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蒋雯丽

( 电影《我们天上见》剧照 )

蒋雯丽向来喜欢写作，但既不集结成书，也不零星发表，甚至对互联网都敬而远之，“只求自我愉悦”。但是这次的剧本写得很是郑重，离开北京，在西湖边租下了一间屋子，凭窗望去就是多姿的湖畔美景。时值秋日，湖上已有几分肃杀，可心里满满的怀念，落笔就是清明，写到兴致所至，人物便活灵活现地在耳边说起话来。

“写这个剧本太享受了，我都能忘了是自己在敲键盘，我也说不清楚为何人到中年，那段和姥爷在一起的生活，留在我心里的印象不仅越来越清晰，甚至越来越沉重。我是从小跟着姥爷长大的，他去世的时候我刚好12岁，那一天，心里的一个声音告诉我，童年结束了，或者正是自我割断的童年，需要机会续写完整。人们常说，大部分中国人缺乏信仰，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有很独特的信仰，每年清明大家都会去祭祖先，隐隐觉得祖先是自己的信仰。这么多年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很多时候，遇到了危险或者过不去的坎坷，心里就对我自己说，姥爷在天上保佑我。”

2005年剧本定稿，蒋雯丽觉得已经是心事的了结，故事里80%都是自己真实的童年过往，没想到的是，一个很私人的剧本竟然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后来我想想，可能因为自己最了解自己，说自己的事儿真诚，这个基础让故事显得动人。我试图用一个孩子的眼光去回望那个时代，确实，现在的物质条件比上世纪70年代好得多，但是究竟幸福多少我不确定。我儿子常吵着去饭馆里吃饭，我告诉他，你妈妈长大到了20岁还没有去过饭馆。但我想想，就觉得还是自己幸福，小时候我可以端个碗就去邻居家里，虽然大家都很清贫，没什么好东西，甚至每个人的食物都有限，但是没人拒绝我。现在到一个地方住上3年，很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剧本里有很多东西是我的怀念，一方面是我对姥爷的思念，另一方面是我想唤起一些眼下生活里缺失的东西，比如，简单的快乐、温暖的人情。”

大家的鼓励让蒋雯丽也动心自己把剧本拍成电影，但总觉得积累和准备不够。2006年开始就演《立春》，接着就是《金婚》，转眼到了2007年，蒋雯丽决心不接戏，一心拍自己的电影，那一年她真的只拍了一部张一白的《秘岸》，前后1个月，把自己的电影安排到了9月，要开机的时候，她反而畏缩了——“还是觉得不够”。

结果又到了2008年，一拖又到9月份，“我发现自己没完没了地停在剧本阶段，要努把力走出来，我就跟自己说，必须动手，不管怎样也要拍出来再说，再不拍就拍不出来了”。

自己决心做导演，蒋雯丽曾想把摄影交给顾长卫，但是顾长卫拒绝了她的“邀请”，理由是：“要是我去做摄影，人们看一眼就会说，这是顾长卫的作品，不是蒋雯丽的作品。”

于是就真的开机了。站在演员的角度考虑导演功课的蒋雯丽，甚至没有给剧本分镜，回想起开始时的手忙脚乱，她告诉本刊记者：“我给自己找了个支点，就是托着下巴躲在监视器后面，苦苦思考，分镜、机位、景别、调度啊，我从小喜欢画画，是个对画面要求非常高的人，近乎完美主义。一遍一遍总觉得还是不对，没有达到我的想象，现场好几十号人都在等我想明白，更平添我的紧张。每天最明显的感觉是脑供血不足，就像憋着气长跑，上气不接下气的，这才知道与演员沟通哪里是导演工作的全部。”

于是夜里补课，白天赶工，蒋雯丽至今十分感谢剧组里伙伴们的鼎力相助：“导演是折磨别人的角色，那么女导演的第一部戏通常都是要被欺负的，我甚至一早就做好了准备。但实际上没有人欺负我，大家对我特别好。”

蒋雯丽说自己在生活中是个非常不愿意做决定的人，哪怕和很熟的朋友在一起吃饭，也习惯别人点菜。家里有点什么事，喜欢跟老公商量，好不好，行不行，每天挂在嘴上。“总之我喜欢把选择交给别人，但是当了导演，所有决定都要我自己做，对我而言真是痛苦。”

