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贝尔：平等的身体

在芭蕾舞中，GALA指的是群星闪耀的盛大晚会。顶级的全明星GALA甚至能荟萃全世界著名舞团的顶尖舞者，一夜演出之间，为观众奉上《天鹅湖》《吉赛尔》《胡桃夹子》等芭蕾名作的选段。这些选段往往是作品中最能展示芭蕾魅力与舞者技巧的段落，比起欣赏完整的舞剧，以晚会形式串排的GALA更能吸引急于领略美的盛宴的观众。

法国著名编舞家杰罗姆·贝尔（Jér?me Bel）在2015年推出的“GALA”——《盛会》，却走向反义。自当年5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首演以来，几年间，这台非常规的GALA已经走遍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贝尔团队与到访当地的素人舞者合作，排练时间从来不超过一周。在这场盛会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高技巧的华丽表演，收获的是如你我一样未经规训的身体，在舞蹈艺术最本质的魅力之下，释放的超凡能量。

观众入场后，投影屏幕播放幻灯片。照片是世界各地的剧场和观众席，有的豪华大气，有的小巧简陋。舞台左侧有一块可翻页的立牌，看起来像一个日历。演出开始，年轻的女性表演者登场，她翻动日历，粗糙的手写字体显示，这场GALA的第一个部分是芭蕾。在“芭蕾”的指令下，20位舞者依次出场，展示基础芭蕾元素：到舞台中央站定，双手举过头顶，转圈，再离场。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舞者的身体，读到每个人的基本信息：大致年龄、身形样貌，是否受过专业训练。

紧接着，音乐变得激昂，依照转圈动作的顺序，舞者们再次登台，展示的是更高难度的芭蕾动作：大跳。这个动作让观众进一步了解舞者们的状况，他们中有人平衡感不佳，有人会在完成动作后害羞甚至笑场，还有人是专业芭蕾舞演员。

贝尔坚持在每个城市演出时寻找本地表演者，20位舞者须具有各种标尺划分下的身份，老人、儿童、胖人、舞蹈演员、戏剧演员、残障人士、酷儿……找人的方式是依靠熟人网络而非通过面试。“我不喜欢面试。”贝尔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坚决，没有任何迟疑。“面试往往有很多人报名，却只能选择他们中的个别人，这意味着这种形式导向的结果更多时候是拒绝而不是接受。”

比起“选择”，贝尔更喜欢采用的方式是“邀请”，让别人获得“我非常高兴你能参与我的作品”的愉快感受。“现在的大多数创作处于‘演员等待导演选择’的生态下，这正是我在试图推翻的。”

与寻找表演者的观念近似，具体到演出，贝尔同样只给出作品的结构框架而不限制具体的动作。在创作阐述中，贝尔引用贝克特的一句话来描述这个作品期望达到的质感：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更好地去失败（Try again，fail again，fail better）。于是，立牌上指令的功能仅仅是提示，提示舞者和观众，接下来要展示的部分对应某个舞种；也提示现场的每一个人，我们正身处其中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多舞种GALA演出。

之后的演出中，“华尔兹”“迈克尔·杰克逊”“即兴”“集体舞”等名词相继出现在立牌上。有趣的是，舞者表演的目标并不是达到传统评价中的“美”或“正确”，而是从每个人对舞蹈的感受出发，呈现对相应舞蹈名词的想象。“大跳”动作中，坐轮椅登场的舞者迅速转动车轮，快到舞台中心时，他昂起头，张开双臂，轮椅靠惯性向前滑动直至离场。无法实现跳跃动作的舞者依靠想象力，真正实现了大跳动作背后关于飞翔的指意，他获得的掌声和欢呼，大概超越任何技术高超的专业芭蕾舞者。

演出行至中段，立牌提示“谢幕”，舞者们一个接一个登台，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向观众致意，严肃、诙谐、羞涩、充满能量……各种形式都有。在这里，贝尔将谢幕作为一场演出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单独展示，成为GALA节目单中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像这样虚晃一枪的“谢幕”在贝尔的作品中极为常见。“我的目标是解构剧场。”贝尔说，“值得思考的是，演出中司空见惯的各个环节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表演者来说，参与《盛会》的体验新奇而特别。

