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古丝路的荣光

撒马尔罕的比比·哈内姆清真寺

走进撒马尔罕

我们是乘坐高铁从塔什干前往撒马尔罕的。高铁蓝白相间的子弹头的海报，张贴在塔什干火车站和各个售票处的橱窗里，象征着未来，看得出，他们很为之骄傲。相比之下，从布哈拉到塔什干的列车就老旧很多，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铁皮火车和硬板床，但也有种穿梭回到苏联时代的怀旧。现代的“丝绸之路”从窗外飞逝而过。我竭尽眼力望向窗外，想拨开厚重历史笼罩的神秘的面纱，寻找到与古老的丝路的时空交汇，但除了冬日里略微萧瑟的漫无边际的草原、羊群牛群，还有远方的村舍，我并无所获。大约一个世纪前，当英国考古学家奥勒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前往撒马尔罕时，他之所见，也都是肥沃的牧场；征服的突厥人犹守其游牧习惯，从那些村庄中支起来的移动毡覆小屋可以看出来，他们依然喜欢用流动的毡房，而不是泥建的小屋。而现在，我目之所及的村庄，均为砖瓦或泥建的小屋，地平线上偶尔出现的毡房似的圆锥顶，也是钢筋或泥瓦所建了。游牧生活似乎已全然退到定居文明的幕后。斯坦因最终穿过喀尔克库什（Karkhush）山口，从佉法城坐俄国四轮车过塔克塔卡拉查（Takhta-Karacha）和宽广的扎拉甫山（Zarafshan）山谷，走一长程到撒马尔罕。如今，无需这样的跋涉，大约5个多小时车程，我们来到撒马尔罕。

来到撒马尔罕，一路的寒天冻地在沙漠绿洲的林荫里柔和了下来，鸟鸣声盘旋在头顶，一片热闹的天空。五颜六色的苏联老牌小拉达在街头巷角奔来窜去，在土灰色的砖墙前划出很活泼纯正的绚丽色彩——这种在其他地方几近绝迹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古董”车，从流线型已随处都是的今天来看，棱角分明的线条倒很有复古的味道。一时还不知道，自己踏入的是哪条时间的河流：撒马尔罕，这个名字于我，一开始就充满了古老的韵味——《魏书》、《唐书》、《元史》中的繁华之城，有着悠远绚烂的色彩、幽微的香气、清真寺的钟声、冬不拉的鼓点、蒙古帝国的辉煌，还有我无法理解的隐秘的情感。它就像伊朗的伊斯法罕，奔放而精致的世俗与伊斯兰文明在此交融出层次丰富的时空。当终于身处撒马尔罕时，我却不断疑惑：应该如何理解，我每时每刻所进入的撒马尔罕的时空？在纷繁的地理线索中，哪条脉络，能带领我走进它隐秘的历史隧道，哪怕是浅浅地触碰这座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的要道城市的过往？又是哪一条城市肌理的线索，能够与现在和未来，乃至与我，一个21世纪中国的到访者，产生对话和发生联系？

如果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撒马尔罕有三个层次，从古至今分别为：位于郊区的故址阿弗拉西阿勃（Afriasiab），这是花剌子模帝国的首都，直至1220年被蒙古大军毁灭；帖木儿时期建成区，位于遗址西侧，保存了大量帖木儿时期的宗教、文化建筑，共有6个城门，6条主街，以一组宗教建筑组成的列吉斯坦广场建筑群为城市中心，北门附近有大巴扎，其余区域为底层传统居住区，这一基本格局较为完整保持至今，其尺度、肌理也与后来所建的城区差别明显；最后一层则为“沙俄—苏联时期建成区”，和那些遍布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城市的苏联式街区和居民区一样，在寒冬里，这些预制板建筑构成的单调发灰的筒子楼街区，有时会令人想起齐齐哈尔来。

最初，我们沿着这条已很清晰的时间线索走入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城内的中亚伊斯兰教古迹谢赫·静达陵园

要道：从康居，花剌子模到蒙古帝国

在郊区的阿弗拉西阿勃遗址，考古挖掘的粟特人故地旁，建起了阿弗拉西阿勃博物馆。第一个展厅里正在修复中的壁画，与敦煌壁画的相似，立即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古代撒马尔罕与东方遥相呼应的密切交流。这些7世纪的壁画，颜色鲜艳温润：有骑马征战持长矛的将士，有目光如炬戴头盔的将军，有骑着骆驼的商旅队，有系着铜铃形似大象的巨兽，也有身着华服的使节，驾乘着红色木舟、面部圆润衣着首饰华美的汉唐男子，随行梳着云鬓弹着琵琶的侍女，还有频繁出现的天鹅、含绶鸟等飞禽，栩栩如生。站在大厅里，既可以看到敦煌式的绘画技法，也可以找到波斯萨珊纹样的意义。正如俄国考古学家A.M.阿尔巴乌姆在《阿弗拉西阿勃绘画》一书中指出的，这些赛姆鲁、孔雀、鹅、猪头、山羊、羊、翼马及其他实有或神话中的鸟兽，与萨珊朝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观念有关，基本上是出自《阿吠斯陀》中的伊巴塔西费尔玛神（成功之神）、维尔斯纳吉拉神（军神、战神）、密特拉神（太阳与光明之神）等诸神的属性。这类神在萨珊朝美术中，不仅出现在织物上，也出现于宝石、金属工艺品和雕刻之上。7世纪的撒马尔罕，出现了许多与东方进行贸易的粟特商人；商业贸易关系的加强，促进了这条通道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连接起了敦煌与撒马尔罕。池田温在《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陈国灿在《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中，对从化乡的形成、发展做了详细研究，由登录的人名统计，粟特人就占了78%，以此可推断从化乡的粟特聚落性质。粟特聚落中信仰祆教，并依赖各地建立的袄祠管理聚落事务，使得东来的粟特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当地能保持其独特文化特征，因此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粟特的美术也保持了自身特色。英国学者威廉·沃森在他的《伊朗与中国》中假设：“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敦煌从5世纪前期直到6世纪存在着一个中国—伊朗画派。直到6世纪末，这种式样完全中国化为止。”可见，粟特人在中亚与中国文明的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帖木儿帝国创建者帖木儿汗陵墓——古尔·埃米尔陵内部

