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东部骚乱：起火的“彩虹之国”

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驱车北行，沿着宽敞的六车道N4高速公路疾驰40分钟，凯特卡尼（Katekani）社区援助项目的基地设在道路近旁的一间小学里。尽管南面不远处就可以瞥见大理石砌成的崭新火车站和市政厅，这里依然保留着上世纪80年代南非贫民社区的风貌：单层砖砌平房，红泥路面，带有数字编号的狭窄巷道……铁丝网围栏后的三层小楼内，一家由本地社会工作者募款建立的制衣工厂正在忙忙碌碌地运转，员工大部分是附近村庄的中老年女性和失婚妇女。“你可以把这里理解为一个边缘人的互助共同体。”比勒陀利亚南非大学（UNISA）学生、凯特卡尼项目义工沙班格告诉本刊，“我们雇用本地社区的失业青年和大学生志愿者作为管理团队，同时为缺少经济来源的妇女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由于比勒陀利亚郊区肆虐的艾滋病感染现象，许多妇女在人到中年时就失去了丈夫；假使没有额外收入，仅凭救济金根本无法养活一个四口之家。

自从2013年夏天投入运行以来，凯特卡尼项目已经波澜不惊地维持了8年。2021年盛夏，难以为继的阴影第一次笼罩在了所有员工和志愿者头上。沙班格向本刊解释说：“过去20年，南非的养老金标准一直在以年均5.4%的增幅上涨。一位中老年妇女的法定养老金，加上她在项目工厂里打零工的收入，勉强可以供应全家三到四口人的吃穿用度。但在2021年春天，政府突然决定将养老金涨幅下调到1.6%，这意味着大部分赤贫人口每个月只能领到130美元左右的现金。”而对拥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来说，这笔钱只够开销半个月。

与养老金缩水并行的，还有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除了玉米粉和食糖暂时还没有涨价，其他必需品都在变得越来越贵。”凯特卡尼工厂的缝纫女工姆杜卡内拉通过沙班格告诉本刊，“听我在德班港的姐姐说，7月份的骚乱之后，许多商品的运输暂时中断了”。现在，凯特卡尼项目的发起者们不得不向全国募集善款来渡过眼前的难关。“我们已经没剩下多少可以变卖的东西了：或许这就是终结。”姆杜卡内拉感慨道。

2021年7月这场历时9天的骚乱，始于身陷贪腐诉讼的前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在7月7日被警方逮捕。当祖马被家乡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以下简称夸省）的警务人员送入埃斯特科特惩教中心之后，7月9日傍晚，他的支持者高喊着“立即释放祖马”以及“全省罢工”的口号，封锁了连接夸省和毗邻的豪登省（Gauteng）的高速公路。从7月10日开始，抗议示威逐步升格为有组织的武装劫掠和破坏活动。在德班港（Durban）等大城市，被地方政治团体煽动起来的民众洗劫了上百家超市、购物中心和货运仓库，同时纵火焚烧工厂、银行、酒店以及其他公共设施。而德班地区为数众多的印度裔居民则组成了武装自卫队，与闯入印裔社区的祖鲁人爆发冲突，造成至少10余人身亡。到了7月12日，不间断的骚乱已经蔓延至豪登省省会、非洲第三大城市约翰内斯堡近郊。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总统于当天晚间宣布出动国防军协助警方平息事态。直到7月18日“曼德拉日”（“现代南非之父”曼德拉诞辰纪念日）凌晨，东部两省的骚乱才彻底宣告结束。南非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至少有342人在这场骚乱中丧生，3407人被捕入狱。

