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宝德，建筑师与士大夫

汉宝德在欧洲（1998年）

士大夫的入世之心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汉宝德先生总是一袭长衫示人，很特别，但很自然。“他就是现代建筑中的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前所长夏铸九曾是汉宝德在东海大学建筑系任系主任期间最亲近的助教，他对本刊描述：“汉先生后来总是一件藏青色长衫，叼着烟斗，拄着拐杖。步履缓慢而从容，惯于低头沉思。他那种知识分子式的儒雅和严肃，带有一丝反思意味的清冷自嘲的说话方式，并不适合做官，所以一生着力于办教育和写文章。”龙应台得知汉宝德去世的消息时追忆：“很少人像汉先生这样的中西饱学之士，人如此温暖，思想如此清冷，感情丰沛却又理性晶透。”在她的观察里，“汉先生对文资与博物馆经营，永远是最后清明的声音”。

夏铸九最后一次见到汉宝德先生是在2014年的9月20日，那天是他的80岁生日。汉宝德的学生们聚在台北国宾饭店为他庆祝，夏铸九也专程从南京赶回台湾参加。“汉先生到场约一个钟头，那几乎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身体更见消瘦，比一年前瘦多了。”夏铸九对追随半生的老师的离开很难过，但并不太意外，因为汉宝德的“入室弟子”登琨艳早就对身边朋友有了预言，说汉先生身体早就不好了，会有变化。夏铸九说，登琨艳后来跟随南怀瑾学佛，在养生方面颇有些过人的能力。为此，他还专门去汉宝德家拜访，劝他打坐。但是汉家三代被肺病阴影困扰，汉宝德自青年时期就因肺病休学，到了老年肺纤维化严重，一打坐就咳嗽，没办法进行。

汉宝德被公认为一位把中国文人传统和西方文艺复兴思想融合，将建筑学、艺术学、文化学打通的学者。他自我调侃：“我做事的态度是很痴的。痴就是执著，长于自我反省。我并不是聪明人，遇事反应很慢。我的长处就是把事情做到底，不完成绝不罢休。”他将自己的一生总结为三个阶段：开始时是自学术研究中掌握建筑与文化的关系；第二步是希望打破建筑专业的象牙塔，使建筑家为大众服务；第三步是希望提高一般民众的审美素养，使建筑专业者的价值观与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相契合。

夏铸九认为，汉宝德在上世纪70年代末表面上离开建筑圈，去筹办自然科学博物馆、创办艺术大学，其实是台湾知识分子与中国士人“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他认为，汉宝德“大乘建筑观”的深处，是对断裂的反思，其实是宣示现代性的危机。只是，就一位建筑学者个体而言，汉宝德“只有‘入世’的看法，而没有‘入世’的精神”，而这种文化的悲观主义下的“游于艺”也是他的魅力所在。他贡献了对现代建筑从西方“草船借箭”的移植过程，以及对台湾乃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思能力。这种移植与反思，是任何社会建构主体性都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汉宝德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汉宝德建筑作品：台湾澎湖观音亭青年活动中心（1984年）

与众不同的少数

汉宝德拥有一个稀有的姓。几十年来，每认识新的朋友，总不免对他的“汉”姓很好奇。有朋友问：“是不是旗人？”大概因为满洲人有汉旗。又问：“是不是蒙古人？”在报纸上开专栏时，有读者还以为他是外国人，以为“汉”是音译过来的。“奇怪的是，明明是汉，反而没有人认为我是汉人。好像认定，如果是汉人就不必在姓氏上表明了。”事实上，汉宝德出生在山东日照县皋陆村，汉氏祖辈是明洪武二年（1369）自江苏海州移民而来，他8岁那年就跟着父母逃来台湾了。但他一直清晰记得，家中那扇黑漆大门上挂着两只大灯笼，上有“安仁堂”、“汉”的字样。汉家世代经商，但门上的红色对联永远是“耕读为荣，勤俭持家”。

