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龙脊”：鳌太穿越20年

编辑·陈晓

走到塘口村村口时，我们猛然撞见了一则寻人启事。

这则寻人启事贴在村口招牌的铁皮架子上，白底黑字，若非派出所的红章刺眼醒目，这张A4纸在灰色的铁面上并不起眼。两张黑白照片占了一半，照片中，一名中年妇女面带微笑，手握两根登山杖，背着一个目测60升的登山包，在丛林里摆好姿势留念。她今年51岁，来自北京，5月21日从鳌山北坡23公里（地名）处入山进行穿越，5月22日与同伴失联。23日，当地森林公安贴出了这则寻人启事。

走进村内，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位失联女士的最终结局。“尸体昨天才抬下来，十几个村民轮流抬，抬了整整四天。”60岁的塘口村四组村民程秀才说。为了寻找这位女士，村里先后出动18人上山搜救，当地公安、民间救援队一起出动找寻，直到5月29日才将人找到，当时这位女士已没有生命体征。匆匆赶来的家属寻亲心切，整个救援费花了8万多元，抬尸费就达6万元。抬下山后，尸体被直接送到殡仪馆火化，悲伤的家属拿到亲人的骨灰后，默默离去了。

程秀才没去见这些家属。他平静地说，自己这些年见多了生离死别的场景，“我年纪大了，看不了这个，一看就心痛”。救援的过程中，他帮着联系上山搜救的村民、提供一定的救援物资，还组织了愿意上山抬尸的十几位村民。6月初这一天，他家小院内还晾晒着头一天从山上撤下来的村民的装备：睡袋、冲锋衣、帐篷等。这些颜色鲜亮的户外装备，在农家小院斑驳的白墙黑瓦中显得耀眼而不协调——都是曾在此借宿的“驴友”们送给他的。

对于穿越鳌太线的户外爱好者来说，程秀才及其所在的塘口村是一个无人不知的聚点。塘口村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境内，海拔约1600米，是宝鸡市海拔最高的县域。村子地处秦岭脚下，抬头便是秦岭的主脉之一鳌山，是传统鳌太线穿越的起点。夏日里，当西安高温近40℃时，程秀才还穿着一件衬衣、外面套着皮夹克出入田间劳作，入夜后气温骤降，还得打开电火炉取暖才能入睡。

鳌太线是我国五大知名徒步穿越路线之一，以鳌山为起点，自西向东延伸至秦岭主脉上的太白山主峰拔仙台。这段路线纵贯秦岭，也是秦岭山脉海拔最高的一段主脊，鳌太线穿越因而被誉为“行走在中华龙脊”上的探险，以线路险峻和穿越难度闻名。纵贯秦岭西东两大主峰的这条线，直线距离50公里，路程达150公里以上，穿越者要在海拔3400米以上的主峰间连翻17座山峰，这期间大部分为无人区，没有手机信号，一般穿越至少要六七天，线路也因难易程度和上下山地点被分为小鳌太、大鳌太、标准鳌太线等。

无论是哪一条鳌太线，几乎每年都有事故发生。“每年都死人”，是塘口村村民和民间救援队谈及鳌太线的一致评价。据中国登山协会和陕西省登山协会2018年联合发布的《中国鳌太穿越事故调查报告》数据，鳌太线穿越事故的发生率从2008年起呈逐年上升趋势，在2012年至2017年间，累计失踪、死亡人数多达46人。2017年，曾有一队8人组成的云南驴友团穿越，在路途中三死一伤，惊动全国。2018年4月，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陕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二分局联合发布公告，禁止非法穿越鳌太线。

但这未能阻止驴友们穿越的步伐，鳌太线上仍不时有驴友遇难的消息传来。2021年5月，两名上海驴友非法穿越鳌太线时遇难；5月7日，13名驴友非法穿越时，一名江西籍驴友遇难。5月22日，这位北京女士失联后遇难。就在我们到访这天，程秀才还强调：“山上这时候还有人在走。”

