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将迎“后默克尔”时代

2021年进入7月以前，几乎没有德国人会把洪水泛滥视为生活中的现实威胁。毕竟，自1962年北海大风浪以来，德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有将近60年没有经受过水文灾害的考验了。而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阿尔河流域，上一次山洪暴发差不多要追溯到遥远的1910年。“就像是一种政治隐喻：你以为河流总会安静地入海，水体永远不可能溢出河道。”默克尔的英文传记《危机塑造的相权》作者之一、苏格兰资深政治记者阿兰·克劳福德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但一夜之间，洪水开始暴涨，熟悉的一切突然就变起了戏法。”

7月12日，一个在法国中南部形成的风暴群缓缓向东移动，在德国上空徘徊了两天半。48小时内，德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了超过200毫米的大面积降雨，某些地区的降雨量创了19世纪以来的纪录。从西部的阿尔河谷地到毗邻奥地利的国王湖，河水上涨、山洪暴发、大坝决堤、泥石流肆虐等灾害现象在短短4天内接踵而至，多个州发生了大面积断电、铁路停运、乡村被整个淹没等大混乱。受灾最重的3个州遇难人数高达184人，超过周边7个国家之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马鲁·德莱尔（Malu Dreyer）称之为“前所未见的毁灭性灾难”。联邦财政部在7月17日追加了一笔3亿欧元的紧急援助预算，但被认为不足以抵消洪水造成的损失。

安格拉·默克尔眉头紧皱的面容又一次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她声调坚定地宣布，政府已经派出了1.5万名军警和志愿者参与对受灾民众的救助，部分地区的特殊紧急状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她本人“因为灾区将有如此之多的人不得不暂忍困境，倍感震惊”，并“对遇难和失踪者的家属表示同情”。这番温和而不失坚决的安抚，几乎立即平息了德国网络上的失望、愤懑情绪，也使默克尔作为总理的重要性又一次凸显。

是的，自2005年11月默克尔第一次登台组阁以来，德国人已经习惯了在一切危机关头仰仗这位“扑克脸”的Mutti（老妈）——“老妈”这个称呼，最早是执政联盟中的反对者为了讽刺默克尔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政策路线而发明的，日后却成为了某种带有褒奖性质的敬语。唯独到了2021年，当这位“老妈”又一次在洪水的考验中挺身而出时，德国人开始了忧虑：默克尔的继任者，也能像她一样永远稳健可靠吗？

不安的信号早在2018年就开始浮现了。该年10月，默克尔在执政党基民盟（CDU）的年度大会上提前公布了自己的退休计划，明确表态称在2021年当届政府任期结束后不会寻求第五次出任总理。从那时起，一系列变故马不停蹄地发生了——2019年5月，身为欧洲人民党（EPP）成员的基民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仅仅拿下23席，为1979年以来的最差成绩。第二年2月，基民盟图林根州分部发生内讧，无力约束党内纪律的默克尔内定接班人、基民盟新党魁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被迫引咎辞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虽然在随后的党内竞争中涉险胜出，但他在自己治下的州却由于防疫不力，民调结果一路走低。反倒是长期以政坛配角形象出现的“联盟90”（即绿党），早早推出了年仅40岁的联邦议员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作为总理候选人，大有上演黑马逆袭之势。

老派中右翼大党“联盟党”（基民盟及其传统盟友基社盟的合称）选情一路走低，绿党和创立不过8年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异军突起，反映的不仅是德国民间舆论风向的微妙变化，更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也蕴含其中。能源消费领域的“清洁革命”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使得一般德国民众日渐认同绿党的意识形态，转型滞后的传统汽车行业则经历了一系列动荡。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影响显示，出口导向型国家始终无力摆脱对全球市场的依赖，这直接催生了对默克尔的另一个绰号“德国首席汽车推销员”的质疑。而在“冷战”时期曾被西德视为安全保障基础的美德关系，如今正在发生意味深长的变化——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尽管白宫在2021年1月已经迎来了一位新主人拜登，德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依然是G7成员国里最负面的。而从2016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

