊区绿起来了，但是河北还差很多。可是现在，整个去山西的路上都是绿色陪伴。

在桑干河冲出的谷地上，两边是巍峨的高山，中间的谷地宽广平阔，不过除了钻天杨笔直高耸以外，其他的树木都是很低矮的。这让我想起了30年前我去大同实习时，当地人形象地将这些树木称之为“老头树”，以形容树木长得七扭八歪，干干瘦瘦。这不难理解，汽车过河北阳原后，我看到道路两边的冲沟变得非常深而陡峭，黄土高原的土壤特征就显露出来了，而黄土的特性是保水性差，这里又是高原，水流侵蚀作用严重，土壤本身是极度缺乏营养的。

一路上我都是为晚上的住处忧心忡忡，前两天给右玉县的两家宾馆打电话，被告知入住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右玉县处于山西省西北角位置，我又给对面的内蒙古的旅馆打电话，被告知需要提供72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每隔两三天就要测一次，每次都要等上半天出结果，这使得旅程充满不确定性。

实际上我是一直在等待，等到北京市仅存的两个中风险地区过了14天没发现病例，北京被宣布为低风险地区的时候才出发。我还把汽车改造了一下，车顶安装了太阳能充电板，后排座椅放倒改造成“床车”。做好了野外露营的心理建设，我才出发的。

出了北京，手机里的导航就频频告诉我，前方有防疫检查站，可并没有。在河北下花园的高速休息区，我问了问那里的旅馆，被告知入住需要核酸证明。当然，这不是最坏的结果，但我还是想向路上的旅人们打听打听，他们是怎么住的，毕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需求。我把车停在了阳原县的高速休息区，逢人便打听他们是在哪里住的，需不需要核酸阴性证明。这时候就突然下起了雨。

大滴大滴的雨点砸下来，远方还能看到太阳光在云彩下闪亮着，突然就下起了雨。雨里夹着冰雹，打在车顶和车玻璃上噼啪作响，声音也越来越大，如同紧密的鼓点，敲打着停车场里的一切。司机们不约而同，突然就都发动起汽车，我还以为要赶紧开走，没想到都开到了附近的加油站的棚子底下，冰雹打在棚子上的声音更响了。好在有棚子遮挡，水汽被大风裹挟着横冲直撞，身体冷得瑟瑟发抖，可冰雹被挡在了外面。这时候有余暇欣赏冰雹了，拿在手上有分币大小，多是扁平的，而非圆球形状。

冰雹持续了七八分钟，来得快去得也快。离开了加油站，路面上蒸腾着水汽，在不远处，居然连地面都没湿。再向前开，看到的是一束束霞光从云彩的边缘照下来，万道霞彩。这是农历七月，难以想象高原的气候如此变化莫测，一片云彩一片雨，隔着几步路就是完全不同的天气。

夏天下冰雹的消息并不少见，可对居住在大平原的我来说，几乎没怎么遇到过，也没担心过汽车玻璃被砸的事儿。这次看大家齐刷刷地躲到加油站，才明白山区生活与平原真是大有不同。通常，当上升到高空的云层遇到冷空气的时候，水蒸气就会迅速地凝结成雪花和冰晶，空气剧烈扰动，雪花和冰晶碰撞粘连迅速长大，如果云层足够厚，达到数千米的厚度，这些冰块才会在下降的过程中长得足够大。

北京以北的山地和高原，历来被当作消夏纳凉避暑胜地，冬天却是长风呼啸，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劲吹，其气候气象特点是有着地理原因的。这里是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接合部，地势在很短的距离内陡然上升了上千米，水流于是切割出大大小小的河流沟谷，也形成了的连绵的山地。人类正是利用这些沟谷冲积出来的相对平缓的土地建设道路，实现了高原与平原之间的交通。

六天之后，当我再次沿着这条道路返回，眼前如打开的一幅风景画——高速路笔直向前，远处的山谷尽收眼底。此时的云层层层重叠着在山谷中排列着，呈现出戏剧性的效果。还是河北阳原的加油站，加油员告诉我网线被大风刮断了。前一天这里刮起来十级大风，她给我比画着，小脸盆粗的树木都被刮断了，大风暴雨烧毁了变压器，阳原县城供电断了一整天。“这样的天气经常发生吗？”我问。“这两年，每到收庄稼的时候都有冰雹，专门祸害收成。”她告诉我。