台湾花莲洛韶山庄（1972年）

“也许我的姓与众不同，使我老觉得自己很特别，所以从小时候起，就不喜欢人云亦云。很妙的是，在意见上，我永远是与众不同的少数。”事实也是如此，汉宝德一辈子都在做“与众不同”的事：读建筑系时，同学专心画图，他却热衷办杂志、写文章；担任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时，他把台湾建筑教育系统整个颠覆了；在高举现代建筑大旗时，又突然转向历史建筑保护，甚至离开建筑圈去创立博物馆和艺术大学。

现代建筑对汉宝德的第一波冲击，是在他上世纪60年代初到东海大学任助教时。当时的东海大学在台湾是完全不同的学校，它是纽约基督教联合基金会所设立并资助的学校，1949年之后，著名的基督教大学如燕京、齐鲁、金陵等在大陆停办，他们就利用这个基金在台设校。校园设计专门请当时已经名扬海外的贝聿铭主持，力求赋予一座现代校园以中国传统风貌，部分采用了四合院样式，配合了当时东海大学以师生见面听讲为主的博雅教育。校园里另一代表作是贝聿铭与建筑系主任陈其宽设计的东海教堂，正面是三角形的西方教堂意象，侧面是中式意味的曲面屋顶，是结合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典范。具体到建筑教学上，陈其宽更是引进了包豪斯的教学方法，放弃了传统的学院派教育观，开创新建筑教育先河。

等到1967年汉宝德自哈佛大学学成回台湾，他被东海大学聘为建筑系主任，有机会亲自开启建筑教育改革。比如最重要的设计课程，他力推学生使用模型来构思空间，而放弃用透视图来显示美观。可是，那时候台湾没有一所建筑学院用模型，以至于市面上买不到合适的硬纸板、裁纸刀，他专门找了工厂，依照美国带回来的样版订做。他还引入了评图制度，在学习过程中给予学生自我表达的机会。此外，排除了体制上的限制，改建筑系为五年制，并且持续地译介美国学界的新信息，聘请了不少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夏铸九评价，这一时期汉宝德确立的东海建筑系制度与方向，可以说是在原来由陈其宽引入东海大学建筑系的包豪斯式现代建筑教育的基础上，做出的更有系统、更有深度的现代建筑论述的移植。夏铸九说，那个时候东海大学还是隐藏在大度山的相思树林里的一所小型大学，但汉宝德的教育改革，吸引了不少年轻学子前来投奔，大家戏称“上山求道”。尤其是收登琨艳为徒的故事，更是传奇。登琨艳当时只有农专学历，就凭一张用毛笔写的求师信，汉宝德便收了他做“入室弟子”，带他到家里，从画图一直教到做人处世，那是一种现代社会罕有的亦师亦父的关系。

台湾建筑评论家阮庆岳当年也曾是这批“上山求道”青年中的一员。他告诉本刊，当年汉宝德推行建筑教育改革，开办汉光事务所，创立《境与象》杂志，在青年一代眼中是思想新锐的代表。于是在台北读建筑的阮庆岳趁暑假去汉光事务所打工，东海大学在台中，汉光事务所在台北，每周五中午才能见汉宝德来事务所。在阮庆岳印象中，汉宝德那时候刚刚40岁出头，常穿着长袍，咬着烟斗，样子颇严肃，事务所的年轻人在崇敬之余也不大敢和他搭话。那时的汉光是“纽约白派”风格的代表，通过一系列案例把这种前卫风格在台湾推行到一定高度，是台湾现代主义建筑的引领力量之一。到了80年代，汉宝德作为现代建筑的旗手突然转向了历史建筑的保存和修复，汉光事务所也更多地进行地域主义风格的尝试。阮庆岳指出，汉宝德转型的背景是自70年代开始的台湾“乡土运动”的兴起。此前文化界一直是壁垒分明的两派，一派是以西方引领的现代性为指标的革新力量，另一派是坚守“中原”中心性的传统势力。但70年代初台湾退出联合国，随即与日本、美国断交，知识分子开始反省台湾的本土认知，几次论战后，在80年代基本明确了本土价值。自此开启的现代性转型，从一面倒学习西方的“横向移植”到延续自身文化脉络的“垂直生长”，这一趋势也与全球性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相吻合。不过，在阮庆岳看来，即使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汉宝德的转型也是相当剧烈的。