实际上，作为粟特人故都的撒马尔罕，从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曾经是康居国的首都，也曾先后处在贵霜帝国、嚈哒汗国，波斯萨珊帝国和唐朝的势力范围内，直至以撒马尔罕城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康国兴起，在6世纪成为中亚诸城邦国家的霸主。正是在不断被征服又不断想要恢复昔日辉煌的努力中，撒马尔罕也得以从每个时代繁荣和进取的大国那里，获得往来的好处，并因此成为东西方交流的要道。撒马尔罕，不仅是张骞、唐玄奘曾经到访过的地方，也向唐朝宫廷进贡；唐高宗赶走了突厥人，康国成为唐朝的地方政权，撒马尔罕城也曾成为唐朝的属地。658年，唐朝按自己的方式在撒马尔罕城置康居都督府，以康国国王拂呼曼为都督。此后，康国国王的继位都要得到唐朝的册封。但也正是在臣于唐朝期间，康国经历了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从唐代典籍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粟特商人在唐都长安西市寻宝的故事。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制作了一幅9世纪前半叶的《长安西市复原图》，从图上来看，当时，粟特人在各行中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后，在8～10世纪的300年中，撒马尔罕城先后经历了阿拉伯人和波斯萨曼王朝的统治。阿拉伯人的统治最终使包括撒马尔罕在内的中亚地区被纳入伊斯兰世界。10～12世纪，撒马尔罕城经历了繁荣昌盛。成书于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上半叶的《道里邦国志》说：“世界上最圣洁美好的高地是粟特山中的撒马尔罕城——她像天空；她的宫殿如繁星；她的河流似银河；她的城垣若太阳。”

顺时间的河流而下，我们拜访了13～14世纪的“帖木儿时期建成区”。正是蒙古帝国，将撒马尔罕带到了其文明的顶峰，乃至在当时的世界文明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乌兹别克斯坦人的博物馆和城市纪念性雕塑里，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成吉思汗与帖木儿竟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成吉思汗的形象总是凶神恶煞，怒目圆睁，有时他头顶的帽子上还会被画上骷髅，似乎是种不吉祥的死亡象征。乌兹别克人的历史上，成吉思汗被视为一名屠城者、杀戮者与破坏者，是旧撒马尔罕城的灾难和葬送者。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在蒙古草原上建立了大蒙古国，尊号成吉思汗。此后，大蒙古国陆续征服了花剌子模、中国西夏、金国和南宋等国，建立起一个地域空前广大的蒙古帝国。1220年，蒙古大军西征花剌子模帝国，都城撒马尔罕在战火的蹂躏中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曾任呼罗珊财政官的贵族后代志费尼（约1226～1284）在他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曾详细记载了成吉思汗征服期间的撒马尔罕城。此书记：“河中包括很多郡邑、区域、州县、城镇，其精华和核心是卜花剌和撒马尔干。”撒马尔罕城在中亚的地位极高，“算端诸州中最大的一个，论土地，它又是诸郡中最肥沃的一个。而且，众所公认，在四个伊甸园中，它是人世间最美的天堂。假如说这人间有一座乐园，那乐园就是撒马尔罕。……它的空气微近柔和，它的泉水受到北风的抚爱，它的土壤因为欢畅，如酒火之质。这国家，石头是珍珠，泥土是麝香，雨水是烈酒”。这样一个繁华之都，被毁于成吉思汗的铁蹄下。在撒马尔罕漫长的历史上，它因地处要道，似乎从未逃脱过繁荣后被觊觎继而被摧毁的多舛命运；却也正是这样的命运，造就了它的多元文化。撒马尔罕人对帖木儿的态度就截然不同。撒马尔罕城中心的那尊帖木儿坐像，竟然不是戎马征战的模样，而是面容安详地坐着，仿佛洗尽铅华，静看潮起潮落。帖木儿是撒马尔罕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引以为豪和极为尊重的英雄，就像蒙古人把成吉思汗视为民族英雄一样。他以撒马尔罕为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发誓要把撒马尔罕城建成“亚洲之都”。在帖木儿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经过30多年的扩张战争，建立起一个从今格鲁吉亚到印度北部的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帝国时期，中亚地区交通畅达、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撒马尔罕城再次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无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在气质上，撒马尔罕城都具备了作为“亚洲之都”的资格，算得上当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性城市了。我想，撒马尔汗人爱戴同为蒙古人后代的帖木儿，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蒙古人在撒马尔罕驻扎了三代人后，慢慢也接受了伊斯兰教、波斯和突厥文化的熏陶，在生活方式与信仰上，已经与原来的撒马尔罕人融为了一体，在文化上实际已经被同化了。这一时期，撒马尔罕城建筑的清真寺、宗教学院和陵墓，气势雄伟壮观，结构精巧，装饰华丽。14世纪后期至15世纪初期，撒马尔罕城达到了巅峰时期。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撒马尔罕人开始思考别的问题，文学、历史、艺术和建筑，都出现了“帖木儿文艺复兴”，撒马尔罕城被欧洲人赞喻为“东方古老的罗马”。