我往西北行进了300多公里来到古城大同。大同盆地在地貌上对农耕民族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存在，它西面、北面和南面三面环山，唯有东向与阳原盆地连接，如同一个大滑梯，一马平川就滑到北京的边缘八达岭脚下，这极大地方便了游牧民族南下劫掠。当明朝定都北京，大同的作用就更为突出了，这里成为抵御游牧民族侵扰的第一道防线。过去坐火车路过，我总惊异于铁路沿线的一座座严整高大的城堡，原来这就是明代为了巩固边疆建立的边防七十二城堡。这些城堡保卫着京师，也见证了诸如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俘获的重大历史时刻。这一路上我在塞内塞外穿越着，昔日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攻防前沿，早被历史的进步磨蚀得不那么棱角鲜明了。黄土高原植被能恢复吗？

看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的森林，感知右玉精神背后，我更想知道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植被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

我从大同到右玉走的是国道。从大同先要向云岗方向走，这儿山沟里树木密集，山坡上也长满低矮的灌木，郊区的绿化是不错的。但再向前行，周边的工厂多了起来，山上也变得光秃，沟谷平地里种上了庄稼，到了左云县境内采煤炼焦炭的设施才彻底消失，恢复了农业县的面貌。右玉面貌更是大有不同，尤其是从右玉县城向着内蒙古进发的方向，那里更是绿坡相连绿玉滚滚的世界。山坡上油松、马尾松和樟子松连成了片，低洼处杨树、榆树和柳排成了行，林间草地错落，小灌木散落在路边，一片生机盎然。按理说，这里还算不上原始森林，但次生林已经发展得种群丰富，是一种颇为高级的生态环境了。

右玉县地处晋蒙交界，距毛乌素沙漠的主要风口不到100公里。2018年，一部电视剧《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将右玉县种树治沙的事情传播开来。1949年6月，雁北地委向刚解放不久的右玉派来了第一任县委书记。那时候的右玉，形象的比喻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沙堵门。风起黄沙扬，雨落洪成灾。”

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走访调研，发现一处残留着树木的地方庄稼长势正旺，于是提出了种树治沙的目标，他提出的口号是：“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想要家家富，每人十棵树。”此后的历任领导都把环境治理作为头等大事，一种就种了70年。

黄沙中种树并不容易，狂风之下沙丘流动，刚种下的树木很快就被沙子掩埋了，人们围根、填土、浇水，一次次地从风沙中抢栽，保证树木成活。最初，这里能够成活的只有耐风耐沙耐旱的小老树，也就是长势矮小的小叶杨。但杨树的成活固定了土壤，杨树枯枝烂叶转化的腐殖质改善了土壤的结构和营养成分，那些更“娇贵”的树木也能种植了。现在右玉的森林里杨、柳、榆、槐等温带乔木样样俱全，针叶林更有油松、马尾松、樟子松、云杉和圆柏等多种，右玉森林里的树木已经不下几十种。

新中国成立之初，右玉县近300万亩的土地仅有残林8000亩，绿化率不到0.3%，土地沙化面积达76%，水土流失面积达73%。如今右玉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4%，全境内再也见不到裸露的黄土。

李希霍芬是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868年至1872年间，曾在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活动，是近代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之人，是他最先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认为黄土高原原始天然植被是草原，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于20世纪30年代也提出黄土高原上的原始天然植被应为草原。近当代开创黄土高原植被研究的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上，史念海率先提出黄土高原森林说，即历史上的黄土高原有大量森林分布，并存在显著的演变过程。不过，对于黄土高原历史上的植被，草原说、稀树草原、疏林灌丛草原和森林说一直各执一词，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右玉虽未处于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但造林的成功，至少从环境的潜能上告诉我们，黄土高原的植被恢复有着生态学上的基础。

除了右玉人锲而不舍的种树精神，我更关心的是这里的自然条件是否支撑着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生不息。

