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维奥拉：平静的力量

《逆生》者

在围绕着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的各种评议里，英国人克里斯·唐森德（Chris Townsend）的一段叙述特别具有画面感。他说自己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时，一般很少看到有人在某件艺术作品前哭泣，但在他去过的比尔·维奥拉的展览中，几乎每次都能看到，“要么有人在默默流泪，要么有人过于激动以至于若不是受限于北欧公共场合不许放声大哭的规定，很可能会失声痛哭”。

这位著名评论家还提及伦敦一家老牌画廊的经历，证明比尔·维奥拉对于艺术界之外的公众也有巨大吸引力：2001年，安东尼·多费（Anthony d'offay）画廊为维奥拉举办个展“千禧五天使”，他们所在的牛津街本来地处繁华购物区，那段时间更是因了维奥拉而人流不息，几个月时间，观众竟有4万多人次，这对定位高端的画廊来说简直是个疯狂的数字，老板安东尼不堪其扰，抱怨他的画廊本来只想要400名专业观众，却无奈充当了一回泰特美术馆的角色。

这些读起来都很像关于名人的逸闻轶事。当我走进林冠艺术基金会的空间，在黑暗中挪步到5米高的大屏幕前，在静默中经历8分22秒的《逆生》之后，对唐森德那些看似夸张的文字却有了真切的现实体验：

全身沾满黑色污泥的男子浮现于屏幕，背景一片黑暗。在几秒令人屏息的静默之后，男子身上的污液开始缓慢升腾，速度越来越快，水流急聚飞向上空，由黑而红而白，直至成为清澈之水雾，消失于空气。在轰鸣的水流声中，男人始终伫立原地，唯有裸露的上身形体和克制的手部动作在表演：初始他轻轻握拳，中间微微摊开双手，最终叠放在腹前，让人感受到他的痛苦、承受和解脱。按照艺术家的释义，影像中的五种物质：泥土、血液、牛奶、水和空气，演绎了人在经历巨大转折之后恢复觉醒的五个阶段，这具肉身从污浊到洁净的仪式，既如重生，也是从黑暗到光明的嬗变。

《逆生》

在第二个封闭空间，展示的是维奥拉不久前才被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永久收藏的2014年作品：《殉难者》。在教堂里被并排放置的四件大型独立影像，在这里转变为分别挂于空间四壁的小件视频，观看者站立在中间，就被影像环绕。殉难者的原文“Martyrs”也可译为殉道者，意指为了信仰而受难和牺牲的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土、空气、火、水”是组成世界的四种基本元素，维奥拉就在作品中让四位“殉难者”分别承受这四种基本元素带来的苦难，意指世间一切苦难：老者端坐在火焰中形如涅槃，年轻男子被倒悬于狂瀑水流，中年男子任尘土倾覆，女人被缚在狂风中飘零……在每一种境遇中，殉难者的表情和身体都并无对抗，呈现出平静和内在的力量。

最后一个空间里，只有一幅超大横屏，放映的是维奥拉的2004年旧作《救生筏》。这是艺术家为雅典奥运会创作的影像装置。十几个看起来社会身份和种族迥异的男女散漫地站在一起，像是在等待什么，有人露出不屑于旁人的表情。突然间两股大水从高压水枪喷射出来，从左右不同方向冲扫人群。为了不被巨大的水流击倒，人们开始相互聚拢、依偎，有人倒地了，有人用身体奋力抵挡水流并试图搀扶他人。在水流形成的巨大水幕中，人的身体自然呈现出各种造型，犹如人体群雕，又如古典悲剧的舞台画面。观看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画面传递出来的不断绷紧的张力。突然，水流停止。惊魂甫定的人相互拥抱、安慰，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哭泣。维奥拉说，这件作品表达了他最重要的社会观：接纳和宽恕。

比尔·维奥拉影像装置作品 :《殉难者之火》

单纯以宗教情怀来描述这几件作品并不足够准确。维奥拉在探寻一个看不见的精神世界，其中有潜意识，有记忆与联想，也直面生与死。有人说，维奥拉把空间作为一种叙述元素来模糊原本明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内在与外在。他在借由“看得见的存在展现看不见的奥秘”。

黑影像

《殉难者之水》

从出道那天起，维奥拉就不停歇地用影像追问终极问题：生命和死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到底身处何地。当艺术变得以庆祝无意义为时髦的时候，他固执地要求意义。他曾在《黑影像》（Video Black）一文中说，他有“一架在过去20年一直开着的录像机”。