撒马尔罕市内的古尔·埃米尔陵外部

我们按图索骥，拜访一个又一个诉说曾经繁华的建筑遗迹：从以帖木儿之妻命名的大比比·哈内姆清真寺，到最壮观的谢赫·静达陵园，再到古尔·埃米尔陵墓，直到历经世代改建的列吉斯坦宗教学院，犹如一趟建筑博览之旅，其雄伟和繁复的程度，令人惊叹：镶着蓝色瓷砖的大穹顶，镌刻着细密的花卉藤蔓和回纹图案的木门，精湛的雕镂，依然能够辨识的华丽的装饰，墙壁上已经有些脱落却在修复中的华丽的彩色瓷砖砌成的图案和壁画，吸纳了中国园林风格的细密的雕廊和杂糅着希腊科林斯式和波斯式的立柱……其雄伟和极致的精细繁复，都令人惊叹工程之奢华。遥想几个世纪前，中亚的工匠和帖木儿在历次征服中掳掠的工匠和设计师们，全部云集在撒马尔罕，他们从波斯、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中国、希腊、印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地方会聚而来，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建筑，展示出多种建筑风格的融合：伊斯兰风格、突厥文化、波斯风情、中国建筑技艺……撒马尔罕是亚洲各国工匠共同的作品，是世界都会，多元和包容得让人眼花缭乱。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它为世界遗产。如今，撒马尔罕已经不再是世界级的城市，甚至以今天的标准，也算不上都会。眼前，它连游客如织的季节也不是，寄居在列吉斯坦内的所有贩卖工艺品的小店都门庭冷落。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人仍然古风犹存，有着文明的风尚，但那种帝国首都的轩昂，却再也找不到了。站在清真寺或列吉斯坦空旷的广场前，只能靠想象，遥想当年，来此的工匠，“有骑牛者，有骑驴者，亦有牧放畜群而来者，逢村吃村，遇站吃站”；每逢庆典，全城工匠和商人前来与会，搭起作坊、工场，展示本行特色、表演工作的情形。

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撒马尔罕文明成就的，是位于郊区的兀鲁伯天文台。在参观了天文台后，它让我对撒马尔罕有了新的认识，也引起了我的疑问和有限的浅尝辄止的探索。

布哈拉市一个绢绣家族的客厅。师傅坐在凳子上，一个学徒在请教问题

兀鲁伯之疑

兀鲁伯是帖木儿的孙子。他既是帖木儿帝国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也是乌兹别克族著名的天文学家。在古米·埃米尔陵中，他的棺材与帖木儿家族的其他成员一起，孤寂地躺在蓝色穹顶之下。考古学家对墓葬的发掘发现，兀鲁伯尸体的头颅被斩，这一点与有关的历史记述相吻合。1447年，兀鲁伯继其父为帖木儿帝国苏丹。在位仅两年，赫拉特总督叛乱，乌兹别克人趁机占领撒马尔罕。兀鲁伯迁都赫拉特，于1449年在宫廷内部争斗中被杀害

布哈拉雅克古堡前的一对新人

15世纪的撒马尔罕，是整个中亚的中心。正如《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一书所写的：“帖木儿统治的大部分时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撒马尔罕城成为当时的科学技术和伊斯兰文化中心。撒马尔罕城的金钱、名望和政治权力像磁石一般地吸引着身怀抱负的人们。”西班牙人克拉维约在这时来到撒马尔罕，发现在这里可以遇到说各种语言的人和来自不同城邦的代表人物，“他们中有文学、史学、天文学、绘画、建筑大师，都渴望在此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宗教界人士在此建立了伊斯兰神学院和一批宗教学校等文化教育设施”。而撒马尔罕也因他们走到了世界文化的前列，其中，文学、史学、天文学、建筑学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尤其突出的是天文学和建筑学。兀鲁伯就是这样一个稳定繁荣成熟的社会所诞生的高度文明的体现。他最伟大的职业，也许不是撒马尔罕的统治者，而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

来到天文台时，一对新人正在这里举行婚礼。家人与朋友簇拥着他们逐级走上台阶，在兀鲁伯的雕塑脚下拍婚纱照留念。兀鲁伯的手里拿着一卷经卷，也可能是一张测量星空的图纸，望向远方。兀鲁伯的真名叫穆罕默德·塔拉盖，“乌鲁格别克”是家里人对他的叫法，乌兹别克语含义为“伟大的贵族”。他从小就能够熟练背诵《古兰经》，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王宫里接受良好的宗教和文化教育，年轻时代在中东和印度度过。帖木儿去世之后，他的父亲，沙赫鲁克·米尔扎把赫拉特设为首都，16岁的兀鲁伯被选为撒马尔罕的统治者，通晓乌兹别克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谙熟该教经典和教义。他博学多识，酷爱诗歌，尤精于天文历算。他治理下的撤马尔罕，可谓黄金时代：帖木儿的伟大帝国东至蒙古，西至罗马与埃及，南至印度中部，北至钦察沙漠，辽阔无垠，经济繁荣，各国商贾云集，国库充盈，学术文化昌盛，宫廷学者荟萃。1430年，他主持投巨资在撒马尔罕创建兀鲁伯天文台，装置有巨型象限仪等精密的天文仪器，收藏有天文历算等大量图书，招聘了一批穆斯林和印度的天文学家在该台进行天测和研究。在他的支持下，天文台在30年中测定了1000多颗恒星和行星的方位和运行资料。1446年编成的《乌鲁格别克新天文表》是16世纪以前较精确的天文表。

