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第二到全球第一

( 1 月 21 日，建设中的上海虹桥机场新航站楼 )

20年后全球第一？

2010年，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08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分别为4.3万亿美元和4.9万亿美元，日本以微弱优势领先中国位居全球第二。中国在2009年实现8.7%的增长，GDP约为4.67万亿美元，如果日本在2009年保持3%的负增长，日本2009年的GDP约为4.8万亿美元，继续以微弱优势领先中国。

如果2010年中国保持9%的增长，而日本保持2%的负增长，那么，中国GDP将达到5万亿美元，而日本GDP萎缩至4.7万亿美元，中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已成定局。如果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而日元对美元贬值，中国和日本的GDP差距将更加明显。这也是继2007年超越德国之后，中国GDP总量的又一次飞跃。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超越日本经济并不是一件太值得兴奋的事情，真正的挑战在于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如果中国要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大概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以2010年中国GDP 5万亿美元，美国GDP 14万亿美元为起点，如果中国经济保持8%的速度增长，美国经济以3%的速度增长，以此简单计算，中国经济超过美国大概需要22年，也就是到2032年，中国GDP为27.2万亿美元，而美国GDP为26.8万亿美元；如果美国经济以2%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保持8%的增速，中国大概需要18年时间超过美国。如果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这意味着将近200年之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重回世界之巅。

如果从公元元年开始计算，中国经济曾经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历史上能够和中国抗衡的国家屈指可数。公元1世纪前后的古罗马和汉朝是同时屹立于东西方的两大帝国，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这两大帝国当时孰强孰弱，世人更倾向于认为二者实力相当。古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欧洲开始进入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迎来了大唐盛世，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尽管欧洲在10～11世纪涌现出一个强大的拜占庭王朝，但就经济而言，和宋朝相比仍然不在一个级别上，按照法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当时的宋朝经济总量两倍于欧洲。

不过，从公元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经济开始追赶并超越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欧洲从15世纪进入大航海时代，从海外带回来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资源，极大改善了欧洲的经济，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进入工业革命，更使得欧洲经济开始超越中国，加之美国经济在19世纪崛起，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明显下降。不过即使如此，按照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计算，1820年，中国GDP仍占据世界GDP总量的29%。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经济崩溃的序幕。

( 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生产车间 )

在过去300多年的历史里，世界经济总是由几个国家轮番领跑。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爆发之后，英国逐渐确立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大概1个世纪之后，美国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在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了新的霸主地位并且持续至今；“二战”之后，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起飞，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而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砖四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其中尤以中国的力量最令世人瞩目。

对于中国而言，是否真能在20年之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关键因素在于中国是否能将8%的增长速度维持20年甚至更久，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主要来自于两点，一是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二是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尽快启动内需，逐渐减轻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这已是老生常谈，但放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背景下来看，增长模式的转型更显迫切。投资和出口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快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无法长期持续，对中国经济的下一个20年而言，投资和出口只是短跑选手，而内需才是真正的长跑选手。投资的不可持续性在于边际效益递减，这几乎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而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手段，使得投资规模不降反升；而依赖出口贸易顺差的模式也同样不可持续，即使不考虑各国之间日益升温的贸易摩擦、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比较优势下降等因素，随着将来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海外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力也会越来越小。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也推出了一系列启动内需的举措，比如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等，但这些都只是通过财政补贴进行的短期刺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成因有很多，除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最根本的还在于居民收入过低，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8%的高增长，居民收入也能够保持和GDP同步增长，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内需不足的问题，或许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自然解决。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了3000美元，按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一个门槛，意味着人民的消费需求将会大幅提升，这在中国经济中已经有所体现，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消费需求对于抵御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7%，其中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是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而出口贡献负3.6个百分点，可见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

如果中国2010年的GDP达到5万亿美元，意味着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在976～3855美元，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56～1.1905万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意味着中国开始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如果中国在2032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GDP总量约为27.2万亿美元，如果以15亿人口来计算，意味着中国的人均GDP为1.8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达到1.19万美元以上可算高收入国家，届时中国经济不仅在总量上第一，以人均收入来看，也可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中国经济的内需问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当GDP的增长更多转化为人民福祉时，也才能真正体现出GDP增长的意义所在。