维奥拉1951年生于纽约。1973年，当他从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实验影像工作室毕业时，影像艺术刚刚进入到当代艺术庞大的媒介体系中，并且，它有相当长的时间都被人认为无法准确表达观念和传递思想。作为先驱者，比尔·维奥拉在40年的艺术生涯中重新定义了影像装置。他审慎地对待技术，他的作品始终选用表演者来完成而非动画，通常是在表演者简单的起降、运动和静止的过程中，表现出人身体的极限视感——虽然维奥拉本人认为所谓极限并不存在，“极限是由人的心来决定的”——所以在他的画面里即便只有一个人也充满了类似于古希腊戏剧的结构张力，譬如2007年作品《无辜者》和《化身》。他疏离于这个世界的方法是，使用最古老的身体媒介，“来质疑线性时间”。

比尔·维奥拉“嬗变”展览现场

维奥拉的妻子吉拉·派罗芙（Kira Perov）是他40年里最重要的合作者。他们相识于1977年，当时维奥拉受到还在澳大利亚拉托伯大学（La Trobe Univercity）任职文化艺术指导的吉拉邀请，前去澳大利亚展示他的录像作品，一年后吉拉就移居纽约和维奥拉结婚了。1980至1981年，在日美文化交流基金的赞助下，他们一起到日本生活了一年，维奥拉在那里问道禅宗大师达安慎二（Daien Tanaka），为他之后作品中的东方生命意识铺垫了最早的基石。

维奥拉开始受到西方艺术界极大推崇是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前后，他在作品《问候》（The Greeting）中成熟使用了“超慢镜头影像”，观看者从此获得了另一种途径，可以帮他们来重新打量一直生活其中的时空。那个时期，他也以《Pneuma》这样的作品建立了自己和古典精神以及神秘主义的盟约。“Pneuma”这个单词取自古希腊语，具有多种译意：空气，呼吸，生机，灵魂，创造力……维奥拉后来的创作其实非常单纯，大多坐标在这个框架之内，即以自然的简单物象来获得精神意象。

比尔·维奥拉

2000年以后，维奥拉十几件“情感系列”作品的灵感有时也来自中世纪的绘画作品。这和他1997～1998年在洛杉矶盖蒂艺术中心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很有关系。那段时间，他被盖蒂博物馆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收藏强烈吸引，之后他对西方古典绘画有了更多沉浸，并试图用影像技术来达成新的表现方式。2000年，伦敦国家画廊委托他创作的《惊讶五重唱》（The Quintet of the Astonished），就是他对其馆藏中世纪绘画《嘲弄基督》（Christ Mocked）的致敬。这是尼德兰著名画家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一幅名作，维奥拉邀请五个专业表演者夸张模仿了画面上的经典构图和色彩表现，表演者紧紧靠在一起，却各自演绎一种人类不同的情感：欢喜、悲伤、愤怒、恐惧、疑惑。 他的《圣母领报》（The Annunciation）同样取自1450～1455年尼德兰画家迪里克·鲍茨（Dieric Bouts）的原作。维奥拉安排两个演员在不同的时空表演，但又似乎处在同一个对话空间，经历着同一段情感发泄，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在这一系列作品后，他获得了这样的评价：维奥拉是第一位在美学内容和情感效果上都获得与昔日大师们齐名这一殊荣的在世艺术家。

维奥拉的超越正在于他通过新技术赋予作品的古典“精神性”，这属于艺术家灵魂的维度，难以模仿。维奥拉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早已经走入后现代和解构主义思潮，但他仍用每一件作品来探讨看似过时的人文主题：人类的处境。在他的多数影像中，人总是独自存在，几乎不和他者发生关系。但他的作品和观看者的关系却是紧密的。“身体交流”在维奥拉的作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它发生在“被看的人”和“正在看的人”之间。而他让人着迷的交流方式，则是通过疏离的表演将观看者从现实世界带出，再进入到他所制造的维度，就像著名评论家大卫·摩根所说，维奥拉“着迷于疏离的力量，以此来启迪世人”。（图片由比尔·维奥拉工作室提供。）

《救生筏》( 2004 年)

精神之生

——专访影像装置艺术家比尔·维奥拉

“好的作品不提供答案，而是提出问题，观看者以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回应，这样便构成一件完整的作品：它可以是一种情绪，一种心态，或者是观看者自己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已经有40年的艺术生涯，它是从视频影像开始的吗？还记得自己第一件作品得到的评价吗？