作为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来规模最大的国内冲突，“祖马骚乱”暴露的不仅是南非社会原有的族裔矛盾，还折射出21世纪初非国大党（ANC）政权的“激进经济改革”（RET）造成的不平等加剧。破坏和劫掠并不是发生在班图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土著黑人的统称）与白人群体之间，而是由一部分班图人对另一部分班图人实施，其间甚至夹杂着执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无怪乎拉马福萨总统在7月16日的全国讲话中，异常愤怒地宣称这场骚乱“是对整个南非民主制度的攻击”。但执政党本身对此难辞其咎——纳尔逊·曼德拉离开之后的南非，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日益加剧。危如累卵的赤字压力非但没有使非国大党反思其产业政策的失败，削减开支的“铡刀”反而率先落在了依赖救济金过活的赤贫阶层头上。经济不平等催生的政治愤怒，最终点燃了“彩虹之国”的两个省。而这一回，南非人无法再将自我救赎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位大人物身上了。

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际的非国大党领导成员中，雅各布·祖马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不同于曼德拉、姆贝基这样的知识分子型革命家，祖马一生中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15岁就开始投身政治活动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经一手负责非国大党的情报和军事部门，也曾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罗本岛监狱，和曼德拉等人一同度过10年铁窗岁月。1999年，继曼德拉之后出任南非总统一职的姆贝基提名老部下祖马担任自己的副手，这也是南非在1996年新宪法体制下产生的第一位副总统。随后祖马在非国大党主席选举中相继击败两位在任总统姆贝基和莫特兰蒂，为自己入主比勒陀利亚联合大厦（总统官邸所在地）铺平了最后道路。2009年，祖马终于如愿赢得南非总统大选，并在5年后以显著优势连任成功。

另一方面，祖马又是非国大党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显著地方主义色彩的领袖人物。作为南非最大班图人族群祖鲁族（Zulu）的一员，他在自己的家乡夸祖鲁—纳达尔省得到了地方主义政党“因卡塔自由党”（IFP）的鼎力支持。这个崛起于种族主义时代的“黑人家园”、强调地方自治权利的保守派政党，一方面加入了以非国大党为首的全国执政联盟，另一方面极其反对联邦政府在夸省伸张权力，鼓吹祖鲁人自治和经济放任主义。除此以外，祖马还和豪登省有影响力的印度裔商业巨子古普塔（Gupta）家族私交甚笃，并被视为新兴班图人商业阶层的庇护者。正是祖鲁人政党和本土商业新贵的拥戴使他得以登上非国大党主席一职，并最终出任总统。

然而祖马的政治生涯同时也一向和层出不穷的丑闻联系在一起。2005年，他的财务顾问谢伊克被指控在经手涉外军火交易时，协助雇主获得巨额贿赂，姆贝基因此解除了祖马的副总统职务。但后者的法律顾问团队通过大肆渲染“腐败指控的实质是政治迫害”，成功迫使检方撤回了对祖马本人的起诉。同年12月，祖马还被一位好友之女指控性侵（祖马本人宣称是“基于自愿”）。甚至在他成功当选总统之后，还被曝出动用公共资金扩建其位于夸省郊区的豪宅，以容纳他本人2008年之后迎娶的4位妻子和10多名子女。到了2018年初，企图扶植前妻继任非国大党主席一职的祖马最终在党内压力下宣布辞职，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祖马的政府公职既已卸除，对他的贪腐调查很快宣告重启。2019年，最高法院指控这位前总统在谢伊克案件中涉嫌16项欺诈、勒索和洗钱指控，要求其出席特别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但祖马再度祭出拖延战术，不仅拒绝接收法庭传票，还发动支持者在约翰内斯堡街头举行抗议示威。忍无可忍的最高法院在6月29日宣布祖马犯有“藐视法庭罪”，判处其15个月徒刑，并要求其在7月4日之前向警方自首，否则将在72个小时内对其实施逮捕。7月7日深夜，祖马离开恩坎德拉的豪宅向警方投案；两天后，夸省的骚乱就开始了。