现存遗址不免让我们有些失望。它原本是一个三层原型建筑物，有六分仪、水平度盘和巨型象限仪等精密的天文仪器。但当它因考古发掘重现天日时，却已不复当年天文台的壮观，只剩下巨大的大理石六分仪，被安装在地面下11米深、2米宽的斜坑道里，供人们参观，像一条短短的矿道。坑道上面是兀鲁伯天文台博物馆，馆内展有兀鲁伯主持编纂的恒星表和行星运行表。在兀鲁伯天文台博物馆里，一些有趣的陈列物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地球仪，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天文台里是实物照片。陈列着描绘兀鲁伯兴建学院，学院里科学家一起讨论观测结果的细密画——兀鲁伯建立的真正的科学院，聚集了数百名科学家与思想家、数学家与工程师，让他们在同一个天文观测台一起工作，这在之前和之后都是没有的，兀鲁伯时代也因而是天文学家辈出的时代。这时候，出现了波兰人的照片——1690年，波兰著名天文学家加韦利在格但斯克出版了兀鲁伯与其他五位欧洲天文学家的天文学成果，在这本书的一页插画上，兀鲁伯与五位欧洲的科学家共同坐在一张圆桌边，正在召开天文学大会，墙上的画框里，用拉丁文写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兀鲁伯坐在右手第一个，正中间是天文学的缪斯乌拉尼亚（Urania），桌上用拉丁文写着：“我将工作交予正确的后继者。”这张图片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蒙古贵族兀鲁伯，与欧洲的天文学家们，共同出现在科学史的舞台上，这意味着，中亚文明在15世纪的时候，至少与欧洲中世纪的科学文明并驾而驱，是完全有机会进到人类科学文明的历史的。接着，是两本牛津大学出版的书的扉页，一本出版于1648年，一本1650年，是介绍天文学重要人物的天文年鉴，其中都有兀鲁伯的年谱，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尼斯·格雷夫斯（Johannis Greaves）将兀鲁伯介绍到了英国。接着，是英国东方学者托马斯·海德的肖像画，他在1665年将兀鲁伯的天文成功翻译成了拉丁文和波斯文。这些资料都证明了，撒马尔罕在科学上，是如此亲密地与欧洲发生过联系，也曾如此近地靠近过近代文明。兀鲁伯的影响力，不仅是在欧洲，还辐射到波斯、印度，甚至中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无不过来学习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当15世纪的撒马尔罕城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美丽的园林城市，“城内外多条沟渠穿过，泉水遍地皆是，最华美富丽的楼房别墅都建于四郊，所有供观赏游玩之亭、园、台、榭，亦莫不散于郊野之园林中”，“此间居民，终年不断有瓜可食”时，欧洲繁荣的大城市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直到16世纪晚期，也如西方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的名著《从黎明到衰落》中所描述的：“只不过是一排排房子挤在一起的烂泥坑：街道狭窄，坑坑洼洼，有些路根本没有铺过；街道两边的房子上层向前突出，对街的房屋几乎碰到一起，污水随意往下倾倒；除了少数的几条大街外，所有街道上都流淌着臭气冲天的污水。”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撒马尔罕在经历了15世纪的全盛后，未能如欧洲那样，进一步发展出由科技推动的产业革命，以进入到近代，而是在此巅峰坠落，从此沉寂和无所作为呢？我没有能力来解答类似于“李约瑟之谜”的宏大问题。但在进一步探索撒马尔罕时，却有了新的脉络：撒马尔罕作为中亚名城，其文明的交融与繁荣，与其地理通道的地位密切相关，无论是商贸，还是征服或被征服的战争和帝国，都推动了它。那么，它的衰落，也与交通要道的历史空间变迁有关吗？

陆上通道的衰落

撒马尔罕是帖木儿帝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帖木儿帝国时期，撒马尔罕城因丝绸之路中道的重要而成为东西贸易的中心。在蒙古帝国和察合台汗国时期，丝绸之路北道十分繁荣，使臣往返、东西方旅游者大多数是通过丝绸之路北道旅行。这部分是因为，帖木儿的战争破坏了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些重要城市导致北道衰落。在《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一书中，蓝琪写道：“1388年，玉龙杰赤城被夷为平地。1395年冬，伏尔加河下游，钦察汗国财富和权力中心阿斯特拉罕和别儿哥萨莱被摧毁。以上城市被毁之后，丝绸之路北道衰落下来，中道繁荣起来，地中海与中亚之间的贸易在帖木儿帝国初期的30年间只能通过撒马尔罕城和布哈拉城的商路进行。”

“撒马尔罕城的东门名为‘中国门’，控制着天山南北的察合台系后裔把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的东路称为‘金路’，这反映了撒马尔罕商人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的商业利润是十分可观的。”1402年，帖木儿在安卡拉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现了中亚与西亚的统一，确立了对丝绸之路中道西段的控制权，打开了撒马尔罕城西区的道路。帖木儿加强了这一地区道路的建设，派人建筑新桥、修理旧桥，在通道上建筑商队馆舍。诸馆舍相距皆不甚远，看守馆舍之人薪给皆由国家支付。在撒马尔罕与波斯大不里士城之间的道路沿线按一日程或半日程设置了驿站，大站之内，常备马百余匹。每年夏季6月至8月间，位于里海西南角的苏丹尼耶有大批骆驼队皆会聚于此地。

