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女风”的反叛魅力

还记得库伊拉吗？就是《101忠狗》里那个费尽心思要把斑点狗做成皮草大衣的女魔头，一半黑一半白的发型跟她歇斯底里的性格极为相称。最近上映的电影《黑白魔女库伊拉》讲述的便是这一反派形象是如何炼成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伦敦，年轻的库伊拉是一位具有时尚触觉，希望成为明日之星的“伦漂”，她的伯乐也是她的宿敌——一位集优雅、刻薄于一身的男爵夫人，是处于时尚界食物链顶端的话语权掌控者。

两个人物在角色设定上代表了两种势力。伦敦被泰晤士河分成南北两岸，北伦敦又分为东西两派。西边王室贵族聚集，老字号裁缝店和各大时尚品牌旗舰扎堆，孕育了经典的英伦绅士风格。男爵夫人贴近西伦敦的模样。她梳着一丝不苟的新古典时期发髻，33套造型以厚重的塔夫绸、真丝和公主缎为主，暖棕和金色散发着“老钱”的光晕。电影戏服设计师珍妮·碧万（Jenny Beavan）表示男爵夫人的服装参考了五六十年代的迪奥。

与之相对的库伊拉在初登场时披着一头张扬的红发，从头到脚被黑色裹着，后来的爆炸头、黑暗系妆容、铆钉、金属链、皮夹克都是东伦敦时尚发迹史中的重要元素，一如当下席卷而来的“恶女风”。光头党横行的东伦敦在英国朋克历史上的地位十分特殊，传奇店铺SEX、BOY London以及PX都从此发家，推动伦敦时尚从朋克向新浪漫主义以至于新浪潮的变革。库伊拉便是东伦敦的写照，她的礼服裙之下不是高跟鞋，而是马丁靴。作为具有破坏力的“后浪”，她所代表的前卫一代使亲民的年轻活力定义了现代英国时尚。以黑、白、红加皮革为主的47套造型对库伊拉来说，逐渐演变为一种让男爵夫人黯然失色的武器。

把这种挑战权威的故事放进70年代的伦敦丝毫不违和，当时反叛就是年轻人的代名词。71岁的珍妮·碧万对那个生机勃勃的时代掌握着一手信息，“服装和音乐都如此激动人心”。她曾10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凭借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疯狂的麦克斯4》两度捧回小金人。拜父母专业提琴手的职业所赐，碧万从小在剧院里耳濡目染，渐渐沉迷于戏剧表演，于是选择了戏服造型师的工作。她认为好的戏服设计应该把演员带入角色，契合人物和故事，同时令观众完全不去注意服装。但这次，不让观众注意服装有点难，《黑白魔女库伊拉》的造型涉猎多个历史时期的标志性风格，其中不乏对经典的致敬。

电影中，库伊拉罩着一件白色长袍，悄无声息地潜进黑白舞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点燃斗篷，变装成一袭红色礼服。男爵夫人万万没想到这位不速之客改造了自己旧时的设计来“砸场子”，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现实中，红色礼服的灵感来自1956年设计师查尔斯·詹姆斯（Charles James）的“Tree”礼服。善用褶皱营造高贵感的查尔斯·詹姆斯被誉为“时装雕塑家”，是20世纪才华与知名度最不相符的女装设计师。他保留了19世纪宫廷式的华丽裙摆和部分髋部轮廓，简洁的上身设计，承接起时尚由繁到简的过渡阶段。相比于“Tree”礼服的工整，库伊拉的设计语言是野蛮的，她倾向使用拉扯的手法——红色礼服不对称的胸口处有明显的撕裂感。

又一幕，当男爵夫人利用传统魅力吸引媒体的闪光灯时，一堆被废弃的纺织物随着迎面驶来的垃圾车倾泻而下，这堆“垃圾”的源头就是库伊拉。她在紧身胸衣上包裹着报纸，特意露出报道自己的头版那面，“垃圾”纺织物则是她胸衣下摇曳的超长裙摆。把报纸穿上身和夸张的大拖尾礼服让人联想到鬼才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浪漫繁复的法兰西洛可可风格。