在家中大院里，程秀才掏出手机，给我们展示头一日从山上往下抬尸的视频。一则画面中，几位村民在山上用树枝做了简易担架，用灰色的棉被将那位北京逝者包裹好，从层层高垒的石海中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寻找可踩踏下撤之处；另一则视频中，村民们快速穿梭在不见天日的树林之中。程秀才说，山上地势复杂，天气变幻莫测，所以抬遗体下来难度很大。而这位逝去的女驴友，甚至都不是来挑战鳌太线的——她和一名同伴选择了更简单的路线，打算从鳌山北坡穿越到南坡。这段路原本只需两天。后来，同伴与她失联，待走出南坡有了手机信号后立马报了警，找到村民进行救援。几天之后，村民们在一处悬崖下发现了她的遗体。

程秀才家就位于鳌山南坡之下，是塘口村四组的入口，距离山口4公里左右。这栋二层的普通楼房，坐落在村内主干道旁，是入村的第一户。程秀才将家中二楼改造成一个简易的旅社，两间大房子里装了50张上下铺，配着电火炉，每张床铺上都有一张电热毯，大院里还有声控的电灯指引着卫生间的位置。程秀才说，家中父母从上世纪90年代就免费为驴友提供食宿，后来父母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他就接了过来。由于来的驴友络绎不绝，他在2012年左右将家改造，收取一定的费用，管吃住每人50元/天。靠着口碑传播，这里逐渐成了驴友们的一个聚点，甚至是鳌太线的一个起点。

最多的时候，他家中50张床都睡不下前来穿越的驴友们，“禁止前那一两年人最多”，尤其是以“五一”、国庆节假期为最高峰，一年下来能接待上千名驴友。由于线路危险，他在二楼房间的门口都贴上了告示，让每一个上山的驴友都在他那登记，留下姓名、联系方式和紧急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根据这份记录，2017年仅端午节期间，就有超过500人从此处上山。而几乎每一年，都有人再未回来。

“这几年来的人已经少多了。”程秀才说，禁止非法穿越后，除了假期之外，家中二楼平日几乎都空着。他不再靠此营生，专注于种地收菜，做蔬菜代收是他每年的主要收入来源。只是，每当有驴友失联或遇险的消息传来，他仍会帮忙联系救援、组织抬尸等。即便驴友少了，类似的救援在每年旺季依然没有断绝。

有些人找到了，有些人再也没了讯息。在塘口村通往鳌山山口的村尾，我们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了另一则寻人启事。启事的主体内容被5月23日那则北京女驴友的寻人启事遮盖，只露出了一个并不久远的落款日期，2021年5月5日。

“这个人后来找到了吗？”我们问程秀才。

“这我也不知道了。”程秀才答。

关于鳌太线上遇险遇难的新闻，陕西省登山协会主席陈铮每年都会留意，他对“五一”期间失联的事故记忆犹新，能随口说出具体案例和数字。陈铮今年54岁，一头短发略微发白，但面部年轻，除了额头上有一条深深的抬头纹，脸上鲜有皱纹。20年前，正是他带着一支队伍成功穿越，将鳌太线首次呈现在大众面前。

那是2001年，中国刚刚跨过千禧年，户外探险运动尚在萌芽中。业内那几年最大的新闻之一，是1997年云南省政府组织了一批专家，确认了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描绘的“香格里拉”秘境，就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消息传出后，“香格里拉穿越”风靡，各大媒体、电视台争相报道，中甸县也于2001年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

陕西本地媒体《三秦都市报》的编辑部在这种氛围中，也想到策划一些户外探险活动。他们找到陈铮，商议着能否让他带一支队伍，穿越一条线路并进行报道宣传，费用由报社出。陈铮当时正值壮年，是陕西省东方登山队的队长，他1999年开始从事登山户外运动，好奇心旺盛，经常带着一批队员在西安附近的各大原生态山脉中穿梭拉练。“他们说让我找一条线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太白山。”陈铮对我说。

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最高峰，因山顶终年积雪，宛若白玉而得名，《水经注》谓之“于诸山最为秀杰，冬夏积雪，望之皓然”。作为秦岭的主峰，在太白山横贯西东的主脊上，积雪呈鱼刺状散开，从卫星图上看，宛若一条发光的“龙脊”，盘踞在古都西安的西南方。太白山东段是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距市区约1.5小时车程。由于山体呈脊柱状，上山入口和选择众多，陈铮经常带队员来此拉练。