从撒马尔罕往南，到阿富汗和印度的道路也是畅通的。其中，忒耳迷的铁门是必经的咽喉要道，克拉维约对铁门有详细的记载：极为狭隘；其窄处，似乎人之两手可触到，而两边悬崖峭直，不可攀援。帖木儿政府在铁门设关征税，获取贸易利润。据称，来自印度的商人每年经此所缴纳的税款数目，在帖木儿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克拉维约在撒马尔罕城看到：“城内囤集货物，到处充斥。其中有来自世界上最远处之货物。自幹罗思及鞑靼境内运来之货物，为皮货及亚麻。自中国境运来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织品。其中有一种为纯丝所织者，质地最佳；自和阗运来宝玉、玛瑙、珠货，以及各样珍贵首饰。和阗之琢玉镶嵌之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印度运来撒马尔罕者，为香料。此种香料，亦为世人所宝贵者。在伊思坎大伦（即亚历山大港）市场上，万难见到此种货色。”撒马尔罕曾因商品太多，城中无存放地和大的销售商场，帖木儿遂下令建筑备有商品的街道，这些街道从城市的一端通到另一端，街道甚宽，上遮以圆盖屋顶，为了让光线进入，隔一段距离置有窗户。最初，先把划定线内之民房拆除，并辟出通道，原有之旧建筑一律清除。为完成此项任务，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街上所有房屋，经拆过之后，两旁之建筑，立刻动工。商肆建在街道两旁，对峙而立。每座商店为两进房：一间在外，一间在内。通路上面搭有棚盖。商场附近设有公共水池及喷泉多座。如今，在列吉斯坦，我们已看不到广场前络绎不绝拖着货物到来的骆驼，也看不到集中在广场上的商铺和露天茶馆了；过去的商人，在以清真寺为核心构成的巴扎、经院和驿站交易、祈祷、学习和歇脚。这些过往的生活，都成了墙上的壁画或老照片，供人凭吊回想，抒发怀古幽思。

15世纪末期，在远离中亚的地方发生了两件事：哥伦布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和达·伽马开辟绕过非洲通往印度的航线。大航海时代开始了。此后，直至17世纪，欧洲的船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卡布拉尔、迪亚士、德莱昂、麦哲伦等。新航线的开辟，为欧洲的快速发展并超过亚洲奠定了繁荣的基础。航海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了包括撒马尔罕城在内的中亚绿洲的命运。穿越中亚草原和沙漠的丝绸之路开始逐渐让位于穿行红海和绕过非洲南部的两条海路；丝路绿洲城市也将逐渐失去往日作为贸易中转站的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并未马上显现出来。麦哲伦的发现令欧洲兴奋不已，但他们大多数人也没有马上意识到它的意义，更不用说撒马尔罕人了。谁也不会想到，大西洋的贸易即将抢走他们的大笔收入，而在政治上失去首都的地位后，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商业地位也即将丧失。

整个16世纪，撒马尔罕却因为遭受不断的战争，从巅峰坠入低谷。16世纪初，撒马尔罕城的统治权重归成吉思汗家族，在政权转移过程中，撒马尔罕城经历了战火和灾荒，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随之，都城的政治地位也丧失了。1494年，帖木儿家族在撒马尔罕城的统治者阿黑麻去世后，其家族陷入内战。昔班尼抓住了帖木儿家族内战的机会，从突厥斯坦城出兵围攻撒马尔罕城，并建立了政权。帖木儿家族宗王巴布尔与昔班尼进行了几次较量，企图恢复帖木儿家族在撒马尔罕城的统治，但最终未能如愿。此后，乌兹别克人频繁动乱，中亚地区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衰退，撒马尔罕城一度荒废。

巴布尔退出撒马尔罕城后，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城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巩固了在撒马尔罕城的统治之后，昔班尼开始向外扩张，攻打西方的呼罗珊。中世纪后期，呼罗珊的范围包括了从伊朗高原东部一直到阿姆河西岸之间的地区，向南包括了今阿富汗的西北部，一直到巴达克山，向北到花剌子模绿洲。自古以来，中亚政权与波斯政权在这片领地的争夺都十分激烈。当时，呼罗珊由帖木儿家族统治。1506至1507年间，昔班尼从帖木儿宗王手中夺取呼罗珊，又与波斯萨法维王朝在呼罗珊展开了争夺。萨法维王朝统治者伊斯迈尔沙赫还同时与奥斯曼人作战。最终，昔班尼兵败被杀。巴布尔立即加入到攻打河中地区的战争中，并重新攻入撒马尔罕，昔班尼王朝的乌兹别克人退往塔什干。后来，昔班尼王朝的功臣奥贝都剌称臣登上汗位，将都城从撒马尔罕迁到自己的封地布哈拉，布哈拉成为统治河中地区三个乌兹别克人王朝的都城，被统称为布哈拉汗国。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不断因相互部落间的战争而遭到破坏。撒马尔罕处处烽火，时时狼烟，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到1733年，撒马尔罕城几乎完全没有居民居住，已是一片废墟。18世纪上半叶，在撒马尔罕城曾建立起一个独立于布哈拉汗国的政权，但历时只有8年，毫无建树。