大乘的建筑观

建筑评论家史建还记得80年代读到汉宝德《大乘的建筑观》一文的震撼，堪称是针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檄文。那时候大陆还处在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还是单向吸收的姿态，少有这种从民族角度、东方角度对西方的有力量的直接回应。

汉宝德在这篇文章中自陈，他在50年代就到美国念书，恰在现代主义最后挣扎的时候。反现代主义的浪潮，在路易·康的带领和社会文化界的声援之下，已经完全成型，就等文丘里的最后一击。现代主义者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开始自我反省，并施出最后的一招，希望挽救其命运，那就是建筑的科学化与学术化。汉宝德读书的哈佛大学是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所以他当时也坚持现代主义的精神，力主建筑的科学化，甚至把这种信仰带到东海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中。可是回到台湾的几年间，因开办事务所与业主频繁接触，他开始感觉到建筑的理论与教育体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即使是科学的分析，也无法建立共识，因此他“做了建筑商业化过程的逃兵”。另一方面，他回来后先后办了两份杂志，一份是《建筑与计划》双月刊，是一个以现代主义为立场的刊物，但无法得到任何反应，反而是后来以最简单的方式出版《境与象》双月刊，在内容上以感性取向，得到广泛的回响。“这使我体会到要取得共识，达到沟通的目的，严格的理性和细密的推理，远不如动人的说辞与引人注意的形态更有实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走出象牙塔，拥抱社会大众呢？”

汉宝德在东海大学的那几年，夏铸九常去他家走动，特别是协助他编辑《建筑与计划》与《境与象》。夏铸九至今记得，因为办刊经费紧张，他向汉先生提议新出版的《境与象》版面变小，调整文图配比，甚至创下每期花费1万元台币的纪录，节省到只剩下排版印刷纸张费用，而刊物的影响还非常大。《境与象》除了介绍建筑新思想外，还正式推广古迹保存的观念。夏铸九说，东海大学建筑系在那几年成为古迹研究的尖兵，华昌琳与狄瑞德夫妇的《台湾传统建筑之勘查》是台湾第一本古建研究报告，而汉宝德主持的彰化孔庙修复计划，可以说是第一个实物保存个案，开启了台湾古迹保存的先河。当时正值全世界对现代主义的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反思浪潮，古建保存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与都市运动的早期形式，在台湾确实带动了乡土建筑热潮与社会反思。

汉宝德曾说，古迹的研究与维护，因有测绘与修复的实务，故特别有助于对传统建筑的了解，尤其是中国建筑匠人表现的价值观与工作态度，反映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建筑实在是一个文化的缩影。这也促使了他建筑设计风格的转向，由现代主义的白色或是红砖的几何形体，到后来新的乡土建筑形式元素的引用，由理性的、抽象的、材质与结构本质表现，到浪漫的、质朴的、地方文化想象。特别是在溪头和垦丁的两个建筑群，其样式都不是他此前所喜欢的现代作品，与他在美国东岸所学也全不相干，但是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经年不衰。奇怪的是，建筑界似乎有相反的看法，倒比较喜欢他不太受欢迎的作品。汉宝德感慨，这使他觉得在精神上与所属的专业越来越远了。“我丢弃了自己的假面具，与民众混在一起了。”

建筑观转型之时，汉宝德也正好有机会离开象牙塔，甚至离开建筑圈。1982年他调任中兴大学理学院院长之后，开始负责筹划自然科学馆，一干就是13年。此后又创立艺术学院，又是8年。汉宝德在数年后总结，他发现今天的博物馆在观念上是迪斯尼的引申。它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宝石盒子，而是以提供群众欢乐的方法来实施教育的机构，于是他加强了对建筑民众化的看法。他相信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不需要学院式教育即已存在的感应能力，而建筑师要做的，就是“寻求百看不厌的美感，同时提供民族感情的满足”。