上海版中的退休阿姨冯慧金带着对广场舞的热情加入团队，跳着跳着发现跟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我对这种国外的舞蹈不懂的，但它很自由，颠覆了我的一些认识。慢慢就投入了，我觉得我一定要用真情去表演好这个GALA！”在作品“集体舞”的段落，一名舞者领舞，跳自己喜欢的舞蹈，其余舞者模仿。冯慧金的广场舞让表演者和观众都获得了由衷的快乐。“观众的感动也感动着我，我很骄傲！”患有唐氏综合征的舞者陈嘉怡因为喜欢舞蹈来到《盛会》，她说：“舞蹈是我的伙伴，我的好朋友，我的知音，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戏剧导演刘阳也作为表演者加入《盛会》，他说：“我们在舞台上展示身体留下来的记忆，我能感觉到，大家聚在这里的时候，对自己的认同感非常强烈。”

《盛会》以GALA为名，庆祝身体解放，让观众被“人人皆可舞”的平等身体吸引。与之类似的，15年前，贝尔首演于2001年的作品《精彩必将继续》（The Show Must Go On）同样聚焦素人的身体，关注的是日益发展的流行文化与当代身体的关系。

《精彩必将继续》取名自皇后乐队同名金曲，由22名演员、18首流行音乐、1名DJ共同完成，在2005年获得了象征美国表演艺术最高荣誉的贝西奖（Bessie Award），也是这部作品，一经首演便轰动全球，让贝尔成为举世闻名的剧场艺术家。

《精彩必将继续》的演员都是非职业表演者，来自各行各业，作品形式是简约的“听歌起舞”，舞者们伴随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做出有趣的反应，这些歌曲包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剧选段《今夜》、披头士乐队的代表作《黄色潜水艇》、法国名曲《玫瑰人生》等。“这个作品想要呈现的是文化产业间离我们的身体的过程，21世纪，人们的身体是如何被标准化为今天的样貌的。”在《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的段落，舞者两两组合，模仿电影男女主角站在船头的经典动作，如同复制粘贴出若干对情侣的剧场效果消解了罗曼蒂克气氛，在观众的笑声中，迷幻人心的流行文化消散了。

2016年，第七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精彩必将继续》作为开幕演出亮相。同样是寻找当地表演者参与演出，北京版的舞台上有年轻潮人、广场舞阿姨、业余艺术家、坐轮椅的女士……18首流行音乐中的17首是全球通用的，由于各地语境的差异，编舞家、表演者、观众三者的态度相互交织，每一场都如同全新的演出。编舞框架没有变化，但从具体的舞蹈动作中，观众看到的是中国式的身体，“自由”成为关键词。

“如何清楚地凸显每位表演者的差异且让他们达到一种分庭抗礼的状态？是平等性。这种平等性建立在每个人独树一帜的身体特质之上。”贝尔说。

在当代，舞蹈领域涌现出诸多后现代观念：“舞蹈无关美丑”“非舞蹈”“用流行音乐编舞”“残健共融舞蹈”“观众参与”“偶发与即兴”“社会性介入”……这些落于纸面的高冷舞蹈理念在贝尔的作品中被举重若轻地融于一炉，凝聚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真实的“人”身上。通过这些舞作，贝尔似乎在告诉我们：或许重要的不是舞蹈本身，而是跳舞的人和看舞的你。

2020年底，贝尔作为委约艺术家参与上海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中心五年合作项目，与中国艺术家小珂一起，创作他著名的“舞者肖像”（Portraits of dancers）系列的新作《小珂》。

“舞者肖像”的概念始于2004年，贝尔与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中一位名为维罗妮卡·多瓦诺（Veronique Doisneau）的舞者合作，创作同名作品，回溯其舞蹈生涯，并以这场演出作为退役标志。维罗妮卡是舞团中的一名群舞，《维罗妮卡·多瓦诺》是她舞蹈生涯里的唯一一部主角作品。她在舞台上讲述自己成为芭蕾舞者、为舞团工作的故事，那个夜晚，反思芭蕾舞团的森严等级之外，平凡舞者的脆弱与坚强带给观众直击心灵的感动。

此后，贝尔又与多个舞者合作“肖像”作品，他们都不是各国主流语境中闪耀的舞蹈明星。系列作品每次都带着鲜明的反思意味，是为舞者身体写下的一份档案式记录，也是贝尔的个人视角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舞者对话的一种方式。到《小珂》，反思的是对很多中国舞者进行身体规训的民族民间舞。