而同一时期，在欧洲，统一的民族国家却纷纷建立：1588年，英国在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国内政治趋于稳定，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显示自己的潜力的标志，不久后英格兰与苏格兰正式联合，取得了政治上的统一；16世纪末17世纪初，法国也总体达成政治统一，开始在与哈布斯堡王室的斗争中扩张自己的大国地位。1648年，欧洲国家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德意志各诸侯国的主权地位，神圣罗马帝国无权干涉各诸侯国内政，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外交关系中的主权原则。而这时，中亚的战争仍然重复着游牧民族以家族部落为单位不断东征西战的模式，地理上无定所。当16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开始将火药的发明用于战争中的火器，步兵取代骑兵成为战斗中的决定性力量，骑兵和骑士双双衰落下去时，撒马尔罕仍以最传统的手工艺和手工业行会的组织形式制造传统的武器：弓箭、长矛、剑、马刀、匕首、长柄战斧、圆锤、棍棒、喷火器和云梯等等。其中，盔甲和头盔仍然是武器制造的主要产品。这一时期，还没有中亚制造火炮的历史记载。

16～17世纪，撒马尔罕城继续着传统贸易。17世纪，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即位后崛起，进而垄断了中亚城市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亚与俄国之间的贸易仍然沿着以往的路线进行，贸易中心是伏尔加河中游、卡马河岸的保加尔城和伏尔加河河口附近的伊蒂尔城。撒马尔罕商人经锡尔河草原地带，穿越咸海西北部的沙漠来到这两个城市。直到18世纪下半叶，中亚地区政权才重新开始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但俄国这时已经进入了近代。17、18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俄国在欧洲的影响下也朝着这一方向缓慢前进，而远离工业文明的撒马尔罕人对外界的事物不甚了解，仍然沿着以往的道路在走。失去了陆上通道的地位，撒马尔汗也失去了与外部文明交流的机会，也不再被外部文明推动着改变格局。它也无法从与东方的传统商贸与文化联系中获得新知和变革；自明代成祖起，中国便实行了闭关锁国。曾经辉煌的伊斯兰世界从整体上开始居于落后，身处其间的撒马尔罕也无法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吸取养分了。1683年，盛极而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次发动对欧洲的进犯，企图挽救衰落，但在围攻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战役中失败，从此，再也未能进犯欧洲。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说，奥斯曼帝国1683年进攻维也纳失败，标志着曾经能与西方文明媲美抗衡的伊斯兰文明正式衰落。当乌兹别克斯坦的汗国终于在逐渐兼并小封建领地的基础上，趋于联合和统一时，19世纪中叶俄国的征服打断了它的发展进程，枪炮武装的沙俄军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撒马尔罕，将泽拉夫善河上游地区并入沙皇俄国的版图。以此为据点，沙俄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就这样，撒马尔罕的文明沉寂了下来。

手工业：现代与传统的命运

无论是在费尔干纳盆地，还是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我们乐此不疲地拜访当地的手工作坊。对一个从“世界工厂”前来的游客来说，那些耗时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身着传统服饰在作坊里劳作的手工业者，则让人感到，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不是一座陈列的博物馆，而是一座活着的古城，中世纪的时间依然流淌着，穹顶之下古老的砖墙与集市里蜿蜒幽深的通道，因而有了鲜活的生命力；那些寄居在清真寺与经院里的手工艺品店，就像大树枝上栖息的小鸟儿，让这些岁月洗礼的土墙黄砖变得热闹而有生气。

在布哈拉的时间短暂，仅用来流连徘徊于它的大巴扎似乎都显得不够。我们住的旅舍离古城很近，由一座经院改造而来。推开雕花的厚重木门，便是一个三面围合的小院。两层的砖楼，每一层都有偌大的回廊，摆放着伊斯兰世界的床榻，铺着手工的绣毯和靠背，阳光好的时候，就可以沏一壶茶，端上一盘糕点，盘腿坐在床上谈经论道。每天，从这里出发，步行不多远，就可以到达古城的大巴扎。也许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使布哈拉赢得了旅游业的机会。这座大巴扎，有500多个摊位，与同为伊斯兰名城和手工业圣地的伊斯法罕和马士哈德又有一些不同：这里不仅是纺织品、铁器、金银器皿、地毯等商品的集散交易地，也是手工作坊的聚集地，一些规模大的商店，同时也是已有名气的工匠做工的地方。一位布哈拉绢绣家族的女传人告诉我，大巴扎也有几进，正门入口的通道，过去是聚集着许多兑换货币的人的地方，手里拿着各种钱币，各国来的商人就在这儿兑换；再进，是卖小件商品的地方，帽子、丝巾、钱包等；出第一个拱，那条有顶的走廊两侧是卖挂毯和地毯的区域；出来，是街道，这是铁匠铺的区域……现在的大巴扎打破了一些传统的布局，但基本也是行会似的聚集；穿行在大巴扎中，拱券相连，拱顶错落，十字形平面集中组合，内部空间延展而又幽深，构成交叉的通行甬道，就如在曲径的山中行路，拐弯处或豁然开朗处总有惊喜相迎。