那时候，太白山对于普通人还略显神秘，山路上庙宇众多，除了采药的山民，一般人很少上山。山民们常走的路线上，有各种用石头、木材搭起的小屋与庙宇，供山民祭拜和躲避风雨。在当地传说中，太白山自古就有神仙道、人道、鬼道、金道的线路之分。比如，鬼道中有一个叫“惑人坪”的地方，因地势特殊，人一走进去很容易迷路。陈铮有一次带着当时花5000元买来的GPS，才走了出来。《三秦都市报》的负责人一听，就觉得这路线很合适，神秘未知，离西安近，就在报纸上发了招募通告。他们打算从西边的23KM（地名）上鳌山（当时还叫西太白山），一路自西向东穿越龙脊，经东段“惑人坪”下山。这条线路陈铮此前从没走过，但能把传说中的几条道连起来。他估计，全程7～8天走完。

2001年9月30日，参与这个名为“西太白终极探险活动”的一行人从西安出发，包括雇用的当地山民背夫在内，一共52人，其中有志愿者、媒体记者、登山队队员，还有第一位登顶珠峰的汉族人侯生福以及一名医生，年龄跨度从20岁到62岁，陈铮是队长。当年不到30岁的俞琳是其中一员，她说，那时候大家对户外登山都没有概念，“以为就是上山玩玩”，自己准备行李时还带着护肤品和化妆品。她个子娇小，第一次背30升的登山包，像个“巨大的蜗牛壳”，沉甸甸地压在她身上，走路都不平稳。出发前，她花了几百元买了一双专业登山鞋，其余的睡袋、登山包、冲锋衣等皆由登山队提供，“当时登山队知道大家肯定不会带这些设备，所以提前准备了”。

前三天，路途还算顺利。中秋节那晚，团队给每个队员发了月饼，大家在篝火中枕着大地而眠。一行人主要沿着河谷攀登上山，见过彩虹，涉过河流——俞琳过河时频频滑到，几次一个打滑，就掉进水里。随着海拔逐渐升高，攀升难度一天比一天大。攀登绝壁时，碎石不停地滑落，还使用了绳索和升降器。

从西边上鳌山，本要经过鳌山的最高峰麦秸岭，海拔3520米。陈铮觉得海拔太高，为了安全起见，他让队伍一路横切向东而上。这一路都是悬崖峭壁和石头组成的石海，“完全没有一块能扎帐篷的地方，我们每天睡的不是河道，就是峡谷，在稍微平点的石头上睡防潮垫。”陈铮说，团队白天赶路，夜晚就点上篝火露营。没法完全扎帐篷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人数太多。

10月4日下午，50多人终于横切到山上，到达跑马梁附近。这是一处球形的开阔平地，晴空时一望无垠。远眺群山，远方的云与山齐平，“就像从飞机上看云似的”，秋日的植物五颜六色，宛若一片金红交织的海洋。一位女队员用纸巾擦了擦石头，想坐下来休息，发现纸巾竟然一尘不染。这是过去连当地山民都很少抵达的地方——他们对山存有普遍的敬畏之心，认为山顶是山神所在地。当背夫们听说团队要上山后，死活不愿意上去。陈铮应他们的要求，垒起一个简易佛龛，烧了香做祭拜，给团队里每个人的手腕上系上红绳，背夫才答应他们上山。俞琳听陈铮说，据说山顶上“很邪”。

很快，当大家在秦岭之巅感叹天地宽旷之时，山脚下突然出现一团黑云，缓缓地飘了上来。“那是什么？”几十个人一脸问号，“是妖怪吗？”陈铮一看就觉得不对，赶紧喊道：“穿上羽绒服！”同时让队员打开所有的光源，把几十号人聚集在一起，围成一圈取暖。几分钟后，黑云到达山顶，带来一场暴风雪，瞬间天地变得暗黑，气温骤降，雨水夹着雪花、冰雹袭来。