如果从更长远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经济，比启动内需更重要的，还在于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程度。纵观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强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在它们的经济鼎盛期无一不是技术强国，就连历史上的中国，也曾经在技术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只是从18世纪开始慢慢落后于世界，这个现象也引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在古代科技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为什么欧洲发生了现代科学革命，而中国反而成为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在总量上已经处于全球第二的位置，但如果将来还只是通过廉价劳动力换取贸易顺差来拉动经济发展，或是通过大量的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的蛮力增长，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如何利用科技推动经济？一般而言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主研发创新，二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日本的发展路径可能更值得中国借鉴，在“二战”之前，日本更强调科技的自主创新，主要依靠国内所谓的“能工巧匠”来发展科技，“二战”之后，日本开始大量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引进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创新，经过短短20年的努力，日本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技术领先的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技术出口国。1980年，日本更是提出了从“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转变的口号，日本作为当时世界上技术领先的国家，开始逐渐摆脱技术引进，进入自主研发阶段，这也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推向世界巅峰。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太多曾经辉煌无比的国家最终走向衰落，在让后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给研究者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研究经济增长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瑟·刘易斯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他认为在9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使经济停滞或者下降：对公民进行掠夺、维持不了秩序、鼓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阻碍对外交流、忽视公共服务、过分放任自流、控制过严、花钱过多和进行劳民伤财的战争。

人民币升值悬疑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版图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人民币汇率也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面是发达国家众口一词地指责人民币低估，一面是中国政府竭力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问题将成为2010年的一大悬念。

中国自从2005年启动人民币汇改以来，在3年时间内对美元升值超过20%。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人民币事实上开始重新钉住美元。由于在过去一年内美元对欧元、英镑、澳元、日元等币种大幅贬值，其他和中国同为新兴市场的货币也对美元有不小的升值幅度。在此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然变动不大，但跟随美元贬值的步伐，对其他几大货币均有不小的贬值幅度。

由于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人民币相对欧元的贬值，引发了欧元区经济体的不满，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压力也正是来自于欧盟。随着美国经济开始追求出口拉动，美国也加入了对人民币施压的行列，以保罗·克鲁格曼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公开指责人民币汇率，美国政界人士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与此对应的是，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也产生了较强的预期，在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市场（NDF）上，美元/人民币连续走弱，尤其是2009年10月达到6.5680的新低。不过，随着中国相关部门一再重申维持人民币稳定的立场，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减弱，2010年1月中旬的NDF收于6.6300附近，美元兑人民币小幅反弹。

人民币是否升值虽然不应受到国外学界和政界的左右，不过，从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的利弊还是需要重新权衡的，不能总是把眼光仅仅放在出口产业的身上。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对我国出口带来明显的压力，但如果人民币长期低估，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如果人民币长期低估，会对某些出口产业发出错误的指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因为有些企业可能原本不具备盈利能力，只是在汇率优势下能够实现盈利，这将使得大量资金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在错误的产业上，如果将来人民币升值，这些产业将会陷入亏损。一方面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其次，较低的人民币汇率虽然保护了出口产业，但在我国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大宗商品的背景下，给进口产业也带来了较大的压力。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2010年的经济工作首次提到了“扩大进口”，如果人民币不能够适度升值，对于2010年的“扩大进口”同样会带来压力。最后，人民币紧盯美元的策略会在国际市场遭致更多的贸易摩擦。2009年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事件大幅上升，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对人民币低估的报复，如果人民币适度升值，将会缓解我国趋于恶化的出口环境。目前我国选择承受更多的贸易摩擦，而不是以人民币适度升值来予以缓解，短期看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但长期来看未必如此。

人民币大幅升值是否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当年的日元升值是一个常被引用的负面案例。1985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随后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失去的10年”，虽然很多人将日元升值视为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反思“广场协议”，认为日本经济的衰落主要还在于自身。另外，对中国经济而言，人民币适度升值也和当年日元大幅升值不是一个概念，1985年，日元兑美元汇率约为240∶1，1992上升至128∶1，1995年达到80∶1的顶峰。

