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尔恐袭”会推动美军“大军改”吗？

8月28日，美《纽约邮报》保守派专栏作家哈萨尼（David Harsanyi）在该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军队和盟友不再信任拜登》的文章。看了他这篇文章的观点后，我想到了在“喀布尔恐袭”发生当天上午，我在给一家军工科研机构新员工上入职教育课时提出的一个判断：“喀布尔时刻”可能会推动美军的“大军改”。由此，我就确定了这期专栏文章的标题。

先说哈萨尼文章中认为军队不再信任拜登的一个“论断”。他在文章中先说了一句：“军方领导人怎么还能信任拜登呢？”接着就引用了美国防部一位匿名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说的话，大意是之前美防长奥斯汀曾警告过拜登，撤军不会给阿富汗带来稳定，以及参联会主席米利也建议过拜登要在阿富汗保留2500名军人协助撤军，但拜登却“置若罔闻”。

接着再说我确定专栏文章标题的理由。8月26日我在讲课中之所以得出“喀布尔时刻”可能会推动美军“大军改”的判断，是源于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军史上最大的“军改”法案——“戈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部改组法”（GN-Act）的动因之一，就是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时出现的“西贡时刻”。虽然几天后又出现了造成13名美军军人死亡的“喀布尔恐袭”（有11名陆战队员），但是当1983年国会就GN-Act“激辩”时，同年10月在黎巴嫩也发生了造成243名美军军人死亡的自杀性恐袭（有241名陆战队员）。而这也是促使GN-Act约3年后在国会表决通过的客观原因之一。再说作为保守派专栏作家哈萨尼，他的言论比起那些共和党议员要弹劾拜登的呼声，影响力还是小得多。因此，只要拜登能“站稳”，推动“大军改”的可能性就存在。

事实上，在GN-Act通过30周年之际的2016年，拜登作为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就准备对GN-Act推出大幅度的修改条款，但由于国会已被共和党掌控及随后特朗普又“战胜”了希拉里当选，“大军改”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4月GN-Act通过30周年之际，当时美防长卡特（Ash Carter）在美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讲演时就说：“‘军改’是为了要应对俄、中、伊、朝、极端主义‘五大威胁’。”而5年后，美国防部已明确把“中国威胁”提到了“俄罗斯威胁”的前面作为“头号威胁”。同时当年卡特的助手副防长希克斯已成为拜登政府的第一副防长，主抓“全面工作”（之前她在CSIS任副总裁时执笔了一些“军改”设想的报告）。这也是我8月26日在讲课中提出前文说的那个“判断”的原因。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在讲课中对军工科研机构的新入职员工说出那个“判断”，是因为我知道当天国防部发言人就今年10月1日将施行的新《兵役法》解读中有一些要点，与这些年轻的新员工未来的科研工作相关。比如新《兵役法》将旧《兵役法》中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调整为“以志愿兵役为主体的志愿兵役与义务兵役相结合”；再比如新《兵役法》中“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有负责兵役工作的机构”，并“将研究生的征集年龄放宽至26周岁”等。简单说，作为武器装备“生产者”的年轻员工们，未来他们将对接的“消费者”是“对消费品要求更高”、在志愿兵役制下服役的士官们。同时，作为为兑现“建军百年”目标提供直接服务的年轻员工们，他们也要及时跟踪、了解、分析接下来美国可能进行的“大军改”中有哪些相关内容。 大军美军军改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