另有两位设计师的影子贯穿始终，那就是大胆使用挑衅手法的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和麦昆。尽管碧万表示那套在“抢镜大战”中占尽先机的拿破仑军装夹克的灵感来自朋克时尚品牌BodyMap，但将男性制服运用于女装的性别模糊式操作，也曾出现在维维安1981“海盗”系列和麦昆1996“但丁”系列中。而库伊拉对男爵夫人的反抗，就像现实中维维安等设计师对主流时尚的颠覆。

人称“西太后”的维维安·韦斯特伍德顶着库伊拉同款爆炸头。她的父辈祖上都是鞋匠，母亲是纺织女工。在哈罗艺术学校进修银器学时，维维安疑惑工人阶层的女孩怎么会有能力在艺术的世界里生存，便选择了退学。在她的青年时期（上世纪60年代），时尚正经历巨变。萧条的战后英格兰充斥着美国流行文化，亚文化青年独特地捕捉了这股风潮，泰迪男孩、摩斯族和朋克一族应运而生。1971年，维维安在和“性手枪”乐队的经纪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相识后不久，共同开设“尽情摇滚”精品店。他们热衷于违反常规，将无政府主义的感性和哥特的疯癫混杂在一起。店里的服装近乎于艺术装置，不是被缝上骨头和岩屑，就是被撕出许多奇形怪状的裂口，再刻意制造一些磨损的痕迹。后来店铺索性更名为具有挑逗意味的“SEX”。

维维安和麦克拉伦所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打破了70年代商品和市场的死气沉沉。在此之前，时尚需要财力铸就，风格依据设计、材质和做工的质量来衡量。随着朋克风格的扩散，传统观念被粉碎。在音乐上，朋克的形式非常随便，用简单的主旋律，加上三个和弦，配上快速的鼓点与扫弦即可。在视觉上，朋克扮相以皮革、橡胶、塑料为符号，设计充满原始倾向，将服饰作为挑战财富、阶级和地位观念的载体。这反映了动荡时代的情绪。“性手枪”乐队在《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 he Queen）中叫嚷着：“No future，no future for you，no future for me!”其专辑封面在女王脸上打条幅的创意，被转化为电影里库伊拉印在脸上的“The Future”面具。时尚评论人认为，朋克美学象征着失序，它的语言非常激进，并且一直处于进行时态。维维安赋予它们不同于破衣烂衫的质感，她所提出的尝试让破洞、锯齿在时尚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朋克一旦被广泛接受就显得不朋克了。70年代末，年轻人对反时尚的厌倦催生出极端的时尚崇拜：从巴洛克、洛可可到未来主义，任何与常规着装相左且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风格，都被拿来改造成时装。

位于考文特花园的布利茨俱乐部（Blitz Club）是当时设计师、艺术家、音乐人的聚集地，同时吸引着附近艺术院校的学生。如今执掌Maison Margiela的约翰·加利亚诺在1980年进入圣马丁艺术学院，回忆起布利茨俱乐部时他表示自己不是每周都去得起，但确实为此在造型上下了不少功夫。严格的着装要求是参与布利茨“星期二之夜”的门槛之一，盛传摇滚偶像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曾因一身素黑被拒之门外。大多数没能力身着华服的年轻人为此自己动手改衣服，加利亚诺就曾打造了一件“假两件”，有着不对称的系扣和铜色铆钉。另一些人则尝试中性的着装方式与妆容，只要在布利茨俱乐部，一切大胆尝试都能受到狂热追捧。在进入Maison Margiela之后，加利亚诺曾将布利茨时期热情模仿大卫·鲍伊式性别模糊的形象重新带回主流视野。大卫·鲍伊是布利茨当之无愧的主角，他在《柏林三部曲》中探寻的音乐理念形成了8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新浪漫主义”，并通过俱乐部对设计师产生影响，就这样，时尚风潮也变得华丽妖娆。

正是这一时期，维维安发布了最受赞誉的“海盗”系列，流苏皮革夹克、印有大幅波浪图案的衬衫以及连衣裙，一系列无性别设计将饱满的历史和民族元素加入时装。“海盗”系列一方面成为80年代初“新浪漫主义”朝时尚领域扩张的见证，一方面标志着这位自学成才的设计师开始脱离边缘文化。随着维维安重视剪裁和材质的运用，具有侵略性的视觉语言逐渐从亚文化走进了高级文化。她曾说过：“我的工作就是与权威对抗，并试图找出自由在哪里。我不想过多地谈论时尚，我只对颠覆性的内容感兴趣。”

时装搭配维维安魔女新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