右玉的自然条件，在我国的气候带上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中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它大致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这条等降水线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区分界线，同时也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右玉刚好落在这个分界线上，年平均降水量约为410毫米，这里的植被能够从荒漠或草原状态恢复到森林，是有着水资源的基础的。

提起400毫米降水线，还不由得不提到胡焕庸线，一条描述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爱辉—腾冲线，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约为45°的直线。因为高度概括且有现实意义，这被称之为胡焕庸线。它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线东南半壁36%的国土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国土面积中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胡焕庸线大致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

这条400毫米降水线，一边半湿润、一边半干旱；一边是森林、一边是草原；一边是农耕、一边是游牧；一边人口密集、一边人烟稀少。截然不同的景象，可谓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个生动的写照。

地理环境决定了400毫米降水线内我们的祖先男耕女织在田地里劳作，要牢牢地守着一亩三分地生活，而塞外游牧民族则是“天苍苍野茫茫”，信马驰骋。在农区的边界地带，自战国时期中原人民就开始建设长城，防御游牧者“打一枪换一炮”式的掳掠。秦朝统一国家后，各地散乱的长城连接在一起。到了明朝朱元璋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把北元朝残部赶到了遥远的大漠，明代统治者又征调民夫大举修筑长城。“左云右玉”四个字里就蕴含着当地四个卫所的名字，“左云”是大同左卫和云川卫的简称，“右玉”则是大同右卫和玉林卫的简称。“左云右玉”，两个美好的名字，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

右玉与内蒙古接壤的长城关隘，即是走西口路上的重要关口杀虎口的所在。杀虎口原名杀胡口，一望而知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激烈争斗的战场，清人掌国犯了忌讳，才改名杀虎口。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险峻，两山之间是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也是历史上的重要税卡，作为中原与蒙古、新疆、俄国贸易的必经之路，政府在这里设立了税卡，日进斗金。明清时期，杀虎口还成为晋商的发源地和主通道。曾经盛极一时的“大盛魁”商号就发祥于此。

在我们的印象里，杀虎口却是一种饥民逃荒、前路无期、骨肉分离的所在，这是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变化有关系的。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清光绪初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造成了大饥荒。旷日持久的大旱从1877年丁丑年持续到1878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生态过渡带

右玉的植树当然也有着其先天的优势。它背靠大同盆地，面向敕勒川草原，不远处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浑河。浑河的支流苍头河从右玉流过，苍头河谷地的树木长得尤其茂密。但苍头河的阶地上，乃至远离河道的地方树木都远比周边旗县茂密，还是说明了事在人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对于植物生长，今年的气候条件并不好。当年走西口的山西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曲，“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山东人听了这个曲子，往往一脸懵，怎么我们德州人也走了西口，我们的传统是闯关东啊！其实这是山东人对山西的地名不了解，黄河在内蒙古的托克托县拐了弯，一路向南，河水在黄土高原上切割出深深的峡谷，黄河也成为陕西和山西两省的天然分界线。河曲和保德是山西这边的两个县，因为疫情的原因，我还很偶然地住宿在保德。

保德的老乡告诉我，今年是个歉收年，整个伏天没下一场透雨，偶尔有零星小雨，地皮湿了，水分够不着庄稼的根，等于没下。保德县隶属于忻州，忻州又是全国“杂粮之都”，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黄米、糜米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在全国靠前，可这里的杂粮很多都旱死了。

“黄河里的水能帮得上忙吗？”我问。老乡说：“那哪儿能够得着。”的确，以这里的地质特点，自第四纪也就是200余万年以来，黄土高原所在地区地壳一直以抬升作用为主。地面抬升，水流在黄土中切割，这里的黄河水面比周边的黄土塬、黄土梁低出了很多。后来我在黄河两边的大山上行走，更感觉黄河水的“可望而不可即”。

“六月立秋，两头不收”。熟稔于二十四节气的农人们对今年的天灾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今年的立秋日是公历8月7号，具体的时间点是14点53分48秒，这一天按农历是六月廿九。可关于立秋节气，还有“公秋扇子丢，母秋热死牛”的说法。意思是立秋分公母，立秋的农历月份为奇数视为公秋，立秋的月份为双数视为母秋，今年阴历六月立秋，秋老虎似乎要发威了，可并没有，今年的秋天颇为凉爽，可见民间对节气的智慧并不完全可靠。

