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150年，复杂的回忆主导权

1862年，维克多·雨果（完成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雨果用大量笔墨描述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的巷战，主人公冉·阿让穿梭于遍布巴黎的街垒路障之间，只为拯救自己的灵魂。

在这部小说中，雨果并非支持革命的暴力。与其说是他用人性的话语来诠释革命，不如说是在通过革命诠释人性本身，并以此唤起世人的同理心和对理想的追求。“我们用生命梦想乌托邦，我们用死亡实现理想国。”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没想到，在完成《悲惨世界》9年后，巴黎公社运动爆发，雨果见证了巴黎街头再次筑起街垒。

1871年3月18日，因不满法军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加之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城期间炮火不断、粮食短缺、生活困苦，巴黎全城爆发了武装起义，独立政府巴黎公社宣布成立。然而公社只持续了72天，便被反扑的凡尔赛政府军镇压。5月28日，最后一批公社社员且战且退，最后退入拉雪兹神父公墓，在公墓一处荒坟的角落里，被一个个枪杀，后来这座墙被称为“巴黎公社社员墙”。

尽管巴黎公社无疾而终，但其组织、生产、分配、立法和战斗，被视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左翼政治实践之一，是第一次无产者领导的城市自治。当时人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做出结论，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动样板，将它描述为未来的革命政府的原型。

不过，在法国，历史书则从法兰西第二帝国直接跳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巴黎公社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严令禁止提及。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数万参与过公社的巴黎市民被逮捕审判。公社成员、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曾提议拆除巴黎旺多姆广场的拿破仑纪念柱，被判处监禁6个月，流亡瑞士，政府还没收了他的绘画作品和其他财产。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欧仁·鲍狄埃则在躲避政府军的搜捕时，在郊区小巷一所老房子的阁楼上，写下了宏伟诗篇《英特纳雄耐尔》，即《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它在1888年谱成乐曲后传遍了整个世界。

另有4000人被政府流放到南太平洋的海岛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被认为是离巴黎和“文明”最远的地方。公社女领导人路易斯·米歇尔也在其中，在岛上，她成了一名公共人类学者，记录了诸多当地土著卡纳克人的生活，和1878年土著对法国殖民政府的反抗。

公社失败之后的两年里，出现了300多种支持官方对事件解读的书籍，这些书中赞誉凡尔赛军的胜利，指责公社的野蛮破坏。

到底有多少公社成员死在凡尔赛政府军手中？具体数字至今仍有争议。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审判人数多达1.7万人，也有估计，这个数字实际高达3.5万人。巴黎市议会成员进行的后续调查得出的一个未必可靠的结论是，超过10万名工人遇害、关押或逃亡。

曾对巴黎公社提出批评和质疑的雨果，在公社被镇压后转而谴责政府，并因激怒了梯也尔而被法国政府施压逐出比利时。此后经年，雨果一直在为公社幸存者的营救和特赦奔走，直到新一轮政府选举，共和党成为多数党。杜伊夫堡广场改名为共和广场，市政厅买了一幅库尔贝的绘画作品，《马赛曲》成了法国国歌。1880年，巴黎公社社员迎来全部大赦，成千上万被监禁或被流放的人陆续回城，但赦免是建立在巴黎公社社员承认“犯有罪行”的前提下。

路易斯·米歇尔从新喀里多尼亚回到巴黎的时候，成千上万人到火车站迎接了她。法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接下来的20年里形成。法国工会随着1881年的合法化成长壮大。1890年，路易斯·米歇尔领导了法国工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第一次游行。此后要求法国当局为巴黎公社彻底平反的呼吁持续了100多年，直到2016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决议，“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ois Furet）曾说，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能像巴黎公社一样，能在只持续了这么短的时间后产生了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力。在法国，对巴黎公社的反思是从它100周年前夕开始的。当时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全世界范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更多的人在传唱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受其影响，1968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运动，索邦大学的学生们在巴黎市中心的拉丁区筑起街垒。大学生们读着马列主义书籍，呼吁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左派政权。最终警察冲入大学，“五月风暴”无疾而终。

三年后，巴黎公社100周年，此时的法国共产党已经因“五月风暴”对社会造成的动荡而逐渐沉寂，历史学者们头一次重看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解读，左翼不同党派分别前往拉雪兹神父公墓为巴黎公社祭奠，他们都希望自己能掌握对这段历史记忆的回忆权，法国左派政党的分裂也从此开始。