虽然中国有关部门一再口头上强调维持人民币稳定，但这并不会代表人民币在事实上不会升值，因为如果公开表示人民币将会升值，会给市场强烈的升值预期，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热钱大量涌入。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在人民币停止升值步伐之后，国际热钱一度呈现撤离趋势。随着2009年二季度内地股市和楼市重归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再起，热钱开始重新涌入国内。2009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创下2.4万亿美元的新高，全年新增4531亿美元，扣除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之后，不可解释的部分高达1600多亿美元，通常意义上，这部分资金被视为热钱。

判断2010年的人民币是否升值，可以通过两个关键指标来观察，一是进出口，二是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人民币在2009年之所以重新盯住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形势急剧恶化，2008年11月，我国出口实现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2009年2月，贸易顺差一度降至48亿美元的低点，距离贸易逆差仅一步之遥。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实现7.7%的增长，其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４个百分点，但是出口的贡献为负3.6个百分点。如果人民币没有选择盯住美元，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拖累更大。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口形势开始有所回暖。2009年10月，我国出口值1107.6亿美元，同比下降13.8%。2009年11月的降幅大幅缩窄，当月出口值1136.5亿美元，同比降幅仅为1.2%。2009年12月，当月出口开始恢复正增长，同比增长17.71%，这也是2008年11月以来的首次正增长。以这样的趋势看，加上2009年的低基数效应，我国2010年的出口将重新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当出口压力减轻之后，人民币也就有了一定的升值空间。

另外，从进口的角度来看，人民币适度升值也不无益处。2009年11月份，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实现9.8%的正增长，这也是10个月来首次月底正增长，在当月出口依然小幅负增长的背景下，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进口，当月我国实现进口总值945.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26.7%，环比增长9%。这显示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回暖，进口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2010年的经济工作也首次提到了“扩大进口”。如果说过去人民币升值主要是考虑出口问题，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对进口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人民币升值也同样需要考虑到进口因素。以2009年11月和10月的数据对比就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09年10月，我国的进口和出口都是同比下降，当月实现239.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2009年11月，我国进出口总额开始实现正增长，但是贸易顺差却只有190.9亿美元，反而较10月份环比下降20%，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进口的需求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出口。当其他主要经济体需求疲软，而我国需求旺盛的背景下，显然需要重新审视人民币升值的利弊。

观察人民币升值的另外一个指标是CPI。如果CPI指数大幅上升，预示着通货膨胀即将到来，通胀压力将会带来加息预期，而加息预期则会带来本币升值压力。如果人民币进入加息通道，将拉大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套利空间，热钱将会加速涌入。十几年前，零利率的日元曾经引发大规模的日元套利交易，如今，同样接近零利率的美元也成为套利对象，投资者通过利差交易借入美元，转而购买利率更高的其他货币来套利。2009年底，6个月期美元伦敦市场银行拆息(Libor)甚至低于同期的日元，美元开始替代日元成为投资者最受欢迎的套利交易货币。如果人民币进入加息通道，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套利空间和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适度升值，可以缩减套利空间，减少热钱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假如热钱大规模涌入，除了形成资产泡沫，还将会和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通胀预期越强烈，热钱进入越多，而热钱进入越多，又会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如果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日渐升温，但是人民币始终保持不动，这可能给热钱涌入提供更充分的时间，反之，如果人民币出其不意地快速适度升值，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上减少热钱套利的规模。

人民币升值后，除了可以阻止热钱涌入，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我国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这也会使得国内物价水平随之降低。

2009年全年，我国CPI下降0.7%，其中11月份的CPI同比上涨0.6%，是10个月以来首次转正，12月份同比上涨1.9%。如果2010年延续这样的势头，加上2009年CPI基数较低，在新增因素和翘尾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0年的CPI将会继续攀升。目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水平为2.25%，假如CPI超出这个水平，将导致实际利率为负，从而带来加息预期。综合各方面情况看，我国的CPI水平在2010年超过2.25%属于大概率事件，当CPI超过3%之后，我国就有可能进入加息通道。如果从阻止热钱涌入的角度出发，人民币应该在加息之前适度升值，以缩小热钱的套利空间，否则，在加息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概念下，热钱还将会源源不断地涌入，扰乱中国经济的正常秩序。