维奥拉：1970年，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了视频影像创作。念“大一”时，我的专业是商业设计，但我并不喜欢而且成绩也不太理想。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激励我的老师，杰克·尼尔森（Jack Nelson）。他在学校的实验影像工作室工作，那里有供学生使用的可携式录像设备。第一次有机会使用这些东西，我们的实验欲望被激发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真正感兴趣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大受到外界评论，可以自由探索这些新媒体的所有可能性。作为创作者，我们把这些可能性推到极致。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开始就找到自己的“语言形式”了吗？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现在几乎成为你个人标志的“超慢镜头影像”？

维奥拉：在我影像创作的早期，我已经开始实验“图像分解”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以某种方式编辑或录制作品时，我用身体表现一些动作，借此来质疑线性时间。1973年，我创作了《Composition D》：先录制我的一个动作，然后录制它的慢速回放，再慢速回放几次，直到影像几乎无法辨认。所以，我从最开始就在设法延展时间并以此来呈现全部细节，观察那些用正常方式看不到的物体、事件或者动作。

三联生活周刊：哪个时间节点对你来说很重要？或者说，你这40年的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

维奥拉：这样的时刻很多。每一件新作品都和上一个不一样，它们受到我旅行和居住过的国家的影响（1974～1976年在法国，1980～1981年在日本），受到那些尚在世或已过世的朋友的影响，这样的时刻当然也包括我父母去世以及两个孩子的出生。我也常常被诗人的写作和精神导师的作品所吸引，它们作用于我的艺术。

三联生活周刊：以你的理解，一件好的影像作品应该有哪些要素？为什么？

维奥拉：好的作品不提供答案，而是提出问题，观看者以他们自己的个人体验来回应，这样便构成一件完整的作品：它可以是一种情绪，一种心态，或者是观看者自己的问题。

我在作品中基本不用语词，这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进入。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个人偏爱哪位艺术家？

维奥拉：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是俄罗斯电影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尤其爱他的《潜行者》和《安德烈·鲁勃廖夫》。他通过复杂且多层次的有力量的图像、非线性叙述以及对现场的持久观察来描述内在和外在情境，这使得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当然，我也崇敬很多对我发生影响的欧洲艺术大师，比如：乔托（Giotto）、达·芬奇（Leorardo da Vinci）、马萨乔（Masaccio Masolino）、蓬托尔莫（Jacopo da Carucci Pontormo）、格列柯（El Greco）、戈雅（Goya）。还有其他一些亚洲和东方的艺术家也是我所尊崇的。“百科全书”式的美术馆总是令我感受到巨大愉悦，在那里可以面对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杰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有不同题目，比如《逆生》、《殉难者》、《救生筏》等等，但感觉它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或者说生命形式：承受。

维奥拉：你的意思是指“suf-fering”吗？我试着换个方式来说吧。这次我在林冠艺术基金会的展览主题是《嬗变》，我的每一件作品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探索人性嬗变的一面。在《救生筏》中，在大水到来之前，聚集在一起的那些人就像彼此毫无联系的陌生人一样，有人甚至表现出了敌意。但当突如其来的水流使人处在危险之中，这些人就变成了同盟者，帮助彼此逃生。《逆生》描述了人在一系列的剧烈嬗变中的五个觉醒阶段。血液和“羊水”代表了一种精神之生。四幅《殉难者》作品中，土、气、火、水也代表了精神之生，只不过是通过个人的牺牲实现的。这些元素是自然的巨大力量，象征着力量、决心和净化的“嬗变”。

三联生活周刊：最新作品《逆生》完成于2014年。这样一件8分22秒的作品，你花了多长时间来创作？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维奥拉：对于这件作品的想法，2002年就在我的笔记本上以不同形式出现了。那时候我们就在工作室召集了大家，决定在结束《殉难者》这个作品后马上开始拍摄《逆生》。最困难的事情是找到合适的表演者，吉拉当时已经选了诺曼·斯科特作为《殉难者·土》的表演者，事实上他对于《逆生》也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这对掌握逆向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以这种方式拍摄，在最后剪辑时把整个表演录像倒放，而且在他的表演中，装置的存在感并不明显。

三联生活周刊：在画廊提供的一张照片上，你脖颈和手上都戴了念珠，你是佛教徒吗？宗教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维奥拉：我并不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佛教徒，但住在日本的时候研习过禅宗。我和吉拉也曾去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旅行，在那里得到了念珠。我对很多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作品感兴趣，我也尝试每天冥想。

（实习记者王紫祎对本文也有贡献） 平静精神力量比尔·维奥拉殉难者艺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