“祖马骚乱”爆发之初，南非媒体曾经使用“食品暴乱”（Food Riot）等词汇来描述夸省街头出现的打砸抢现象，似乎事件的起因仅仅是底层平民聚众抢夺商店出售的食品。但短短几天后，南非国家安全部公布的调查结果就推翻了这种刻板印象：部长阿扬达·德洛德洛（Ayanda Dlodlo）公开表示，在夸省发生的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有前高级警务人员和执政党重要成员参与的暴力活动。至少10～12名公众人物通过社交网络煽动了骚乱者的情绪，其中包括祖马的女儿之一。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对话”随后发明了一个更加贴切的术语“精英暴动”（Elite Uprising）——不是底层贫民自发采取了暴力行动，而是包括因卡塔自由党领导层在内的祖鲁人政客蓄意挑动社会矛盾，将祖马的被捕和“祖鲁人遭受政治迫害”“祖鲁人的贫困处境被执政党遗忘”等政治话术结合起来，挑唆底层贫民破坏本地大中城市的生活秩序。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画面中，不仅出现了祖鲁民众成群结队抢夺食品和物资的情景，还夹杂着政党基层组织成员、暴力社团甚至退伍军人团体成群结队地纵火烧毁银行、医院、电信基站的画面。而在暴行中受害最深的，大部分是同属有色人种的班图人群体。

当然，参与骚乱的并不止于祖马的追随者。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约瑟夫·科特里尔（Joseph Cotterill）敏锐地注意到，在混乱造成的政治真空中，反对祖马的政治派别同样被动员了起来，肆无忌惮地宣泄私愤。夸省首府德班的印度裔社区菲尼克斯镇（Phoenix）便成了众矢之的——自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南非市场以来，以德班为中心的印度裔商人古普塔家族已经发展出了业务涵盖采矿、炼钢、铁路、酒店和媒体的庞大商业家族。2003年与祖马本人建立联系之后，古普塔家族的身影更是频繁出现在南非政府的采购清单中，左翼政党“经济自由斗士”（EFF）甚至发明了一个词语“祖普塔”（Zupta）来描述祖马和古普塔家族之间的裙带利益关联。2016年，媒体还曝光过古普塔集团插手非国大党人事安排，企图提名与其存在财务往来的部长人选。

但在德班港（南非最大的印度裔人口聚居地）的骚乱中，对“祖普塔”的不满被直接升格成了针对整个印度裔社区的敌视和攻击。在该城西北的菲尼克斯镇，从邻近的伊南达社区闯入的班图人暴民洗劫了镇上的商业中心和仓库，在墙壁上留下了攻击古普塔家族乃至一切印度裔人士的标语。而菲尼克斯的10万名印度裔居民迅速组成了数十支武装自卫队，随意开枪射击进入本镇的一切黑人，其中不乏无辜者。南非警察部长布赫基·塞莱（Bheki Cele）在7月15日的声明中指出，在菲尼克斯镇爆发的暴力冲突中，有20人死于非命，其中只有2人属于印度裔，其余都是班图人。但在南非本地的社交网络上，由各种政治势力制作、宣称菲尼克斯镇发生了“大屠杀”的阴谋论视频和海报至今仍在流传。对印度裔居民的舆论攻击甚至升格成了国际事件：7月15日，印度外交部长杰尚卡（S. Jaishankar）向南非政府表示“高度关注”，呼吁其尽快恢复夸省的法律秩序。

看上去，唯一不曾受到影响的只有雅各布·祖马本人。7月8日，即祖马向警方自首的第二天，南非司法部长罗纳德·拉莫拉（Ronald Lamola）表态称：前总统不必在惩教中心服完15个月全部刑期；在他入狱满三个月又三周后，即可向法庭申请获得假释。7月22日，埃斯特科特惩教中心宣布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祖马出狱一天，以参加他因病去世的弟弟迈克尔的葬礼，且无需穿着囚服。此时，夸省的骚乱才刚刚平息。另一种不平等

作为进入21世纪以来南非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暴力事件，“祖马骚乱”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谓骇人。南非特种保险协会（SASRIA）在7月15日发布的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骚乱在东部两省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500亿兰特（约合30亿美元）。南非媒体“新闻24小时”汇总的资料显示，仅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就有近300家购物中心、113个通信基站、超过100家药房以及32所大中学校被洗劫或烧毁，超过1200个银行网点以及自动取款机被迫临时关闭，南非兰特汇率因此在一天内下跌了2%。由于至少两条省级高速公路被警方临时关闭，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等邻国途经南非的物流运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迟，遭到洗劫的理查兹湾和德班集装箱港也一度中止运营。7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主任莫蒂宣布：由于东部两省的医疗设施和药房遭到冲击，整个南非新冠肺炎疫苗的单日接种量下降了50%，新增病例因此可能出现显著上升。