站在立秋的时间节点，陕北高原及周边地区农人们内心却是凉飕飕的，看不到太多收获的希望。此前连续两年风调雨顺，2018年黄土高原甚至降下了近些年少有的雨水。在榆林，2018年的降雨量达到了700毫米，人们感谢治沙模范们的辛苦劳作，毛乌素沙漠几乎要消失了，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也感谢气候湿润化。陕北黄土高原的植被恢复，真是有如神助一般。

可去年和今年，人们不再赞美老天爷了，气候变化的好运气似乎转到别处去了。去年夏天这里曾有地方连续两个月没下过雨，今年就是大面积的干旱，我每走到一处听到的都是缺水的消息。在榆林，黄河一级支流皇甫川、清水川、佳芦河断流，二级支流大理河断流，无定河、秃尾河等重要河流因中上游水库放了水才未出现断流。走到榆林街头，燥热的空气蔓延着，洒水车刚过去，路面又干了，水雾车则在市区内走走停停，向空气中喷射着水雾。

起初我还以为喷水喷雾是榆林独有，后来在西北的其他城市也看到了类似操作，可见干燥是这里生活的一部分，居民们早形成了固定的应对方法。

人种天收，农民靠天吃饭，在黄土高原尤其如此。今年春天雨水充沛，农民们早早地种下了玉米，土壤墒情之好给了庄稼人一个特别好的信号，常年撂荒的土地也被垦殖了。可到了6月份，玉米都长到半人高了，预料中的雨水也没有来，太阳曝晒之下，玉米苗晒干了，就连低洼处的树木叶子都枯黄了，就像提前进入秋天一样。春天被寄予厚望的投资，种子、肥料和农药，还有除草的费用一下子化为乌有。

好在常年与天气的斗争中，这里的农人们还找到了一点权宜之计，那就是荞麦。这种原产于我国的小作物品种，因为全生育期极短，栽培比较简单，可以在主作物收获后作为补种品种，既避免了天气的空窗期，又便于与其他作物轮作换茬。今年河南发大水农作物绝收，专家的各项建议中就有补种荞麦。而在广阔的西北地区，天气寒凉，成长期短暂，荞麦本来就是一种主要的杂粮品种。不过小杂粮的收成少，荞麦一亩地只能产二三百斤，也只是稍有补益。

黄土高原生态的脆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里是气候的过渡带，气候变化无常，一块云彩一场雨，隔着个黄土梁雨水都可能大不相同。而气候的差异很大程度表现在年度之间，因为东亚季风气候的独特性，这里干湿波动明显，降水变率在25%以上，干湿波动幅度大于温度变化幅度。干湿条件成为本区农牧业生产的限制因子。

当山西的饥民走出了农业区域进入传统的牧区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是要融入牧人天高任鸟飞的游牧生活。就如同我过了杀虎口所见到的，内蒙古的黄土高坡上种植了远比山西多的庄稼，那些玉米田一望无际，远比山西的随山就势平整出的一条子、一道子的小块玉米地有气势。进入了内蒙古，内蒙古高原平缓而空阔，将其更适合现代农业垦殖的一面表现了出来。有了现代农业的加持，无论是玉米的种植，还是土豆的大规模开发，甚至南瓜等蔬菜类经济作物，都在广阔的草原上找到了操作空间。

土地承包上了规模还可获得国家的补贴，有些地区如一年一熟地区露地规模100亩及以上，一年两熟及以上地区露地50亩及以上，农业设施占地25亩及以上，都能获得一定的补贴，补贴额度每亩每年能高达200元。

沿着黄河“几字弯”最上一横，我一路向西，虽然这里的气候明显变得干燥，田间地头高大的乔木愈来愈少，可玉米地还是广袤连片。到了包头，这座走西口的主要节点城市，黄河水流淌着、灌溉着河套平原上的玉米地，你就更能感悟当年山西人的走西口是来对了地方。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从明朝中后期至民国初年400余年间，山西、陕西百姓或逃避战乱，或跟随清军西征准噶尔，或寻求生计来到内蒙古。垦荒、挖煤、拉骆驼、做生意，无所不作，包头在晋商的经营下逐渐形成了西北皮毛交易的市场，当地蒙古族亦逐渐改变游牧生活，将土地出租给“走西口”的汉族耕种，农耕文化逐渐代替游牧文化成为黄河沿线的主流文化。