成员们都记得，这场风雪中的雨雪湿身，是从脚下开始蔓延全身的。风雪冰雹之声过大，以至于陈铮和队友说话，只能躲在石头后面吼叫。他觉得不能久留，决定带团队赶紧离开山顶。他用一根200米长的绳子，将50多人串在一起，体能好的、有经验的男士分列前后，中间穿插着媒体记者、年龄偏大者以及俞琳这样没有经验的女士，一人帮扶一人，大家在风雪中缓慢地往前挪动。

不一会儿，团队中有人失温了，是来自《中国体育报》的驻站记者秦博轩。秦博轩自称当年还是个文艺青年，精力旺盛，爱开玩笑。上山时，他觉得太热，脱得只剩下一层保暖内衣。黑云压来时，陈铮让他穿上羽绒服，他拍了拍胸脯，说“没事儿”，觉得自己身体好，不用穿，还自告奋勇走在后面殿后。很快，秦博轩感到四肢乏力，牙齿止不住地打颤，身体已不协调。几个女成员看到后吓坏了，围成一团为他挡风，每人把自己带的毛衣往他身上套。秦博轩套了三四件毛衣，外加一件羽绒服，才逐渐缓过来。“等我感到冷的时候已经失温了，根本来不及反应。”秦博轩说。

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跑马梁往东前行，要穿过千层石海。这是第四纪冰川留下的遗迹，经造山运动演化后，成了一层接一层、由茫茫石头组成的陡坡。“小的石头有房间那么大，最大的石头有房子那么大。”秦博轩形容，人要手脚并用，才能在其中通行，对体力要求极高。秦博轩有一对来自北京的同事夫妇，在过石海时把手套都磨破了，手指甲也被磨平。那一天，团队就没有吃过午饭。乌云之中，天色黯淡，所有人都在恐惧中前行。

于暴雪中在海拔3000米的石海上前行时，困扰他们的还有高原反应。慢慢地，俞琳在前行时觉得犯困，想睡觉。“为什么我困得睁不开眼睛？”迷糊之中，她问随行同伴。同伴看她嘴唇发紫，赶忙给她口中塞了几颗糖，又卸掉了她身上所有的装备。在巨石堆积的乱阵中，她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照明，只能勉强看见自己脚下的石块，“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一脚高一脚低，生怕会一脚踩空，滚入漫漫石海中摔死。

“陈铮摔下去了！”很快，前方有人喊道。那时，陈铮扶着一名女生，感觉对方“就像长在他身上一样”。这名女生身高1.7米，体重不轻，是通过体能测试选拔而来的选手，却在石海中走得战战兢兢，拉着陈铮，双腿不时地发软。陈铮架着她，踩着一块块石头往上爬。突然，他们踩在一块松动的石头上，下方是软的，石头顺势滑落，带着两人往下坠落。陈铮和女生靠本能抓住了旁边的石头，才翻身重新上来。上来后，女生彻底崩溃，放声大哭。“不准哭！给老子闭嘴！”陈铮怒吼道。他知道，这时候不能有任何哭声，“一哭队伍就崩溃了”。

恐惧和绝望虽不能外露，却紧攥住每个人的心。俞琳回忆，除了寒冷和恐惧，一切意念近乎消失。队伍里没有一个人说话，空气好像凝固了，“或许大家都想到了生死问题”。有一个队员心理接近崩溃，走在陈铮旁边，语无伦次，不停地对他说：“这事儿真的不怪你。大家都有责任。”还有一位陕西省电视台的摄影师，个子超1.8米，有180斤重，本来随身扛着一台摄像机，但在恐惧、寒冷和高原反应之下，他入夜后发生了电解质紊乱，高烧39℃，队里的医生也不能为他退烧，如果再得不到休息和救治，或许会有生命危险。

当时已过了夜里12点，陈铮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几乎所有人都处在崩溃边缘”。他召集了队里7个能力强的登山运动员，叫他们迅速往前探路，寻找能扎营搭帐篷的地方。运动员跑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找到一处稍微平缓的斜坡，一行人简单清理、整平后，在此扎营落脚。52个人都住下后，已是凌晨2点。