在南非心理学家、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人文学中心副教授胡戈·坎汉姆（Hugo Canham）看来，“祖马骚乱”属于个体性的经济怨气（Anger）升格为政治性暴怒（Rage）的显著例证——那些冲入城镇中心、破坏一切公共设施的祖鲁人青年本来也不是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惠及的对象。通过短暂占有和破坏，他们展示了南非社会的另一层真相：在长期增长乏力和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的封锁政策生效后，夸省18岁到24岁之间的青年有接近80%处于失业状态，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而班图人对印度裔社区的冲击以及接踵而至的暴力冲突，还透露出另一层信息：在不平等的分配体系下，一些南非人比其他人获得了更多收益，这引发了嫉妒。

根据巴黎经济学院下属的研究机构“世界不平均实验室”公布的一份开源报告，从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到2021年的今天，该国最富裕的1%人口的税前收入累计增长了50%，而底层的50%人口的税前收入则缩水了1/3。全南非最富裕的3500人的总财富与最贫穷的2700万人（全国总人口为6014万人）的财富之和相当。“实际上，这还是高估了自住不动产价格之后的情况。有50%的底层贫民几乎没有存款，数百万人处于负债状态。”报告起草者之一、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博士莱奥·扎伊卡（Léo Czajka）告诉本刊，“当出现类似新冠肺炎‘大流行’这样的意外冲击时，许多家庭直接断粮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南非最大的食品生产商“虎牌”（Tiger Brands）在骚乱中成了最大受害者：该公司被劫走的成品面包和谷物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

耐人寻味的是，根据扎伊卡整理的数据，从2014年开始，在南非最富裕的10%人群中，有色人种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白人，这可以视为种族平等政策产生的补偿效应。问题在于，就在同一时期，也有更多黑人变得愈发贫困了——1998年以来，整个南非领取救济金的公民数量增加了6倍。诚如祖马曾经的党内对手、前总统卡莱马·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所言，“如果我们仅仅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黑人百万富翁精英俱乐部，却没有使足够多的大众从中获益，那么我们的经济转型就失败了”。不幸的是，现实似乎恰恰被他言中。

从纳尔逊·曼德拉的总统任期（1994～1999）开始，南非经济搭上全球化进程的东风，一度维持了年均超过5%的增长率，政府因此得以建立起在发展中国家里较为完善的全民福利制度，负债率也被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这一循环在2008年被全球金融危机暂时打断。一年后，祖马当选为总统，立即开启了有争议的激进经济改革。这项改革宣称要实现最大限度的“黑人经济赋权”（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使本土资本控制大多数盈利前景可观的经济部门，尤其是采矿、航空和基础服务设施，同时继续吸引外国资本入场。

转折就此开始出现。在祖马将近9年的总统任期内，南非本土寡头企业从节节上升的原材料价格中获益颇丰。由于《黑人经济赋权法》在采矿、金融等前景向好的行业设置了与种族构成挂钩的准入门槛（控股权至少有26%掌握在本土有色人种之手），一大批班图人新贵就此宣告崛起。典型例证便是南非首富、彩虹矿业集团创始人帕特里斯·莫特塞比（Patrice Motsepe），他不仅控制着全国黄金、煤炭和有色金属开采业的命脉，还是南非最大的投资银行家，在2012年时的身家就超过了10亿美元。莫特塞比的另一个身份是非国大党重要政治家西里尔·拉马福萨的内兄；1997～2007年，拉马福萨一直在莫特塞比名下的企业担任高管职务，积累了超过4.5亿美元的财富。正是这位拉马福萨在2014年被祖马提名为副总统，并在后来继任了南非总统一职。

