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要无所畏惧，这是让人钦佩的”

2012年，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终结的感觉》中译本出版时，陆建德曾为它写作序言《回忆中的“新音乐”》。他在文中将这本小说称为“回忆之书”，认为它既是在回忆中写成，也是对回忆的心理特点的探究，并以此作为入口，解读了巴恩斯的写作。巴恩斯热衷探讨时间和记忆，又特别会讲故事，在书写这一主题的作家中很有代表性，但我们的好奇远非局限于他一人的写作，也非局限于昆德拉、普鲁斯特。因此，陆建德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将“时间”在文学中的呈现做了梳理，包括其方式、变化、中西方观念的差异等。了不起的作家用记忆认知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概念，对于文学来说，它似乎也是一个始终在被探讨的问题？

陆建德：时间是人始终要去处理的问题，它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基本上构成了生命的本质。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通常只是基于日常的经验来谈时间。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我们一方面要接受时间的限制，心平气和地对待时间的消逝，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记忆和想象不断地克服并超越时间的宰制。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对此都有极其丰富的反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是这样，他的书写主要就是在回忆他的儿童和青少年时代，牵涉到很多人物和事件。了不起的作家，会用时间、记忆这些特别重要的要素来认知生活里一些隐含的波澜，这些波澜往往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章节。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解释，通常是基于对时间和记忆怎样的理解进行的？

陆建德：在这种回忆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过去仿佛是流动不居的，有大量的因素在影响我们的记忆，使它发生变化。所以每一次的回忆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记忆在文学中总是跟言说、叙述结合在一起。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说，诗歌就是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一些情感。他特别强调回忆的过程是平静的，就是因为我们经历的很多事情都会在回忆中发生变形，这种变形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候却是不自觉地发生的。“平静”会减少这种变形。人的大脑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它使我们很难搅动记忆的深井，借用一个老套的话来说，直面现实是特别困难的，需要足够的勇气。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很多作品就是基于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人总是希望在时间的维度里寻找因果关系，他讲，如果在时间的序列里找一部分稍微扭曲一下，也许只是改变一个特别小的细节，那么，本来你做得不对的事情，也有可能会变得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人是能跟自己对话的，在这个过程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记忆有时候并不准确。谈时间和记忆一定要看到，人是发展变化的，不是固定的。麦克尤恩的《赎罪》讲的其实也是记忆的不可靠，时间能使人成熟，多年后回忆往事，对自己、对他人会有新的认识。

另外，记忆也会不断地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心灵是怎么变化的。像刚才提到的诗人华兹华斯，他在长诗《序曲》里就呈现了很多时间的片段以及自己心灵的成长。比如他年轻的时候特别迷恋法国大革命，年岁长了以后，看法翻转了，他开始反省，觉得突如其来的一场革命把传统中的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去掉了，可能是并不明智的。

在搅动这口深井时，我们还会发现，时间永远是在跟其他人的关系之中流逝或凝固的。这次疫情来了，很多人不出门，日子一天一天重复，值得回忆的内容就特别稀薄。只有当人总是跟他人在一起或保持某种联系的时候，时间才有社会的维度，这在文学作品里是特别重要的。为自我所包围的回忆，通过种种手段为自己说话，品质就会低一点，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克服的一个难处。

三联生活周刊：透过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对时间存在不同的认识吗？

陆建德：在中国文化中，我们有丰富的时间记忆。我们的二十四个节气就是阴历一年里时间的脉动，它们是跟农耕社会里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至于人，生辰八字决定了命运。我国传统史学非常发达，朝代成为划分历史阶段的单位。有些绝对的价值观念预设了不受时间局限的稳定性。《楚辞》里有不少瑰丽诗行是天马行空的，诗中的人物具有与生俱来的美好心灵，它的成长是不受社会的过滤和影响的，因而保持不变就是生活的目标。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喜欢把人比成一块美玉，没有瑕疵，比作污泥里的荷花，长出来也一尘不染，在我们的文学中，超时间维度的、纯洁的字眼是比较多的，“独立不迁”的“后皇嘉树”以“壹志”为特点。

古代很多人前赴后继地想要寻求长生不老之道。他们有焦虑，意识到了自己是受时间限制的，所以想超越它，要打破时间的局限。基督教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假定了“永恒”，天堂里是没有时间的。从文学作品来讲，像但丁所写地狱、天堂都是已经超越了时间的。再比如《浮士德》，浮士德出卖灵魂而获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不然他无法爱上海伦，一位希腊神话中的绝色美女。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文学中直接处理时间问题的写作多吗？