团队搭起三个帐篷，一个给病号，两个给其他成员。帐篷里拥挤潮湿，秦博轩跟着大部队挤在一个约10平方米的大帐篷里，由于人多，他们只能叉开双腿，人靠人坐着过夜。俞琳被挤到了一个角落，她受不了，去了另一个帐篷跟人挤着睡。第二天，队员们醒来一看，才发现这几个帐篷都紧挨着一个悬崖，还在慢慢往外滑。

那位陕西省电视台的摄影师，用光了队里几乎所有药物，高烧仍然一夜不退。陈铮决定收队。他带着队伍，“连滚带爬”地下撤到山沟，几个帐篷全都没要，赶忙把摄影师送回西安。这位摄影师的摄像机里，拍下的最后一个镜头，正是那团从山脚升起扑向他们的黑云。

从太白山森林公园乘坐1.5小时的观光车，再坐半小时的缆车、步行半小时，就能到达太白山的小文公庙，这是鳌太线东段一处地标，很多驴友从这儿穿越景区下山。到达这里，往往意味着鳌太线自西向东穿越成功。2021年6月的一天，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龙脊上的多变无常。

那天下午4点多，秦岭的水汽开始从北往南翻过山脊，远看像是流动的雾色音符。但当我们到达小文公庙后，仅仅几分钟，水汽愈盛，气温骤降，狂风渐作，雨水夹着小冰雹开始嘀嗒落下，打在人身上，像从天上洒落下的米粒。尽管提前备好了外套，我仍感到极度寒冷。原本想拿出手机拍个视频，但不过几秒，手就被冷风吹得冻僵发疼。回撤时，冷雨从左腿开始往身子里灌，鞋裤很快全湿。风呼啸着穿过山间，吹得下山缆车也不停地摇晃。几位穿着短袖的东北游客，已被突然而至的“寒流”冻得直哆嗦，下山后跑步钻进了观光车里。

“鳌太线上80%的致死原因都是失温。”上山前，陕西曙光救援队太白山支队队长段建军告诉我，他也是森林公园管委会的安保负责人。作为南北分界线，秦岭之上气流极不稳定，当山下还是一片晴朗，人们穿着短袖之时，小文公庙很可能处在一片狂风暴雨中，段建军说这是“一天四季”。水汽一来，诸如跑马梁这样的球状平原“四周看起来都一样”，能见度缺失，非常容易迷路，加大了坠崖和失联的危险。段建军说：“每年大大小小的救援任务，差不多有100起。”

回忆起20年前带队首次穿越，陈铮如今非常后怕，“打死我都不敢带了”。那时候，他们的装备落后，人数还多，幸亏及时下撤。事实上，多年以后，鳌太线穿越中常见的突发状况，他们当时都遇到了，比如秦博轩的失温、陈铮的险些坠崖、俞琳的高原反应、摄影师的高烧。若非那根将所有人系在一起的200米长绳，很难保证没有人不迷路。

鳌太线的困难还包括缺水。行走在龙脊之上，水源补给是个大问题。在帐篷中度过风雪之夜后，带的水已经喝完了。队员极度口渴，有人甚至拿着饭盒戳在帐篷上，想截留从帐篷顶上流下来的雪水。后来，当团队下撤到山沟，遇见一处混着泥浆的水塘时，所有人都拥过去痛饮。登过珠峰的侯生福事后对陈铮说：“这可比登珠峰还难啊！”

历经这一劫之后，大部分人在下山后选择退出，返回西安，剩下11人在山沟里扎营。他们调整休息了3天，等从西安调来了新补给，再重新出发上山，继续往东穿越。陈铮调整了路线，不再走“惑人坪”等更加危险的鬼道，选择了一条更简单的路线。最后下山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2天。

在山上行走时，陈铮曾问那些山民，为什么他们以前不往西边去？山民回答说，爷爷辈从小就告诉他们，不要往那边去，“那边很邪”。成功穿越一年后，2002年，当北京方面有人找到陈铮请教太白山的登山路线时，他画了大概五六条路线，从西至东这条鳌太线也在其中，但陈铮在一旁备注——“不建议穿越”。