演出开始时，小珂拿着水杯和笔记本上台，把它们放在地上，看起来像是很平常地走进排练厅，准备开始工作。她简单地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婚姻情况、宠物情况等，之后，她关于舞蹈的记忆通过讲述缓缓展开。

讲述并非顺畅地一气呵成，而是有停顿、有思索地进行：4岁显示出舞蹈天赋；18岁前学习民族民间舞并随团巡演；对民族舞产生厌倦后开始迷恋迪斯科与霹雳舞；进入复旦新闻系学习后成立舞蹈社团；毕业后做舞蹈工作室同时在外企工作，三年后辞职，开始做职业编舞，其间辗转北京、上海两地，与不同的艺术家合作，进行各种实践与尝试。

在《小珂》中，小珂在儿时习舞的音乐中静默伫立，仅用面部表情展示令她厌烦的各种失真假笑，表演了傣族舞、迪斯科和她正在创作的现代舞。演出只有70分钟，创作过程里始终未到场的贝尔和舞台上的小珂，用一个独特的、个人化的舞者身体与经历，描摹了40年里中国舞蹈环境的变革。

在舞台上面对陌生人一遍遍讲述自己的成长轨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演后我想过，如果我现在20岁，可能演不了这个作品。”在上海演出前，因为个人生活和情绪状态的原因，小珂一度想放弃演出。她告诉贝尔自己的情况，贝尔当即表示支持，鼓励她调整到舒服的时候再演出。“贝尔很敏感，他非常关注合作对象的感受。”小珂说，“贝尔最棒的一点是‘尊重’，对艺术、艺术家、观众的尊重。”

2003年，《法国世界报》资深舞蹈记者多米尼克·弗雷塔尔（Dominique Frétard）抛出了一个引发世界舞蹈界热议的名词：非舞蹈（non-danse）。这个略显耸动的字眼粗暴地为行至当代的舞蹈艺术下了一个记者式的定义，描述的是当代舞蹈呈现的鲜明现象：自上世纪90年代法国涌现“新舞蹈运动”以来，编舞家们开始在传统舞蹈范式之外寻找新的方法。他们将舞蹈艺术的叙述重心，从传统意义中对“美”的展现，转移到对思想的论述上。舞蹈中的身体，开始不仅服务于艺术美学，而是和社会学、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学科一样，作为思想论争的场域。

杰罗姆·贝尔一直被认为是“非舞蹈”的代表性人物，与瑟维·勒·罗伊（Xavier Le Roy）、鲍里斯·查马茨（Boris Charmatz）等人一道，挑动了欧洲舞蹈界的变革。对此，近20年后，在采访中，贝尔告诉我，他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非舞蹈”的，“我对舞蹈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充满兴趣，我的创作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来自舞蹈，虽然这一领域显然是我的主业”。

贝尔出生于1964年。1983年夏天，皮娜·鲍什（Pina Bausch）的舞作《康乃馨》（Nelken）和安娜·特蕾莎·姬尔美可（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的《罗莎舞罗莎》（Rosas danst Rosas）登陆当年的法国阿维尼翁IN戏剧节。这两部如今被视作当代舞蹈经典的作品击中了时年19岁的贝尔，他自此对舞蹈产生兴趣，此后10年间，贝尔在法国昂热国立当代舞蹈中心（CNDC）接受专业训练，并在1990年成为了一名舞者。1992年，贝尔中断了为期两年的舞者工作，转向文学及哲学领域的研究，他开始广泛阅读米歇尔·福柯、罗兰·巴尔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等人的著作。“艺术真正的价值是什么？难道是出色的职业舞者的技巧吗？是某个舞蹈作品表达的意蕴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贝尔开始尝试编舞。“我的兴趣点更多地落在意义而非形式上。”

贝尔创作于1994年的编舞处女作《作者定义》（Nom Donnépar l’Auteur）由2名舞者与11件物品共同完成。这支“双人舞”没有人跳舞，灵感源自杜尚的“现成品”，作为舞者之一，贝尔与搭档弗雷德里克·赛格特（Frédéric Seguette）将物品视作舞者，不断移动吹风机、吸尘器、字典、手电筒、地毯……变换过程中，舞者也成了物品。正如舞名《作者定义》，关于“物品”的定义被一次次破坏，椅子当作帽子、字典成为枕头、吹风机吹字典……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物件重新定义，最终抵达的是对“舞蹈艺术”定义的反思。