从人们对巴黎公社女性领导者路易斯·米歇尔的形象使用上更能看出世界对巴黎公社的不同解读。早在1921年，苏联就开始使用她的形象。7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在欧洲风起云涌，当年身着工装持枪领导革命的米歇尔又被解读为女性主义代表人物。90年代之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保守的法国极右派将米歇尔化身为爱国主义者的形象，而无政府主义者则视她为不畏强权质疑共和制的代表。进入新世纪后，她甚至被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酷儿团体视作一种精神符号。至今全法国有将近200所中小学或大学学院以路易斯·米歇尔的名字命名。2013年，从学界到民间，都曾致力于推动路易斯·米歇尔进入法国先贤祠，与伏尔泰、雨果、卢梭、左拉、居里夫人等法国伟人葬在一起。

而在全世界身陷反恐战争和疫情、法国政治和社会严重撕裂的当下，巴黎公社迎来了150周年，法国民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人们现在又在纪念巴黎公社的什么呢？本刊就此采访了巴黎东部大学历史学者玛蒂尔德·拉雷（Mathilde Larrère），这位19世纪革命史的研究专家指出，巴黎公社可以说是多意的，“对历史学者来说，事实和人们基于事实塑造出来的形象，都是史实”。

——专访19世纪革命史学者玛蒂尔德·拉雷纪念日的历史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今年在法国举办的巴黎公社15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会觉得它还挺特殊的，有些是自发的，有些是计划好的，但并非官方层面的。

拉雷：巴黎公社是一段充满反抗和革命意味的历史，因此它没有被真正地写入所谓的“法国国家历史长篇”之中也很正常。尤其是当权政府争议很大，受到很多民众尤其是左派选民的反对，他们也不愿意人们因纪念巴黎公社而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所以我一点都不奇怪即便是150周年的大日子，法国没有任何官方纪念活动。今年的纪念活动主要都是民间的自发活动，除了巴黎市中心，巴黎大区的很多小镇小村也都自发举办纪念活动。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在法国还有人会纪念凡尔赛军的镇压吗？

拉雷：纪念镇压是不会了，但一些政治派别，尤其是亲现任政府的政治团体，首先会模糊历史上凡尔赛军镇压的严重程度，会否认当年杀害巴黎公社社员造成的巨大死亡人数，其次还会继续公开支持历史学界中亲凡尔赛军的一些论断，比如不提凡尔赛军的暴力，反而只提巴黎公社社员在最后时刻纵火焚毁诸多公共建筑。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纪念一场屠杀，即便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历史上凡尔赛军杀害巴黎公社社员的确切数字，不过目前来看起码也有1万人。

三联生活周刊：不仅是街头纪念活动，我还注意到今年出版行业发起的纪念活动，好多讲巴黎公社的新书面世，为什么出版行业对这一纪念日如此热情？

拉雷：这种现象在出版行业很普遍。三年前是“五月风暴”50周年，今年还是拿破仑·波拿巴去世200周年，各大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相关纪念书籍。赶上这种周年的“整日子”，学术和出版行业就会集体发力。早在四年前，有些出版社就开始为今年巴黎公社150周年做准备了。这种方式确实会收获学术果实，因为这些书都是精心准备的，不仅作者和编辑受益，大众对某段历史的认知也会因此进一步深入。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今天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是在纪念什么？

拉雷：上一个“整日子”是1971年巴黎公社100周年，当时最广泛讨论的主题是公社所体现的阶级斗争，这一主题其实我们这些年已经提得越来越少了。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更广泛”的巴黎公社，即巴黎市以外，其他响应起义活动的省市，乃至其全球性的接收和影响，今年我看到一些外省人还举着外省区旗来巴黎蒙马特高地参加纪念活动。此外，公社中的女性地位近年也被广泛提及，这在100周年时法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是无法想象的。

三联生活周刊：150年之后，我们还能说巴黎公社代表着阶级斗争吗？

拉雷：是的，客观来说我们依然可以这么说。巴黎公社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工人掌权的试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是马克思所着重解读的，但如今法国历史学界认为巴黎公社中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性质其实是很局限的。