陆建德：抽象地处理时间的作品肯定也是有的。“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正是对时间易逝这一现实产生焦虑，诗人写出很多伟大的作品。“人生得意须尽欢”，这种生活态度也反映于其他国家的文学。我们的诗人对季节的变换是尤其敏感的。不过伤春悲秋之类的表述如果用多了就不免僵化为俗套。在各国文化中，人们对衰老都有一种担忧，学会坦然面对死亡是人生的重要一课。不同文化、信仰背景的人对死亡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也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不惜花费时间炼仙丹的人虚耗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道出了另一种境界。仔细想一想，各种对时间的态度都渗透在文学作品里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刚才提到，时间既存在于哲学概念，也存在于日常经验。那么文学对于时间的书写通常是从日常角度进入的吗？哲学的时间在文学中是怎么反映的？

陆建德：T.S.艾略特的作品就比较明显地在处理哲学中的时间概念，尤其在20世纪30～40年代，他的一些诗作都在讨论时间。他认为进化论是一个谬见，因为在进化论提出之后，相应的，你对传统、对过去的想象就变得比较呆板、单一。他有一部作品叫《四个四重奏》，最后一章（《小吉丁》）写的是他到一个17世纪的遗址朝圣，英国内战时，查理一世曾经逃到那儿避难，与一个宗教小团体共同生活。这首诗很多讲述都是作者关于时间的思考。比如艾略特说，无始无终的时间和瞬间的交叉点就是现在的英格兰。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生命由连续不断的瞬间组成，具体的地点或场景赋予这些瞬间超越个人的意义。艾略特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他承担着一些社会责任，所以他的诗里面经常有一种永恒跟瞬间的交错。

三联生活周刊：在文学作品中，时间有哪些存在，或说呈现的方式？

陆建德：希腊神话里那些生活在奥林帕斯山上的神祇不是时间的奴隶，但是他们说话做事的方式又是跟人一样的，并没有完全摆脱时间的框架。有一位提托诺斯能享受永生，但不能永葆青春，结果他日益衰老，变成一只蚱蜢。时间的力量通过身体的变化来呈现。

《圣经》里人世的时间始于创世。其实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但丁的《神曲》把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物置于共时的基督教的想象空间里，也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叙述。《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各式各样，但是它们由线性的时间串联起来。时间在文学中呈现的维度是特别丰富的，并不单单是线性发展，甚至会出现不同时间体系的碰撞，庄生梦蝶的故事就隐含着现实、梦、人和蝶的几种时间尺度。《追忆似水年华》中回忆的发生点就是多元的，时间也有了伸缩性。与它齐名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把时间局限在一天里，大量的人和不同的场景通过回忆，最终集中于时间上的一点。

又比如我们常常说的“穿越”，或者说时间旅行，像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所描写的那样。现代派时期的很多写作都是和时间有着纵横交错的关系的，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写作手法被我们称为“意识流”，在意识之流中，线性的时间并非主导的因素。

对于时间的叙述是不断更新的，越来越多的人取用不同的时间点讲述故事，读者因此得到更多参与写作的空间。到了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一批激进派甚至想彻底颠覆小说的写作模式，有的作家写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次序的。英国实验作家B.S.约翰逊把自己写的文字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任人抽取阅读，次序是可以完全打乱的，他所做的就是打破时间，彻底摆脱线性的叙述。

塞缪尔·贝克特也是非常典型的。他有时候会写一些后人类的东西，在其中消解人类的意识。他写了不少看起来无聊的、重复性的，不能用常理来理解的文本，比如“我站起来，我坐下”“坐着站起来”“站着坐起来”，就是要激怒读者，打消你对他的期待，同时也是想彻底颠覆世界和时间秩序。也许他的写作是彻底消解理性自身的，所以时间在他的文本世界里也被化解。

欧美国家还有一种“乌托邦写作”，写未来世界，作品里面时常会有一个对照，主人公要先回到某一个时代，看那个时代是怎样的，后来又是如何脱胎换骨，与过往形成一种新旧的对照。新的是他想象的，旧的是他所生活的年代。乌托邦写作背后隐含的是对自己所生活年代的一种批判。这种写作在19世纪中后期是比较多的，源起于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两人都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也有乌托邦写作，比如清末民初的陆士谔写的《新中国》。梁启超也写过新中国未来的世界，作为文学作品来说是完全失败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还催生了另一种文类：反乌托邦小说。在奥尔多斯·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里，用科学方式培育出来的人类不知痛苦为何物，浑浑噩噩地“幸福”着，时间被剥夺了任何可能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在时间叙述的不断变化中，传统的线性时间写作是什么状态呢？