卡马洛夫兄弟俩的铁匠铺吸引了我们。弟弟和哥哥的铁匠铺，分别开在巴扎的不同侧，相距甚远。哥哥作为长子，年事已高，似乎在布哈拉有着更高的声望，他的铁匠铺干脆是一座博物馆，进门中央是一座铸成壶状的炉子，侧门里的房间展示着他们用新工艺锻造的大马士革刀、大弯刀和菜刀，现在已由他的长子在主要负责了。一面墙上是他们参加欧洲巡回展出的海报，还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的剪报。弟弟也已是中老年人，他的作坊也朴素很多，也因此更像是个干活的地方，不像是专门为了供人参观而设计的。我们来的正是大冬天，布哈拉的淡季，没有什么游客；他就系上粗皮的黑围裙，取下墙上挂的斧头，点燃炭火，烧旺炉子，拿出几块厚厚钢条，锻打了一番。在叮叮咚咚的捶打声中，烧得通红透明的钢条被捶打得越来越薄。就这样，不断在水中冷却，又不断再炉中烧红，撒上钢粉，再不断捶打，真是一项耗费体力与时间的活儿。这在今天，其劳动力当然是很昂贵的。而布哈拉的刀的技艺所在，则是要把这些打成薄片的钢，叠成7层，打在一起；在打的过程中，不断地让7层钢扭曲、融合，经过400～500次的翻转扭曲，最后的那张刀片上，就会呈现出流水似的花纹，每把刀的花纹都很独特，变幻无常，美丽绝伦，是锻造过程自然又随机的产物。这种铸刀法，呈现了古代大马士革刀的花纹；只是能使中世纪大马士革刀产生天然花纹的原料——乌兹钢据说已经枯竭了，古法锻刀也就不复留存。像这样劳动密集型的手工艺，没有帮手是不行的，巴扎里每一个作坊，都有父子与学徒，父亲就是那个传授手艺秘诀的师傅，儿子负责经营，同时传承父亲的手艺，而那些学徒，既要干杂活，也要学手艺，然后才能出师去开自己的作坊。

在巴扎里穿行流连，有时我恍然觉得自己踏入了另一条时间的河流。锻打一把刀的一招一式，绣一张挂毯的一针一线，刻一个彩色铜盘的一锤一凿，这分明不是现代时间的特质，这里的时间流动得太慢，若按理性计算，太昂贵。我难以想象，按照伊斯兰世界艺术的繁复，绣完一副桌布需要多少针，刻完一个挂在墙上的铜盘需要手执像钉子一样的凿子捶打出多少根线条。我进入的是15～17世纪的那个撒马尔罕的时空吗？还是进入的是21世纪的时空，只是它竭力保留着15～17世纪的面貌？或者说，这里的时间，就从未改变过它的模样，从未断裂或改道，一直这样平静地流淌，不被外部的世界所改变？这是一条静止的时间的河流吗？

大巴扎最有名的细密画家达佛龙·托谢夫有一栋两层的作坊，陈列着他的细密画作品，还有很多别的工艺品，比如把细密画镶嵌起来的首饰盒子，或者手绘的挂在墙上的盘子。托谢夫参加了很多巴黎的细密画展，说一口漂亮的法语；欧洲人对细密画有很浓厚的兴趣，《费加罗报》还曾专门来拜访过他，写了一篇人物特写。他的画的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于波斯文的诗词和蒙古的史书。他拿出已经翻得起皱快掉页的海菲兹和鲁拜的诗集，告诉我，这是他很多细密画内容的来源。我是在伊朗之行中认识波斯伟大诗人海菲兹与鲁拜的；正是他们热烈而浪漫的爱情诗句和对酒的赞美与热爱，让我看到了伊斯兰世界宗教精神层面下，另一个自由而奔放的世俗生活。托谢夫的画有表现帖木儿征战的历史题材，也有宫廷生活与骑马、狩猎和打马球的蒙古贵族娱乐场景。但最吸引我的，大概也是其中那些表现男女之爱的细密画，尤其是年轻恋人身着传统华服，手牵着手，一起对饮葡萄酒的主题，在托谢夫的作品中反复地出现。有时，爱情的刻画微妙而含蓄，比如，牵住女人裙子一角挽留的男人；有时，又大胆而直率，比如，男人将女人搂进怀里敬酒。这是伊斯兰世界的人隐秘的情感。在阿拉伯人给乌兹别克人带来伊斯兰文明前，他们与波斯人一样，曾经发展出丰厚的世俗文化。托谢夫拿出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调好色彩，在他的画板前坐下，开始用细细的笔尖描画男人的胡子，在那根胡子上，他一点一点地描了很长时间，那根胡子就像个宇宙，时间停滞了。我想起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16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画师们对细密画技巧的孜孜以求；那些细密画的画法与技巧中，隐藏着对信仰的忠诚和派别的斗争，而细密画的精细，竟可以达到作为分析精神与心理活动的依据的程度，画中一匹马的鼻子上不易察觉的裂痕，就是证据。托谢夫又拿出一张经院内景的画，调好金粉，细致地描画起立面的墙砖来。这幅画，他估计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告诉我，他是传统的细密画师，所有的花纹和样式，“都绝对严格地尊崇传统”，“我绝不吸收西方的画法，也不做任何‘变革’，我画的就是传统的、此地的，而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的”。他的固执，让我想起《我的名字叫红》里，那些认为西方透视画法是对神的亵渎的画师们。可惜的是，这些细密画的线条与色彩，与他们内心情感与信仰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我这个伊斯兰世界的粗浅探访者来说，依旧是隐秘而不被理解的。