黄河百害，唯富宁夏。黄土高原中，这一带是少有的地质沉降区域，黄河带来的泥沙在此处沉积下来。从兰州奔流而来的黄河被贺兰山脉挡路，堆积而成广阔的中卫和银川平原。银川附近的土地平坦，面积广阔，2000多年前，古人已经知道可以利用黄河水自流灌溉，流经宁夏500多公里的黄河把这里变成了“塞上江南”。宁夏能种稻谷，且颇负盛名，这似乎有悖于我们对塞外的认知，其实早在上千年前，《宋史》中就有“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岁无旱涝之虞”的记载。

农牧交错地带，农产品的种植限制性因素是水，有了黄河水，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黄河岸边还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这里的“一套”指的是黄河的河套平原。所谓“河套”，是指河流弯曲成大半个圈的河道，亦指这样的河道围着的地方。

广义上，自黄河进入宁夏再在内蒙古转折向东，整个几字湾的上缘部分都可以称之为河套，明代历史上也是这样定义河套的。到了近代，人们对河套平原的划分更为精细了，河套平原一般分为青铜峡至宁夏石嘴山之间的银川平原，又称为“西套”，和内蒙古部分的“东套”。有时河套平原被用于仅指东套。东套又分为“后套”和“前套”，包头就处于后套和前套的交汇点上。而内蒙古的粮仓是后套，指的是黄河流入内蒙古后在巴彦淖尔一带形成的广阔的冲积平原，这里是内蒙古的粮仓，也是名副其实的“塞上粮仓”。这里之所以有黄河灌溉的地利，还因为一次黄河改道。

历史上，河道在“几字弯”的左上角，也就是巴彦淖尔一带，有一个“套中套”，黄河在这里分成三股向东流，最北端的乌加河水量最多，是事实上的干流。可在清代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随着乌兰布和沙漠不断向东侵入，乌加河被沙子掩埋，黄河不得不改道，从磴口东去的南支成为黄河干流。黄河虽然改道，地势上西南高东北低的事实却没有改变，这件事被1852出生的、随父亲走西口的王同春所发现。1881年他开始借钱凿渠引黄河水浇灌，他共在后套自行开大渠5道，支渠270多道，可灌水田7000多公顷，熟田27000余公顷。又受清政府委托开凿永济渠，该渠为后套第一大渠。

今天，无论老城市街头，还是开发区的土地上，我们经常看到工程技术人员在进行水准测量，以测定两点的高度差距。而在170年前，那时候的国人还没有大地高程的概念，以至于黄河改道30年后，才有当地农人凭着直觉发现水流的秘密。这不由让人感叹。

王同春毕竟是单兵作业，成功后虽受雇于清政府开挖河渠，但清政府很快倒台。受限于财力和物力，那时候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还是和现在没法比。1959年国家投资5000多万元在磴口县境内兴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数万民工由内地奔赴后套，通过两年多的苦干，一条长2.1公里的拦河大坝截断了黄河，一条长达230公里的分水干渠也随之开凿，俗称“二黄河”，它西起三盛公水利枢纽，全长230公里，横贯整个后套平原，是河套灌区引黄输水大动脉。总干渠开挖后，河套灌区灌溉面积由290万亩发展到1000多万亩。

水利工程百利无一害，造福了河套人民。但就水资源的整体利用而言，黄河水量只有长江的1/20，流域内的广大地区常年缺水，上游把水用了，下游自然就没有了水资源来灌溉，甚或工业生产都遭逢瓶颈。黄河在上世纪末就曾多次断流，好在有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整体调配，用水的矛盾还未特别突出。

上世纪50年代末，确切地说就是“大跃进”时期，我们大干快上修建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水利工程。在山西境内，开创世界先例的黄土拦河大坝——汾河大坝就是在那一时期建设的。中国的几座著名水库，如丹江口水库、密云水库、千岛湖也就是新安江水库，都是那个时期开工的。在我访问的河西走廊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水库红崖山水库，也是那个时候建成的，而这座建在沙漠上的水库，坐落在了水资源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见证了上下游水资源利用难以调和的矛盾。