1995年，贝尔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作品《杰罗姆·贝尔》（Jér?me Bel），以4位全裸舞者和1只灯泡发起有关“舞蹈身体”的讨论。舞者在墙上用粉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个人信息、账户开户银行，并在墙下留下自己的尿液。随后登场的舞者用尿液擦去部分字母，组成新的名字、个人信息、开户银行。整个作品的舞蹈动作主要是与自己的身体——皮肉、毛发、排泄物等进行互动，或是在身体上写写画画，让身体结构凸显出来。

“从编舞角度看，这两部作品都不成功，它们甚至不应该被称作‘舞蹈’。”贝尔回忆起创作之初面对的巨大争议。事实上，即便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世界舞蹈殿堂级的人物，围绕他的争议也并未停止。“我其实是被CNDC劝退的，我不认同老师们的教学方法，我不想被舞蹈教育，他们教我跳舞似乎只是想让我成为舞者，然后在舞台上永远地跳下去。我希望舞蹈能带给我解放。”

在他的舞蹈世界中，美与规范的衡量标准被剥离，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纯粹的真实身体。

——专访杰罗姆·贝尔

三联生活周刊：让非职业表演者登台演出，你是否担心受到审美意识规训的观众会在标准框架下评判表演者的身体？

杰罗姆·贝尔：事实上，我并不关心观众的想法，我也不对演出抱有期待，观众的评判是我最后一步考虑的问题。如果我早早地开始考虑观众，哪怕只有一秒，也是妥协。我知道我该做什么，只要表演者也能明白就行了。所以，就算考虑观众又能怎么样呢？个体的身体永远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每一场演出的表演者都会为演出带来变化，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演出中会发生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在选择非职业演员的过程中，他们是否有“我不会跳舞，不能上台演出”的忧虑？

杰罗姆·贝尔：当然！而且我们在世界各地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可这正是我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不是吗？不仅仅是身体，我们还应该跟表演者交流思想方面的问题：什么叫会跳舞？什么样的人有上台演出的资格？怎样的身体是“美”的？谁能决定一支舞好还是不好？……舞蹈属于每个人，如果你也有“我不会跳舞，不能上台演出”的忧虑，那么你就是我们的作品欢迎的舞者。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曾接受过专业的舞蹈训练，但你的作品显示，你显然更乐于与非职业表演者一起工作。

杰罗姆·贝尔：没错，我很早就发现专业的舞蹈训练比较有局限性，它太狭窄了。我喜欢跟非职业表演者一起工作，因为他们会对“价值”提出质疑，这是我感兴趣的部分。当非职业表演者进行表达时，意义更容易显现，因为他们的舞蹈在技术上并不完美。

三联生活周刊：但舞台上的表演毕竟需要一定的控制力，至少在编舞层面，你如何保证演出能够在既定的框架内顺利进行？

杰罗姆·贝尔：舞蹈可以表达人真实的身体状态，而且是松弛不做作的，这是最重要的。未经雕琢的身体最可贵的，就是真实。

三联生活周刊：由此可见，你真正在意的东西跟舞蹈这种艺术形式似乎并没有特别密切的关联。你为什么依然坚持以舞蹈作为表达媒介？舞蹈，或者更广泛地，身体艺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杰罗姆·贝尔：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表达正在发生的现实，舞蹈只是其中之一。这有点难，因为我们不太擅长看舞蹈。舞蹈，特别是当代舞蹈，就像一种外语，是很难理解的。我的工作就是向观众“翻译”舞蹈。令我着迷的是，当舞蹈在表达什么的时候，其他形式也能触及这种表达。我的工作就是找到其他形式和信息，因为它们会告诉我们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被评价为“最好懂的舞蹈”，不过，作为观众，即便是欣赏你的作品，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身体意识。在你看来，在没有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如何激发自己的身体意识？

杰罗姆·贝尔：在《盛会》中，我要求表演者转圈，这是芭蕾中的一个基础动作，我想给他们提供一些舞蹈的感觉。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听到音乐转圈几乎是人人都有的身体冲动。换句话说，所谓的身体意识其实是每个人的本能。你在理性思考身体意识是什么、如何激发身体意识时，你可能很危险，因为你正在远离它。

（感谢身身不息、上海西岸美术馆对本文的帮助） 小珂艺术舞蹈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