“许多德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在9月26日迎来的将是一场分水岭式的选举。”阿兰·克劳福德告诉本刊，“就像突如其来的洪水一样，未来意味着痛苦的调整。”这也是21世纪德国政治史上前景最不明朗的一次选举：登记参选的政党达到了整整47个，其中40个党在州以上级别的议会中至少拥有一个席位，还有196名无党派人士宣布独立参选联邦议员。传统大党日渐式微、新兴势力风起云涌的趋势在其中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现。而无论哪一位候选人得以成为默克尔的最终继任者，他或她所面临的考验也将与那位“老妈”大不相同——在眷恋安定感的同时，德国还需要改变。而被这场改变影响到的，将是欧洲联盟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版图。

仅仅一年以前，想象德国会出现一位绿党总理或者一届“黑绿联盟”（黑色是基民盟的传统标识）的内阁对大部分选民来说依然是近乎天方夜谭之事。毕竟，在德国联邦议院（下议院）的6个主要党团中，绿党的议席数量是最少的，在地方层面也只控制着巴登-符腾堡一个州的政府。1998?2005年，绿党曾经与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der）领导的社民党（SPD）组建“红绿联盟”，在内阁中扮演小兄弟的角色，但随即恢复了在野党的身份。2021年大选是该党历史上第一次推举联邦总理候选人：在此之前，绿党实行的一直是特殊的“双头领导”模式，有两位排名不分先后的党魁。4月19日，昵称为“安娜”的女党魁贝尔伯克宣布接受绿党联邦委员会的提名，并顺利通过党内投票，成为了继默克尔之后第二位正式参与角逐德国总理之位的女性政治家。

不过，不同于出生在“铁幕”以东、在东德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的默克尔，贝尔伯克在柏林墙倒塌那年刚满9岁，属于标准的“统一一代”。她从大学时代起就走上职业政治家之路，自2013年以来一直是勃兰登堡州在联邦议院的议员，同时还领导着绿党的勃州分部。“安娜和我们有着同样的志愿，那就是过去的一切虽好，但德国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年仅26岁的绿党女政治家、在弗赖堡市注册参加联邦议员选举的尚塔尔·科普夫（Chantal Kopf）通过团队助理告诉本刊，“德国已经赢得了它作为经济强国的声望，但这还不够。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以外，我们的政府都需要变得更积极。因为许多其他国家也在看着我们，想知道我们的道路。”

这种充满主动性，甚至带有些许攻击色彩的表态，与绿党在本世纪初的政策主张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在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的7年间，绿党资深政治家约瑟夫·费舍尔（Joschka Fischer）一直兼任内阁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两项要职。他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以及签署《欧盟宪法条约》等重大议题上无不与社民党保持一致，却因此引发了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介入海外冲突的党内主流的不满，几乎导致绿党发生分裂。至于绿党长期主张的“去核电化”承诺，在商业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延宕下也未能如期兑现。费舍尔后来承认，“红绿联盟”7年的政治“联姻”几乎透支了绿党此前积累的大部分声望：从2005年到2007年，绿党在德国州以上级别的政府中没能拿到哪怕一个部长席位，直到2010年才重新赢得了州一级的执政权。

相比之下，贝尔伯克和科普夫这样的“新浪潮”政治家似乎全然摆脱了此前绿党身上的内敛气息。在今年5月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欧洲问题论坛上，受邀出席的贝尔伯克公开回应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德国政府“迷恋预算平衡”的评论。她表示，9月大选产生的新政府有必要启动一项总额高达5000亿欧元的长期投资计划，以推动“完全去煤炭化”的能源消费转型以及传统制造业的更新换代。另外，德国也有必要“为自己的国家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增加柏林分担的“北约”防务预算。这类政见实际上已经更接近马克龙等激进“欧洲派”政治家的主张，与默克尔长期以来的财政、产业乃至外交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嬗变。

