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身份政治

美国新任总统乔·拜登的就职典礼上，22岁的非裔诗人阿曼达·戈尔曼朗诵了一首专门创作的诗歌《我们攀登的山》，锋头强劲，盖过78岁的新总统，成为当天真正的主角。年轻的诗人瞬间世界闻名，走下朗诵台，她即将出版的处女作诗集也冲上了排行榜榜首。企鹅兰登书屋购得《我们攀登的山》的版权，计划将这首有710个单词的诗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全球出版。

按出版计划，荷兰语、德语、加泰罗尼亚语等版本在3月底就要陆续上市，但风云突变，戈尔曼选定的两名翻译退出了翻译计划。起因是2月荷兰梅伦霍夫出版社（Meulenhoff）宣布，诗人玛瑞克·卢卡斯·里耶维尔德（Marieke Lucas Rijneveld）是将《我们攀登的山》翻译成荷兰语的理想人选，“阿曼达·戈尔曼本人也对这位年轻诗人表现出由衷的认可”。这个人选引起批评者猛烈质疑：戈尔曼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对黑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时刻，为什么不找一个与戈尔曼身份更接近的非裔、女性译者，却找白人来翻译？

诗人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这一传统源自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1961年，弗罗斯特为肯尼迪就职典礼专门写新诗《奉献》（Dedication），由于雪地反光看不清诗稿，他改为背诵自己的另一首诗《全心的奉献》（The Gift Outright）。肯尼迪当年的就职演说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同时美国国内正就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弗罗斯特的诗歌描述了创建美利坚民族认同感的艰难历程，颂扬美国式的信仰，与总统的演讲、国内民权运动的高涨形成呼应，十足振奋人心。

此后，克林顿和奥巴马各自的两次就职典礼，也请了诗人朗诵他们创作的新诗。克林顿1993年宣誓时，请的是民权运动家、非裔诗人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其余几位诗人要么是古巴流亡者之子、同性恋者，要么是研究非裔文化的学者，他们创作的诗歌主题大多与身份认同、性别问题有关，可见选择哪位诗人带有政治上的倾向和考量。

戈尔曼是第六位登上总统就职典礼台的诗人。她可谓天才，16岁成为洛杉矶青年桂冠诗人，19岁成为首位全美青年桂冠诗人。拜登的夫人吉尔·拜登是戈尔曼诗歌的粉丝，拍板确定她为朗诵者。戈尔曼在哈佛大学学的是社会学，日常很关注社会问题，常常在公共论坛上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堕胎、移民儿童的监禁等问题发表言论，还宣布将在2036年竞选总统。戈尔曼自然而然被视为新一轮黑人平权运动的某种象征。

对白人译者的批评声浪越来越高，里耶维尔德在推特上说“我对我参与传播阿曼达·戈尔曼的诗歌引起哗然感到震惊，我理解因为选择我而感到受伤的人”，主动退出翻译计划。里耶维尔德还将翻译戈尔曼的第一本诗集，于8月发行，尚不知这项翻译工作进展如何。

随后，加泰罗尼亚语翻译维克托·奥比奥尔斯（Victor Obiols）被告知，他已经完成的译诗被出版社弃用，不过稿费照付。奥比奥尔斯对法新社所说，因为他是白人，所以“不适合翻译这首诗”。他曾翻译过莎士比亚和王尔德的作品，对此很费解：“如果我不能翻译一位21世纪的美国年轻黑人的诗歌，那我也不能翻译荷马，因为我不是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我也不能翻译莎士比亚，因为我不是16世纪的英格兰人。”

批评者声称他们并非贬低里耶维尔德的文学素养和写作品质。29岁的里耶维尔德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去年凭借小说《夜晚的不安》（The Discomfort of Evening）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是国际布克奖迄今最年轻的得主。布克国际文学奖创立于2005年，原本是作为布克奖——当代英语文学界重要奖项——的补充奖项，全球所有以英语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的在世作家均有资格获得此奖。从2016年起，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一个翻译小说奖，每年评选一次，全球所有非英语作家，只要作品有英译本在英国出版均可参评该奖，奖金由翻译者与作者平分。用荷兰语写作的里耶维尔德凭借布克国际奖拥有了全球性的声望，文学翻译功不可没，里耶维尔德自然深谙翻译的重要性。