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之后

和人民币升值问题如影随形的是贸易摩擦。

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实现1.2017万亿美元，虽然和2008年相比同比下降，但还是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与此同时，针对中国产品的国际贸易摩擦则显著上升，中国的出口贸易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2010年是各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之年，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有增无减，对于中国经济而言，2009年频繁爆发的贸易摩擦可能还仅仅是开始。

关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久前去世的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曾在他那本畅销60年的《经济学》中有经典叙述，不妨借此重温一遍：如果一个国家提高了关税，就相当于提高了其运输成本。但是，倘若该国决定听任其道路毁坏不管，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因此而把自己的道路挖出一些大洞呢？显然几乎没人会这样愚蠢。同样道理，如果一个国家以强制征收进口关税的方式损害自己的经济活力，而我们也跟着增加关税来进一步破坏自己的经济，就会是很不明智的行动。

显然，萨缪尔森的忠告并没有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今天的世界各国都在自己国家的道路上挖洞。在对本轮金融危机的反思过程中，西方国家除了归咎于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不力，也同时将矛头指向了全球经济失衡，具体表现为以中国为首的出口型经济体对美国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并且累积成巨额外汇储备，再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形成金融泡沫。从2009下半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开始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概念，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中国减少贸易顺差。

伴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主张的提出，中国在2009年遭遇的贸易摩擦事件大幅上升，2009年前三季度，全球有35%的反倾销调查和70%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涉案金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在外需放缓和贸易摩擦的双重刺激下，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巨大困难，2009年2月份的贸易顺差降至48亿美元的低点，距离1993年的贸易逆差只有一步之遥。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实现7.7%的增长，其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４个百分点，但是出口的贡献为负3.6个百分点。

不过，从2009下半年开始，我国对外贸易开始呈现出回暖的趋势。从2009年7月开始，我国月度出口值连续5个月超过千亿美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份，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082亿美元，比2008年同期增长9.8%，这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月度同比正增长，显示我国的对外贸易明显好转。

2010年，随着国外经济体开始重新补充库存，加之2009年的低基数效应，我国今年的出口将会再度恢复到较高的增长水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可以重新踏上出口拉动的老路，无论是外部条件还是内在要求，中国经济都必须大幅降低对于出口的依赖程度。

从中国经济自身的长期增长来看，降低出口依赖程度有益无害。中国经济弊端的根源在于投资率过高，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寄望于海外市场，过去几年得益于美国强劲的信贷消费，消化了国内的过剩产能，也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国内经济的很多矛盾。但是海外市场的需求不可能永远强劲，长期看，寄希望于海外市场来解决中国经济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是饮鸩止渴，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可以视为促使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只有充分调动起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不管外部经济如何动荡，中国经济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负面影响。

从外部条件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对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颇有微词，虽然各国领导人都在口头上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但事实上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事件有增无减，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10年再度激增，势必会遭遇更多的抵制，或者是要求人民币升值，或者是更多的反倾销和贸易救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尤其是2006年达到8000多亿美元，在GDP中占比超过6%。金融危机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复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张，在奥巴马看来，美国经济此前的增长是“债务推动型”，这种模式已经无法推动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模式，在于出口型推动，尤其是基于制造业的出口推动。

如果美国开始向贸易出口国转型，对于中国将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美国在国际市场贸易逆差缩减为零甚至追求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多出一个强大对手，虽然各自的产品结构有所不同，但“中国制造”和“美国制造”的冲突还是难以避免，这势必会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额。其次，美国向出口国转型，基于个人消费的增长模式也会随之转变，而美国的个人高消费正是拉动中国出口的动力之一，如果美国减少个人消费，直接意味着中国出口市场的萎缩。即使不考虑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从个人而言，由于美国长期以来的信贷消费文化，个人负债率远远超过100%，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个人资产大幅缩水，所以，无论从实际消费能力还是危机带来的教训看，美国的个人消费都不会恢复到从前的水平。统计数据也显示了美国人消费习惯的改变，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从危机爆发前的零大幅上升至7%。

降低出口依赖程度，当然也并非意味着放弃出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能忽视出口的重要性，目前经济总量排名前4的国家中，中国、日本和德国都是贸易顺差国，只有美国是以强劲的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之后，就连美国也开始考虑通过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对于还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出口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降低对于出口的依赖程度，一方面也要调整出口的策略。