也正是在托谢夫描绘细密画的那个时候，我对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疑问，得到了一些回答。15～17世纪，作为撒马尔罕与布哈拉重要社会阶层的手工业者，如此繁复而细密的工艺，在技术上又如此保守和虔诚地遵循传统，抗拒突破性的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里的思想显得稳定又静止，而历史则不断循环往复了。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种买卖店铺和作坊按种类分布在不同的街道或街区内；行业的集聚便于工匠们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便于消费者比较价格与质量。撒马尔罕城手工业在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性发展，而手工业者的组织也同样是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即行业协会。15世纪晚期起，欧洲的行会精神在减弱，手工业者不再靠保密等手段来保护，16世纪，欧洲的手工业者已经被纳入当时先进的手工工场。然而，16世纪撒马尔罕的经济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手工业生产仍然有封建性质，手工业者的组织也是封建性的行会组织：手工业行会由一位行会师傅担任会长，会长具有特权地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致富。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的一份撒马尔罕文件中，有一份对已故行会会长唐格里·贝尔迪的报道说，他的庄园包括“一栋带外屋和庭院的房子，一个磨坊，男女奴隶各两人，一匹马，手头的现金数是200腾格金，还有400匹布、200公斤丝和一个作坊。在他的债务人名单中甚至包括宗教界领袖”。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手工业行会组织具有严密的行规，对工艺严格保密，这些工艺就像现在的专利权和版权一样，是有价值的财产。每一个行会都有行会师傅，他们对该行会生产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以保证达到公认的标准，还要对税的分配和收集及降低价格负责。

17～19世纪，撒马尔罕与布哈拉错过了主动进入近代文明的机遇，落后了。但到了21世纪，手工业就像是丝绸之路柳暗花明的历史馈赠：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渐渐把世界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卷入了进步的进程，沙漠绿洲中的布哈拉汗因其通道作用的衰退，成了封闭、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封闭，使它静静地在欧亚大陆深处，保留和发展了伊斯兰与中亚传统文化与技艺的精华；在工业时代的激进和对机械复制的流水线产品的热情消退后，这些手工业传统的价值又重新被发现，而且因其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而显得弥足珍贵。但问题是，这些手工艺，还有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历史真的就从来没有断裂过吗？我所见的布哈拉，究竟是中世纪的布哈拉，还是21世纪怀旧的布哈拉？

我们根据大巴扎里的人的指引，来到做金线刺绣的人家中。师傅是一位白发慈祥的老人。这个作坊背后，就是他的家，这是一个三层楼房围合成的很阔绰的院落，三合院里住着他们三辈人。我猜想，他的身份，应该就是金线刺绣的行会会长吧。作坊里，一位年轻的姑娘正在绣一朵牡丹花，右手执针上下进出，拿着线卷的左手则配合着不停松线。乌兹别克人在一些特别的时辰，喜欢穿不同的民族服装。师傅告诉我，女孩儿第一次见未婚夫的家长时，就要穿一件无扣的丝绒长外套，门襟与袖口处常常绣着金线的花纹；去参加一些重要的聚会，他们也喜欢穿传统服装出席。老师傅告诉我，在回到这里成为一位作坊师傅之前，他年轻时，曾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俄国人的制鞋厂工作。他说，那个时候，所有的手工业者几乎都被改造成了工厂工人，被驱赶进厂里，“在流水线上，啪啪啪，钉鞋跟，生产样式一模一样的皮鞋”，“那个时候，这片大巴扎的作坊基本都关张了，很萧索。直到90年代，才重新聚集起来，重新回到手工业的本行去”。查阅资料显示，苏联时期，撒马尔罕是共和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工业以机械制造和化学工业（大的企业有磷酸钙厂和硫酸厂）为主，也是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铁路和公路枢纽”，“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渗透到共和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到了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份内衣，都需由中央调配的程度”，最终，“‘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导致了共和国经济的不合理结构，甚至演变成单一的畸形经济。‘二战’期间，撒马尔罕的冶金工业增加了三倍半，而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却减少了一半”。老师傅的儿子英语很好，他向我解释说：“我们不喜欢那些一模一样的流水线东西，没有任何情感可言；回归到手工，也回归到我们过去与布哈拉当地人生活的关系中去——他们为某一次聚会来定制特别的服装，或者，如果付不起很高的费用，也可以来我们这里租一件衣服去”。这番话，在我这样一个来自被商业渗透的消费社会的人听来，真无法分辨是发自肺腑，还是陈词滥调了。

实际上，俄国人在给撒马尔罕带来近代文明，使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有了电报线和铁路，将其纳入近代社会的轨道时，也摧毁了这里的传统手工业。沙俄政府初期，布哈拉汗国统治生产的“马尔吉尔”布和一种七彩色布“奇特”曾闻名世界，还有一种名为“巴克赫马尔”或“马克赫马尔”的深红色天鹅绒光滑华丽，是俄国商人争先购买的布料。但沙俄统治中亚以后，为了本国纺织品产品的销路，维护莫斯科、圣彼得堡、伊凡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厂主利益，限制了中亚纺织业的发展，中亚纺织业从中世纪的优势产业逐渐衰落，中亚成为俄国纺织品的进口地区。1872年，一个俄国财务官员写道：“布哈拉人从头到脚穿的全是俄国的棉织品。”随着铁路的开通，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传统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发生了快速改变；俄国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和银行主涌入，在此开银行、办工厂、发放高利贷，建立棉花种植园和大农场。而当十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沙皇俄国在中亚的统治时，民族国家的观念又取代了过去同一血统的观念，成吉思汗的血统在中亚失去了意义，古老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在错过了很多次全球潮流后，在苏联时期，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大巴扎里手工作坊的重生，也许应该被视为重生与复兴；每年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游客，则将这些曾经有过历史断裂的手工作坊，置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背景。当我再次走在大巴扎蜿蜒的曲径上时，我感到古老与现代的时空在这些交叉的通行甬道处，交织出某种我仍未完全理解的隐秘的传奇。 伊斯兰建筑伊斯兰文化丝路布哈拉荣光世界历史细密画撒马尔罕文明发展手工业波斯建筑文化欧洲历史中亚民族帖木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