然而，这反而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三秦都市报》的记者随团穿越出来后，撰写了极富感染力的报道，同时陕西省电视台也做了一期相关节目，讲述这次穿越，鳌太线从此进入大众视野，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被大范围曝光。与国内其他线路相比，鳌太线有其特殊的优势：起点和终点离大城市都很近，不像川西、西藏、新疆等路线，仅到达就要舟车劳顿，从西安出发到塘口村，仅需3个多小时。于是，“五一”、端午节、国庆节成了穿越高峰期，但这反而加大了出事概率——这些节日都处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正是山上气候最不稳定的时期。

“很多人会把事情想得简单了。”陈铮说。即使他后来再去穿越鳌太线，也要提前几个月做准备，找测绘局购买军用地形图、搜集近几年的气象信息、制定突发应急预案，准备物资精细到指甲刀、针线、硫磺等。他解释说，衣裤和背包都有可能被划破，造成隐患，因此需要针线，而在低温环境下，手指易发倒刺，伤口可能引发流血感染，硫磺则是为了防止蛇等动物夜里靠近帐篷来取暖。

准备工作如此之细，也是他从当年那次穿越中学到的：极端情况下，会暴露一定的人性。很多时候，人们只能自己顾自己。

20年前的那个风雪之夜，52人走上千层石海时，并不是没有遇到适合扎营搭帐篷的地方。俞琳记得，夜路走到后来，有些队员一碰到空地，就赖在地上，想就地扎营，说什么都不愿继续往前走。得到的答案都是“不能”——很多空地只能扎一两个小帐篷，“那时候人心已经开始散了，大家都只想自己顾自己了”。但陈铮知道，不能让队伍分散，团队有50多人，必须要找到一块足够大的地方才行。俞琳在石海上越走，心里越是紧绷。一次踩空后，她猛地摔了一跤。“我当时就彻底崩溃了，我就想，我实在是不想走了，哪怕你今天晚上让我死在这儿，我也不想走了。”

好不容易寻到一片大空地后，陈铮本来安排高烧的摄影师和医生单独在一个小帐篷里休息，但等小帐篷先搭好后，队伍里一干人抢着往里面钻，“拉都拉不住”。陈铮和一些运动员呵斥着拉了一些人出来，但那位1.7米的高个儿女生，说什么都不愿出来，“怎么劝都不听”。这位女生当晚在这个病号专属小帐篷里待了一夜，其他人则见缝插针地挤在两个大帐篷里。陈铮最后入位，留给他仅有的空间中，还存着一摊水。

饥寒交迫的一夜后，报社派来的活动总监在次日早上对陈铮说，能不能给大家发点东西吃，补充体能，比如肉和饼干之类的。陈铮说，那些东西都要水分去分解，而当时没有水源。他安排给大家发苹果，每人两个。他数了好几遍，确认数字没错后，用一个盆装着发下去，让队员挨个往后传递。有两个女生为了抢苹果打起来，男生纷纷站队，争端愈演愈烈。秦博轩看到后大吼了一声，才制止了这场纷争。但轮到他最后一个领苹果时，留给他的只剩一个带虫眼的小苹果。秦博轩很气愤，在下撤后的总结会上提到了这事。至今，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私藏了一个苹果。“那时候，你能看到很多人性中自私的东西。”秦博轩说。

人在极端情况下只能自顾，这在随后的鳌太线穿越事故中也频繁上演。2017年的“五一”假期，一支由8位云南驴友组成的鳌太穿越团在路途中遭遇极端天气，被困60小时，最终三人遇难。这是鳌太线近年来死亡率最高的一次穿越。

那是段建军20多年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救援。当时，云南团8人在山上遭遇暴风雪，为了赶时间，他们决定冒险赶路。千层石海在当时的狂风暴雨中，能见度不到2米，一位纳西族妇女和学英一回头，发现自己的丈夫不见了踪影。她冲到队伍前方，挨个拦住同伴，跪下来，哭求队伍返回去，帮她找寻丈夫。但当时队里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脚步。只有一位与自己团队走散的他队男驴友，曾在天气不恶劣时反转回去找过队友。但这时候，他也哭着说，自己无能为力，“我自己的命也快保不住了”。队伍一路无言，直至走出风暴，在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报警求援。见到救援队后，一行人缄默不语，有人很快离去，不愿多谈。