一是拓宽出口目的地。目前我国的出口目的国主要是美国和欧盟。2009年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中欧双边贸易总值3640.9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6.5%。其中，我国对欧盟出口2362.9亿美元，下降19.4%；自欧盟进口1278亿美元，下降3.6%；对欧贸易顺差1084.9亿美元，比2008年减少32.3%。同期，美国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2982.6亿美元，下降10.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我国对美国出口2208.2亿美元，下降12.5%；自美国进口774.4亿美元，下降4.8%；对美贸易顺差1433.8亿美元，比2008年减少16.2%。

虽然欧盟和美国为中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中国的贸易摩擦压力也主要来自于此。随着新兴市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可以加大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量，一方面减少和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一方面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是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改变“中国制造”的低端形象。日本当年以“技术立国”的口号取代“贸易立国”，其结果是日本诞生了一批著名的汽车和电子企业，并且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反观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在国际市场赚取了不小的顺差，但从利润率来看，只是赚取了产业链上利润最微薄的一环，从品牌效应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制造”仍然屈指可数，这显然也和“大国崛起”的形象不符。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中国是一个通过廉价劳动力赚取贸易顺差的大国，这多少扭曲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实际上，中国对资源品的进口需求，也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需求放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2009年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依然保持了强劲增长。其中铁矿砂进口6.3亿吨，增长41.6%；原油2亿吨，增长13.9%；大豆4255万吨，增长13.7%；初级形状的塑料2381万吨，增长34.5%；煤进口1.3亿吨，增长2.1倍；未锻造铜及铜材429万吨，增长62.7%；未锻造铝及铝材232.1万吨，增长1.6倍；钢材1763万吨，增长14.3%。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支撑了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欧盟和美国，在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中，中国对日本、澳大利亚、巴西、东盟都呈现贸易逆差。澳大利亚在本轮危机中受伤较轻，并且成为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加息的国家，支撑动力主要来自中国需求；日本经济在危机爆发之前一度增长迅速，几乎就要走出“失去的10年”的泥潭，当时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也是来自中国需求，只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再度将其送入衰退，而日本经济将来的复苏进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中国因素。和中国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其经济增长同样离不开中国，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大多数东盟国家遭受重挫，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极为苛刻的援助条件，但在本轮危机中，由于来自中国的强劲需求支撑，使得这些国家不至于再次向这些国际组织低头。

农村的内需引擎

我国2009年的GDP实现8.7%的增长，农村的内需动力功不可没，尤其在出口同比负增长的背景下。

2008年底，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对我国的出口企业形成较大冲击，大量农民工纷纷从“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提前返乡，一度给就业市场和农村的稳定带来极大压力。

不过，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农村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我国农村经济在2009年受到的冲击并没有预想中严重。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了4039元，同比增长了377元，名义增长率是8.5%，实际增长率达到9.2%。在就业方面，2009年曾经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被迫返乡，但是在前三季度已经有97%的农民工重新返回城市就业，加上一部分新到城市的人，2009年前三季度，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达到1.5亿人，甚至超出了2008年1.4亿人的农民工数量。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里，农村对中国经济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充沛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经济能够以巨大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而在下一个30年里，农村在中国经济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除了一如既往贡献充沛的劳动力，还将为中国启动内需起到重要作用。农村作为一个消费市场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我国农村人口比例高达60%左右，远远超出城市人口，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因为农村目前的消费水平较低，很多产品可能在城市早已经饱和，但在农村依然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从边际效益看，如果在城市和农村同样投入一元钱来拉动内需，投入农村的效果要远远大于城市。

事实上，在2009年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农村已经开始显示出拉动内需的能量。

200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实际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8.5133万亿元，增长15.5%；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4.021万亿元，增长15.7%。农村消费增速高于城市消费增速，成为2009年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

农村消费的异军突起，很多人归功于“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政策的刺激，但事实上，财政补贴政策对消费的刺激只是表象，实际效果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以家电下乡来看，2009年实现销售额692亿元，和同期农村消费品零售额4.02万亿元相比，所占份额甚微。农村消费的迅速增长，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为农村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福利，使得农民开始敢于消费。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为7161亿元，比上年增加1206亿元，增长20%。一方面通过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通过提高农村社保和医保水平等加强农村的保障性制度建设。