“向外看”的信心，首先来自绿党在德国国内政治中收获的支持。2011年，该党在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选举中与基民盟联手，组成“黑绿联盟”政府并执政至今。巴登-符腾堡州是戴姆勒、保时捷两大汽车制造业巨头的总部所在地，GDP规模相当于整个瑞典；但它传统的精密机械加工、汽车零部件制造等行业正在受到海外竞争者的冲击，因之存在巨大的失业人口隐患。绿党采取的对策是在该州发起了一场大刀阔斧的“能源革命”，引入风能和太阳能设施以取代传统的燃煤火电厂；同时依托弗赖堡、斯图加特等中心城市的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制药、医疗等新兴产业。传统的汽车制造和机械行业则把重点转移到了上游研发环节，州政府对引进专业人才给予资金补助。如今，巴登-符腾堡州的失业率长期位居全德第二低，是欧盟框架下体量第九大的经济体。

曾在2002?2018年担任弗赖堡市市长的绿党政治家迪特尔·萨洛蒙（Dieter Salomon），如今是该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名誉主席。联合会在自己的网站上骄傲地表示：“今天，整个弗赖堡市85%的财富由服务业创造，只有13%出自高碳排放的传统工业。在拥有更多闲暇的同时，我们保持了效率。”在绿党政府的坚持下，弗赖堡市的市中心已经禁止私家汽车通行，短途交通主要由公共运营的有轨电车和自行车来承担。在公共建筑中设置了一系列LED指示牌，记录此处的每日能源消耗量以及供给源（风能、水力、太阳能等）。这正是绿党希望在全国层面推行的能源和经济转型方案——合乎进步主义的环保主张，同时不至于损害选民的经济利益。

在2021年3月14日的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选举中，由绿党资深政治家温弗里德·克莱驰曼（Winfried Kretschmann）领导的“黑绿联盟”再度获胜，使绿党在该州的执政权得以延续到下一个五年。地方选举中的胜利，也为贝尔伯克冲击总理府开了一个好头。整个4月，“安娜”在全德工商界大选民调结果中持续排名第一，不过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波动：6月初，多家德国媒体曝料称贝尔伯克在简历中夸大了自己早年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以及全球难民救助工作的经历，有误导公众之嫌。不久后，她新出版的专著《现在，我们应当如何革新我们的国家》又被指控存在抄袭和“不端引用”问题。受这些负面新闻影响，到8月底，贝尔伯克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落后于基民盟的拉舍特。不过，这并不影响政治观察家继续看好绿党的选情——曾经的副总理费舍尔就认为，绿党在9月26日获得的议席数量可能比1998年时“多出两到三倍”，达到150席以上。届时，急需执政伙伴的基民盟可能第一次在联邦层面与绿党联手，组成一届“黑绿联盟”的新内阁。

与绿党候选人志在必得的势头相比，过去两年经历了一系列变故的基民盟显然要低调得多。60岁的阿明·拉舍特是一位中规中矩的候选人，自2017年起一直领导德国人口最多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却有着信口开河、表里不一的坏名声。7月中旬，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北莱茵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向先人一步”，随后却被环保组织批评人为延宕“去煤电化”进程。在拉舍特视察被洪水淹没的埃尔夫特施塔特镇时，摄像机更是拍到了他面对幕僚手舞足蹈、放声大笑的画面。由于拉舍特拒绝在州内尽早启动“封城”和社交隔离措施，特别是反复迁就当地为数众多的土耳其裔移民——因为长期亲近土裔社区，拉舍特有一个著名的绰号叫“土耳其阿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整个德国最严重的。这直接影响了选民对拉舍特的信心：在今年1月的基民盟党代会前夕，只有27%的该党党员相信拉舍特是最理想的总理候选人。

“总的来看，拉舍特代表的是联盟党过去吸引选民的那些东西：更关注经济指标而不是太前沿的环境、社会问题，支持不那么需要伤筋动骨的欧洲一体化框架，对全球政治缺少野心。”德国历史学家、《血与铁：德意志帝国的兴衰》作者卡佳·霍耶（Katja Hoyer）告诉本刊，“问题在于，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德国不可能永远躲在角落里，假装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和自己无关。在定义柏林的全球角色方面，拉舍特无法提出新观点。”这一论断也得到了迪特尔·萨洛蒙的支持，在7月中旬的一次访谈中，他告诉英国媒体：“拉舍特的保守派本色使他更适合负责下届政府的财政和税收。他需要绿党作为盟友来处理气候变化、外交等议题。”