陆建德：与普鲁斯特大致同时代的现代派在处理时间的方式上是有别于19世纪作家的，但是可以宽泛地称作现实主义的传统还是强有力地存活了下来，老枝上开出很多新花。即便是前面提到的伍尔夫，她小说里也有传统的线性时间写作。所谓现实主义作家也对时间和记忆有很深的挖掘，比如说约瑟夫·康拉德。他的几部代表作都是以线性时间为主干，但是人物是复杂的、变化的。记忆或回忆是他常用的笔法。他的《黑暗的心》讲的是欧洲人到非洲殖民，故事中记录了巨大的不公，但它不是由亲历者讲述的，而是一种转述，这里面就牵涉到了记忆的真实性。小说背后是一种沉痛的反思。康拉德提醒我们，时间以及环境对人也会有一种腐蚀的作用。哈代的写作也基本上忠实于线性时间。我以为线性时间写作也能变花样。善于讲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欧美还有一个文类叫长河小说，历史的长河其实就是时间，这类小说通常会讲一个家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是怎样延续的，通过这种变化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状况，比如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和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

其实不管什么流派的作家，都会把记忆书写作为时间叙述的一部分。现在作家会让故事由几个不同的人来讲述，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回忆。从不同的故事里面，怎样拼起一个图景，对读者来说好像就加大了一点难度，这种阅读也就会让我们对时间变得更加敏感。

我觉得实验性的作品蛮好的一点，是会消解我们一些既定的壁垒，或者是范畴。这过程中反映的也是人对时间认识的改变。但我们永远不能说一个浪潮来了就都变成一个样，很多过分激进的反抗在一段时间后就消失了。我们总是一方面能看到现代派在时间上的实验，一方面会发现很多人依然在使用传统的叙述方式写作，技巧更成熟，也更持久，这种线性叙述到现在都还是主流，重要的是读者对各种写法都比较宽容。

三联生活周刊：传统的线性时间叙述是在怎样的背景中被打破的？或者说，非线性叙述是基于什么背景产生的？

陆建德：这种变化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首先是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它使人对时间的维度、不确定性有了新的认识。相对主义产生，认为大量的事情都只是相对而言的，因此摆脱了看待事物的固定视角。对待时间也是如此，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时间。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关系很有趣，它不一定真的从很高深的科学语言中认识问题，但是它会用艺术的语言表现出比较新潮的时间观。比如说伍尔夫所在的布鲁姆斯伯里群体中的艺术家克莱夫·贝尔就提出，抽象的艺术形式，是比文艺复兴的艺术想象更久远的。抽象背后暗指的是一种永恒，这和拜占庭文化有一定的关联。还有来自异域文化的影响，非洲雕像的变形、中国瓷瓶里的线条，都被认为暗含着永恒性。艺术领域的变化会给文学创作带来影响，艾略特就在他的诗里特别提到过对中国瓷瓶的欣赏。

三联生活周刊：有关时间叙述，除了叙述维度的多元化，在观念上，有没有什么改变？

陆建德：各个国家不同的“创世记”都是发生在时间维度里的，或者是创造时间。中国也有，比如盘古开天，就是关于时间是怎么出现的。关于世界是怎么来的，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但其实，应该允许多元的解释，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版本是特别可靠的。美国的学者萨义德就反对这种神圣叙述，他相信，历史并没有一个最初的发生点，于是用世俗化的表述将之称为“beginnings”，加了复数，表明起点并不唯一，而是多点发生。这也是一种时间观。

同样，巴恩斯在《10 1/2章世界史》里对创世神话提出的挑战也是很有颠覆性的，它所隐含的书写对象和对话者也是《圣经》。《圣经》中的很多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诺亚方舟上，带什么不带什么，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巴恩斯认为，世界上很多的小事物、小人物、小昆虫都是在这种宏大的叙述里面被边缘化了，它们或者卑贱地存活下来，或者就这样消失了。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叙述背后，其实是有大量意识形态和未经检验的假定，我们应该勇敢挑战这些假定，让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角色走到舞台中间让人看到，让原来失去声音的发出声音。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所有这些新思潮背后都牵扯到时间。时间背后有着“人”的维度，我们应该考察的，是把这个“人”置于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中。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有关时间和记忆的处理，在文学写作中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陆建德：我觉得回忆要无所畏惧，这是让人钦佩的。一旦有一些外部条件限制了某一个人无所畏惧的叙述，就比较让人失望。另外，有关回忆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开放性，要对自己坦诚，要像陌生人一样观察自己，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在写作中处处为自己报仇，这种写作有时候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最后我想说一句与今天的话题相矛盾的话：遗忘，在很多场合，也是一种时间的馈赠。以后不妨做一期“遗忘的艺术”。 文学作家终结的感觉艺术文化三联生活周刊赎罪巴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