作家、出版社选择译者，是以业务水平为唯一标准，还是应该把身份因素也考虑进去？这个问题在欧美文学界、翻译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人倾向于在选择翻译时将“身份政治”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独立非营利出版社Restless Books主要翻译、出版非英语图书。该社出版人伊兰·斯塔万斯（Ilan Stavans）自己也是作家、翻译，他说：“翻译是一座超越了身份和文化的桥梁，把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物带入我们自身的生态系统。”

翻译为一个既有的文化生态注入了多样性，但是，目前关于译者身份的讨论，“身份政治的正确性”盖过了“文化多样性”。

其实，荷兰译者里耶维尔德的身份也值得讨论。

里耶维尔德的生理性别虽为女性，但从小视自己为男孩，按男孩打扮；成年后将自己定位于性少数群体，既不是男或女，也不是跨性别者，而是介于纯粹的男性女性和跨性别者之间，自称性别为“他们”（they/them）。《夜晚的不安》是里耶维尔德的自传性小说，评论称这部小说是“巴洛克式的散文诗”。至于文学身份，里耶维尔德首先将自己定位于诗人，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小牛胎膜》（Kalfsvlies）即获得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最佳诗歌奖”（C. Buddingh’-prijs）。

里耶维尔德在推特中写道：“我很高兴能倾力于阿曼达作品的翻译，以保持她的力量、气氛和风格为己任。然而，我意识到，我有能力以这种方式思考和感受，许多人并不能做到。”

身份问题上突出黑人译者为弱势群体、小众人群，那么里耶维尔德的性别少数群体身份又该怎么对待呢？她写了一首诗《万物皆可栖居》（Everything Inhabitable）作为回应和反击。《卫报》独家刊登了英文译诗，诗中写道，“出于/不愿意，不是出于沮丧，而是因为你知道/有太多的不平等，仍有人受到歧视”；“面对所有霸凌者，用你的拳头/举起的拳头”。

有了前车之鉴，欧洲的出版社变得小心翼翼。荷兰梅伦霍夫出版社表示，为吸取教训，将组建一个团队合作翻译。德国出版社的三人翻译团队，分别是黑人女性记者、土耳其裔的女作家和白人翻译。文学翻译通常是孤独者做的孤独工作，由一个团队进行翻译，改变了文学作品的某些性质。团队合作也如履薄冰，努力寻找“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德语词汇，任何可能会引起有色人种、残疾人、妇女或其他边缘群体排斥的词汇，都要避免使用。

也有出版社采取措施自保。芬兰出版社说，他们正在与版权代理机构、戈尔曼本人磋商，等他们作决定——干脆把球踢给作者。有几家出版社指定黑人音乐家来翻译，说唱歌手Timbuktu担任瑞典语翻译，刚果裔比利时艺术家Lous and the Yakuza（本名Marie-Pierra Kakoma）翻译了法文版。只有希腊出版社说，他们选择的希腊语翻译是一位白人女性诗人，“由于希腊人口的种族特征，没有有色人种的译者/诗人可供选择”。身份政治战胜了创作自由

欧美文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很敏感：白人有没有权利翻译非裔作家的作品？翻译戈尔曼诗歌，对身份政治的争论转移了人们对她诗歌的注意力，未免顾此失彼。戈尔曼诗歌的西班牙语翻译努里亚·巴里奥斯（Nuria Barrios）是白人，她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称，对里耶维尔德的网暴导致他们退出翻译，“是身份政治战胜了创作自由，不啻于一场灾难”。很多白人译者翻译了大量有色人种作家的作品，不免对自己的职业追求产生困惑。