河西走廊有三大水系，疏勒河、黑河与石羊河。三条河流都发源于祁连山，疏勒河与黑河在河西走廊内受到山体阻挡都折向西流，在走廊内形成了串珠式的绿洲，唯独石羊河没有受到山体阻挡一路向北，途经武威，流进了内蒙古的沙漠里，以一己之力在沙漠里滋润出一大片绿洲，这就是甘肃武威市民勤县之所在。民勤县东西北三面被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包围，只有沿着石羊河向上有一条退路，可现在流行的溯源开放，也就是上游截流河水开垦耕地的行为，让民勤县退无可退。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兴修水利的热潮中，沙漠中是否要建水库在民勤是有争议的，这里本来就是石羊河的尾闾，修不修水库水都会停滞在这里。可修水库的声音还是占了上风，于是一个世界罕见的沙漠大型水库在人挑肩扛的艰苦作业中建成了。水库的上游县市也在修水库，石羊河的水资源是有限的，民勤人修了水库，还是用不上水，他们只有打井，并且井打得越来越深，从地底下抢水。上下游矛盾是如此尖锐，以至于忧心如焚的县长一度带着民勤人要去上游炸水坝，差一点酿成事件。上级不得不来调解，给每一个地区分配用水额度。

民勤历史悠久，早在2800多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并创造了“沙井文化”。境内光、热、水、土资源组合优越，蜜瓜、葡萄、蔬菜等农副产品都是驰名的农副产品。可受到水资源的限制，一直是在与沙漠的斗争中苦苦挣扎。有人把民勤和黑河上游的民乐县作对比，把水资源和当地人民的幸福指数联系在一起，不无道理。不过两个县之所以有现在的名字，却是上世纪20年代地名重命名的产物。

民勤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更多的是一个斗沙勇士的形象，处于抗沙漠化前沿，四面八方的志愿者前来种植梭梭树，以阻挡沙漠的侵袭。与榆林的抗沙不同，这里更多的是水资源的较量。榆林的年降水量在400毫米左右，而民勤年均只有100多毫米。

现在的红崖山水库，相当一部分水居然靠的是从黄河调来的，取水口设在甘肃的景泰县，经过泵站的提升，穿越100公里的沙漠才到达红崖山水库。因为两地海拔上有差异，水库水面高，黄河水面低，调水需要很大的成本，先要通过13级泵站将水提升到481.24米的高位，再利用280米的地形落差，让水自流至民勤县的红崖山水库。据当地电力部门的数据，2001年开始调水后的5年间，民勤累计从黄河调水8.66亿立方米，电网向民勤电力提灌工程供电达45亿千瓦时，依此测算，每吨水要消耗6度电。当然，这还不算修造饮水工程的费用。在民勤，我看到了非常严格的用水限制，农人们家家户户要准备储水罐，自来水每周只供应一次。民勤的瓜果种植也多用上了滴灌等节水设施，水资源的匮乏，逼迫人们改变生产方式，让沙漠绿洲延续下去。

陕北对面，与之一河之隔的吕梁山里，冬天里农民大春一家请人打了一口井，打井的过程他放在了网上。打井完全机械化，机器钻孔，机器下管道，只有安装水泵的过程需要些人工。整个过程只用了半天，花了1.1万元。钻井深入到地下65米的时候就打出了水，他们花了75米的钱，钻井队又送了3米。78米深的井，清亮亮的地下水被抽了上来，似乎取之不竭。一家人从此不用再去背水，夏天的大旱这口井也派上了用场，最干旱的时候一家人拉上水管去山上浇地，总算挽回些损失。

和走西口的时代相比，今天的农人除了在河流流域范围内调配水资源，还能很容易地利用地下水。水资源跨越了旱涝年份，以地下水的形式被存储被取用。可黄土的特性却是难以涵养水源的，造成了跨越旱涝的障碍。