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我国农村消费表现出了难得一见的强势，不过，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势头能够持续多久。2009年10月份开始，农村消费的高增长已经有所放缓。10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2%，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6.6%，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5.4%。以单月数据看，农村消费增速开始重新落后于城市，说明政策刺激的效果开始有所弱化，对于2010年乃至以后的农村，显然还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持。

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今年的农村工作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要巩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基础，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搞好农产品市场调控。另外，还提到了“要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强调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其实也就是强调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以此可见，2010年的中国农村还将为提高内需而发挥积极作用。

撬动农民的消费积极性，财政补贴固然重要，但最核心的问题还在于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增长速度仍然缓慢，这成为制约农村消费的最大障碍。

如果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农民增收缓慢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农民收入增速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人均收入差额为9646元；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1.102万元，差额扩大了1374元。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说明政府在收入分配上还需要向农村倾斜。其次是农民收入增速落后于政府收入增速。如果和GDP增长做比较，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以2008年为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但是政府收入却保持20%以上的增速。资料显示，从1998至2007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政府收入快速增长自然是一件好事，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但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挤占了居民收入，由此也带来投资过高和消费不足的问题。政府适当程度地让利于民，既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也可以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政府、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一块蛋糕的不同分法，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如何将蛋糕做大，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客观而言，政府近年来为促进农民增收做出了不少努力，比如取消农业税、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等等，但农民增收依然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反观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农民平均收入基本接近城镇收入，日本的农民平均收入甚至比城镇居民略高。之所以出现这种巨大反差，除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程度较高，只有极少数人从事农业生产。比如日本只有5%的人口从事农业，农民的人均收入自然不低，而我国有超过40%的人口束缚在农业上，平均收入自然难以提高。

以此看，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主要出路在于将大量的农业人口予以转移，一方面需要加强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一方面需要在城市为农村人口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究竟多大程度的规模化才适合中国农村，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中国目前农业生产集中了超过40%的人口来看，规模化程度显然还需要大幅度提高。农业经济中有一个“隐蔽性失业”的观点，大意是说，传统农业中有很多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这些人虽然也在从事农业劳动，但其实对生产毫无贡献，比如原来有5个人从事一亩地的耕作，从中抽走一个人之后，农业生产并不会因此减少。农村规模化经营之后，农业生产效率将会显著提高，隐蔽性失业的现象会随之减少，大量的机械化操作取代闲散人力，富余的农业就业人口将会向城市转移。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着重提到“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与此对应的是，城镇需要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而就业增长的源泉还是集中于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尤其对于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服务业和中小企业更适合作为农村就业人口的栖身之地。目前我国从事服务业的人口比重只有30%，发达国家的比重约为70%，这显示我国的服务业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就业容量。

农村拉动中国经济的内需，并不仅仅局限于农民购买家电、汽车等最终消费行为，农村的投资也同样是拉动内需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的高投资率问题，主要集中于城市，而农村的投资还是严重不足。在过去的10多年间，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规模的比重逐年下降。199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019万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4376亿元，占比22%，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万亿元，农村投资2.4124万亿元，占比仅为14%，在10多年里下降8个百分点。

农村投资规模不足，一方面在于投资回报率不高，对资金的吸引力不足。在投资回报率不高的公共领域投资，显然需要政府加以引导，比如农村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也是为农村的最终消费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另外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落后也是农村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和“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相比，“金融下乡”对农村经济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2001至2009年中国GDP

年度 GDP(亿元) 同比增长（%）

2001 109655.17 8.3

2002 120332.69 9.1

2003 135822.76 10.0

2004 159878.34 10.1

2005 183217.40 10.4

2006 211923.50 11.6

2007 257305.60 13.0

2008 314045.00 9.6

2009 335353.00 8.7 （文 / 谢九） 全球金融危机贸易摩擦拉动增长经济学宏观经济人民币美国金融危机全球第二第一城市经济国家经济贸易顺差消费投资人民币升值美国gdp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城市gdp经济增长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