Facebook上有个“文学翻译小组”（Literary Translation），聚集了来自99个国家的4300名翻译。翻译们在群组里发言称，翻译的身份对他们的工作是有影响的。古巴裔美国籍的译者举例说，美国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西班牙语版本中，“奴隶”（slave）一词被翻译成“仆人”（serviente），而且完全抹去了作者在书中使用的非裔美国人说的方言，“说这种话的书中人物说他们是黑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作家们在选择翻译自己作品的译者时，也开始考虑他的身份。语言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身份政治”持批评态度。他揭开了一个大家回避的问题，“我们都默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应该特别关注译者的黑人身份”。

美国非裔作家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说，文学即人类经验。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翻译”的是他人的经历和观点，译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观点来理解作者。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人们忙于站队，认为特定的经历或文化形式属于特定的群体，其他人群不可染指，结果必然导致西班牙语翻译巴里奥斯担忧的局面，“只有白人才能翻译白人，只有女性才能翻译女性，只有变性人才能翻译变性人。”

作家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有非洲血统，出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童年时移民美国，他的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获普利策奖后，要出西班牙语版本。在寻找译者时他说，他的第一部作品曾被翻译成西班牙语，他很欣赏译者的译本，但“奥斯卡·瓦奥”他还是想找一位加勒比人译者，“他可以来自牙买加，可以来自波多黎各，但必须有在加勒比生活过的经历。如果是移民，就更好了。非洲人后裔，最好不过”。迪亚斯认为好的翻译可以传达出作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所以他强调译者与他接近的“生活背景”。

3月下旬，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在其官网上发表了一份声明：“以一个人的身份来决定他是否可以翻译别人的作品，是个伪命题。”协会认为，我们真正该讨论的是“非裔翻译匮乏”的问题。

在欧美，翻译也是一项需要热情的工作。首先，译者的名字通常不会出现在书的封面上，令社会对译者的付出少有认同，译者本人也缺乏成就感。其次，翻译工作的报酬较低，做全职难以养家，很多翻译由学者或作家兼职。

这些都让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的译者处于不利地位，以致于欧美文学翻译界缺乏种族多样性，存在一道“白色风景”，意思是白人译者占绝大多数。以美国为例，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去年做了一项问卷调查，有362位译者交回了问卷，他们中73%是白人，非裔只占到2%。该协会执行董事、翻译伊丽莎白·贾奎特（Elisabeth Jaquette）在《华盛顿邮报》上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结构性的，这个行业的薪酬往往不高，由于白人在社会上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做翻译一开始可以不计酬劳，只为自己扬名”。

类似迪亚斯这样功成名就的作家，在出版市场上有一定的控制权，有权力选择自己中意的译者。好的译者能最大限度地传播作家的作品。近10年中国科幻小说在美国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译者刘宇昆是得力的推手。刘宇昆出生在兰州，8岁移民到美国，他本人是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也做翻译，刘慈欣、陈楸帆、郝景芳等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的作品正是由他翻译介绍到欧美的。

但更多的作家，作品的海外版权卖出去后，只能被动等着出版社安排、处理翻译的事宜。“文学翻译小组”里有翻译说，韩裔美国作家要遴选出身份与他接近、有能力担当的译者，任务就很艰巨，如果再限定翻译成波兰语，找到有韩国文化背景又懂波兰语的译者，难上加难。

多样性，除了体现在肤色和种族问题方面，更应该体现在作者、译者之间的社会阶层、经济状况、财富水平、政治观点。忽略后者，讨论翻译的多样性就陷入了狭隘。

就连戈尔曼，也是社会宽容度、文化多样性将她推上了总统的就职典礼台。

戈尔曼在洛杉矶出生、长大，像所有诗人那样早熟。早熟除了让她在很年幼的时候就品味到语言的魅力，并表现出通过诗句激励他人的能量，也让她从小就感受到不同的社会层面带给她的触动。长大后，她登上一座山，俯瞰洛杉矶。环视风景，她惊叹，“成长过程中，我被如此丰富的色彩、语言和思维方式所包围，很少有哪个地方能有这么多样性的因素”。自己的诗歌只能被黑人翻译来翻译，是不是接下来白人都不能读了呢？感恩于文化多样化滋养了她成长的戈尔曼，对此如何作想？ 维尔德读书作家美国政治翻译文学语言翻译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