耐人寻味的是，“求稳而不求变”在过去16年里曾经是观察家们批评默克尔的第一“罪状”。然而，2016年之后，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英国宣布“脱欧”、法国极右翼政治家玛丽娜·勒庞闯入总统选举最终回合等动荡的出现，默克尔的保守似乎又成了一种优点。萨洛蒙指出：“不仅是东欧，连英美这样的大国似乎都在屈从于某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这种情况下，一个高度稳定的政府尤其显得弥足珍贵。考虑到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全球范围内散布不安全感，过于激进的改变或许有些令人生疑。毕竟，德国人还是更乐于接受主流价值观的。”

但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如今正在摇摇欲坠。政治学研究者、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博士吴强告诉本刊：“在‘冷战’高峰期，实际上是美国部署在西欧的核保护伞对冲了来自苏联的安全压力，这才为欧洲发展出一套大体基于经济议题的一体化框架创造了可能。”到了2021年的今天，美德关系的疏离以及华盛顿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洋”已经在事实上移除了来自大西洋对岸的安全保护，而默克尔在防务政策和欧俄关系问题上的极度审慎却令许多欧盟成员国感到失望——德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北约”成员国的一般水平，并且始终抵制在欧盟框架下建立一体化的武装力量。默克尔也是唯一一位坚决支持建成“北溪2号”（Nord Stream 2）天然气输送管道的欧盟主要领导人，这对素来忌惮俄罗斯的“维谢格拉德四国”显然是一种刺激。

不仅如此，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商主义立场，实际上也影响了欧盟的内部平衡。波兰前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aw Sikorski）回忆，2011年他曾经专程从华沙飞到柏林，恳求默克尔批准购买更多的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债券，以帮助这些正被破产恐慌笼罩的东南欧国家获得一点喘息时间，但德国总理的回答却是：“没有理由要求德国纳税人为其他成员国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干脆认为，默克尔是在通过牺牲东南欧来巩固德国的经济霸权——在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遭受2008?2009年经济危机沉重打击、消费能力显著下滑的背景下，德国却在加快向北美和亚洲出口汽车、机电设备、化工产品等高附加值商品，同时要求其他国家长期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尽管在欧盟的财政转移制度下，东南欧国家获得了数量不菲的直接预算支付，但就业和增长疲软的颓势也就此延续下来。

“这可能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时刻：身为波兰外交部长，我不担心德国的权势坐大，相反更担忧它的领导人放任不理。”西科尔斯基在2011年的这段经典评论，最好地概括了欧盟内部对过度“求稳”的默克尔路线的疑虑。而倘若在9月26日赢得大选的依然是联盟党，很难想像他们有任何诉诸改变的动力——拉舍特在5月的一次访谈中表示，德国“愿意适应全球政治”，但“无意追求任何独立于美俄或者其他大国的外交政策”。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另一个传统中间派大党社民党的领导人、在默克尔最后一届内阁中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他有一句高论，“德国政府唯一应当追求的目标是避免新增债务、控制公共开支”。这样的思路当然足够安全，但问题在于，仅凭“安全”，就能够抵挡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新浪潮”冲击吗？延续的“无声革命”

出生在巴伐利亚的亨利·基辛格曾经用一个精准的概括描述“可怜的德意志”面临的困境：“它对欧洲来说太大了，对世界来说却又太小。”直到1990年，撒切尔夫人还在担忧两德统一可能导致欧洲大陆的权势均衡就此倾颓，这部分地解释了默克尔那种“去民族主义化”的政策路线的出发点。然而关于“一战”和“二战”的记忆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毕竟已经遥远——出生于1944年的施罗德是第一位几乎不曾亲历纳粹时代的德国总理，刚刚年满67岁的默克尔则是基民盟的第一位女党魁和德国第一位女总理。至于“统一一代”的成员贝尔伯克，如同她在自己的参选宣言中所言：“今天的德国应当成为自信的全球事务参与者。”时间终究会孕育出变化。