汉宝德自认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社会的文人，自从认识到建筑的精神价值是人文现象，就开始以文化、美育为主题在报纸开设专栏。20多年前，汉宝德用笔名“也行”在《联合报》副刊臧否政经大事；又用女儿的名字“可凡”为笔名，在《中华日报》副刊写文化评论。九歌出版社发行人蔡文甫是当时《中华日报》副刊的主编，他透露，专栏字数是1000字，汉宝德习惯使用600字稿纸，他在第二张稿纸400字处画线为界后，便奋笔疾书，不到一小时便写好，“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也从来没有迟过。

夏铸九认为，汉宝德借由为老师贺陈词教授七十寿辰而写的《大乘的建筑观》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以半讽刺的方式，隐晦地暗示了学院派的执迷不悟。汉宝德也甚至想把早年的建筑教育革命推倒重来：“如果我再做一次，可能会从头反省，重新订定方向。我会把建筑定义为艺术，我会把课程之重心环绕着历史课建立起来，建筑的科学与设计的方法要退到第二线。我会更加以人为中心，要求年轻人去了解、体会真实的人生。我会把民族文化，尤其是中国民族在居住环境上的价值观当作研究的课题。我会要求年轻人在观察环境中一切现象的时候，不只注意那些一般人注意不到的抽象的意念，更要注意为大众所注目的形象，试图深度地体会其意义。”总之，“出世的建筑观要以入世的建筑观所取代”。

重写中国建筑史

夏铸九告诉本刊，如果说汉先生还有什么心愿没有达成，那就是想写一本中国建筑史，严肃的学术写作，而不仅仅是演讲与通俗出版。

史建曾负责编辑汉宝德的《中国建筑文化讲座》简体版，他认为，汉宝德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过去用西方标准去评价中国建筑和文化的框架，提出了新的评价体系。举例来说，为什么中国古代建筑以木头为主要材料？其实中国木材资源并不丰富，木构造也比砖石构造耗费更多的财力和人力。汉宝德从民族文化层面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砖石属土，是应该被踩在脚下的。中国人不能相信砖石要建造在上百尺的高空，盖在我们的头上。只有死人才归于尘土，才被掩盖在砖石之下。活人需要生气，我们的居住环境要与象征生命的木材在一起。木在五行中居东与东南，为生之象征，色青、绿，以龙为象，以雷为声。这与外国建筑的观念是相反的。外国人以全石造为最上，砖为石之次等替代品，如砖石合用，石为结构，砖为填充，木为下材，只有中下等建筑使用。”

把中国建筑史放在一个文化脉络里来观察，汉宝德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远古到汉末的神话时代，六朝到北宋的佛教时代，还有南宋到清朝的无神时代。与此相对应，是空间上的几次转折：神话空间、轮回空间和世俗空间。他认为，中国建筑自秦汉至今没有改变的精神，就是民众化的精神。而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是一个以迷信为寄托，以逸乐为幸福，以儿孙为传承的中国，单纯而乐生，厌恶死亡，不重来生。汉宝德基于此指出，代表民众精神的明清建筑被建筑史家严重低估了，这是很不公允的。

这一视角与中国建筑史的代表人物梁思成非常不同。夏铸九指出，梁思成和营造学社通过对中国间架结构的单体木建筑研究，将唐宋推为中国木建筑的历史高峰，认为此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了，这是一种简化的政治历史观，在建筑上则是西方美学标准下的结构伦理主义。汉宝德曾质疑：“中国建筑的价值所在，是不是那个‘全部木造的骨架’？如果承认是这样，那么间架与结构的价值是否一定建立在结构原则与忠实的表现之上？”他认为聚焦于斗拱和木结构的建筑史研究过于狭窄化，重提对建筑环境的重视，尤其是对园林的研究。汉宝德提出，以明清建筑的发展为起点，以民间社会的美学价值为整个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展开较广阔的幅度，跳出结构至上主义者的圈套。然后上推至唐宋，来建构一个社会史、建筑史、考古学三方面融通的框架，否则中国建筑史研究充其量只是技术史的讨论，或考古的调查，枝枝叶叶，零零星星。可惜的是，到了最后这些年，他的身体条件已经很难实现了。

（部分资料参考自汉宝德作品系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感谢责任编辑张静芳的帮助） 汉宝德建筑师建筑士大夫东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