另一方面，在激进扩张政策下被寄予厚望的南非国有企业却先后出现了财务危机。南非航空（SAA）曾是执政党最重要的竞选资金提供者，但从2011年开始，除去飞往伦敦、法兰克福等五个目的地的航线尚能维持盈利外，其余线路无不出现巨额亏损。2020年5月，在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下，南非航空最终宣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其51%的股权被转让给私营企业。国营电力公司Eskom新建的一系列燃煤发电厂（与古普塔家族有关）在完工前就积累了28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在政府拒绝批准一次性调高电价20%的要求之后，Eskom在2019年被迫接受拆分。根据南非央行发布的数据，经过为期近10年的激进经济改革，中央政府预算已经出现了14%的赤字；而公共债务的本金与利息之和到2026年将会累积到GDP的89%左右，国家已接近破产边缘。

而拉马福萨政府提出的应对预算缺口的对策，却是从2021年开始将养老金和社会救济金的规模削减280亿美元，转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部门。这一举动令许多观察家感到大为震惊。开普敦大学南部非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默里·莱布兰特（Murray Leibbrandt）告诉本刊：“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馊主意。因为对南非最底层的30%左右人口来说，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本来就是福利救助、而不是工资薪酬。政府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却削减了他们既有的收入，这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和经济萧条。”1996年南非宪法曾被视为全世界最富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宪法之一；但到了2021年，一些班图人显然比另一些更“平等”了。

对“00后”沙班格来说，凯特卡尼工厂中的许多妇女所描述的那个“曾经的南非”对她来说显得过于遥远了。她属于班图人中“生而自由”（Born-free）的那一代，对这个国家漫长的种族隔离历史和伟大的“马迪巴”（曼德拉的昵称）所知不多。这个群体如今在6000多万南非人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50%，他们关心的是失业、贫困以及依然泛滥的艾滋病问题——南非的基层教育系统始终是政府公共部门中获得拨款最少的行业之一，这显著影响了班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而15岁到49岁之间的成年人中，艾滋病的流行率刚刚下降到19%。

纳尔逊·曼德拉在“祖马骚乱”平息的同一天迎来了诞辰103周年纪念日。这位在2013年病逝的前总统、享誉世界的民权斗士一手推动了现代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与社会转型，但似乎终究未能阻止自己长期参与打造的执政党逐步滑向僵化和腐蚀。小说家、诗人贾克斯·穆达（Zakes Mda，其父曾是曼德拉早年的同志）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慨叹：“恐怕曼德拉对人的信任一度过了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在他执政期间就已经生根发芽了，而不是在他卸任之后突然冒出来的。他过分信任自己的同志，因而对他们的某些劣迹视而不见。”而拉马福萨在7月16日的全国讲话中，虽然承认煽动骚乱的祸首中包含有执政集团成员，但对暴乱者本身依然以第三人称相称呼，似乎他们属于一种“客观存在”，与非国大党长期以来的经济、社会政策失败无关。

经过27年的转型之路，今天的南非已经成长为全球第35大经济体以及非洲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但它同时也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过去8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2021年第二季度的失业率达到了43.2%。“所有经济学家都在谈论增长，但增长绝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南非财政部经济政策司司长邓肯·皮特斯（Duncan Pieterse）在今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慨叹，“一方面要确保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还要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两者不可偏废。这不是单纯的财政手段可以解决的。”看上去，司长也开不出药方。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宪法，但它不能拿到银行兑换成现款。”沙班格曾经听姆杜卡内拉这样评论过。凯特卡尼项目依然在寻找新的资助者，“祖马骚乱”中被捕的第一批682名抢劫、破坏和纵火犯已经开始面临起诉。8月28日，两名在骚乱期间曾经利用社交网络煽动民意的嫌疑人在夸省被警方逮捕，他们将和至少三名非国大党市级议员以及前国家安全局特别行动组负责人、祖马的长期追随者图拉尼·德落莫一同被送上法庭。 雅各布·祖马国际社会曼德拉南非经济时事南非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