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前的中国“海归”

清末宣统年间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中国海军军官。自船政成功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后，留学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4年9月17日爆发的黄海海战中，中方先后有14艘舰艇参战，管带（舰长）中有7人曾在英美两国留学或接受海军专业培训。派遣海军军官留学，曾是晚清洋务派改革的代表性举措，但坐拥数十位“海归”，并未给中方带来决定性的胜机。无论是提前被召回的百名留美幼童，还是殁于甲午一战的多位军官，近代中国最早几批“海归”奔赴改革宏愿之时，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洋务运动走向末路的现实。

“海归”军官

1867年1月，福州船政学堂开班，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模式的海军学校。

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和洋务大员李鸿章开始筹划海军留学项目，制定30万两白银的预算，首批派30人，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和制造，留学期限定为三年。

1877年3月，晚清首批官派海军留学生从香港出国，赴英的12人中，除一人外，皆为1867年初开班的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首期学员，是中国第一批按现代模式培养的海军军官。赴英前，船政一期学员已经学习四年理论，在风帆练习舰上进行了两年远航训练，并于1874年起在“建威”“扬武”训练舰上担任教习。基于这批学生的科班履历，英方准许他们报考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英国，这所成立于1873年的新学校是为培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而设，相当于海军研究生院。

令后人颇感不解的是，福州船政第一期成绩最好的刘步蟾（1852～1895）、林泰曾（1851～1894）和蒋超英（？～1912）并没有接受这个入校机会，而是申请直接上舰见习；其余9人参加了考试，3人落榜，而严宗光（即严复，1854～1921）、方伯谦（1854～1894）、林永升（1853～1894）等6人顺利入读，在8个月的理论学习后，立即被安排登舰实习。

因此，首批12位留英“海归”中，仅有6人接受了学院深造，另外6人只经历了升级版实习。虽然所有留学生的海上实习都是在英国海军现役舰艇上完成的，但学员对这种机会的重视程度令人怀疑。比如，刘步蟾1877年9月至“米诺陶号”铁甲舰报到，次年12月因病登岸休养，1879年3月复登铁壳巡洋舰“罗利号”，4个月后即启程归国。李鸿章原定用三年时间对这批学员进行特训，一年授课、两年实习，但刘步蟾满打满算也只在军舰上待了一年半。另一位后来成为铁甲舰管带的林泰曾连续更换了4艘实习舰，长者9个月、短者不过2个月，收获殊可担忧。

第一批留欧海军归国时，正值中国海防发展的巅峰，因而格外受到李鸿章器重，晋升迅速。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同时诞生了7名“海归”舰长。以甲午海战中级别最高的“海归”、右翼总兵刘步蟾为例，他甫一归国就被任命为“镇北号”炮舰管带，1885年出任“远东第一巨舰”——“定远号”的舰长时，不过33岁。

留英学员之外，还有赴法学员，其中以专学制造诸法、兼习洋枪及钢铁甲学的魏瀚（1850～1929）和专学轮机制造的陈兆翱（1854～1899）最为突出，他们曾在马赛造船厂、比利时兵工厂、德国克虏伯炮厂等军工大厂学习，归国后成为闽厂的技术骨干。

至1890年，共有三批近70名海军学员自英法学成归国，但后两批留学生回国后没有得到与首批学员同等的优待，出现了学而不用的现象。

甲午海战中，“海归”军官们在战术和应变能力上的表现或许未有定论，但绝不缺乏勇气和牺牲精神。14名参战的“海归”中，8人殉国：战争末期，伤痕累累的“定远舰”无可再战，刘步蟾下令炸船以免战舰落入敌手，同日服毒自尽；“镇远舰”在渤海触礁，左翼总兵、管带林泰曾虽然及时下令堵住底板，但自认失职，忧愤自杀；“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广丙号”管带黄祖莲（1863～1895），在威海、黄海海战中中炮牺牲；曾赴德国协驾“定远舰”、赴英留学的“扬威号”管带林履中（1852～1894）在舰沉后投海自尽；曾留学法英的“超勇号”管带黄建勋（1852～1894）受重伤后谢绝救援，沉海牺牲；黄海海战中，“致远舰”帮带（副舰长）陈金揆（1864～1894）配合管带邓世昌，撞击日军“松岛舰”不成，落水牺牲；“济远舰”帮带沈寿昌（1863～1894）在最早爆发的丰岛海战中中弹阵亡。

留美幼童

甲午海战中阵亡的“海归”军官中，陈金揆与沈寿昌并非出身海军学校，而是同为第四批“留美幼童”。1872年至1875年，共有120名9～15岁之间的少年，分四批从上海登船赴美。按照清政府的计划，他们将在美国生活15年，在30岁之际回国为政府服务。

幼童留美计划是中国官派留学生真正的开端，最初源自容闳（1828～1912）的构想。作为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容闳早年便立志回国推行留学计划，经过他17年的奔走游说，曾国藩、李鸿章亲力筹划，清廷在1870年批准成立留学事务局，拨100万美元经费。但由于清廷内顽固派的阻挠以及美国的排华风潮，留学计划于1881年提前中断，被撤回时，绝大多数幼童未能完成学业，但他们仍接受了政府的职业安排。

有41名幼童被分配到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等海军系统工作，在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得到正式任命。甲午海战爆发时，留美幼童中有十余人任中级或以上军官。

广东水师的“广甲”舰舰长吴敬荣和帮带宋文翙是第三批幼童，这是当时海军中唯一一艘舰长和大副都是“留美幼童”的舰只。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奉命驾军舰北上，护送的只是为皇帝准备的荔枝。这件往事就像全体留美幼童命运的隐喻，从被召回到甲午战败的十余年里，这批年轻人无从撼动强大的守旧势力，目睹洋务运动一步步走向末日。事实上，甲午战前中国留学生中，没有一人在归国后担任决定国家政策方针的要职，担任普通官员者，如海军军务处顾问官严复，也长时间未得升迁。

但留美幼童中仍产生了一批科技工业的开拓者。詹天佑（1861～1919）回国时已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09年带队完成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

著名矿冶工程师吴仰曾（1862～1939）被召回时已在哥伦比亚大学矿冶学院学习，回国后被安排到开平煤矿，之后历任多地矿务局长。

另有20多位留美幼童成为中国电信业的早期中坚力量。周万鹏（1862～1927）推动了中国电报技术的国际化与标准化，贡献尤为突出。 海军刘步蟾留美幼童甲午海战甲午年洋务运动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