段建军在睡梦中接到了求救电话。他记得在山下的救援办公室里，那位50多岁、皮肤黝黑的纳西族妇女哭着说，当时“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我连自己的老公都没有办法救”。她说有那么一瞬间，自己甚至希望整支队伍永远走不出这条龙脊线。救援队最后花了三天，等积雪都融化了之后，才把三人的遗体全部找到。

一位遇难的女队员，已经打开了睡袋和帐篷，但无力将帐篷支起。而和学英的老公摔断了腿，双手冻得发紫，背包在离身体5米远的地方。他最后的姿势，是将头塞进一个石头缝里，似乎想在里面护住头部，躲避狂风暴雨。

云南团这场悲剧发生的2017年“五一”假期，鳌太线上共有7个团队、40多人失联。频发的事故让越来越多的业内专业人士坐不住了。2017年下半年，中国登山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找到陈铮，决定派一个专家团穿越鳌太线，调研路线，测量各种参数与隐患，为大众提供一份安全规范与指南，减少悲剧发生。专家团阵容强大，包括多次登顶珠峰的国家登山队教练李富庆、袁复栋等。

当年9月，专家团第一次上鳌山穿越，在山脊上很快遇上暴雪天气，坚持几日后下撤。10月，专家团从东段再次上山，反向穿越。这一次，他们在山上待了7天，历经风雪天气，对线路上的主要营地、水源等各项参数做了统计和调研。一路上，他们不时遇见穿越的驴友团队，还有留在荒野中的尸体——一片石海中，一件蓝色的冲锋衣坐卧在石头缝里，看不清躯干，肉体仿佛已经消失，与石海融为一体。

只不过，这份报告和安全规范后来没能向大众公布。当时，鳌太线穿越还是备案制，但几乎没有穿越者主动备案，负责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相关部门已在酝酿全面禁止穿越鳌太线，对专家团和体育局强调鳌太线穿越是非法的。第二年，禁止鳌太线穿越的公告发布，被贴在政府官网、微信公号以及塘口村各处。如今，在塘口村村口和通向鳌山的村尾，都可见标语、横幅，提醒外来的驴友，穿越是非法的。村尾入山的必经处，那根贴着寻人启事的电线杆上方，还新装了一个摄像头，记录那些驴友们在上山前的最后身影。

不过程秀才说，禁令之下，每到假期，仍有一定数量的驴友前来，村里还有人在做鳌太线穿越营生。由于有禁令，他如今很少亲自送人上山，“像是送人去鬼门关一样”。一年多前，入山口附近开了一个工地，没戴安全帽的人不让过去。但前来的驴友们自有办法，选择在工地开工前的半夜入山。还有一些驴友选择了其他登山入口——呈龙脊状的秦岭中，入山门道众多，很难悉数监管。

另一方面，完全放开、做商业开发更不现实。鳌太线周边本是军事管理区——太白县至今拒绝外国人进入，民用的导航地图也并不完全准确。在程秀才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军队的炮兵在村口马路上排成一排，对着盘旋在鳌山上空的飞机练习打靶。从90年代开始，山中不时有人穿越，路过他家会讨一口水喝。2012年前后，来的人越来越多，他就做起了“驴友之家”和村里的产业中介。他当过村里的会计和组长，因带领村民种菜致富当过县里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人脉颇广。

在程秀才的二楼房间里，有两封公开信贴在墙上。那是几年前穿越高峰期时，天津和西安的驴友们在出发前祭拜山神与遇难山友、祈求保佑的文字：“请接纳我们，予我们宽容，赐我们祥和，保护我们平安。”在鳌山的大梁上，还有一个石块垒成的“鳌山·太白遇难山友纪念碑”，纪念一位至今没找到遗体的湖北女驴友。