黄土高原是如何形成的？黄土的特性又是什么？为什么留不住水分？这还得从我一路上的观察说起。

当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收缴了天下武器铸造了12铜人，唯一的隐患是塞外的游牧民族。他于是派了大将蒙恬征调民夫修筑从西安到包头一带的“高速公路”，也就是秦直道。我反其道而行之，沿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从包头去塞上边城榆林。明朝设九边阻挡北元残留势力，陕西榆林就是九座边塞之一。《明史》中记载，“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饷又最乏”。可见榆林一直是个寒苦之地，只是到了近代这里发现了煤炭，陕西的榆林与神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构成了我国的煤炭资源的黄金三角，这里的煤根本不用开掘矿井，露天就能挖出来，煤层深厚，质量又好，金三角里的人们才富裕起来。

从鄂尔多斯高原下来进入了陕西境内，起初我还没看出地貌、土壤和植被的变化，仍然是大片大片的丘陵草原，但很快草原下面的裸土就变得愈发明显，尤其是有坡的位置，基本上是裸露的，坡底和土包上除了小灌木小叶锦鸡儿，还长着一丛一丛的沙柳和蒿草。这就是毛乌素沙地。毛乌素沙地是如何形成的？我能想到的答案是这里地势比鄂尔多斯高地低，如果风吹来沙土，更容易在这里堆积下来。

关于黄土高原的成因，李希霍芬曾给出一个解释，中国黄土是风吹来的沙尘形成的。1949年以后，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被誉为黄土之父”的刘东生院士提出来新风成说，平息了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上世纪50年代，通过大量走访考察，他发现黄土高原几乎所有地质剖面的土层都是相同的，而在大面积范围内地层成分能够如此均一，也只有大风吹来的颗粒才能如此分布。刘东生于是提出了新风成说，新风成说与旧风成说的区别在于，不仅黄土高原的表面黄土是风吹来的，整个黄土高原都是日积月累的风吹来堆积在这里的。黄土与红土交错堆叠的剖面还解释了250余万年来的古代气候的变化，黄土代表是寒冷干旱气候时期的古土壤，红土则代表是暖湿气候时期的古土壤，意味着这里气候一直处于干湿交替的循环中。

既然是西北风吹来了黄土高原，那些颗粒比较粗厚的沙子就会提前“降落”，这正是毛乌素沙地的成因吧。榆林身处黄土高原农耕区域和草原游牧区域的交界线上，虽然毛乌素沙地已经治理得不能称为沙漠了，但环境还是相当脆弱，我看到很多巨大的沙丘上还打着草方格，防风固沙，否则沙地还是要流动的。

榆林治沙和民勤治沙却有着显著的优势，这里的年降水量足以支撑森林草原生态。回溯历史，如果不是人类的过度垦殖和放牧，这里本来不应该成为沙地。如今榆林南面的延安已经一片葱茏，其风口位置的右玉也树木广布，所有这些都昭示着黄土高原的未来。如果人类破坏活动停止，我们给大自然更多的休养生息，这里的植被就能恢复。即使在气候环境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实际上，和西北明显的暖湿化趋势相比，黄土高原的降水量并没有增加的趋势。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分析了黄土高原区周边72个气象站1961?2012年的降水资料，发现黄土高原的降水量空间上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出现阳泉、榆社站两个显著减少中心。类似的，对右玉县的气象资料的分析，也显示降水有轻微的减少。不过，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得出的是黄土高原地区年、春、夏及秋季平均降水量年际变化趋势均不显著，但冬季显著上升，每10年上升1.41毫米，可对于植物生长，这是个极其微弱的变化。

黄土多孔，质地均匀紧实却难以涵养水源，也更容易水土流失。也正因为黄土的物理特性，一路上我看到了千沟万壑的高原，也看到了一河浊水奔流向前。200万年前，黄河像在这里闲步，但那时候黄河还没有奔流入海，直到一万年前一连串的水泊才连成一条河，在三门峡一带冲出一条水路。《诗经》中黄土高原南部野鹿成群，虎豹出没，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农业发达。当今的社会我们已经不以农桑为基本生存手段，更应该统筹布局，处理好农林牧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一路观察最深的感悟。 黄土高原沙漠气候树木黄河右玉气候带黄土地貌封面故事文化山西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