这种基于代际更替的变化，未必永远是令人振奋的。2017年9月，在默克尔时代最后一次全国大选中，联盟党的得票率由4年前的41.5%暴跌至32.9%，创出了1953年之后的最差纪录。构成左右“大联合”另一翼的社民党同样丢失了40个议席，其领导人、前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被迫引咎辞职。作为传统大党式微的反面，以平民主义、欧洲怀疑主义和反移民、反伊斯兰教作为竞选纲领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创建不过4年半的情况下，豪取12.6%的普选票，一举成为联邦议院第三大党团。该党继而又登堂入室，在欧洲议会拿下11席。

执政党的支持率在选举中出现大幅下滑，以往每每出现在经济形势由盛转衰之际。但2017年时的德国恰恰处在一个罕见的景气区间内：当年全国GDP增速达到2.1%，是2011年之后的最佳表现，失业率则是两德统一以来的新低。对这种反常现象，基民盟防务政策专家、联邦议员罗德里赫·基泽维特尔（Roderich Kiesewetter）曾经分析说：“总理（默克尔）的国家战略不够清晰，对德国本身的利益彰显得很不够。她必须说服选民，为什么把注意力集中在欧盟事务上对德国是有价值的。”而德国另类选择党恰恰注意到了这一弱点。在波兰、匈牙利、捷克甚至法国已然风起云涌的平民主义、本土主义浪潮，似乎也将一举淹没默克尔的德国。

但默克尔最终挺住了。联盟党作为德国最重要的大众主义政党，尽管经历了质疑和下滑，但并未遭受大范围消解。反倒是另类选择党先后发生了三次内部分裂，登记党员数量开始小幅缩水。在中间派阵营的联合抵制下，另类选择党没能挤进任何一个州的执政联盟，其对行政机器的影响被限制在最小程度内。德国民调机构Civey在8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另类选择党的支持率相较4年前有了显著下滑，已经无望影响大局。

在吴强看来，始于联邦德国（西德）时代的人格化比例选举制度，使得德国的政党制度每每能够保持延续性和稳定性。联邦议院选举实施“两票制”，选民除去要投票给本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外，还有一票是投给各政党的，并且设置了至少获得5%普选票（3个单独选区）的“门槛线”。这导致了最终跻身全国立法机关的往往是组织严密、历史悠久的政党的代表，其领导层也会遵循有序的代际更替纪律。因此，战后德国（西德）政治除去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剧烈震荡外，大体呈现出总理在职时间普遍较长、各党派乐于妥协和合作的特点。即使是另类选择党崛起这样的意外，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大众主义政党占据主流的格局。

追求稳定与合作，而非纠结于“左”“右”之争，使得德国传统大党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在默克尔将近16年的执政生涯中，她曾经三次与中左翼的社民党建立“大联合”政府，一次和中右翼的自民党（FDP）携手组阁，进退从容。在施罗德执政后期曾经备受诟病，但就长期而言对德国意义重大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福利政策调整、关停核电站等议题，在默克尔时代被忠实地延续了下去。这种“无声的革命”也适用于绿党和联盟之间的关系：尽管2005年以后，绿党在联邦层面始终拒绝加入内阁，但在地方各州已经有多次组建“黑绿联盟”政府的先例。绿党长期主张的上调最低工资、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议题，也得到了联盟党政府的认可和重视。这意味着无论贝尔伯克能否成为下一位女总理，德国的前进都不会中断。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欧洲人民党党魁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长期以来都是默克尔的坚定支持者。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访谈中，他告诉媒体：尽管德国即将迎来一位新总理，但大选不会造成一场突变，它最重要的特征依然是“延续性”。从赫尔穆特·科尔到默克尔，过去30多年里的每一位德国总理都在把兼顾国家利益和全球抱负的“无声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绿党或许还没有为领导一届内阁做好准备，但他们长期坚持的“能源革命”、减碳环保等主张，恰恰对应了全球治理的最新方向，可以成为德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动能。从这个角度看，9月26日的大选对德国而言的确是一个新的开始，但它同样意味着稳定的长期道路的持续。 默克尔德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