据程秀才观察，早年鳌太线事故率并不高，因为都会请当地的向导。后来网络发达后，很多驴友靠着攻略穿越，不再依赖当地背夫与向导。而且现在很多团体都是在网络上AA制组队，没有情感与信任的纽带。2017年出事的云南团就是在网上组队，没有雇用当地向导。这个临时团队中，那对纳西族夫妇拥有多年户外经验，曾攀过珠峰（未成功），为穿越鳌太还做了半年准备。云南团出事后不久，前来穿越的团队一度都自觉地雇了当地向导，但很快恢复原状，事故再次多发。而在鳌太线上，救援远比想象的困难。专家团指出，当地救援主体是村民和公安干警，这部分人反应最快，但通常缺少专业设备。社会救援力量装备精良，但离得远，往往失去最佳救援时间。“一般黄金救援是48小时，但在鳌太线上可能只有20小时。”陈铮说。

事故频发与禁令之下，鳌太线也在驴友圈中越来越有名，被赋予了不一样的色彩。“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好像都以能穿越鳌太线为荣。”段建军说，来穿越鳌太线的很多都是有一定经验的驴友，带着“我在网上做好攻略了”的盲目自信，或者“我请了假，今天必须赶到××营地”的赶路心态。队伍甚至还遇到过一个河南小伙，只拿着一把斧头上山，说是要在鳌太线上搞生存体验。

多年来不计其数的驴友穿越，也给秦岭的生态造成了影响。在专家团最后撰写的报告中，发现有多处水源被污染，几大主要营地中，矿泉水瓶、塑料袋堆积如山，还有不少衣物与鞋袜。专家团判断，很多东西都是穿越者体力跟不上，为了减轻负重，就随手扔在了山里。

这些问题，当地山民和救援队也经常遇到。每一次上山，山民们和搜救队都会背些垃圾下来，也留意那些一直未找到的失联驴友。段建军至今还经常想起2018年失联的一位年轻人，那是一个从景区入山的邓姓小伙子，在当地一所大学念书。他当时穿着T恤、背着小包就上山了，与同学走散后，救援队久久搜寻未果。两年来，男孩在农村的父母不时地给段建军发来消息询问。终于，在失踪人口满两年就算死亡的节点，男孩的父母出现在段建军的办公室，开了一纸证明，用来给孩子办死亡证明。段建军见到他们时，父母头发已白，母亲语无伦次，神情悲伤而恍惚。

陈铮近年来再没去过鳌太线。2018年禁止穿越后，有朋友想让他带着穿越，他都是劝返。他跟秦博轩、俞琳平日很少联系，但只要一个电话，对方一定及时出现。俞琳至今觉得，如果不是当时陈铮做了一些正确的决策，自己“或许已经进入下一个轮回”。

在穿越鳌太线之前，俞琳从没爬过高山。那次穿越后，她爱上了户外运动，去过川西和尼泊尔徒步登山，微信头像是在户外跳跃着跨过一条溪流。她回忆20年前那次鳌太线穿越，最后三天时，自己逐渐适应了登山节奏，走得愉悦，最后成功下山，成为完成穿越的11人之一。“对我来说，那是痛苦指数和幸福指数都最高的一次。”俞琳说，后来她在尼泊尔旅行，跟同伴们提及自己首次穿越“西太白”的经历，驴友们还不懂“西太白”为何物。直到弄清那就是如今的鳌太线时，才发出一阵惊叹。不过即使这样，20年来，她也再未敢重走鳌太线。

秦博轩也是11人之一。他在此后登过几次鳌山和太白山，有些是因为工作，有些是出于爱好。每一次去，他都会感慨山顶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比如，以前山民采药在山上搭建的庙宇与佛龛，如今都被驴友们毁得差不多了。20年前，他们曾在山上睡过的一座庙宇，现在不仅佛像全部被偷拿走了，连门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在此借宿的驴友们为了御寒，把庙宇的大门拆下来当作了柴火。

20年后，秦博轩和陈铮还记得，当初他们第一次准备上山时，山民们在3000米的雪线之上说话时有一种特定用语。在山民们口中，站在这条龙脊之上，下雨要说“洒洒”，刮风要叫“吹吹”，下雪则是“飘飘”。说这些语言时，他们小心翼翼，轻言细语，仿佛生怕惊动了山神一般。“就是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生的敬畏。不是我翻越了山，而是山接纳了我。”

（文中俞琳、秦博轩为化名） 鳌太穿越三秦都市报极限运动帐篷户外运动太白山驴友秦岭爬山陈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