19世纪学界认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最核心的证据是公社接管了无人管理的手工工坊，这些工坊的老板当时已经逃离了巴黎；他们还把旺多姆广场的纪念柱推倒了，还接管了空置的住宅。但正如马克思常说的，公社并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他们也没普遍接管大企业大工厂，因此我们认为巴黎公社并没有真正系统地反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如果巴黎公社代表着阶级斗争，我们可以说资产是当时社会主义斗争的核心。谁是巴黎公社最忠实的继承者

三联生活周刊：谁是巴黎公社最忠实的继承者？法兰西共和国、社会党、共产党，还是无政府主义者？

拉雷：巴黎公社包含的东西太丰富了，即便在当年，巴黎公社在成立和实践过程中，几方政治派别和主张也曾经历过辩论和对立。但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所以各方主张没有上升到冲突的程度。

巴黎公社的记忆其实一直没有间断。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公社的回忆主导权是由法国共产党掌握的，随后社会党和共产党在法国就分道扬镳了，而它们都极力希望将公社历史归于自己名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去巴黎公社社员墙祭奠的时候，社会党都想着与共产党分开搞活动。在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就像一对相爱相杀的兄弟，虽然30年代曾因极右势力崛起而和解过，但在两党之间，巴黎公社的历史记忆确实是一道鸿沟。

20世纪末随着法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舞台的失势，自由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者转而掌握起巴黎公社的回忆主导权，并在法国国内的游行示威活动中被不断使用直至今日。比如我研究的一个领域是街头政治涂鸦，我发现自2017年开始，法国街头出现的有关巴黎公社的涂鸦大增，比其他历史运动的使用都要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回来了。巴黎公社就像是一棵树的主干，产生出很多分支，大家各取所需去继承其遗产为自己所用，它的历史记忆也是多样的，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完全代表和继承这段历史。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巴黎公社就是多意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巴黎公社的模式在今天还有可能被再次复制吗？

拉雷：很难说会。因为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如果你仔细想，现在的资产所有制结构、劳资关系，已经和1871年完全不同了，人们已经不再把工人和工厂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关系了，社会运行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很多当年提出的要求其实后来都实现了。比如神权分离、建立世俗的义务教育公立学校，甚至义务兵役制等。但我觉得现在再去谈巴黎公社，是因为当年公社提出的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追问：代议民主制的局限、财富再分配的不平等、女性的工作地位，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法国有着悠久的工会和行业公会传统，至今它依然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雇主之外的重要政治力量，在立法机构商讨议案时有着重要的间接话语权，也是很多游行示威的直接组织方，那么它与巴黎公社有多大关系？

拉雷：很复杂。巴黎公社是工会出现前的工人组织，但它没有确立一套完整的工人组织方式，更偏向无政府主义式的、暴力的方式。而后，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下，法国才建立起了完整有效，具有沟通性和合作性的工会组织，所以很难说法国工会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承者。

其次可以注意到的是，当年参加巴黎公社的主要群体并非无产阶级，不是为老板打工的工人，而是小工坊的工匠，或者小商铺老板，他们是工坊和商铺的所有者，是有产阶级，他们与代表无产阶级的领薪工人混合在一起，成立了巴黎公社，因此很难说巴黎公社是纯粹的工厂工人成立的组织。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各方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解读和纪念巴黎公社，法国工会更不例外。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如今我们是否仍可以说，巴黎公社预示着20世纪工人运动的“黎明”？在革命史研究中，它对20世纪的革命运动是否真的有很大影响？

拉雷：我会回答是也不是。第一个谈及这个问题的法国历史学者是雅克·鲁热力（Jacques Rougerie），他说巴黎公社更像是19世纪旧革命的“黄昏”，它与大部分19世纪革命的社会学背景相同，公社社员更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裤党人，巴黎公社社员中也有参加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老四八”一代。

而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新社会实践的光荣先驱，这一观点后来被列宁和托洛斯基采纳，被布尔什维克大量引用，并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理论框架中发展，因此可以说到了最后，巴黎公社成了某种塑造出来的形象。但对历史学者来说，事实和人们基于事实塑造出来的形象，都是史实。因为很多人和很多政治力量认为巴黎公社是“黎明”，那它在历史学角度来说就是“黎明”。 法国历史巴黎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