于是，当人人都怀疑她的温和如何能匹配导演的角色时，她也决定去学着大牌导演的样子发一次火。“接着就有一次，我真的生气了，因为朱旭老师80岁了，老爷子习惯每天中午休息一下，不然他下午就记不住词儿，状态也不好。我每天中午也会很刻意地留出来一两个小时给他休息，但那天因为拍下雪的戏，雪是做的，不容易维持，现场人也多，就觉得应该早拍完早结束，午饭后就赶紧接着拍，老爷子也到位等着。但我透过监视器一看，窗户玻璃透亮亮的，没有霜也没有雪，窗台上都是干净的，后面透出来的树上甚至还有树叶。我当时就火了，对美术组的工作人员说，这些东西透过监视器都能看见，你们为什么不准备好了再把演员请来，你们准备再用多长时间去弄？美工手边找不到喷窗户的材料，我就把对讲机往桌子上一扔，走了，心想我也得学学导演生气的样子，‘不拍了，收工’，好歹给他们个教训。”

事实是，蒋雯丽上了趟厕所，就坐回了导演的位子：“在厕所里我想，雪都做了，费了力气的，况且今天不拍，任务也完不成。很多导演追求自己的艺术创作可能顾不得其他，但是我习惯不自觉地就为投资方、演员、剧务方方面面的人着想。剧组是一个团队，个人情绪尤其不重要，所有的决定都等着我来做的时候，更由不得我生气、退缩或者沮丧。”

“北漂”了20年，至今蒋雯丽仍说自己是一个骨子里很南方的女人，性格里有多愁善感的一面，所以《我们天上见》的一百零几场戏中，竟有70多场的雨戏，就为了营造出南方春天的烟雨朦胧。只不过写的时候全不知道拍摄的艰辛：“我整天拿着对讲机，先喊各就各位，再一道一道下命令，清场，下雨，打板，开机，演员开始，我觉得整天这么一遍一遍地喊过去，老是恍惚自己不是在拍电影，是在发射火箭。”

最后一场戏拍的是过年，也就成了剧组的杀青仪式。那晚上大家放了剧组里所有的鞭炮，把酒言欢，畅快淋漓，只有蒋雯丽一个人躲进电影里那间画满了兰花的屋子，放声大哭，像个孩子。摄影师走进来悄悄拍了下来，成了电影花絮中最精华的部分。“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聚集过来后，我才发觉自己的失态，心想这么大劲端起来的导演架子全毁了（笑），非常非常不好意思。但那晚上我放下了一个压在心上的担子，非常的幸福。”

那一晚上之后，至今再有人叫蒋雯丽导演时，蒋雯丽又笑着跟人家商量：“别叫导演，您还是叫我雯丽吧。”圈里的朋友们陆陆续续看了《我们天上见》，冯小刚认认真真地说：“蒋雯丽不是玩票儿。”姜文给她发来短信说：“别老说这是最后一部，我还琢磨得在你的下一部戏里演呢。”

可是蒋雯丽对本刊记者说：“我还是觉得写剧本的时候最享受，就像我平时画画一样，是特别美妙的过程。我也没有系统地学过那些技法手段，就是依照着内心的感觉来，天马行空地把自己心里的情绪发散出来，瞬息万变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下特别好，甚至不需要掌控，浓淡之间全是惊喜。剧本里的人物和画笔上的颜色都是能和我对话的，现在想来也觉得激动，或许，我还是适合做这样单一自我的事情。”

但她也完全不后悔自己拍电影的选择：“自从生了小孩，我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从前我也好胜，告诉自己要走出去就要好好学习，要做好演员就要不停拍戏，要做成功的女人就要抓紧结婚等等。我想遵照方方面面的要求，做一个达标的人，不停地跟在大家后面慌慌张张。当手上抱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头一回意识到自己心里真正想要什么东西是怎样的感觉，小生命的降临给我机会重新思考应该怎么生活，生命何其短暂。从前我也有很多想法，但想了就扔在那里，达标让我很忙，现在我重视自己内心感受到的愿望，比如2006年的时候我去演《立春》，增肥扮丑对于一个女演员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面对内心强烈的愿望，全部自然而然。我用大半年活在王彩玲的世界里，因为我愿意投入到这样的人物中去，拍这部电影也一样。”

蒋雯丽告诉本刊记者，在她的世界里，每当面对这种强烈的愿望，从不满足“完成”一类的词语结束。“我习惯于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其中，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性格，很投入地去做事情，把自己抛在痛苦里煎熬里，在所不惜。过程或许不舒服，但之后我就能感觉到方方面面的提升，也感受到生命的痛快淋漓。”

《我们天上见》计划在今年清明后上映，从去年底的韩国釜山电影节，到今年初的中国澳门电影节，已开始获奖不断。蒋雯丽却说，获得这些奖项很开心，但不是职业导演，也不是那么重要，把自己放进电影里的两年结束了，如今最强烈的想法就是赶紧回到孩子身边。“我儿子今年8岁了，我已经开始意识到他很快就会离开我，甚至会不再让我跟着他，他开始有自己的同学，有自己的圈子，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抓紧时间享受能被他依赖的时光。”■

（文 / 李东然） 中国电影导演电影剧情片我们天上见蒋雯丽